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永光，男，北京四中1967屆初中畢業，1968年9月赴內蒙古土左旗哈素公社後善岱大隊插隊，1969年4月轉插至河北原籍。1973年9月入張家口醫學院上學，1976年9月畢業，後從醫，發表醫學論文多篇。1988年調回北京。現已退休，任職於某體檢中心。
王樹武，男，北京四中1968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9月，赴土左旗哈素公社後善岱大隊插隊；1972年5月，離開後善岱村到北京化工學院（現北京化工大學）儀表及自動化專業上大學；1975年12月，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內蒙古烏拉山化肥廠儀表車間；1980年8月，考取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碩士研究生；1983年1月，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2010年2月退休。
張卓立，1949年3月生於上海，從小生長於北京。1968年8月高中畢業於北京第四中學。1968年9月26日到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後善岱大隊插隊。1972年8月到包頭鋼鐵學校讀中專。1974年10月到包頭冶金礦山機械廠工作。1978年3月考入東北工學院學習。1982年1月畢業分配到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工作，2010年3月退休。在北京理工大學工作期間於1992年和1999年先後兩次由教育部委派到中國駐德使館教育處和中國駐慕尼黑總領館工作五年半。
懷念好友王馳
馮永光 王樹武 張卓立
在這裡，一個叫後善岱的地方。
他鼓起生命的風帆，起步！
他洋溢著胸中的激情，向前！
從後善岱到贊比亞，
他傾盡37年熱血，
只為了心中的事業！
無論歲月走出多遠，
我們都會將他苦苦思念，
懷念我們的好友王馳！
——代題記
懷念好友王馳之一
馮永光
王馳，親愛的朋友！我在呼喚你，你在哪裡？
在天上？在地下？在土左？還是遠在非洲的贊比亞？
此時此刻，你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眼前：你挺拔，高高的個頭，眉清目秀，微微上翹的嘴角永遠掛著自信的微笑；你儒雅，風度翩翩，隨和謙遜，舉手投足間顯現一股書卷氣；你深邃，喜讀書，善鑽研，沉思中的目光似乎總在探索未知世界；你坦誠，洋溢著熱情也充滿著友善，總是以富於磁性的男中音不疾不緩地表述自己的見識……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你也是個標準帥哥！
無論歲月走出多遠，我心裡思念你的情結也難以消散！自1968年同去插隊，至今已是50年！一切都歷歷在目、恍如昨日，可你與我，卻身處人世冥間兩重天！
王馳在書房
還記得1968年下半年嗎？昔日中學生各種派別，都不得不在一個新口號下實現“大聯合”，那就是“上山下鄉”！整整六個年級的中學生，幾乎整班整班地連鍋端，傾巢之下，安得完卵！除了極少數幸運兒能分配到工廠，絕大多數人都逃脫不了插隊命運！
9月的一天，我百無聊賴地在校園裡溜達，路過一個大教室，裡面正在作報告，動員高中同學去內蒙古插隊，王軍和石磊老師剛剛從內蒙古土左旗回來，他倆眉飛色舞地侃侃而談：“土左旗一馬平川，土質肥沃，一個工一塊多錢，壯勞力一天可以掙四個工……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牛羊肉隨便吃……冬天沒活兒幹，可以回北京呆半年。國慶節前這是內蒙古最後一批了，以後就是山西、陝西，條件更艱苦，路途更遙遠，過了這村沒這個店，大家可想好了，沒有賣後悔藥的……”聽得17歲的我熱血沸騰，當機立斷，反正也得走，就去內蒙古了！
我徑直來到你家，你很痛快，一口答應下來。我常去你那裡，和你媽媽也很熟，她見我邀請你一起走，欣然同意。就這樣，經過緊張準備，三天後的9月26日，咱倆和高中的張卓立、馮同慶、陳岱林、王樹武、劉北成、潘魯全、劉昂昂，一起登上了開赴內蒙古的列車。
來內蒙古之前，各種傳說不絕於耳，最離奇的是，撒泡尿就是一根棍！那年的冬天奇冷無比，一天早上，我把一支溫度表放在窗臺上，想測量一下氣溫，一會兒工夫，溫度表竟然被凍壞了！紅色酒精柱分成了好幾段——因室內外溫差過大，玻璃泡裡的酒精驟然急速收縮，玻璃柱裡的酒精跟不上，就掉隊落在了後面。我回屋拉你來到牆角，想親眼目睹“一根棍”，也許是咱倆的革命“熱情”太高，呵呵，沒有這個眼福。不過，吐口唾沫到地上，再用腳去蹭，已經是塊冰了。
咱們從小在城市長大，對農村的一切都很新奇，尤其是脫離了父母管束，像小鳥飛出牢籠一樣自由快樂，但隨後不久，農村各方面條件的艱苦和枯燥的體力勞動就沖淡了我們初來此地的熱情，同時，冬閒季節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也降臨到這片村莊。
在各級“革委會”領導下，後善岱也在開展“階級複議”和“挖肅”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咱倆屬於比較消極的，經歷過北京的“紅八月”以及“派仗”，對這些“人整人”的運動雖沒有多麼深刻的認識，但也已經有了一些看法，在北京的那一點點政治運動“經驗”也告訴咱們，有些問題最後可能都得落實政策（也就是平反），開始幹得越多，最後犯的錯誤越多，所以，不必太過積極，省得深涉其中被別人當槍使，到頭來，後悔的還是自己。
咱們目睹了中國農村現狀，在後善岱這樣的社會最底層難以想象的貧困和落後中，瞭解了中國的農民和國情，無情的現實粉碎了先前給予我們的種種灌輸教育，從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激情中逐漸清醒過來，開始嘗試反思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咱們也是第一次親身體驗到城鄉的巨大差別和中國農民的艱辛，他們嚴冬酷暑幹著最重的活兒，一個壯勞力拼死拼活幹一天才掙兩三毛錢，連飯都吃不飽。對於咱們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和無奈……但咱倆也曾私下裡議論，如果真在這裡紮根呆一輩子，就得幹出點樣子來，不能虛度年華，與其去跟風搞政治運動，不如為老百姓做點實事。
看到當地老百姓缺醫少藥，咱倆就買來幾本鍼灸小冊子，想自學鍼灸為他們解除病痛。剛開始，都是在對方身上練（扎自己下不去手啊），後來才敢在自己身上扎，體驗針感。當咱們剛剛在老鄉身上取得一點療效時，那種興奮和喜悅難以言表！下工之後，咱們常常應邀結伴出入老鄉家裡，彼此商討怎樣取穴配穴，進針深淺……為他們解除病痛。
1969年4月份，我和你分手，離開了土左旗，轉插回河北老家。臨走那天，你趕著小驢車拉著我的行李走了30多里路，到察素齊火車站為我送行。咱倆走一路說一路，依依難捨。我們互相勉勵，既來之，則安之，要在農村幹出一番事業，讓青春閃光……
那時的後善岱，農業生產落後，社員生活困難，你一直在苦苦思索，為改變這種落後面貌能做些什麼？尋找自己，通常是從確定自己的特點開始，這是前蘇聯心理學家科恩的話。你的特點就是酷愛科學，喜歡鑽研，目標確定，堅忍不拔。正如你後來在給我的信中所說：“雖然自己並無明確專一的愛好，但這正表現出很大的可塑性。我這個人的特點也許是可以學任何專業，只要入了門，我會對任何專業都產生興趣，我自認為這是一種對整個科學的興趣。只要有必要，我都會對它產生興趣，鑽研下去。當然其中理智的成分也是很重要的。”你選定了引進農作物優良品種這個方向，希望在不增加各種成本和勞動力情況下獲得更高的收成，為農民增加收入。
你的想法得到了村幹部和老鄉們支持，畢竟，他們都把吃飽飯的希望寄託在了你們這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身上。
這一年，你僅僅是通過試種，初步瞭解了10餘個新品種在這裡的生長情況，並沒有取得什麼大的成績，大隊和公社卻很欣賞你的努力，答應來年給予更多資助，旗良種站安排你參加良種栽培技術培訓班，還無償贈送了不少種籽，僅山藥就有兩個品種90多斤！當你跋涉幾十里路將這些寶貝拉回村時，小驢車滿載的分明是未來的希望！你曾到70多裡外的一個大隊良種場帶回了30多個品種的良種，這其中的辛苦和喜悅，大概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1969年的嚴冬到來了，趁著冬閒，你和王樹武、張卓立自費去山西大寨參觀學習，回來途中，特意拐了個彎，來河北我的老家看我，真讓我喜出望外！那天天不亮，我就頂著西北風早早來到縣城，想在唯一的供銷社買點肉招待你們。8點鐘一開門，我就衝向賣肉櫃檯，裡面的售貨員正在剔著骨頭，他冷冷地斜了我一眼說：“不賣！”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年代，縣裡每天只分配給一頭豬，連那麼多縣直機關企業食堂還供應不過來，哪裡有老百姓的？我悻悻地離開供銷社，到火車站接上你們3人，好幾個月不見了，彼此的喜悅自不待言！我帶你們穿過縣城集市，又走了十幾里路，來到我家。
我用胡蘿蔔素餡餃子招待了你們，沒有肉，覺得很抱歉，你們卻吃得津津有味。夜晚，咱們四個大漢擠在一條土炕上徹夜長談，黎明時分方才睡去。少傾，一陣刺鼻的煙味驚醒了我們，哦，王樹武的棉襖掉在了炕邊的火盆上……
那年春節前我回到北京，想找你們3人合個影，可惜當時沒有找到王樹武。
右王馳，中馮永光，左張卓立
你既然選定了目標，就在堅定不移地前進！——
我19日離京，途中在大同、豐鎮、集寧三地下車，聯繫科學實驗之事。你應該為後善岱高興，為我們高興——我們隊已成立了良種場。我們今年準備從良種入手打開局面（試驗、雜交40個以上的品種），以後還要向肥、土、工具、植保方面進軍，使後善岱種田科學化！！！
——1970-03-16王馳致馮永光
你的事業心極強，又善於合作，與張卓立四處為村民謀求菜種——
上次去探望你，在集市上看到極好的大白菜，所以張卓立和我都想請你幫忙弄一點菜籽，給我們寄來！儘量要那種抱頭大心白菜。另外打聽一下你所搞到的品種栽培技術，供我們參考用。秋白菜是夏天種，所以時間是比較緊張的！你一定在百忙中替我們代勞一下！
——1970-06-12王馳致馮永光
至於我寄去的白菜籽，則命運多舛——
這種白菜一開始長得很好，而且在霜降前半個月就開始包心，很是可愛，但後來生長極為緩慢（或許是在裡面長心的緣故，外觀看不出來），而且霜黴病很嚴重，死葉很多，尤其是經過移栽後的死得更嚴重。但是現在還不能定論，因為如果它的心是緊密潔白的話還是有價值種的。看來當地的菜畢竟是地頭蛇！長得極好，但就是心很疏。明年多搞些蔬菜品種，一定尋找出適應這裡條件的優良品種來！
——1970-10-22王馳致馮永光
咱們信來信往，一直對話，傾吐心中的喜悅和希望，就好像咱們從未分離！
從信裡，我得知，後善岱這個知青團隊，腳踏實地，奮力拼搏，以實際行動贏得了當地幹部和社員的信賴，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你們紛紛脫穎而出，馮同慶入了黨，擔任大隊第一副主任，王樹武當大隊會計，劉北成任第三小隊會計，張卓立任第四小隊會計，劉昂昂任大隊廣播員，吳寶琪擔任保管員和飼養員，陳岱林任小隊長，潘魯全當上民辦教師，謝國力後來擔任了黨支部副書記，而你，仍然矢志不移地向既定目標前進。你對科學種田前景一直看好，為推廣良種殫精竭慮，最終挑起了良種場的重擔！這時的良種場，已經擁有了40畝地，連你在內6個專職社員，你變得更加忙碌起來，全身心而又自覺自願地投入到自己喜愛的農業科研事業中去！
你是如此傾心於你的良種場，你愛這裡的一切，你從後善岱這片土地的深厚、安詳，從農民無與倫比的艱難與頑強中，汲取生命的精神和力量，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
我感到，你更加成熟，你的生命裡充滿著科學探索基因，你的血液中流淌著良田優種情懷，而這一切都基於你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你這樣向我傾吐——
我認識到，農村確實需要年輕的、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來建設，來加促她的前進步伐，這畢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啊！……另外，從人生意義來講，人生一世，如果不把生命的價值提高到最大限度——為人類創造價值，將也是黯然無色的。
——1971-02-24王馳致馮永光
春來秋去，一年年，每逢秋冬來臨，你都像候鳥一樣，辛勤地飛到海南基地從事小麥育種實驗，那裡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大大加快了實驗速度，你也南來北往，馬不停蹄。
我捧著你的信，感慨萬千。上山下鄉知青1000多萬，很多人被環境同化，只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原始體力勞動中銷蝕著自己的青春歲月，真正像你那樣惜時如金廢寢忘食地投身到選定的科學實驗領域中的，實在是少之又少！“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在這個過程中，你埋頭苦幹，腳踏實地，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取得了豐富經驗，也增強了實力，為日後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3年8月，呼市政治部採訪並撰寫了長篇通訊，對咱們後善岱知青小組進行了詳盡報道，文章對你和你的良種場大加著墨。插隊5年來，你有4年多都在從事良種栽培的科學研究，嘔心瀝血，沐雨櫛風！贏得了當地幹部群眾的一致好評！當這一年高校招生開始的時候，你放棄了諸多來內蒙古招生的北京院校錄取機會，第一志願就填報了內蒙古農牧學院農學系！你的心在內蒙古，你的志向在良種栽培！9月份，你如願以償，順利地考上了第一志願。
事後你告訴我說——
我上學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並得到各方面，包括旗裡主管高考招生工作的副書記大力保薦，在呼市招生會上曾揚言：“打破頭也要讓王馳上大學！”
——1975-05-25王馳致馮永光
分別久了，自然思念。1975年秋，你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要與我見面！
那時，我正在張家口醫學院讀書，你利用畢業前外地開門辦學機會，繞道來張家口看我。為了策劃這次見面，你可是頗費了一番心思——
我動員同路的幾個同學集體遲到幾天，這樣我就可以在大家的“掩護”下抽時間去你那裡了。我們東來的幾個同學，是班裡有名的“良民”，從未超過假，所以這次也有番思想鬥爭，開始有些顧慮，“何必最後一次……”，但實際上無非是良民的“良心”的多慮。所以終於決定去你那裡一趟，其他幾個同學也準備配合行動。……我是十分渴望這次久別之後的敘談的!
——1975-09-28王馳致馮永光
那天清晨在火車站，咱們撥開熙熙攘攘的人流，熱情相擁，嘴裡呼喊著“烏拉”！硬座夜車的旅途勞碌讓你看起來有些許疲憊，但與朋友見面的幸福又讓你的瞳孔熠熠有神。目光與目光的對視，手與手的相牽，都注滿了浪濤般的洶湧澎湃。興奮之後，你說：“我媽媽讓我好好謝謝你，你也真聰明，想出那麼好的辦法！”故事還得從前幾個月講起……
在一封來信中你說，你媽媽有冠心病，需要經常服用硝酸甘油片，但北京買不著，讓我在張家口看看。接到信的當天我就上街，找了好幾家藥店才買到，但是怎麼包裝郵寄呢？手裡攥著這個小藥瓶，靈機一動，有辦法了，走印刷品！我到班裡報架上拿了幾張舊報紙，捲成一個卷，把小藥瓶卷在中間，試了試，不理想——紙卷的兩端是空的，使勁一捏就癟了。沒辦法，只好禱告上帝保佑了！我把報紙卷的兩頭粘死，外面寫好地址，來到郵局，若無其事地遞給營業員說：“印刷品。”他接過來，掂了掂，又看了我一眼，我屏住呼吸，緊張地盯著他，莫非他發現了什麼異常？還好，他順手放在秤上稱了一下說：“3分錢。”哈哈！順利寄出！幾天後，你媽媽來信說收到了，讓我回北京後去你家做客……
你的幫助更令我難忘！我曾在同學家裡看到一張竹子躺椅，就很想給父親買一張，讓他也享受享受，另外，竹子涼蓆也是北京的緊俏貨，這些東西只有南方才能買到。我想你有時去海南育種基地，但帶著這些東西上飛機倒火車該有多麼累贅！在給你的信中我吞吞吐吐地說了我的想法，沒想到你一口應下。幾個月後的一天，我父親在給我的信中高興地說：王馳給咱家送來了躺椅和竹涼蓆……
那之後，咱們的友誼延伸到家庭裡。你媽媽在給我的信中，熱情向我父親推薦醋泡花生米，不經意間，也透露出花生米在北京不好買到。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明來意，悄悄從庫裡買了10斤花生米，帶給你媽媽，看到她喜出望外的樣子，我也非常高興！
那天清晨咱們相擁在火車站，之後手拉手走進我的張家口醫學院！
你與我，形影相隨，我放棄上課，整整兩天與你時時相守！在宿舍咱們搶著介紹各自情況，談文革，談局勢，談張鐵生、黃帥和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也談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整頓，還有那幾個文革新貴……咱倆幾乎在所有問題上的認識都高度一致！這種思想上的互相交流啟發使你我都受益匪淺！咱們無所不談，勝過嫡親兄弟，甚至捨不得睡覺！
王馳，知道嗎？在校園，在食堂……你都獲得了很高的“回頭率”。你走後，不少女生向我打聽你是誰？在哪裡上學？呵呵！你真是個標準的帥哥！後來再見面我說起此事，問你知道不知道你討女孩子喜歡？一向談鋒甚健的你卻扭捏起來，笑了笑，竟羞澀得不知如何作答。好幾年後，我聽到冰箱的廣告詞還想起了你——“可耐，可耐，人見人愛”！
這次會面，你給我帶來兩個紅彤彤的大蘋果，我在箱子裡放了好幾個月，一直沒捨得吃，每次拿東西，一打開箱子蓋，蘋果的香甜味兒就撲面而來，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你！
每次告別，感傷總是陡然而生。你和我，透過那些長的或短的時光，腦海裡飄閃而過的是那些共同擁有的日子裡的林林總總，還有彼此心中真摯的感情！
在學校裡，你如飢似渴地學習著理論知識，以往豐富的實踐經驗使你學起來遊刃有餘融會貫通，為期三年的在校學習使你如虎添翼！1976年畢業後，你又放棄了在呼市留校任教的優厚條件，經過爭取，來到偏遠的杭錦後旗巴盟農研所，去從事你喜愛的專業——小麥育種與栽培。
追求未曾卻步，探索總在繼續。當很多人為你惋惜時，你像以往一樣，向我傾吐自己的宏偉抱負——
我已確定分在小麥育種專業上，這是符合我的心願的。目前這方面國內外有許多突破，因而獲得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當然這裡的條件並不好，但起碼的工作條件還是具備的，因此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我將以濃厚的興趣和相當的熱情向小麥育種的實踐和理論進軍！
——1976-04-25 王馳致馮永光
在巴盟農研所的日子裡，小麥育種這個領域使你如魚得水，你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這熟悉的專業，為了掌握國際最新研究動態，你惡補英語，大量翻閱國外技術資料，開闊了眼界，與時俱進！你設立了一個又一個學科前沿研究課題，撰寫出高水平論文，令同行刮目相看！兩年後，你胸有成竹地參加了研究生考試，給我的來信中你寫道：“初試成績我在全大學參加複試的考生中列第四，在本專業考生中四門功課均第一，複試成績是‘優’（口試）。”就這樣，在眾多考生中，你過五關斬六將，力挫群雄，脫穎而出，順利地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專業碩士研究生，開始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如果有人認為你只是埋頭書本不問世事，那就大錯特錯了！無論是學校文革風暴中，還是插隊日子裡，抑或是分別後在北京的難得相見（當然更多的是在來往書信中），咱倆在一起經常討論和探索的都是社會問題，在思考的空間裡贏得了覺醒，思想碰撞的火花時時照亮你我的內心世界！在那些焦灼而迷茫的日子裡，你我用友誼和信任共同點燃一盞燈，有光亮，有溫暖，一點點滲透進你我的骨髓，也照亮我們探尋真理的漫漫長路。
對於當時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從心裡並不認同，所謂與工農相結合、反修防修不過是把我們這些青年人放到農村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毛主席一方面讓咱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說“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咱們十好幾年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是非曲直分得清楚，和農民在一起，巨大的文化反差擺在面前，誰教育誰，讓我們感到糾結而矛盾；青年人都離開課堂，放棄數理化，將來國家的科技不可能搞上去；對於四人幫搞的那一套形左實右的東西也嗤之以鼻……你對我說——
永光：你好！
你寄到我家及直接寄到這裡的兩封信在相距幾天中都收到了。看了你的第一封信中談到的曾產生過的想法及作為，我感到很親切——我立即在眼前浮現出1967年春、夏時你我經常在一起“共商大事”的情景，也立即又灼手可熱地回憶起你那帶著幾分可愛的偏激的熱情！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年，許多同輩人都已消沉，一些以前即便也頗激烈的同學，後來也可作任何朝代的良民了。而你卻從這封信中可以斷言仍保持著學生時代——而那又是解放28年來最火熱的學生時代的幾乎全部熱情……我們的社會與蘇聯的社會在形式上有一種共性，就是都是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而且執政黨是起碼在名義上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並且，這個黨在實際意義上來說是唯一合法的。而由於文化程度和歷史的原因，我們國家的人民又比蘇聯人民有更多馴服精神，這種精神在中國能有一條正確路線領導時是好條件，而如果遇到蘇聯發生的事情，則就比那更難挽回了！……
林彪、四人幫這些醜類的形象比主席最初定義的那些走資派，也就是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嘴臉更為可怕！……華主席令人信服地使大家看出他是一位卓越的馬列主義政治家……我相信只要華主席執政30年上述這些問題是會得到一定解決的——我的這種想法也許也反映一定的形而上學——只相信“救世主”，只希望“救世主”是相信科學的，而不相信科學本身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與其主要寄希望於華主席為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如說我更寄希望於華主席在中國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成熟的民主制度！……我們在建立人民共和國時是有許多東西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資產階級階級內的民主制度是比較徹底的和成熟的，那我們在無產階級階級內為什麼就不能建立起這種徹底的民主呢？如果能有一套健全的民主制，許多問題應是可以避免的。
我很希望與一些同學、朋友就近半年多的形勢暢所欲言一番，而且正如我有一次在我們家的一次長談中說的那樣，面談——尤其爭論能提高思維效率和質量，所以有機會一定與你面談一次。我估計9月底去海南島，如沒有同行者一定去你那裡一趟——無非是豁出去不坐臥鋪。在未見面前，可以通過通信，每次談一個問題來交換意見。
——1977-06-01王馳致馮永光
王馳，40年前你的這種思想高度，就是在今天，恐怕也還有很多人不能企及，要知道，那是在1977年，思想界和理論界還沒有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人們的思想還遠遠沒有解放，還在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年紀較輕的“英明領袖”個人身上，也沒有擺脫“兩個凡是”的桎梏，而你那時就已經看到，關鍵在於在中國建立起徹底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若干年後所說的“人治與法治”的問題，並且提出學習世界上先進成熟的民主制度。你敏銳地將你所接觸到的事情放到當時國家政治現狀的宏大空間去比較，剖析它們之間微觀和宏觀的微妙聯繫，以洞察國家政治形勢發展的走向與趨勢，使你很早就形成思想者的超前目光與深邃的批判意識。在當時眾人皆醉的環境下，你善於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尋根求源，探索真理，因而也保持著一份難能可貴的清醒，不愧為思想的先驅！
你曾在信中這樣評價咱倆的友誼——回憶起中學時代感慨萬端，正處於不安、躁動、一切都變幻莫測時期的我們這些少年，正趕上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階段，因此20年後也許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平心而論，我認為我與你的友誼的建立，不論是情誼之深，還是瞭解之徹，都是難能可貴的，在我的一生中絕無僅有，而且，我認為其他同學之間也似乎沒有達到我們這種深度的例子。
——1986-09-23 王馳致馮永光
咱倆都渴望著每一次見面長談，有時聊到深夜還不想分開，咱們在一起談工作，談學習，但更多的是探討社會，探討人生，討論國內國際發生的重大事件，咱們疑惑，咱們迷惘，儘管當時咱們許多認識膚淺幼稚，甚至偏頗，但咱們有著與後善岱農民與土地的深深擁抱，會從民眾角度出發，努力通過理性分析去探索答案。咱們彼此從對方的思想中接受著啟發，吸取著營養，那真是精神的盛宴啊！咱們的友誼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昇華！
在與你的交往史中，除了你對友誼、朋友的忠誠篤信外，另一個最給我留有深刻印象並使我受益匪淺的是與你在思想上的交流。正是在與你的燈下長談和“辯論”中，我第一次發現與一個和自己有共同語言的人的思想交流過程可以極有效地激發自己的思維的深化，比一個人冥思苦想效率高得多。
——1986-11-04王馳致馮永光
1981年，你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但是你對我說，並不喜歡在教室裡紙上談兵地講課。多年來的良種實驗，使你更加喜歡創造性勞動，你多次談到了土默川平原帶給你思想上的鉅變和騰飛，後善岱的良種場也使你愛上了深入田間地頭的科研實踐。1989年，你調到北京市糧食工業公司工作，應聘出任該公司在非洲贊比亞的中贊友誼農場的農藝師，開始了你的“洋插隊”生涯。
上山下鄉運動造成我們這一代人整體命運的大遷徙，“自願”也好，被迫也罷，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不少人最初雄心勃勃豪情萬丈，而激情散去卻只剩下平庸。1978年之後，如潮水般回城的知青們開始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社會各階層，在各自人生旅途中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座標。進入90年代後，由於社會轉型，國企改革，大批知青作為改革成本的主體被邊緣化，然而你卻能夠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挺立潮頭，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這並非是你多麼幸運，20餘年來你從後善岱起步，在滄桑歲月中走過的風雨拼搏路程，雄辯地告訴我們大家，唯有不斷地奮鬥，才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命運才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1988年知青返鄉，右一王馳，右二馮同慶，左二謝國力。
1992年，你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我國赴贊比亞拓荒的項目招聘，你躍躍欲試。那天你來我家，和我談起了你的夢想——贊比亞有4300萬公頃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開墾的僅14%，大片土地荒蕪閒置。並且，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資源極其豐富——贊比亞擁有南部非洲60%的水資源，這大片肥沃土地，非常適宜農作物生長，但農業發展極為落後……你熱愛土地，熱愛田野，渴望去迎接挑戰，在科研和實
踐中發揮你的才智！有了在後善岱磨練的堅強意志，在良種場積累的豐富經驗，再加上內蒙古農牧學院的理論學習，你堅信在這裡可以找到施展抱負的人生大舞臺！
你眉飛色舞，侃侃而談，說到激動處，順手掏出包裡的地圖冊，找到非洲大陸，指給我看。我望著你閃閃發光的眼睛，那裡面燃燒著希望，燃燒著理想，同時也充滿著旺盛的鬥志和內心的自信！
我知道，你會成功！在被你的熱情感染之餘，我也沒忘了問一句：“李莉同意嗎？”你詭祕地一笑，把食指放在嘴脣上說：“先別告訴她呦，到時候她自會跟我走的。”
懷著對事業的憧憬，1992年底，你作為中國企業代表和李莉來到贊比亞的中墾農場。開墾這幾千公頃荒地的任務，就落在了你們身上！
這裡，只有茂密的原始森林；這裡，只有高高的雜草；這裡，只有可怖的荊棘。你們披荊斬棘，將車開進莽莽荒原的深處，在一棟破舊房子裡安營紮寨。
王馳，你們農場的起步是從養雞開始的，進駐農場近兩個月的時候，你們培育的第一批雞出售。你們最初飼養的200只小雞，第一次就賣出去了100只，而且價錢還很不錯，可謂首戰告捷！
在養肉雞獲得成功後，你們又養起了肉牛。第一頭母牛分娩的時候，你倆都在現場，既緊張又興奮。小牛犢的順利出生，就像一輪噴薄而出的朝陽，給大地帶來無限生機，也給這個農場帶來新的希望！兩年後，農場肉牛的養殖規模就超過千頭。
王馳和贊比亞孩子們在一起
當時，贊比亞的小麥主要依靠國外進口。為了解決當地的糧食困難，公司決定引進國際上最先進的圓形噴灌技術，在農場大面積種植小麥。這讓你心花怒放！早在1969年內蒙古土左旗插隊時，你就開始進行小麥良種培育實驗，與小麥結下不解之緣，每年秋冬季節都要飛往海南基地，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後來上大學和研究生，你都選擇的農作物栽培專業，其中，小麥項目令你情有獨鍾，你多篇論文都與之有關。似乎以往20多年艱辛的磨礪和積累都是為了今天，面對原野，你躊躇滿志，厚積薄發！
後來，隨著農場的產、供、銷在贊比亞步入正軌，你又把眼光投向了歐美，在那裡，這些非洲生產的綠色有機糧食和肉、蛋、奶等農副產品非常受歡迎，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20世紀90年代末，你利用回國探親的機會，造訪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一家國際合作公司，從事人力資源方面的合作)，希望通過合作，一方面解決資金問題，更主要的是你想讓農場引進更強的農牧業生產技術骨幹和更專業的勞務人員，進一步做大做強你的企業。你對企業發展總是具有超前的戰略眼光，永遠站在制高點上!
你在給我的來信中興奮地介紹著你們農場的一切，讓遠在萬里之外的我也分享你們成功的喜悅，你邀我在空閒的時候飛臨那裡，親眼看一看你們打拼下的這片土地，你還打趣地說：包往返機票，包吃包住，願呆多久就呆多久，最好來了就捨不得走！
咱們的故事，在歲月裡一級一級地延伸，越積越多，很長時候，我都怕回憶2005年這個年份，不幸在這裡埋下了種子。
當你度過最為艱難的草創期，農場的發展之路顯現出一片坦途，也正是你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番事業的時候，竟是天妒英才，厄運不期而至!2005年2月的一天凌晨，你開車去機場接同事遭遇車禍，以身殉職，壯志未酬的你，就這樣帶著對農場未來的憧憬，對事業的不捨和對20年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妻子的無限眷戀，匆匆離開了人世……
王馳，你走後，悲痛欲絕的李莉用淚水寫下這樣的詩句，以寄託她無盡的哀思——“或許那裡冬盡春衰，又一個夏季光陰又一載，我只堅信終有一天你會歸來，守著我的許諾將你等待。”
李莉書寫的卡片
李莉，你堅強的妻子，為完成你未竟的事業，義無反顧地獨自挑起了場長的重擔，克服了無數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把農場的事業不斷推向新的高峰！
隨著農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李莉與農場對當地社會所作的貢獻也越來越多。2015年，贊比亞首屆“中國大使友誼獎”的評選中，她是“感動非洲的10個人”中得票最多的一個！王馳，你一定會感到高興吧！
王馳，此刻你就靜靜地安眠在與你家近在咫尺的贊比亞小山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與李莉的房間隔窗相望，火紅的梅花開滿枝椏。每年清明時分，李莉都會撒下紅白相間的玫瑰花瓣與你相依。
李莉在撒下玫瑰花瓣
非洲不產松樹和柏樹，李莉特地從國內託人捎過來松柏的幼苗，種在山坡上。2005年種下時才如拇指般粗細，如今已長得碗口一樣粗了，這勃勃的生機象徵著你的精神和事業萬古長青！平日裡，你最喜歡站在這個山坡上看著成百上千的牛群披著晚霞歸來，走進牛欄。高興時你會在這個高坡上唱起被譽為東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那是咱們在土左旗插隊時你喜歡唱的一首歌，渾厚的男中音常讓我聽得如醉如痴！
親愛的王馳，此時此刻，我心中的愧疚不知從何處說起！當初我在衝動之下要來內蒙古，為了拉個伴找到你，你二話沒說就與我同行，後來我才呆了半年，就撇下你，自己回老家去了，雖然是出於家庭原因實屬無奈，但內心仍然對你慚愧有加！就在臨行前你送我的幾十里路上，我幾次鼓起勇氣想表達我的歉意，但終歸難以啟齒未能張口。
那個知青小組，除咱倆之外，他們都在一個班，同學四年，彼此瞭解，關係自然很鐵。我走後，你曾與其他同學在一些問題的認識上產生分歧和誤解，在生活會上，你的辯解似乎也未能得到大家認同，因而你一度萌生過離開這裡到你姐姐那裡插隊的念頭，但又捨不得離開這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優秀集體，好在你很快調整了心態，全身心投入到農場的事業中去。支撐你的，是當年與我共同商討過的“為老百姓乾點實事”的志向，是內心坦蕩的自信，還有對農業科研事業的熱愛！我愧對你的是，在你孤獨寂寞的境況下，我不能傾聽你對自己觀點的完整陳述，不能給你以摯友的堅強手臂，不能對你說幾句貼心話語。你在信中也從未詳細闡述過自己的孤獨心境，只是在有限的日後見面中，我才能聽你當面向我淡淡陳述。你很豁達，顯得並不很在意，只是反覆強調，少談空洞口號，多幹實事，言語中不經意地透露出你的心路歷程。直到後來同學們晒出當年生活會上的發言記錄，我才知道了你那時曾經承受過的精神壓力，你的內心獨自蹚過了一道曲折的河流……
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你的孤獨感讓我每每想起來就感同身受、寢食難安。但在後來的幾十年中咱倆都沒有談到這個話題，我也一直沒能當面對你道歉！
如今你我，陰陽兩隔，今後再也沒有機會向你表達內心的愧疚，這將成為我心裡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和遺憾！就在此文行將結束的時候，淚水已經悄悄模糊了我的視線，我願對你的在天之靈真誠地說一聲：“對不起！請原諒！”
王馳，此刻我站在北京的院子裡，晚風搖曳，樹影婆娑，我仰望蒼穹，天際邊灑過一陣美麗的流星雨。流星雨過後，那滿天的星星中有一顆特別明亮，那也許就是你——我親愛的朋友！你一定是在那九天之上，默默地注視李莉，注視著我，注視著你傾注了全部心血的農場，還有那難以忘懷的土左旗……
安息吧！王馳！你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王馳在贊比亞家中
附：王馳生平
1964-09——1968-09 北京四中讀書
1968-09——1973-09 內蒙古土左旗後善岱大隊插隊
1964-09——1968-09 北京四中讀書
1968-09——1973-09 內蒙古土左旗後善岱大隊插隊
1973-09——1976-02 內蒙古農牧學院農學系讀書
1976-02——1978-10 內蒙古巴盟農研所（位居杭錦後旗）
1978-10——1981北京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1——1989北京農業大學任教
1989——1992 北京市糧食工業公司工作，應聘出任該公司在非洲贊比亞的中贊友誼農場的農藝師
1992年底來到贊比亞的中墾農場
2005-02-28因車禍罹難（54歲）
後記：此文得到原後善岱大隊插隊的全體北京知青和在朝號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陳曉田以及他的夫人彭曉梅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2017-07
懷念好友王馳之二
王樹武
王馳是北京四中1967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9月到內蒙古土左旗插隊。
當年到土左旗插隊的知青是10個人一個知青小組，那時我們班7人結伴插隊，王馳和同班同學馮永光就與我們一起分配到後善岱村，從1968年9月到1972年4月共同度過了3年8個月的插隊生活。從我離開後善岱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1988年8月我們幾人曾相約回村“省親”，王馳也去了，我卻因為學校臨時有事沒有成行，沒有見到他。2004年香港鳳凰衛視曾採訪過王馳，我拿到鳳凰衛視根據採訪製作的專題節目的光盤時，已是2005年春，聽到王馳不幸罹難的消息，甚是惋惜。
一
王馳與我雖然中學同校，但相差兩個年級，在校不曾相識。回憶初見王馳給我留下的印象，清雋的面頰，修長的身材。
在與王馳相處的初始階段，他漸漸顯露出些微的不同。
1968年是躁動的年代，我們卻感覺無所事事，逍遙了一年以後，開始考慮離開校園後的去向。在那個“革命”的年代裡，在我們的心裡既有狂熱，也夢想幹出一番事業。青年學生到農村插隊，用那時的時髦說法，知識分子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用知識建設新農村。
到農村以後，我們一方面積極投身到當地的政治生活中去，另一方面試圖用科學種田來改變當地的落後面貌。
記得那時當地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挖內人黨”“反瞞產私分”等等運動，佔據了我們的主要精力。對於科學種田，我記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當地的如廁狀況，後來逐漸落腳到良種化。
王馳那時對政治性活動不太感興趣，一心投入到良種的培養中去。
二
插隊的第一年，我與王馳相處的時間比較多。那時我們天天與社員到地裡幹活，所以除了吃住在一起，地裡幹活與王馳也是在一起的。王馳幹活時是非常能吃苦的，用老鄉的話說：“好苦了”，意思是肯出力，不偷奸耍滑。我記得有一段時間，王馳總感到胸口悶痛，春節回京探家時去醫院檢查，也沒有發現什麼器質性的問題。老鄉們根據經驗，說是勞動時“努著了”（過度勞累），就是幹活時用力過猛，胸大肌肌肉拉傷有些勞損。
插隊時，我們是自己起夥吃飯，主糧就是隊裡分配的口糧，每年是帶殼的毛糧360斤，1斤毛糧脫殼後摺合成品糧7兩左右。那時真是忙時吃幹，春夏地裡幹活時每天能吃到1斤；閒時吃稀，一天用四五兩的糧食，喝點菜粥。主糧不夠吃，副食沒油水，“餓”無時不在伴隨著我們。十八九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餓著肚子還出大力幹活，老鄉看在眼裡，說在嘴上，常常誇獎王馳是“好後生”。
三
插隊一年以後，我們逐漸融合到老鄉中，在村裡的社會生產活動中漸漸發揮作用。有的同學擔任生產隊的幹部、有的同學擔任了飼養員、村辦小學的民辦教師等，以王馳為主的幾個同學，進行良種培養、推廣工作。
後來我們陸續離開了農村，再也沒有接觸過農業活動。雖然有同學到農業部工作，但那是領導崗位。只有王馳，農業成了他終生的事業，他曾對採訪的記者說過，在土默特左旗插隊度過了5年，那段經歷和一般知青傷痕文學刻畫的有所不同，內蒙古的廣闊原野讓他有了獨立思考的空間，也形成了他堅韌不服輸的個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關聯。
村裡對王馳的良種培育非常支持，在村北面專門闢出耕地成立了良種場。從那以後，王馳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育種工作中去，他自己吃住在良種場。冬天來臨，內蒙古天寒地凍，當老鄉們冬閒“貓”在家裡侃大山時，王馳參加旗裡組織的南下育種隊，到海南島繁育一茬新種子，來年開春回村播種，甚是辛苦。
四
說到培育良種，想起我們幹過的一些糗事。
村裡開闢有瓜地，種的是當地的西瓜品種，我們想起北京當時常吃的“黑崩筋”西瓜，黃瓤、又沙又甜，王馳就從北京帶回一些西瓜子種在地裡。真是應驗了那句“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北京的“黑崩筋”西瓜在內蒙古的土地上長大以後，皮厚瓤小，還不甜。
還有一年，老瓜農種的西瓜已經成熟，我們自己栽種的西瓜生長緩慢，只有拳頭大小。我們的育種專家王馳查書得知，施用過磷酸鈣化肥，可以促進果實的成長。我們照本本辦理，在西瓜地裡施用化肥之後，只見那西瓜一天長大一圈，一個星期以後，西瓜的個頭大如籃球。可是摘下來一嘗，吃到嘴裡只有一股青瓜味，沒有絲毫的甜味。
五
只要回憶起王馳，我就想到當年那段餵豬的經歷。
在農村，家家戶戶都要喂一二口豬，秋後屠宰後賣給供銷社，是家家生活所需現金的主要來源。
我們時常議論當地餵養的家豬品種不好，需要改良。1971年春節過後，王馳從北京回到村裡，用一個紙箱帶回一隻小仔豬。這正體現了王馳的實幹家的做事風格，我們經常只是在議論議論，而王馳則不然，說幹就幹。他在北京從哪裡買的豬仔，我已忘記，只記得品種是當時的良種：約克夏，圓滾滾的身條，甚是招人喜歡。
因為沒有豬圈，我們的小豬就混養在老鄉的豬圈裡，每天在家做飯的同學負責餵豬，老鄉們是我們的免費技術指導，而我和王馳擔任“養豬事業”的主管。因為王馳忙於育種之事，我對這隻豬則掛記多些。
3個月後，隨著小豬的長大，發現它的肚子漸漸圓滾起來，老鄉告訴我們它已經懷孕了。“有喜”就有喜吧，我們也沒有太在意。
又過了3個多月，一天晚上，老鄉告訴我，他剛從豬圈旁路過，看見我們餵養的“小白”就要生產了。我趕緊來到豬圈，一隻只小豬從娘肚子裡鑽出來，一共4只，母豬生產過後躺在那裡不再動彈。我滿以為萬事大吉的時候，王馳走過來，他說剛剛查了書，要注意胎盤是否出來。我們又等了一會，豬媽媽沒有什麼動靜，按照書上介紹的給豬接生的知識，我就下手將胎盤掏出來。
六
1971年下半年，一方面我們的小麥良種培育工作已經取得一點兒成績，需要房間進行實驗，另一方面我們有了初次養豬的經歷，極力鼓動村裡集體養豬。我們的想法得到當時村幹部的支持，在我的主持下，在村北良種場的旁邊，用土坯圈出3間窯洞式大房作為實驗用房，還有10間豬圈。
實驗用房蓋好以後，王馳進行良種培育有了專門的實驗室。當時對玻璃器皿進行高溫消毒的方法，就是燒開水煮，費火費時間。一次我在村衛生室發現存放針劑的白鋁鍋，要知道在村裡燒水的都是大柴鍋，鋁鍋可是稀罕東西。我曾經聽王馳說過，如果有個高壓鍋，進行器皿消毒就方便多了。那時候人傻，沒有見過高壓鍋，我以為那個白鋁鍋就是高壓鍋呢，就把這個發現告訴了王馳。我倆過去一看，王馳告訴我那不是高壓鍋，白白高興了一次。
七
自從到內蒙古插隊以後，王馳就與“農”字結下了不解之緣，1973年到內蒙古農牧學院讀大學，然後到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王馳調到北京市糧食工業公司工作，出任該公司駐贊比亞農場的農藝師。1994年初，王馳承包了贊比亞首都盧薩卡附近中國農墾總公司名下的中墾農場。
2004年王馳談到曾經看過的一部美國電影有這樣的情節：美國西部的一個農民，他有4個精壯的兒子，後來某地發生了事故時，老頭騎著馬就奔赴事故現場，那馬在跳躍一個欄杆的時候把老頭摔下來了，當場斃命。王馳覺得這是一種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認為那些經營農場的人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事業和生命，是比較理想的。
不幸，一語成讖。2005年春天，王馳在開車去機場接朋友的路上車禍身亡。臨死前說自己一定要葬在非洲大地，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遺願，將他安葬在農場裡的一塊高地上，讓他俯瞰著他的農場，俯瞰著非洲大地。願，王馳在天國安息！
懷念好友王馳之三
張卓立
王馳是北京四中六七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9月26日和本校同學一行到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後善岱大隊插隊。插隊初期，他所在的村子沒有電，農作物產量低，各方面條件比較差。王馳和其他知青們幫村子裡拉了電，打了第一口機井。
在知青的要求下，大隊建立了良種場，王馳發現種子對農業發展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開始了對優良品種的育種研究。他還自費參加了自治區赴海南的南繁育種工作，引進優良品種。
1973年王馳到內蒙古農牧學院上學。王馳說他的那段插隊經歷和一般知青傷痕文學刻畫的有所不同。內蒙古的廣闊原野讓他有了獨立思考的空間，也形成了他堅韌不服輸的個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關聯。
1978年，王馳離開內蒙古，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調入北京市糧食局，外派到贊比亞出任該公司駐贊比亞農場的農藝師。1994年4月到贊比亞中墾農場，任首任場長。
贊比亞中墾農場位於首都盧薩卡50多公里以外的Chesanba地區。贊比亞是傳統的農業國家，政府一直鼓勵和吸引外資來投資農業。作為贊比亞的友好國家，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有企業和個人來贊比亞投資農業和畜牧業。農場是中墾集團在那個時期投資200多萬美元買地興建的。
在中國人的國營和私營農場中，中墾是面積最大的一個。從目前的規模看，很難想象剛開始的時候這裡沒水沒電，也沒有路，到處是灌木林和雜草。王馳他們從修路打井開始，在荒原上開闢出這座農場。
王馳插隊的內蒙古土左旗的地貌和現在的農場很相似：遠處的山巒和近處的大平原，甚至連海拔高度都差不多，都是1200到1300米的海拔。所以當他在非洲草原的時候，彷彿又回到了從前插隊的歲月中。
在北京暴雨成澇時，南部非洲正處於一年中最旱季節。在贊比亞，大體季節分類就是兩季——雨季和旱季。每年的3至4月間雨季結束旱季來臨，到11月至12間旱季結束雨季來臨，整個旱季將持續7到8個月。在農業小國靠天吃飯的贊比亞，旱季致使大部國土成為荒蕪，無雨即無莊稼。放眼之處，除了堅強灌木叢依舊保持綠海，其它植被草灘漸漸被枯黃取代。儘管如此，贊比亞與人們想象的非洲絕然不同，她灌木叢生，藍天豔陽，大地通透，春意盎然。
當時的選擇對於王馳來說真是前途莫測，因為直到現在贊比亞也不是多數國人的出國首選，很多人還是把目光放在了西歐和北美，更不要說當時國人對非洲的認識還停留在哀鴻遍野的那種埃塞俄比亞饑民的形象。而且王馳自己比較怕熱，當時他唯一的考慮是自己能不能夠忍受贊比亞的炎熱。
可是，這裡依舊吸引著他，因為這是一個天高任鳥飛的環境。王馳對土地有非常深的感情，因為他覺得跟土地打交道的時候，尤其是當他在農場用大馬力機械開始工作的時候，對土地總會自然生出一種既對抗又融合的感覺。這種感覺在王馳看來，既有戲劇化，又有成就感。這和他當知青的時候，有某種一脈相承的聯繫。
雖然王馳的專業是農業，但是書本的知識和實際經營一個農場是有天壤之別的。除了激情，更需要的是經驗和恆心。
建場初期清理工作費時費工，為了儘快創造出經濟效益，王馳外租600公頃地種植玉米，用來養雞、養豬，起步發展養殖業。
他們整個農場的事業是從養雞開始的。1995年開始他們的第一間雞舍，雞舍非常簡陋，甚至連椽子都不是很規範，房子的脊樑也是彎彎曲曲的。
1993年的12月3日，他和夫人抱著200只雞進駐農場，兩人就和那200只小雞分享三間臥室。事實上，夫妻兩人都沒有什麼養雞的經驗，只能自己慢慢學。開始時農場每週出欄200只肉雞，生產高峰時每週出欄7500只。由於王馳摸索出了一套最佳飼料配方，肉雞的飼養週期從原來的9周縮短到了6周半。從不會到最好，他們經歷了艱難的探索和無數次失敗的磨練。
兩人先找有養雞經驗的人探討如何養雞，然後買了亂七八糟很多中英文的有關養雞的書，開始了艱難摸索的過程。就是殺雞，王馳都研究了很久。
頭一次殺雞非常有戲劇性。兩人黑燈瞎火從晚上12點鐘開始殺雞，沒有經驗的兩個人在燙雞這個問題上遇到了困難。王馳覺得，燙雞燙雞，顧名思義就是要100度的沸水了。可是用沸水一燙殺好的死雞，這雞基本上就熟了。
於是王馳趕緊去查書，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20世紀20年代美國一本比較權威的殺雞方面的書，查到了華氏溫度，然後又趕快查字典，查這個華氏跟攝氏之間的轉換，最後才發現攝氏58度是燙雞的最佳溫度。
攝氏58度，一分半鐘，對於某個年齡層的雞是最好的效果——這個辛苦從書中找到的經驗在實際運用中非常可行。那一次，他們在家中一共殺了七八十隻雞。因為沒有電，他們只能在屋子外面支了一口柴鍋，吊起上百個馬燈和汽燈，點燃熊熊篝火開始殺雞。他們飼養的狗圍在他們身邊，黑人在火光映照之下在那兒殺雞。王馳覺得那種情形跟地獄的情景非常的相似，黑地裡的黑人還在那兒動刀子。雞的慘叫聲，狗叫聲，還有滿眼的鮮血淋漓，加上熱氣騰騰的大鍋和火焰熊熊的篝火，情景非常血腥詭異。王馳說：“我沒有去過地獄，不過估計也不過如此了。”
現在他們殺雞已經基本達到半現代化了，每個人有一個站立的位置，雖然還是手工殺雞，但是拔毛有一個所謂的拔毛機了——就是用帶稜的膠棒把雞毛卷下來。殺好的雞都冰凍起來，然後準備拿出去出售。
農場生產的商品都有一個統一的商標，這個商標是王馳他們自己設計的：J-O-H-N－K-E-N，就是農場“中墾”的發音。然後在這個詞的旁邊，王馳弄了一個Good（英文“好”的意思）寫在旁邊。但是這樣的商標只有字母顯得比較單調，於是王馳在旁邊畫了幾根羽毛作為裝飾。同時商標上還註明HALAL（清真的意思）的字樣，最後是農場的地址。
萬事開頭難。在養殖業剛剛開始的階段，類似殺雞的故事還有很多。不過經驗就是這麼慢慢積累起來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伴隨著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的成功，農場的種植和養殖規模不斷擴大。經過10年已經有100多頭牛、20多萬隻雞、1000多頭豬，年產玉米近2000噸，而且雞蛋的銷量已經佔到盧薩卡的一半。在贊比亞的十多個中國農場中，這是經營得最好的一個。
創業之初，他們拿著宰殺好的肉雞和豬肉樣品挨家挨戶地推銷，不厭其煩地向客戶介紹自己的產品，哪怕是客戶只要三五隻雞，他們也隨叫隨到，送貨上門。憑著這股韌勁和他們對客戶的真誠，中墾牌農副產品終於打入首都盧薩卡及周邊市場，並很快擁有知名度，成為盧薩卡市副食品供應商。
自從1994年第一批啟動貸款到位，中墾農場正式經營以來，王馳就從來沒有享受過週末和節假日，披星戴月，一年365天,在非洲一干就是10多年。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中墾農場在王馳等人辛勤耕耘下，終於結出累累碩果。經過10年的努力，中墾農場共向贊比亞盧薩卡市副食品市場供應雞蛋290萬盤，肉雞、退役蛋雞281萬隻，鮮牛奶273萬升，肉牛1200多頭，生豬１萬多頭，實現糧豆總產13227噸。中墾農場的農副產品已佔有盧薩卡近20%的市場份額，農場已成為盧薩卡市副食品市場主要供應商之一，其資產總額也由建場時貸款60萬美元發展到521萬美元。
作為農場的當家人，王馳在農場得到發展的同時並未忘記回報當地社會。10多年來他累計為當地社會提供各種贊助捐贈近５萬美元，並積極捐款建學校，為貧困學校捐物。建場以來農場累計解決當地工人就業達7000人次；免費提供4000多戶家庭安居、解決1.4萬人的溫飽。不僅如此，農場的發展也為培訓當地生產技術能手及一線管理人員搭建了廣闊的平臺；為了維護當地職工的利益，農場先後花費4.5萬美元為1000多名當地職工交納養老福利金，併為他們上了工傷保險。他對當地職工的切實關愛，贏得了職工的心。
對於自己的人生和事業前途，王馳希望能夠越轟轟烈烈越好。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退休。他記得曾經看過的一部美國電影有這樣的情節：美國西部的一個農民，他有四個精壯的兒子，這老頭在嚥氣之前也是絕對領袖。後來某地發生了事故，老頭騎著馬奔赴事故現場，那馬在跳躍一個欄杆的時候把老頭摔了下來，當場斃命。王馳覺得這是一種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認為那些經營農場的人用這種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事業和生命，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方式。
不幸的是2005年上半年，王馳一次早起駕車去機場接人，不慎撞在一輛停在路邊的大卡車上，身負重傷，送醫院後若干天內遂告不治。人生的結局，有時候真不可逆料，也許幾秒鐘內就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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