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常 ，著名學者，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國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佛教、近、現代思想史等。
在20多年前，他就開始從國學的角度研究商業社會；在傳統文化重新受到重視的今天，他通過向企業家學員們傳道、授業、解惑普及國學，使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現代結合，煥發出新的活力；在“國學熱”之中，他倡導的是“返本開新”，中國人既要回到自己文化的傳統中，又要接受西方的文化。王守常所一貫秉承的，就是儒家入世的精神。
要成為世界中的負責任大國，不只是憑藉綜合國力有多強，還要把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念介紹出去，被其他國家、民族所理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大國。
把中國文化價值觀推向世界
在上世紀30年代有一個學派“學衡派”，陳寅恪是這個學派的精神領袖。他在《學衡》雜誌上說：“一方面不忘記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學習。我認為可概括成四個字：返本開新。”
這個學派的陳寅恪、湯用彤等都是在學界建立文化典範的人，他們有很好的傳統文化的基礎，又都在國外留過學，受到西學的訓練。比如，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立意都非常高，都是怎麼讓中國接受世界文化，又怎麼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所以中國文化書院有一個堅持了將近25年的宗旨，就是馮友蘭先生講的：讓世界文化走進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現在常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追尋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在國學中應該是自己對人生、對生命的感悟和認識。中國人還是要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讓自己安身立命的東西。這也是我提倡的，要返本開新，既回到自己文化的傳統中，又接受西方的文化。
因為說到底，大到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小到一個企業家非常成功的時候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發現真正讓中國走向世界，或者讓企業立足的方法，不只是提供一個多好的產品，而是提供一種思維方法和價值觀。當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被世界認同的時候，才能是一個真正的強者。
至於學習企業管理、經營模式那都是具體方法的層面。在哲學的概念裡，這是一個“道”和“術”的關係，“道”一定是在“術”當中，或者是在“器”當中。
哲學要追問的三個問題是：“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一個國家富強了，一樣也要問這些問題。中國承繼著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未來的中國應成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那麼現在的中國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們既要學習西方文化，又不要忘了本民族文化。
因為，中國要成為世界中的負責任大國，不只是憑藉綜合國力有多強，還要把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念介紹出去，被其他國家、民族所理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大國。所以，國學在今天有所發展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我1985年在新加坡訪學，開始把國學運用於對商業的思考。那個時候“亞洲四小龍”興起，也引起了關於西方經濟模式和東亞經濟模式比較的討論。人們認為東亞出現“亞洲四小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四個地方都是在儒家文化圈裡面，所以說中國的文化、儒家的文化，對亞洲經濟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的。
我應該算是親身經歷了這幾個地方，在我看來，用文化的角度來說，儒家文化對亞洲經濟發展有作用，但不是一個全部的作用，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顯然，東亞經濟的發展，肯定有這個地區文化特殊的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的人所認同的一個觀念，也就是李光耀所說的“亞洲價值觀念”，這其實就是中國化的價值觀念。
我想有一點無論中國香港地區、中國臺灣地區或者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他們在社會價值的認同上，儒家文化和中華文化影響處處可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漸漸意識到中華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
現在，傳統文化得到人們的喜愛和重視。各地的國學培訓班剛剛開始起步，文化傳統開始復甦，這就是一個好的氣象。《開心詞典》也好，于丹也好，大眾媒體紛紛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介紹，引導大眾關注經典文化，就使大眾和文化傳統有了接觸，其實這樣也很好。我並不反對用比較商業化的手段來推廣國學。
正如沒有絲綢之路，佛教哪能傳進中國；如果蒙元帝國沒有達到歐洲，中國文化也不可能那麼快得到傳播；鄭和下西洋也帶去了中國文化，文化傳播一定是和經濟活動連在一起的。所以，通過一些商業活動來傳播文化，一點都沒有錯。但是在推廣過程中，追求的利益要合理，要取之有道。
如果認真說的話，國學不能做心靈雞湯，也不能當快餐，還是應該回到經典。任何一個時代的進步都是要回到經典，比如說文藝復興就是回到經典，同樣我們也要回到經典，我們不能僅僅通過娛樂的方法，而是要認認真真地去讀經典，這個不是政治可以推動的，還是需要每一箇中國人應該自己明白的道理。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個人要有道德責任，一個企業也要擔負起民族、國家、社會的責任。
“德”是中國文化很核心的概念
我也不太同意“商場等於戰場”這種價值觀。商場應該是人們拼搏、敬業、創新、奉獻精神展現的場所，而不是“拼殺”的戰場。學會欣賞你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在“朋友”“敵人”的二元選擇中思考你的交易，應該是企業家經營的最高境界。
所以企業不要僅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最大目標，而要把共贏作為自己的目標。一個企業真正要做好的話，是應該有對民族、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的。所以我常說德可以分為大德與小德。“小德”就是自己的道德修養，“大德”就是對民族、社會、國家的責任感，這就是儒家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企業做到一定規模，一定要有這種責任感。《易經》的《坤卦》說的好：“厚德載物”，沒有這個“大德”，就撐不起企業、國家這麼大的一個“物”。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以讓我們理解一個人要有道德責任，一個企業也要擔負起民族、國家、社會的責任。
美國的哈佛商學院已經有了倫理課程，他們出版了《經濟倫理學》《財會倫理學》《人力資源倫理學》等很多書，也已經有了翻譯版本。西方經過幾輪的經濟發展已經意識到了經濟活動中人的問題，而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倫理的重要性。
西方的商業倫理和我們說的商業的“禮義秩序”沒有什麼不同。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人要追問自己有沒有符合基本的道德約束。作為個人，需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如果企業比較小的話可能影響不大，但是如果是規模大的企業，就必須有民族、國家、社會責任感，也就是要求“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否則，諸如這幾年那些迅速成長的企業，因為領導人的道德的缺失，瞬間破產或急速萎縮，不是一個讓人唏噓的例證嗎？
現在在國學的推廣上加入了不少商業化的手段，同樣需要注意這個問題。希望這麼多從事國學相關培訓推廣的機構能夠心有所繫，真正地推廣文化，如果目標變成利益最大化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容易造成人們對國學的一些誤讀。
中國文化中有“義利之辨”，可是人們只片面理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忽視了《易經》中所說的：“以義取利，不謂之利，而謂之義”。當這個“利”的取得是為了大眾，那就不是“利”，而是“義”了，所以通俗地說就是掙錢要有道德原則。
不顧及“義”，而單純地追求“利”，掙錢沒有道德原則，是被中國傳統文化鄙視的。沒有自我道德意識，沒有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是不可能長遠的，很多商場上失敗的人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如今的商戰也可以說是道德戰，企業無視道德約束，只把《三十六計》作為自己的手段，那麼企業規模越大，思維越可怕。
很多企業家都認同我這個觀點，讓企業最終站得住、站得穩的，是你對市場規律認識的全部，而不僅是利潤最大化。
雖然我自己沒有在商場的經歷，但是我見過的商人絕非是爾虞我詐之人，這點給我很多感觸。應該說，“德”是中國文化很核心的概念，所以我講《孫子兵法》的時候說“以德治兵者得天下”，這也是我在授課時最希望傳播給學生的。
古代書院的功能，比如講學、藏書和祭祀等，現代書院對於這些傳統的傳承，要“溫故知新”。
秉承師生對話的書院傳統
當前書院教育的興起是中國文化復興的一個標誌。晚清學者章學誠說過，私學的發展是學術自由發展的必經之路，季羨林也一直主張官學、私學要共同發展。
從教育制度上來說，孔子對教育制度的最大貢獻就是辦了私學。在美國，常春藤五個大學全部是私學，他們為教育建立了一種教育的模式，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制度，推動了整個西方教育的發展。
現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力量在辦書院。有一些退休下來的領導想做一些事情所以主辦了不同形式的書院，或者企業家拿出一些資金來投入書院的教育，這些都是好事情。大家都有一些意願，比如在今天這樣的經濟發展狀況下，怎樣用這種方式進行一些研究，設立一些課程，通過一種教育環節使這樣的價值觀念被推廣出去。
古代書院的功能，比如講學、藏書和祭祀等，現代書院對於這些傳統的傳承，要“溫故知新”，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古代書院教育的方法，老師和學生是一個對話的狀態，教書育人，教學相長，今天制度化的學校就缺失了這些。
書院傳承了一個師生之間共同切磋、因材施教的傳統，老師是道德楷模，不僅是教授知識，更多的是教給你做人的道理。所以，《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我們書院這麼小的圖書館，雖然不可能把書籍全部收集，但是幾大類書籍都是全的。現在也有一個數據圖書館，研究方法變得很便利了。但是又出現一個問題，容易只是進行概念研究而忽視了前後文的意思，這樣讀書只是講效率。現代化的標誌就是效率化，但是在學術上不能只是講效率。
用大講堂的方式、用媒體的方式來傳播文化，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因此忽略了認認真真坐下來讀經典，那文化就變成快餐了。但退一步說，當文化連快餐都不是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對文化有興趣，所以像現在這樣有人週末不休息來這裡讀國學班，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了。
這也是三智道商國學院重新開展拜師禮等儀式的原因所在。國學院培訓中的“儒家思想單元”是以全體企業家學員在孔廟實修結束的，當日進行了隆重的拜孔儀式。孔廟是講儒家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所，營造了學習儒學的環境，因此，在孔廟進行拜師禮是很有意義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儀、祭祀儀式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包括對當前的時代來說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禮樂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內容，當然並不是說儒家的禮樂、儀式要像其他宗教那樣，做到極致、嚴格。它只是“尊師”及“敬畏”的象徵而已。
國學院的拜師儀式在每次開學典禮都會進行，不只是拜孔子，學員們還對現在的老師行拜師禮。注重拜師儀式，目的並不在於恢復很多古時的禮節，而是要倡導尊師重道的傳統觀念。
我很認同《學衡》雜誌的立場和取向，即“昌明國故，融會新知”，在學習世界先進文化的同時，也要從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將傳統文化的精華髮揚光大。譬如學國學的企業家仿古人行拜師禮，普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尊師重道的傳統觀念，是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仍然不可缺少的。
大部分人上完課之後，對他們來說，最主要的目標變成了自我人格的培養。
希望國學帶來清新的空氣
現在國學院已經招收了幾批學員，學習國學的企業家非常多，我自己也去全國各地幾個有名的商學院講課，可以說出現了一個“企業家學國學”的熱潮，這大概也說明了企業界需要一些國學方面的知識。
三智道商國學院可以說通過自己很獨特的課程結構和修習方式吸引到很多學員。一個是在課程架構當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教學的主要內容，除了知識的傳授以外還有道德理念培訓，除了道德理念培訓還有養生概念的一個傳授。
一個人在今天的社會裡怎樣養生，也是很關鍵的一部分，這個養生，不僅僅是隻講身體，還需要養心，所以我們把養生的概念和文化知識，還有道德培訓互相調整，構想了這樣一個課程。第二，我們把佛家、道家、儒家放到一塊，三家合一。
各家、各教的理論在一個課堂先後進行，會有一些衝突也是很正常的。比如，儒家不講“神”，道教就講“神”；儒家講人是有良知的，人性本善，佛教則認為人從“無明”開始，長了眼、耳、鼻、舌、身，於是觀察世界有了分別心，於是就有苦惱，如果你信仰佛教，佛教就幫你破除苦惱；道教認為人是來自“氣”，因為只要練好丹法，就可以昇天了，可以長生不老了。
但這些都不存在相信不相信的問題，每一家、每一教都立定了一個教化人的方法，這些差異都是正常的，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讓這個班有多種觀點和意見共容，儒、釋、道“三智”圓融，這也是我們的宗旨。
我們的學員目標群體還是以企業家為主。其實，中國文化書院與三智道商國學院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希望辦一所私立大學，按照自己的宗旨辦學，為中國現代教育做出點貢獻。
企業家們進入書院學習國學，一般都最希望提高自己，使企業得到發展。但是大部分人上完課之後，對他們來說，企業的發展已經不是最大的苦惱與困惑了，最主要的目標變成了自我人格的培養。怎麼讓自己的心理變得平靜，思考問題變得多元化，這大概是他們得到最多的。
通過這樣的學習使自己的思維方法打開了，使自己對人生有了感悟，這大概也是國學班在今天所發生的作用。我相信有道德責任、有睿智思考的企業家，他們的企業一定會有更大的成長。希望國學給中國企業管理帶來一股比較清新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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