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維多利亞女王於1937年即位,1901年去世,在位的這64年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是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在維多利亞時代,光是對中國的戰爭就打了三場(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大英帝國的軍隊每次都是滿載而歸,簽訂了對中國來說極其不平等的條約。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鴉片戰爭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殖民地遍佈全球,本土和殖民地的面積加在一起,佔到世界陸地總面積的1/4,本土和殖民地的人口數大概也佔到全球人口的1/4。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會有一塊屬於大英帝國領土處於白天,因此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日不落帝國版圖

當時英國的經濟學家傑文斯自豪地寫道:“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牧場,祕魯是我們的銀礦,南非和澳大利亞是我們的金礦,印度和中國是我們的茶葉種植園,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甘蔗、咖啡、香料種植園,美國南部是我們的棉花種植園。”

在這如日中天的鼎盛時期,大英帝國的元首是一個女王。如果你認為帝國女性的地位會因此得到提升,那你就太天真了。這個時期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女性所受到的壓迫,甚至超過了此前或之後由男性君主統治的時期。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被人為地培育成“完美的女性”,被要求充當“家庭的天使”。她們因為貞潔虔誠和順從而受到歌頌,她們被認為理所當然應該熱愛孩子,為家庭奉獻一切。通過教育把女性人為培育成智力有缺陷卻奴性十足的劣等性別,然後說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全家福

作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如果命特別好,父母能給起足夠的嫁妝,出嫁之前沒有失貞,且嫁的人心地也不壞,倒是勉強可以成為這樣一個完美的天使並得到讚美,即便如此也還是要非常卑微壓抑地度過一生,這已經是最好的一種情況。

如果家裡沒錢的話,就只能到工廠去或者當女傭,一天工作16個小時,得到的收入只夠勉強維持生存。如果賣身的話收入會好一點,不過會從此被視為社會的渣滓永無出頭之日,並持續受到疾病和暴力侵害的威脅。一旦懷孕就更加麻煩,要麼冒著生命危險去墮胎,生下孩子也養不起,就算這些孩子能勉強活下來,以後也只能去做僕人,做童工,做童妓。世世代代生生世世都沒有翻身的機會。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並不是一個特別聰敏的人。對於軍政大事她也確實努力學習過,最終也沒有真正弄明白,加上阿爾伯特親王去世之後她心情也一直不好,後面幾十年她也就沒怎麼管事,所以君主立憲制在英國發展得特別順暢,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但是在推崇婦德和“傳統價值觀”這件事上,維多利亞女王倒是頗為上心,不遺餘力。1870年,維多利亞女王發現一個會議報告贊成賦予女性選舉權,她大為震怒,寫信給自己的近臣,聲稱自己團結一切力量來打壓這項“瘋狂愚蠢的”,賦予女性權益的提議,理由是“上帝本就有區別地創造了男人和女人,讓他們各司其職”。她動用一切手段確保那些“不檢點”的女人在她的統治下生活悲慘,她親自規定任何離婚的女人不許進入宮廷,不能在女王出席的場合出現,她甚至還禁止寡婦再婚。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隨著女性被捲入工業革命成為勞動者,女性的意識開始覺醒

為什麼?波伏娃說得好,因為從社會屬性上講,維多利亞女王並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君主。作為一個君主,她需要的是儘可能多的財富,集權,強大的軍隊,廣大的殖民地。她需要的是大英帝國的青壯年男人心無旁騖地去做這些事情。她最不需要的是突然多出一倍的人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要求自由和平等。

雖說維多利亞女王並不是一個特別聰敏的人,未必能意識到廣大女性的權益與她自己作為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帝國君主的最大利益是衝突的。但她出於本能地,激烈反對一切改善和保障普通女性權益的提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一個保守主義當道的時代。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大環境決定的。

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民主進程就非常曲折,或者直接點說就是非常令人失望。從1789年開始就在喊自由平等博愛,一直沒看到成果,鬧來鬧去也無非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從路易·菲利普到拿破崙三世,每一個執政者都是自我標榜著民主憲政溫和理性上位,得到權力之後其實都是一個樣子:對內以保守主義穩定政權,剝削無產階級發展壟斷資本主義,對外大搞帝國主義侵略——也就是整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搞法。

既然如此還不如省下前面那些流血革命和換皇帝的麻煩,反正皇帝換來換去都是一個樣。到最後就連真正的理想主義者都開始懷疑,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會不會根本就只是一個神話。比如波德萊爾,1848年巴黎工人起義的時候他曾經登上街壘參加戰鬥,聽著子彈從耳邊呼嘯而過,以為能夠創造一個不同的社會。

19世紀女性權益的頭號反對者:維多利亞女王

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時候,波德萊爾就已經心灰意冷,知道那些高調不過就是隨便喊一喊,誰傻就騙誰,只是寫下《酒,大麻和鴉片》作為他對那個時代的反饋(他是對的)。就在這一年,英國正在主辦萬國工業博覽會——抓緊時間集中精力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是正經。

即便不是一個特別敏銳的人,維多利亞女王也發現了,並在自己的祕密日記中承認:“這個國家的女性實際上是家庭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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