經濟崛起之後，中國正迎來傳統文化復興的大潮。中國文化將再次復興的大趨勢已經很明朗了，無可阻擋。在大趨勢上，我是樂觀的。
但是，在復興進度的具體進展上，我又是很悲觀的。自辛亥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學術界，以及社會主流，都是在不遺餘力的否定中國文化，甚至加給了她太多太多的汙名。歷經100多年的否定和辱罵之後，現代人在認知上，已經對中國文化已經非常非常的陌生，搞不清什麼是中國文化，無法認知中國文化的要義所在。
因此，文化復興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對中國文化的正確認知。這一點對當下的中國，的確非常難。當前，在對中國文化建立正確的認知上，存在兩大障礙。
第一大障礙是，將歷史與文化等同、混同，無法在歷史和文化間建立正確的區分，沒有正確區分歷史和文化的辨識能力、判斷能力。把中國歷史上所存在的事物和現象都說成是中國文化。譬如京劇被稱為國粹，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說相聲的人也相聲說成中國傳統文化。
第二大障礙，是進一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投降主義。何謂文化投降主義？就是理所當然地、習而不察地認定和預設，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方文化是先進的，落後的中國文化理應向先進的西方文化學習和轉型。
文化投降主義認為，西方文化的皇冠就是“科學”和“民主”，這兩者具備絕對的真理性和先進性，具有絕對崇高的價值，而且也不容置疑，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永恆核心。在這種基本前提下，中國文化的發展目標，就是隻能設法引入和發育科學和民主，形成一個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的新文化。在這樣的新文化中，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當然只能是科學和民主的附庸、打雜的。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伊始，陳獨秀等人，就是以“德”、“賽”兩先生去否定和攻擊中國傳統文化，去否定和攻擊儒家的。自此，文化投降主義的思維定勢就牢牢確立，直至當下。這種思維定勢，依然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的學術界，牢牢控制著中國的主流精英，被認為是想當然的真理。誰敢質疑這一點，就是不可理喻，就是反智反文明，就是低級業餘的民科。
混同歷史和文化在當今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商業領域，很多產品和服務都努力往傳統文化上靠。但凡在解放前就有的，統統地說自己是傳統文化。當然，存在的越久，傳統文化的含量就越高。是就是把歷史直接與文化混同。
那些把京劇稱國粹的人，把相聲也叫傳統文化的人，你們可知道。在中國傳統的價值判斷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譜系中，這些都是“戲子無義”的“下九流”。當然，在現代文明中，在當今的中國，唱戲的說相聲的都不再是下九流了，而是“藝術家”，是明星、大腕。
當然，你可以當你的藝術家、明星、大腕，但是，你說京劇是國粹就不對了，說相聲是傳統文化就不對了。如果非要往傳統文化上靠，你們必須首先承認自己是“無義”的“下九流”。當你們在說京劇和相聲是傳統文化的同時，有把演員由“下九流”拉昇到“藝術家”，那你們就是在篡改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歷史中本來不是傳統文化，甚至反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錯指為傳統文化。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現代人在口頭上大倡傳統文化的同時，卻實質上卻在堂而皇之地在否定中國文化。他們一方面將京劇和相聲歸入傳統文化，一方面則又主張說，傳統文化將演員和妓女並列，以他們是“無義”之人的做法是落後的，這是職業歧視，是封建糟粕。他們認為職業是平等，這是現代文明的觀念，也是先進的觀念。
關於中國傳統為何歧視演員和妓女兩個職業義理分析，本文不能展開，以後再專文詳述。只指出兩點。一是，其實傳統真正歧視的不是職業本身，而是“無義”的行為。演員的表演和妓女的賣身被認為是“無義”。第二點，現代文明所倡導的職業平等，與人的平等一樣，是虛假的、虛構的。在身份和職業上進行區分和區別對待，現代文明依然存在。
實際上，有時候對職業的歧視，現代文明也比傳統的中國更嚴重和極端。譬如，在現代中國妓女是一個法律禁止的職業，但是歷史上卻並不禁止。偷盜在全球都是被絕對禁止的。但是，在中國傳統中，偷盜不一定不是好的，盜賊也不一定不是好人。梁山好漢就是著名的盜賊團伙，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對其褒揚。“劫富濟貧”的盜竊是正義的，這些盜竊者都是俠客。
還有一種將歷史和文化混同，表現在學術上、思想上。將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學派和思想統統說成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把百家的每一家的學說都說成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孔子的是，韓非的也是；孟子是，荀子也是；墨子的是，楊子的也是；商鞅的是，老莊的也是。
其實，深入研究人類文明史可以發現，任何一個文明，只要是大規模地突然地出現新思想、新文化，一定是文明交流的結果，這些新思想、新文化，都是其他文明傳來的，都是不符合自己的文明傳統的。
在諸子百家中，除了孔子的儒家是對當時中國傳統的直接繼承外，其他任何一家，其學說中都或多或少有明顯的外來因素，這些因素都不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甚至相悖。其中尤其典型者，就是法家。法家的核心思想肇始於西亞的亞述帝國，成熟于波斯帝國。法家在中國的出現，只可能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結果。儒家和法家的對立，實際上也是當時中西文化的對立。
因此，決不能將法家也當成中國的傳統文化，儘管它在2500多年就已經出現了。法家自在中國出現伊始，對法家的反對和抵抗便立即出現了，而且一刻也沒有停息。春秋戰國時期存在，秦漢以後依然存在。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儒法之爭。春秋之後的中國歷史，總體上，其實就是儒法之爭的歷史。
可以這麼來比喻，儒家是中國文明的健康狀態、正常狀態，而法家則是一種病毒，而且是感染力非常強，極難消除的病毒。春秋之後的中國歷史，就是感染上法家病毒的病人。儒法之爭，就是中國所作出的抗擊病毒、救治病症的努力。對於一個病人，顯然我們不能把病症當成他的本質，把病症當成他本身，健康正常的狀態才是其本質。同樣，我們也不能把法家看成是中國文化，不能把法家當成中國文化的本質。與之對抗的儒家才是。
但是，現代秉持現代文明中的所謂的“平等”理念，而將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看成是平等學派，平等的思想流派，而罔顧此前的中國歷史中只有儒家而並無其他百家的基本事實，罔顧諸子百家期間，尤其是漢武帝之後，儒家也是一直是中國主導性的思想，他們百家則居於邊緣。因此，現代人的這種將歷史與文化混同的行為，其他百家與儒家混同的行為，是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和篡改。
下面談在解釋一下阻礙對中國文化建立正確的認知第二大障礙：文化投降主義。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乃至整個華人世界的學術界，包括港澳臺，以及其他海外華人學者，就被文化投降主義牢牢控制。學術研究的目標就被預定為，如何發展出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的新文化。要達此目的，要麼徹底否定中國自身的文化，要麼去修正和篡改中國文化，然後納入西方的文化體系。
在中國大陸，是長期內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徹底否定儒家。解放前如此，解放後亦然如此。只是最近幾年，在民間傳統復興、儒學復興的大潮下，政府也開始轉變觀念，明確提出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政策綱領。同時，在學術界一個叫“新儒家”的群體也逐漸興起。儒家之外，其他各家都被人打著復興傳統文化的名義而倡導。
在包括港澳臺在內的海外華人學術界，並沒有象中國大陸一樣徹底否定儒家，而一直在進行著如火如荼的研究。其實，他們與中國大陸不過是50步與100步，因為他們的儒學都是修正主義的，都是在研究如何讓儒學嵌入西方的學術體系，如何在科學和民主之下找一個安身之所。說的難聽一點，就是讓儒學更好地做西方文化的附庸和僕人。在實質上，也是否定儒家的。
無論昔日港臺海外新儒家，還是當下的大陸新儒家，統統都是修正主義者，都是實質上的儒家否定者、破壞者。
因此，我不僅堅決要與當下形形色色的打著中國傳統文化旗號的人劃清界限，還要與形形色色的“新儒家”劃清界限。恕我眼拙，我還沒有見過有哪一位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不是在違背中國傳統文化，我愛沒有見過有哪一位號稱“新儒家”的人不是在做著實際上違背和否定儒家的事。
那麼儒家的真意究竟是什麼？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究竟何在？下面我給出一個概要性的說明，不能做詳細分析了。
歷史地看，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要義在於，倡導和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倡導和維護意的獨立和自由，倡導和維護道義的獨立和自由。“心性、意、道義”是則為同一個東西，可以說是“三位一體”。可以用中間的“意”代表這三者。因此，儒家文化的要義就在於：意的獨立和自由。
“心”是人的思考、思維主體。但是，這個主體並非物理上實有，而只是一個邏輯推導的結構。因為人總是在思考和判斷，總是在發出決定去行動的意志指令，中國的古人認為，這些思考、判斷和意志，應該有一個主體，並稱之為“心”。“心”具備情感感知能力、思考判斷能力，以及發出意志的能力。
“心”的存在時邏輯上的，而非生理上的。在生理上，並不存在一個“心”。生理上的心是心臟，腦子儘管有思考功能，但是腦子是硬件，“心”是從功能和軟件上說的。
因此，對於“心”人是無法感知的，人能夠感知的，唯有 “意”。包括知識之“意”，和行為之“意”。知識之“意”就是《大學》“致知”之“知”。行為之“意”就是“誠意”之“意”。過分地強調心，很容易陷入錯誤的虛構。
道義、義理，是共識化的意。但是，道義很容易被外化，外化成外在的規則。
“意”介於心和道義之間的意，就連接心和義，可以涵蓋兩者。意本於人心，為人心所發出，道義則為公共性的意。因此，意的獨立和自由更能避免過往之弊端，更能彰顯儒家之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