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義走出的開國中將，和吳克華聯手指揮的塔山阻擊戰載入史冊，南寧首任市長

文/何立波

開國中將莫文驊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曾任“抗大”政治部主任、陝甘寧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東北民主聯軍四縱政委、四野第四十一軍政委、第十四和第十三兵團政委、廣西省軍區副政委、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和院長、福州軍區副政委、軍委裝甲兵政委等職，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有重大建樹和突出貢獻，是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莫文驊先後兩次辦學十餘年，思想敏銳，博學多才，兼資文武，被譽為軍中一代儒將。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曾“借書”給毛澤東

1910年1月7日，莫文驊生於廣西南寧市亭子村。在中學時期，他積極參加了南寧青年反帝愛國示威遊行和抵制日貨的學生運動，並參加了學生軍。1926年，莫文驊加入共青團。1929年7月，經組織介紹，莫文驊考入黃埔軍校南寧分校。1929年12月，莫文驊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1930年1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此後歷任紅七軍參謀、連政治指導員等職，參加了保衛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和紅七軍北征作戰。1931年7月，莫文驊隨紅七軍抵達中央蘇區，此後歷任軍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上猶、崇義游擊隊臨時總指揮、湘贛軍區宣傳部長、紅一方面軍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紅五軍團宣傳部長、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二、三、四、五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剛從火線上下來的莫文驊接到紅軍總政治部的一封特急電報，命令他兩天內趕到駐古龍崗鎮的紅八軍團報到，擔任該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電報末尾特地加了一句：“如遲到了，就跟不上隊伍！”此時的莫文驊知道，中央紅軍已無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主力可能要突圍離開中央蘇區，如不按時趕到紅八軍團駐地，就跟不上主力轉移。古龍崗遠在100公里外，情況緊急，莫文驊來不及和師裡的領導同志告別，留下張便條，就連夜啟程。兩天後他趕到古龍崗，匆忙投入到紅軍長征的行列中。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黨中央在瓦窯堡成立新的紅軍學校（後改為西北紅軍大學），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5月，黨中央決定以紅軍學校為基礎，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由毛澤東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莫文驊任黨總支部書記。莫文驊一生酷愛讀書，即使在作戰的間隙，他也擠時間看書寫日記，從未間斷。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曾這樣描寫道：“太陽升起來了。莫文驊環顧四周，到處都是書籍和文件——時事手冊、地圖、兵法書，關於土地問題、中國革命問題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馬列主義讀物，各種小冊子以及英、法、德文書籍。紅軍的挑夫一路搖搖晃晃挑來的圖書全部在這裡了。”

1937年4月，“紅大”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不久，政治處升格為政治部，傅鍾任主任，莫文驊任副主任（七七事變後莫文驊接任主任）。一天，林彪給莫文驊帶來了毛澤東親筆寫下的八個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交給莫文驊。莫文驊立即讓政治部的同志用紅布把這八個字放大剪出來，貼在校門口。從此，“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就成為著名的“抗大”作風。七七事變後，中央調羅瑞卿到“抗大”任教育長，“抗大”日常工作主要由羅瑞卿和莫文驊負責。“抗大”是在我國曆史發生重大轉折時期創辦的。受中央委託，李富春來“抗大”組織編寫紅軍政治工作經驗，一方面是為“抗大”教學之用，另一方面也提供給大後方的國民黨軍隊參考。李富春、莫文驊、劉亞樓等人蔘加了這一工作，親自撰文編寫，李富春寫總論，莫文驊寫戰時政治工作，比較詳細地闡述了戰時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任務與內容和戰時對人民的政治工作、戰時對敵軍的政治工作。對紅軍戰時政治工作的根本經驗和基本做法，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總結。這一開創性的工作，對加強我軍政治建設，發展軍隊政治工作，確是不小的貢獻。

◆1937年4月，莫文驊（前排左一）與紅軍大學第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學合影。

當時，“抗大”開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課程。莫文驊負責辛亥革命一章，在寫出初稿的基礎上，他又去聽張聞天給學員的講課，再對自己的講課提綱進行修改加工，這樣現學現賣當起了這門課的教員。由於莫文驊肯下功夫，加之有一定鬥爭經驗，課講得很生動，很受學員歡迎。“抗大”的工作經歷，為莫文驊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

1938年，毛澤東組織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研究會，莫文驊、蕭勁光等七八個人蔘加，每週討論兩次，地點就在毛澤東家裡。毛澤東一節一節地給大家講課，然後讓大家逐個發言和提問題。莫文驊回憶，毛澤東當時曾說：“打仗就像吃饅頭一樣，要一口一口地吃，集中力量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在戰爭研究會結束後寫出來的，他寫完後還拿給莫文驊先看並在信中寫到：“現送一本《論持久戰》原稿給你看，請你提意見”。

毛澤東非常愛書，很注意收集各種書刊來閱讀。當時，後方群眾送來的慰問品中有一些書刊，毛澤東總要工作人員挑選一些送到他那，還經常推薦一些書給大家看。毛澤東見到莫文驊總要問：“你在讀什麼書啊？有什麼好書嗎？”一次，莫文驊讀到了一本日本人寫的《外線作戰》覺得不錯，推薦給毛澤東說：“報告主席，我看到了一本好書，叫《外線作戰》。”毛澤東高興地說：“快！快借給我。”莫文驊走後，毛澤東立即給郭化若寫信說：“莫文驊有一本《外線作戰》，你去向他借。”第二天，莫文驊就把這本書帶給正在考慮如何將內線作戰變為外線作戰的毛澤東。

毛澤東讓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進行自我批評

1938年2月初，莫文驊任八路軍後方政治部主任，1939年秋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八路軍留守兵團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凝結了戰鬥友誼，關係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戰初期，邊區的困難日益加重的情況下，軍政軍民之間也難免產生一些矛盾。軍隊也出現了不尊重政府和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單純軍事觀點和軍閥殘餘思想有所抬頭。毛澤東對這種情況非常重視，親自做工作協調軍政軍民關係。

1939年冬，莫文驊到駐在永坪的警備四團檢查工作。團長陳先瑞彙報說，戰士去借老百姓的鍋，有的老鄉不肯借，把鍋沉到池塘裡；炊事班到老鄉家去做飯，老鄉把煙筒堵了起來。莫文驊為此給邊區副主席高自立發電報，反映有關情況。蕭勁光把這封電報同時呈送給了中央領導同志。朱德看了電報後批評了邊區政府。西北局書記高崗不服，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莫文驊回延安後不久，毛澤東叫他去。莫文驊進門一看，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李富春、蕭勁光、林伯渠、高自立、高崗都在。毛澤東見莫文驊進去就批評說：“你們軍民關係不好，不檢討自己，還向中央告狀。埋怨政府。”莫文驊知道是電報出了問題，趕忙做檢討，並說明是給私人的電報，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沒有告狀。莫文驊講完後，邊區一位領導同志又講了一些部隊不遵守群眾紀律的事。毛澤東說：“莫文驊檢討了，你們也要檢討檢討嘛！”

◆延安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右）政治部主任莫文驊（中）385旅參謀長耿飆（左）。

1940年下半年，毛澤東在楊家嶺接見八路軍留守部隊的一些領導同志。到會的有蕭勁光、莫文驊、耿飈等十餘人。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今天請各路諸侯來談談軍民關係問題。”有的同志發言時帶有怨氣，埋怨群眾態度不好，說有的老百姓動不動就要拉著部隊同志找毛主席評理。毛澤東聽了以後，耐心地開導大家說：“開天闢地以來，只有軍管民，老百姓見了軍隊就跑。現在老百姓敢批評軍隊，這是大好事。從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評軍隊的？你們懂歷史，你們說說看，是不是這樣？如今變成了民管軍，這該多好啊！這說明我們邊區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績。軍隊有廣大人民群眾當老師，你們做軍隊工作的才不會犯大錯誤，才能打勝仗。邊區才有希望。”一席話說得大家豁然開朗，心悅誠服，怨氣一掃而光。遵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1943年春節前後，陝甘寧邊區掀起了熱烈的“擁軍優抗”、“擁政愛民”活動。這一活動的效果很突出，不僅當時增強了軍民團結，加強了邊區力量，同時對軍隊建設具有深遠歷史意義。1944年，黨中央將這一做法向全軍推廣，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榮傳統。

作為“父母官”，莫文驊為廣西鞏固新政權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從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到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莫文驊在陝北工作了整整十年時間，成為他戎馬一生中最難忘的歲月。1945年10月，莫文驊調任南滿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 5月，莫文驊任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1948年秋，在遼瀋戰役中最激烈的一仗塔山阻擊戰中，莫文驊、吳克華指揮四縱以其頑強的防禦作戰和堅強的政治工作，血戰六天六夜，抵抗住了國民黨軍十一個師的瘋狂進攻，贏得了塔山作戰的輝煌勝利，創造了震動全國的光榮的防禦戰例，保證了我軍主力攻克錦州和遼瀋決戰的勝利。在戰鬥中莫文驊向大家講道：“我們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價，一步不退！敵人打到營部，營部就是第一線；打到團部，團部就是第一線；打到師部，師部就是第一線；打到縱隊部，縱隊部就是第一線！就是天塌下來，打到最後一個人，也一步不能退！”莫文驊的“敵人打到哪裡，哪裡就是第一線，死守不退”的誓言，讓四縱老同志仍記憶猶新。作為縱隊政委的莫文驊，在血與火的考驗面前，不負眾望，以堅強的黨性和出色的才幹，帶領全縱隊團結一心，浴血奮戰，終於贏得了勝利，也贏得了讚譽。人們對他出色的政治工作才幹尤為稱道。主攻錦州的三縱司令員韓先楚曾稱讚說：“莫文驊政委對部隊政治工作很有經驗，他支持和幫助軍事指揮員下決心，是一位能帶領部隊打勝仗的好政委。”

1948年11月1日，莫文驊同吳克華率四縱奉命先遣入關作戰。1949年1月北平解放後，莫文驊升任四野十四兵團政治委員，劉亞樓為兵團司令員，率部南下，6月到達漢口。不久，十四兵團部奉命回京，組建空軍，莫文驊調任十三兵團政委。

1949年12月11日廣西解放，張雲逸任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莫文驊任省委副書記、省軍區第一副政委、南寧市軍管會主任、南寧市委書記兼市長。在廣西解放初期協助張雲逸負責省委和軍區日常工作，莫文驊為建立和鞏固新生政權，剿匪反特，安定秩序，恢復生產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南下途中，十三兵團主要領導人合影。右起：參謀長曾國華、政委莫文驊、司令員程子華、副政委吳法憲、副司令員黃永勝。

入桂初期，剿匪成為莫文驊傾注精力很大的一項工作。廣西山多、民窮、槍多、匪多，有“無山不有洞，無洞不有匪”之說。公開活動的土匪武裝有9萬人，為中南六省之最。這些土匪不僅受滯留香港的桂系軍閥頭目所遙控，而且得到臺灣國民黨政權的支持。鎮壓暴亂，肅清匪患，是廣西解放初期的頭等大事。到1950年1月底，全省收降改編殘敵正規武裝20股，計1.4萬多人。然而此時，土匪暴亂的逆流卻在暗中湧動。1月25日，在恭城縣，以原國民黨退役中將軍長鍾祖培為首的“恭城人民反共救國軍”脅迫群眾4000多人舉行暴亂，將我駐各鄉小部隊及政府工作人員全部殺害。次日上午，匪徒攻入縣城。恭城暴亂，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手段之殘忍，震動了省內外。接著，玉林、梧州、平樂等地也發生了嚴重的土匪暴亂，被殺害的幹部群眾達3000多人。

面對武裝匪徒的猖狂暴亂，廣西軍區迅速派出部隊鎮壓匪亂，處決了鍾祖培等一批匪首骨幹。同時召開會議，重新認識匪情，調整剿匪部署和對策。經過3個月的重點進剿，基本上摧毀了大容山區、六萬大山區、聖堂山區等地股匪，殲滅武裝匪徒3萬餘人。4月20日，莫文驊寫了《廣西四個月剿匪初步總結》，肯定各剿匪部隊的功績、經驗，指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教訓，號召“全體黨、政、軍、民，更大地提高剿匪積極性，通力合作，為完成剿匪任務，安定社會而鬥爭”。

但總體而言，1950年上半年的剿匪鬥爭進展不快。11月14日，毛澤東電示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等，批評廣西剿匪工作落後，要葉劍英前往廣西幫助剿匪工作。11月16日，毛澤東致電華南分局及廣東軍區、廣西省委及廣西軍區，要求檢查剿匪落後的原因，並提議“廣西軍區從12月起仿照西南辦法每月發一次剿匪通報”。毛澤東電報讓廣西省委和軍區領導同志大為震驚。11月16日晚9時，莫文驊以省委名義草擬了一份電文，經張雲逸、陳漫遠、李天佑同意簽發，報告毛主席，表示接受批評和堅決改正。次日，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學習貫徹毛澤東指示，研究和制定措施，加快剿匪步伐。11月20日，又以張雲逸、陳漫遠、莫文驊、李天佑的名義發電給毛澤東，認真檢查在領導剿匪工作中存在的“嚴重缺點”，詳細彙報了冬季進剿情況及下步計劃。當天，毛澤東給張雲逸、陳漫遠、莫文驊和李天佑回電，表示同意他們“對廣西工作的檢討及方針計劃，望本此做法，取得成績，以利主動地應付時局”。經過努力，從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廣西取得了桂南、傜山剿匪的勝利，全省共殲匪18萬多人，收繳槍支22萬支。全省除桂西30多個縣外，基本消滅了股匪，從根本上扭轉了剿匪的被動局面。毛澤東於1951年1月2日和1月23日，先後致電廣西省委、軍區領導及中南軍區黨委，表揚廣西“過去幾個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績”。到1951年5月底，基本肅清了全省股匪。5月16日，毛澤東懷著喜悅的心情，致電廣西軍區並告中南軍區，對廣西剿匪取得的成績表示“甚慰”，“望鼓勵剿匪部隊繼續進剿，殲滅一切殘匪”。廣西剿匪工作於1952年以全勝而宣告結束。

南寧是廣西新省會，市政基礎差。為推動南寧基礎設施建設，莫文驊按照輕重緩急，有計劃地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市政建設，如拆舊城牆，築馬路，建擔水碼頭，疏通陰溝，興建禮堂和人民公園等。開始，莫文驊提議把望仙坡上的古炮臺與白龍塘一帶規劃為人民公園時，有人認為那裡很荒涼，四周樹木稀疏，且離市中心較遠，持不同意見。莫文驊在市政會議上說：“我們共產黨人應有長遠發展的眼光，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今天南寧巴掌大的地方，要看到幾年、幾十年後南寧的發展。”在莫文驊的領導下，南寧各族人民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戰，使南寧城市復甦了，充滿著春天的氣息。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親自選定人民公園為接見廣西各族人民代表的地點。韋國清陪毛澤東登上公園的古炮臺，向毛澤東介紹說：“這個公園是莫文驊當南寧市長時興建的。”毛澤東聽後滿意地點著頭。

◆1950年3月在南寧市鎮寧炮臺上視察。（左一）張雲逸、（中）葉劍英、（右）莫文驊。

1951年5月，中央軍委來電報，調莫文驊到東北軍區任政治部主任。至此，莫文驊不再擔任南寧市市長。莫文驊在南寧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年多。但在這一年裡，南寧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以後的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在學院幹一輩子，死了就埋在八寶山”

為了在新形勢下保持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做好政治工作，培養大批具有一定政治理論水平和科學文化知識，適應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需要的政治工作幹部，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1954年初給中央軍委報告建議創辦解放軍政治學院，很快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在羅榮桓的領導下，政治學院的籌辦工作展開了。為了選配一名專職副院長來主持日常教學和行政工作，羅榮桓挑選了莫文驊。羅榮桓同莫文驊曾在保安“紅大”一起學習，同窗半載，以後莫文驊留在“紅大”和“抗大”工作，具有豐富的辦學經驗。

1954年11月，中央軍委任命羅榮桓兼任政治學院院長，蕭華兼任第一副院長，莫文驊任第二副院長兼教育長，主持學院工作（1961年底，莫文驊任院長）。從此，莫文驊在他戎馬生涯中開始了第二次辦學，而且一辦就是13年。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3 月16日，政治學院舉行首屆開學典禮暨國防部授予政治學院大軍區級的軍旗儀式。在莊嚴的氣氛中，譚政大將代表中央軍委授旗，莫文驊代表政治學院接旗。從1954年調來辦政治學院到“文革”前兩年的這一段時間，莫文驊有幸在羅帥直接領導下工作。莫文驊帶領大家響應羅帥的號召，懷著一顆“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之心，以“在學院幹一輩子，死了就埋在八寶山”的忘我精神，刻苦攻讀，勤奮工作。全院上下政治熱情高，學習氣氛濃，成為政治學院最紅火的時期。莫文驊同大家一道，夜以繼日地工作學習。

當時政治運動不斷，在運動中人們頭腦容易發熱。莫文驊注意保持清醒頭腦，既順應客觀形勢，又不隨波逐流趕浪頭，處理問題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情況，掌握政策。在政治學院整風反右鬥爭中，各基層單位報上來二三十名“右派”分子，要求審批。莫文驊主持召開黨委會，堅持實事求是地分析，劃清思想認識問題與政治立場問題的界限，不憑隻言片語，不搞無限上綱。經過研究分析，莫文驊認為，報上來的絕大多數人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結果全院最後只劃了兩個右派分子。

1965年3 月，由於林彪的干預，莫文驊被撤去政治學院院長和黨委書記的職務。莫文驊當即表示：“決定與事實不符，我保留個人意見。”1967年9月18日，莫文驊被關押起來，之後又被投入農場勞改，遭受了長達八年的迫害。1969年10月，毛澤東批示：“莫文驊似乎不是壞人，由於工作方式不好，得罪了不少人，至於他的歷史，我不清楚，此事還是由軍委處理。”毛澤東的批示，使莫文驊的問題出現了轉機。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莫文驊的問題得到徹底平反，不堪回首的八年迫害終於結束了。

裝甲兵政委莫文驊，帶頭深入基層搞調研

1975年8月，莫文驊獲得重新工作的機會，被任命為軍委裝甲兵政治委員。裝甲兵在“文革”中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的重災區，原兵種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迫害致死，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一批長期在裝甲兵工作的教員、科研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被遣散，院校、科研機構被撤銷，部隊軍政素質下降，兵種建設遭到嚴重破壞。

裝甲兵黨委排除干擾，頂住壓力，著手整頓各級領導班子，消除派性，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解放幹部。裝甲兵黨委成立了莫文驊為組長的整頓工作領導小組，負責裝甲兵機關和所屬單位的專案複查、調整領導班子和安排超編幹部等工作。莫文驊把為許光達同志恢復名譽作為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突破口，組成專案組經過深入的調查核實，推倒了加在許光達同志頭上的一切不實之詞。裝甲兵黨委於1975年8月14日向軍委上報了《關於為許光達同志恢復名譽的報告》，經鄧小平等軍委領導同志審批後，總政1975年11月21日批覆：“經中央軍委批准，給許光達同志平反，恢復名譽，對許光達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並將批覆和裝甲兵的報告轉發全軍。

裝甲兵裝備複雜，技術性強，對莫文驊來說還是一個新領域。為儘快熟悉和了解裝甲兵，莫文驊除了參加兵種業務工作會議，聽彙報掌握情況，翻閱有關資料，學習兵種知識外，還抽出時間下部隊，到院校工廠去調研。1975年9月，莫文驊在安徽三界參加裝甲兵戰術訓練現場會時瞭解到，坦克部隊的訓練是很苦的。隆冬季節，車內像一座冰窖，乘員手、腳、臉都凍腫，不少人得關節炎；盛夏，車內高溫達40度，駕駛員拉操縱桿需要很大的拉力，乘員體力消耗很大。當時坦克連隊伙食標準低，乘員體力跟不上。莫文驊即把調查情況向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建議適當調整坦克乘員的伙食標準，被軍委採納了。

1982年9月，按照中央軍委“關於將軍委炮兵、裝甲兵、工程兵機關改為總參謀部業務部的命令”，撤銷了裝甲兵領導機關，莫文驊也卸去了裝甲兵政委職務。1988年，莫文驊榮獲一級紅星榮譽勳章，同年離休。1993年，莫文驊被推選為黃埔同學會副會長，為爭取祖國的和平統一而努力。2000年5月31日，莫文驊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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