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戰略文化是影響戰略行為的最深層原因。發達和早熟的商業文明塑造了西方獨特的戰略文化，也賦予了其強烈的權力和擴張意識。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霸權主義應運而生，併成為西方世界普遍認可的國際生存法則。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國際戰略博弈日益複雜的今天，我們應更加清醒地認識美國的霸權主義本質。
摘要
戰略文化是影響戰略行為的最深層原因。發達和早熟的商業文明塑造了西方獨特的戰略文化，也賦予了其強烈的權力和擴張意識。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霸權主義應運而生，併成為西方世界普遍認可的國際生存法則。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國際戰略博弈日益複雜的今天，我們應更加清醒地認識美國的霸權主義本質。
戰略文化一般是指國家在進行戰略判斷、戰略決策、戰略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穩定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它是一個國家民族特性、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在戰略領域的集中體現。文化不是行為，但文化可以最深刻地影響行為。
一個國家戰略的制定要受戰略環境、戰略利益、戰略能力、戰略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最深層次的無疑是戰略文化。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國際戰略博弈日益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認清擴張文化的本質特性，對於我們預判和應對霸權主義威脅挑戰具有積極意義。
商業文明孕育擴張文化
一種戰略文化的形成，既會受到來自國際體系與結構的外生因素的影響，更會受到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文化、歷史經驗和社會因素等內生因素的影響。前者是條件，後者是根本。
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半島是一個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佈的貧瘠地區。貧瘠的土地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這使得希臘各城邦之間為了生存不時展開激烈的爭奪，恃強凌弱成為基本的生存邏輯。而與此同時，希臘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天然良港，又為希臘擴大生存空間提供了便利通道，促進了希臘早期的對外殖民和後來的海外貿易。
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希臘人開始了大規模向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的浪潮。“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有之。到公元前5世紀時，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茂的希臘殖民地。”在環境資源匱乏和海洋文化的推動下，希臘選擇了商業、掠奪、殖民三位一體的生存發展模式，形成以海上擴張和海外貿易為主體的商業文明。
馬克思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同生產效率低下、生產週期緩慢的農耕文明不同，商業文明呈現的則是效率高、見效快的特點。
這樣的特點使東西方國家在面對“天”與“人”、“義”與“利”這些在不同文明早期就具有同等思辨地位的核心範疇時，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和選擇。東方注重“天人合一”，熱衷於追求倫理道德；西方更注重“天人相分”，更樂於探索自然規律；東方人重義輕利，西方人重利輕義。儘管同樣受到封建主義的壓迫，但西方不受拘束、自由盛行的商品經濟顯然比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更易突破封建社會的硬殼而獲得質變的機會。
因此，儘管西方有漫長的中世紀，而一旦商業精神得到合適的生存土壤就會以驚人的速度飛躍發展。15世紀末以後，西方人開始的大規模探險己顯示出商業文明的固有擴張性。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不再像中世紀的衛道士那樣羞於言利，而是大膽地談論利益和追求利益。資本主義商業精神完全顛覆了中世紀注重精神宗教信仰、蔑視物質財富的思想觀念，利益成為行為的動機和目標並統治了人們的生活。
馬克思評價說：“利益被提升為人的統治者。”“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被歸結為商業關係。”資本主義以其強大的力量瓦解了傳統自然經濟，顛覆了傳統道德準則，以全新的面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現代形態。
資本逐利的特性決定了歐洲資產階級絕不會滿足於狹小有限的歐洲市場，必然要將手腳伸向更廣袤的海外市場。“15世紀結束時摩爾人最終重新徵服了伊比利亞半島，葡萄牙人開始了對亞洲的滲透，西班牙人開始了對美洲的滲透。在其後的250年間，整個西半球和亞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於歐洲的統治和控制之下。”
到19世紀中後葉，西方國家最終確立了其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西方贏得世界，並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勢（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入到文明中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權力崇拜引發暴力衝突
商業文明的土壤使得西方社會對“利益”有著天生的好感。利益本無好壞之分，但利益獲得的手段則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利益的價值判斷。在西方戰略文化中，利用“權力”獲得“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縱覽西方文明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權力手段的介入使得西方文明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沾染了太多的鮮血，特別是西方的現代化更是建立在對亞洲、非洲、美洲血腥掠奪基礎上的。雖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曾經出現過理想主義的光芒，但總體而言，“自我利益優先於任何道德原則，權力優先於正義”的“權力—利益”思維模式，一直是西方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通過對古希臘城邦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爭的描述，揭示了“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 的西方式生存法則。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把“自然狀態”和“權力”論結合成一種完整的理論。他認為“自然狀態中的國際關係是一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國際關係是一個每個國家都在其中依據零和博弈規則反對所有國家的競技場” ；“國家間關係和國王間關係處於‘純粹的自然狀態’中……即國際政治尤其表現出國家追求權力是一個普遍而持久的傾向。”
漢斯·摩根索在他的《國家間政治：爭取權力與和平的鬥爭》中，系統提出了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權力才能得以實現，並首次提出以“權力界定利益”為核心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 ，把“權力”昇華為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範式。顯然，無論是修昔底德“正義標準論”，還是漢斯·摩根索的“權力界定利益論”，實際上都表達了西方文明對“權力”的崇拜。
在“權力”意識影響下，“暴力”在西方戰略文化中具有了一種天然的“合理性”，成為西方國家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邊界最常用的手段。馬基雅維利認為：“與人爭雄，世間有兩種方法：一種用法律，另一種憑暴力……不過第一種方法會時常覺得不足的，必須藉助於第二種。”“絕不能為了避免戰爭而犯下錯誤，因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味拖延只會將自己置身於不利之地。”
鼓吹權力意志的尼采更是直白地勸誡人們：“不要工作，要去作戰”“不要和平，而要勝利”“因為只有戰爭才能將一切事業變得神聖”。對於尼采的這種觀念，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評價說：“他的種種觀念，諸如：腐化輪迴、軍國主義、價值轉換、權力意志，皆深植於西方文明的本質之中，且對於分析西方文明，有著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儘管西方戰略文化中也曾經出現過“和平主義”的曙光，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但縱覽西方文明發展史，這些“曙光”只是曇花一現，既不可能佔據主導地位，也不可能留下實踐印記。
摘要
戰略文化是影響戰略行為的最深層原因。發達和早熟的商業文明塑造了西方獨特的戰略文化，也賦予了其強烈的權力和擴張意識。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霸權主義應運而生，併成為西方世界普遍認可的國際生存法則。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國際戰略博弈日益複雜的今天，我們應更加清醒地認識美國的霸權主義本質。
戰略文化一般是指國家在進行戰略判斷、戰略決策、戰略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穩定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它是一個國家民族特性、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在戰略領域的集中體現。文化不是行為，但文化可以最深刻地影響行為。
一個國家戰略的制定要受戰略環境、戰略利益、戰略能力、戰略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最深層次的無疑是戰略文化。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調整、國際戰略博弈日益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認清擴張文化的本質特性，對於我們預判和應對霸權主義威脅挑戰具有積極意義。
商業文明孕育擴張文化
一種戰略文化的形成，既會受到來自國際體系與結構的外生因素的影響，更會受到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文化、歷史經驗和社會因素等內生因素的影響。前者是條件，後者是根本。
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半島是一個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佈的貧瘠地區。貧瘠的土地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這使得希臘各城邦之間為了生存不時展開激烈的爭奪，恃強凌弱成為基本的生存邏輯。而與此同時，希臘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天然良港，又為希臘擴大生存空間提供了便利通道，促進了希臘早期的對外殖民和後來的海外貿易。
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希臘人開始了大規模向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的浪潮。“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有之。到公元前5世紀時，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茂的希臘殖民地。”在環境資源匱乏和海洋文化的推動下，希臘選擇了商業、掠奪、殖民三位一體的生存發展模式，形成以海上擴張和海外貿易為主體的商業文明。
馬克思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同生產效率低下、生產週期緩慢的農耕文明不同，商業文明呈現的則是效率高、見效快的特點。
這樣的特點使東西方國家在面對“天”與“人”、“義”與“利”這些在不同文明早期就具有同等思辨地位的核心範疇時，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和選擇。東方注重“天人合一”，熱衷於追求倫理道德；西方更注重“天人相分”，更樂於探索自然規律；東方人重義輕利，西方人重利輕義。儘管同樣受到封建主義的壓迫，但西方不受拘束、自由盛行的商品經濟顯然比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更易突破封建社會的硬殼而獲得質變的機會。
因此，儘管西方有漫長的中世紀，而一旦商業精神得到合適的生存土壤就會以驚人的速度飛躍發展。15世紀末以後，西方人開始的大規模探險己顯示出商業文明的固有擴張性。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不再像中世紀的衛道士那樣羞於言利，而是大膽地談論利益和追求利益。資本主義商業精神完全顛覆了中世紀注重精神宗教信仰、蔑視物質財富的思想觀念，利益成為行為的動機和目標並統治了人們的生活。
馬克思評價說：“利益被提升為人的統治者。”“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被歸結為商業關係。”資本主義以其強大的力量瓦解了傳統自然經濟，顛覆了傳統道德準則，以全新的面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現代形態。
資本逐利的特性決定了歐洲資產階級絕不會滿足於狹小有限的歐洲市場，必然要將手腳伸向更廣袤的海外市場。“15世紀結束時摩爾人最終重新徵服了伊比利亞半島，葡萄牙人開始了對亞洲的滲透，西班牙人開始了對美洲的滲透。在其後的250年間，整個西半球和亞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於歐洲的統治和控制之下。”
到19世紀中後葉，西方國家最終確立了其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西方贏得世界，並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勢（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入到文明中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權力崇拜引發暴力衝突
商業文明的土壤使得西方社會對“利益”有著天生的好感。利益本無好壞之分，但利益獲得的手段則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利益的價值判斷。在西方戰略文化中，利用“權力”獲得“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縱覽西方文明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權力手段的介入使得西方文明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沾染了太多的鮮血，特別是西方的現代化更是建立在對亞洲、非洲、美洲血腥掠奪基礎上的。雖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曾經出現過理想主義的光芒，但總體而言，“自我利益優先於任何道德原則，權力優先於正義”的“權力—利益”思維模式，一直是西方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通過對古希臘城邦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爭的描述，揭示了“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 的西方式生存法則。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把“自然狀態”和“權力”論結合成一種完整的理論。他認為“自然狀態中的國際關係是一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國際關係是一個每個國家都在其中依據零和博弈規則反對所有國家的競技場” ；“國家間關係和國王間關係處於‘純粹的自然狀態’中……即國際政治尤其表現出國家追求權力是一個普遍而持久的傾向。”
漢斯·摩根索在他的《國家間政治：爭取權力與和平的鬥爭》中，系統提出了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權力才能得以實現，並首次提出以“權力界定利益”為核心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 ，把“權力”昇華為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範式。顯然，無論是修昔底德“正義標準論”，還是漢斯·摩根索的“權力界定利益論”，實際上都表達了西方文明對“權力”的崇拜。
在“權力”意識影響下，“暴力”在西方戰略文化中具有了一種天然的“合理性”，成為西方國家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邊界最常用的手段。馬基雅維利認為：“與人爭雄，世間有兩種方法：一種用法律，另一種憑暴力……不過第一種方法會時常覺得不足的，必須藉助於第二種。”“絕不能為了避免戰爭而犯下錯誤，因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味拖延只會將自己置身於不利之地。”
鼓吹權力意志的尼采更是直白地勸誡人們：“不要工作，要去作戰”“不要和平，而要勝利”“因為只有戰爭才能將一切事業變得神聖”。對於尼采的這種觀念，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評價說：“他的種種觀念，諸如：腐化輪迴、軍國主義、價值轉換、權力意志，皆深植於西方文明的本質之中，且對於分析西方文明，有著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儘管西方戰略文化中也曾經出現過“和平主義”的曙光，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但縱覽西方文明發展史，這些“曙光”只是曇花一現，既不可能佔據主導地位，也不可能留下實踐印記。
權力暴力催生霸權主義
有什麼樣的戰略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戰略行為。對於西方而言，崇力好戰的戰略文化傳統使得西方國家能夠最早走出民族歷史時代而邁進世界歷史時代；而強烈的權力與暴力意識又使得西方國家缺乏最基本的道義意識，“霸權”與“強權”成為被西方社會普遍認可的國際生存法則。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由來已久，它發軔於近代西方國家的對外擴張，是國際舊秩序的主要特徵。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國家憑藉其先進的生產工具和交通技術，在世界各地到處擴張和掠奪，進行血腥的殖民掠奪，在推動世界由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同時，也迅速改變了原來世界的“多中心”狀態，“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當世界邁入20世紀時，文化的慣性使德國、日本等國家在面對世界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時，一再舉起“暴力”大棒，直至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布坎南一語道破，“我們國家的生存法則就是擴張，即使我們要違背它，也不可能。”冷戰期間，美蘇爭霸取代了列強爭霸，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爭奪世界霸權，在亞非拉廣大地區實行擴張政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籠罩全球，讓人窒息。
蘇聯解體後，兩極對峙的世界格局結束，但這並不意味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終結。“一枝獨秀”的美國認為自己應該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安排世界秩序。
為此，美國先後進行了4次大的戰略調整：第一次是克林頓政府提出的“參與和擴展戰略”，積極推進北約東擴，強化大西洋聯盟關係；第二次是“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發起“全球反恐戰爭”，戰略重點轉向中東和南亞；第三次是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戰略重點東移亞太；第四次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進的“印太戰略”，戰略重點仍是亞太。這四次戰略調整雖名稱各異，但目標相同，都是為了謀求保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領導地位”。
在這種戰略思維指導下，美國先後發動了多場戰爭。如1991年海灣戰爭，1996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加上美國間接參與的利比亞戰爭。美國在20年間已經實現了對4個國家的政權更迭。同時，美國還在世界各地策劃實施“顏色革命”，如中亞的“玫瑰革命”“鬱金香革命”，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等，無不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直接出手干涉或在背後推波助瀾的結果。
這些戰爭與革命在拓展美國戰略空間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其他國家的戰略空間。持續的壓制與持續的反壓制，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競爭。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加快了北約東擴的步伐，俄羅斯戰略空間不斷被擠壓。由烏克蘭危機引發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更是將兩者的關係帶入到冷戰結束後的最低點。近年來，美國通過多種途徑對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內政外交進行干涉，軍事上加強前沿軍事部署，政治上加大滲透力度，經濟上製造各種摩擦，使得整個世界更加不安全不安寧。
無節制的權力擴張和無原則的暴力運用，必然帶來世界範圍內的衝突。近代世界的流血殺戮，當今世界的矛盾衝突，大都可以從西方戰略文化中找到最初的思想源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競爭和衝突構成了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主線，而權力和暴力意識則是引導這條主線走向的內在動力。
建設和平發展的美好世界
人類永遠在創造文化，也永遠處於文化傳統的長河之中。雖然時代的變化在不斷賦予西方戰略文化更多的內涵，但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暴力本性並未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淡，這也是和平與發展雖然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但霸權主義仍然陰魂不散的根本原因。
警惕霸權主義需要我們不斷地審視西方戰略文化和美國的霸權主義，積極應對和消解其負面效應。進入21世紀，伴隨著美國整體實力的下降和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大國的崛起，國際戰略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時期。歷史地看，國際戰略格局調整期往往也是國際鬥爭尖銳期。雖然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調整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但西方戰略文化傳統中內涵的擴張性、暴力性特徵時時提醒我們，圍繞國際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較量會持續不斷進行下去。
在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發展鴻溝日益加深，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的今天，必須大力倡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摒棄叢林法則、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闢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必須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當好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必須更加自覺地防範各種風險和挑戰，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社會安全，打造長期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必須大力加強軍事能力建設，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和備戰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為實現強國夢提供強有力的戰略支撐。
作者：顏旭，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文章來源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7期
責編：樑齊勇
版式：鄺巖
監製：李愛玲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