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對黨作出重大貢獻的王稼祥

關鍵時刻對黨作出重大貢獻的王稼祥

作者：管廷蓮

來源：學習時報

王稼祥是我黨我軍第一代卓越領導人之一。他多次在黨和紅軍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為確立毛澤東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旗幟鮮明支持毛澤東留任前線指揮

1925年10月至1930年1月，王稼祥在蘇聯學習。其間，他雖然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但因為遠離祖國，對國內革命鬥爭和黨的發展實際缺乏深入瞭解，受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擁護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1930年2月，王稼祥回國，第二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稼祥與任弼時、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工作。

王稼祥到蘇區後，直接參與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工作。他善於學習和觀察，通過事實的比較與思考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並在工作中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據王震回憶，王稼祥到蘇區不久在同他的一次交談中說：我國不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走城市暴動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農村根據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在毛澤東看來，根據地第二、三、四次反“圍剿”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主題是批判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會議在討論是留毛澤東在前方指揮軍事還是調離前方，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專做政府工作時，王稼祥力排眾議，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繼續留任前方指揮軍事。王稼祥把幾次反“圍剿”的勝利與攻打贛州的失利進行對比，證明毛澤東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是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他說：“因此，我認為毛澤東同志仍然應該留在前線，繼續指揮紅軍作戰。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與領導人。總之，我的意見是：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堅定站在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邊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後，王稼祥不僅沒有疏遠而且進一步增強了同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友誼。長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澤東因傷病同坐擔架，他們邊行邊談。若干年後，王稼祥回憶說：“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

湘江戰役失利後，紅軍官兵對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在隨後召開的通道、黎平、猴場三次會議，毛澤東力主改變紅軍主力北上計劃，轉為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堅定支持毛澤東的建議，張聞天、周恩來等人也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和主張開始逐步得到貫徹和採納。

事實證明，如果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必須立即變換軍事領導。於是，王稼祥對毛澤東說：“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

12月20日，軍委縱隊來到黃平，張聞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憂心忡忡地說：“博古、李德這樣指揮下去，能行嗎？”張聞天說：“我考慮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揮部隊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比李德強多了！”王稼祥緊接著說：“只有請毛澤東出山，才能挽救紅軍危局！”這一談話史稱“橘林密談”。隨後，王稼祥將他們的談話告訴了彭德懷、聶榮臻等人，他們都表示支持。接著，王稼祥找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等黨和紅軍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們紛紛表示贊成王稼祥的提議。同時毛澤東也同周恩來、朱德進行交流，並先後得到他們的支持。至此，遵義會議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在報告中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迴避主觀的錯誤和責任，只強調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和張聞天先後講話，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毛澤東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方針路線，形勢嚴峻而危急。

在這個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王稼祥站起來堅定表示，贊成和支持張聞天的報告和毛澤東的意見，強調“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提議把毛澤東增補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更好發揮他的作用。接著，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先後發言，贊同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

遵義會議正確解決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路線，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遵義會議的召開，王稼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多次談到“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及時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為確立毛澤東核心地位起了推動作用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關於選舉中央候補委員的講話中指出，黨的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把兩次會議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並強調，“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

1937年6月，王稼祥去蘇聯治療傷病。傷情好轉後留在莫斯科接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當年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和欽差大臣自居，對中共中央執行的方針政策無端指責，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甚至發展到公然否認中央的地步。

隨著王明與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日益加深，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人選問題發表了意見。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離任回國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會見王稼祥和新到莫斯科接替他工作的任弼時。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和任弼時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以《國際指示報告》為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在同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開幕式上，王稼祥又一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對當時統一全黨思想和確保行動一致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全會王明的錯誤受到批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得以確立，全黨的團結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次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