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8年9月26日算起，我們到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隊已近50年了。如今我們都已年過花甲，確實應抓緊時間把這些片段和畫面串聯並記錄下來，以紀念我們那已經逝去的青春。
到 達
1969年3月4日，正月十六，北京下了場大雪，天氣很冷，這一天我離開家，去姐姐插隊的地方——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號大隊落戶。那年我17歲，在家裡排行老五，自己的一切事情都由父母哥姐做主，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在畢業分配上我沒得選擇，媽說跟著我姐她放心些。那天，我們一行有5人，我們姐妹倆和杜玉萍、杜學仲、舒軍。一路上心情不好自不必說，直到第二天近中午才到察素齊火車站。這是我見過的最小的火車站之一（當然我去過的地方很有限），候車室也就百十來平米，外面的站臺只能停下三四節車廂，其它的只能停在外面，所以逃票的人還是有機可乘的。候車室裡一個一米多高的大鐵爐，使人一進來便覺得暖烘烘的，在這個寒冷的冬季裡給我們留下不錯的印象。
下車後，我們被告知由於大雪，朝號的大車上不來，只能等明天了。我心裡狠狠地罵著，但有姐姐在，沒我說話的份，我們決定在候車室過一夜。傍晚，我們上街轉了一圈。那時的察素齊一共就兩條街，一條街是商店、郵局、餐館等等，是商業街，天黑了，又是剛過正月十五，商店早早地關了門；另一條街就是政府街，各政府部門革委會的大牌子赫然懸掛著，一個個大鐵柵欄門緊鎖著，昏暗的小燈被風吹得晃晃悠悠，門兩側是一米左右的小泥人或稻草人，難看無比，上面寫著劉少奇、王光美等，這是文革的產物，看著叫人心裡壓抑，只有候車室門前堆的高高的旺火還有一絲絲節日的氣氛。不管怎麼說，這一夜總算是熬過去了。
第二天，朝號拉炭的車終於來了，等他裝滿了炭，再放上我們的行李，還真不敢往上坐了，太高了，無奈路途遠必須坐上去。一路上，我們緊緊地拉住繩子，路不平，一個坑窪，舒軍還是被甩下來，好在她身手還算敏捷，再加上地上蓋著厚厚的雪呢，倒也並無大礙。這土默川本來樹就少，一到冬天除了雪就只有光禿禿的房，光禿禿的牆，路過村子看到窗戶上的窗花時，才稍稍有點別樣的感覺。
到村裡時，太陽落山了，當時我們住在哪裡，到了以後如何和大家見的面，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吃晚飯的時候，我們一起去老三隊女生那裡吃。由於當天停電，黑乎乎的什麼都看不清，杜建軍、魏麗娜、王小康頭上繫著老鄉那樣的頭巾，在炕上大聲熱情地招呼我們吃飯，看來她們的適應能力比我強多了。當天吃的是莜麵，我本來就不愛吃，隨便扒拉幾口便回去了。第二天，我們五個人；喬守瑋、杜玉萍、呂學純和我們姐妹倆，因分在老一隊，就搬到虎旺家去住了，從此我們就真正開始了農村插隊生活。
勞動
片段一 打坷垃
到朝號以後，乾的第一件農活就是打“坷垃”（土塊）。秋天深翻土地後，經過一冬天的風吹日晒，地裡盡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坷垃，要將這些大個的坷垃打碎才能耕種。我們每人扛一把坷垃錘（木榔頭），在地裡排成排一路砸下去。我們聊著天，幹著活，費不了太大的力氣，也沒有什麼成就感。我感覺我們就像原始人，這麼落後的農具和工藝，真覺得很失望。內蒙古的天氣在那個季節風沙很大，地上連一根綠草都沒有，儘管我們頭戴帽子，臉上圍著紗巾，還是每天一臉的沙土，晚上回去一洗一盆黃水。老鄉笑話我們，今天洗了明天還照樣，瞎洗什麼，他們哪裡知道這些京娃娃最受不了的就是髒。幾年之後，他們不再笑話我們，他們習慣了我們的習慣。這樣的活兒每年春天都要幹，現在大概地裡已經沒有這樣的活計了，年輕農民可能也沒有這樣的經歷了。
片段二 鋤地
夏天鋤地是比較累的活兒。首先是天氣熱，其次是離村子遠，沒水喝，那時也不興帶著水下地，老鄉還不得笑話死我們。用大鋤鋤地練的是腰，鋤麥子莜麥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但走得快容易拉胯；鋤玉米高粱就不同了，要間苗，弄不好鋤掉了苗，留下了草，所以半天都走不了一步，這技術學了好一陣子才學會，但幹一天下來腰真是受不了。中午回到家，由於天熱，在院子裡盤個灶，屋裡不做飯自然也不燒炕（老鄉們就是在夏天，也要時不時地燒一下）。我們當時也不懂，覺得天熱涼炕舒服，吃完飯躺下就睡，後來很多人得了腰病，跟那時睡涼炕有很大關係。再說薅苗子，一般來說這活兒是給女人和老人乾的，算比較輕省的。老鄉們從小有鍛鍊，柔韌度比我們強，上炕能盤腿坐幾個小時，下地“圪蹴”在地上吃飯抽菸沒問題。我們就不行了，蹲在地上，一小時以後這腿又疼又脹，就得站起來活動活動。我比較胖，幹一會兒恨不得就想跪下來，那難受勁就別提了。幾年下來雖說有了很大進步，但終究是過不了這一關。我們小隊的王達元，後來在學校一起當老師，40多年後打電話還在笑我當年薅苗子的慘狀，可見我當時有多狼狽。這達元，怎不記我點好呢。
片段三 拔麥子
拔麥子在學校時就幹過，麥收時學校組織下鄉勞動，因為我們小，只幹半天。那我們已經很領教了：累，被麥芒扎，早就熟記於心。內蒙的麥子好像不如北京的高，老鄉們都蹲著拔，因怕天氣有變，這期間都起早貪黑。由於有一些心理準備，儘管手起泡，腿拉胯，麥芒扎，也能堅持下來，好在也沒幾天。捆麥子確實是有點技術含量的，看著老鄉們手拿兩把麥子交叉纏在一起，放在麥子下面兩手一擰，左一下右一下，捆出來的捆結實漂亮，怎麼折騰也不會散，仔細看看真像一件藝術品，可惜我到最後也沒學會。現在有時去買菜，看見打捆的菠菜、小白菜還會多看幾眼，看那要子捆得好不好看，結實不結實。這麥子還好說，倒是這莜麥太難伺候了。拉到場上要把麥粒用力甩下來，莜麥的芒比麥子厲害多了，紮在身上又疼又癢 。儘管我們渾身全副武裝，架不住那麥芒無孔不入。要是依著我，寧肯不吃也不種它，可那莜麵是內蒙山西一帶老鄉們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現在機械化了，估計再不用這麼笨的操作方法吃莜麵了。每到麥收季節，看到河南農民開著聯合收割機，到全國各地收麥子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我們那些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
片段四 起糖菜
秋天的活相對好做一些，不像鋤地那麼單調。另外還會有一份收穫的心理因素。老鄉有句話叫：收不收吃一秋，就是說，除了幹活還可以隨時吃點什麼。比如：拔個蘿蔔，在身上蹭一蹭，或拿鐮刀削一下吃；割豆子時把豆子剝下來放在鐵鍬上，下面燒火烤熟吃，應該叫“烤豆燃豆萁”。起糖菜這活兒我以前沒見過，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包一塊地，算好多少工分，幹完回家。我那時和王麗筠、老道（史會新）在一個小隊，我們就包了一塊地。老道在前面用鐵鍬挖起，我和王麗筠就負責削，要把糖菜的頭，櫻子削乾淨，削下來的部分歸自己，拿回家餵豬。我喜歡幹這種活，不太累，自在，也沒人比著不用著急，幹完就回家，比平時還早回。可惜也幹不了幾天，因為糖菜屬於經濟作物，每隊有指標不能多種。看，我們那時已經體會到承包責任制的好處了。
片段五 大會戰
1975年秋天，地裡的活兒忙完了，大隊決定在村西口修一條路搞農田基本建設，每個小隊都要出工，晚上大會戰。我當時已經到學校任民辦教師了，要帶學生去，主要是為了造聲勢。那時知青院裡大概就剩我和陳捷了，我們剛買了一頭克郎子豬準備養兩個月膘，這一下可真忙得不亦樂乎。白天我們照常上課，中午回來，做完飯顧不得吃，趕快挑上糖菜頭、胡蘿蔔、山藥到井臺去洗，然後趁灶火沒滅就煮上一大鍋悶著，吃完飯就得去上課了。下課回來把鍋裡的東西盛出來，再煮上麩子或糠，先把豬餵飽才能做飯吃飯，收拾好碗筷就得帶學生去挑燈夜戰了。這次會戰對於村裡的農業生產來說，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我不得而知，只記得一干就是一個多月。一天姐姐從察素齊回村，我喜出望外說：“姐呀，快幫我洗洗衣服吧，一個月了，衣服都沒洗，可把我累壞了！”如今40多年過去了，有些事情已記不清了，可大會戰這一個月至今還能想起，那一堆髒衣服，忙得忘了帶鑰匙、從窗戶爬進去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生 活
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第一年我們吃商品糧，每個月要到山根底陶思浩糧站去買糧，大隊給我們派了人做飯。開始大家在一起吃，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分開，變成按老隊吃，後來又分開，最終是按宿舍吃。我們用三國裡的一句話給自己找了個最好的理由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們宿舍5個人中我最小，她們都是高中的，就輪流做飯了。我對管家做飯本來就不會，也沒興趣，正樂得當個甩手掌櫃，可確實苦了這幾個姐姐了。我們屋的喬守瑋真不愧是喬致庸的後代，裡裡外外一把手，當家理財真有點“大宅門”裡二奶奶的風範。我們這點事對她來說得心應手。
第一年還好說，我們學會了蒸饅頭、擀麵條、燜米飯，還學會了做炸糕、做莜麵，雖然有時做得不好，但總之能吃飽，餓不著。到了秋天我們和社員一樣開始分糧了，要把這一年的糧食柴火管理保存好，真不容易。糧食要存好，山藥蘿蔔得挖窖，燒火用的茭棍要垛起來……糧食分下來，要去加工廠把毛糧加工。那幾年，大到分糧，買煤，小到每頓飯吃什麼，喬守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說實在的，雖然艱苦，但沒捱過餓，這真得益於當家的精心管理。有句話叫：吃不窮，喝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後幾年，上學招工，走的人多了，糧食也就更富裕了。我們知青本來就比社員分的糧食多170斤，所以到了麥收的時候，後山的人常常來用麥子換點玉米高粱什麼的，我們就可以換一些細糧，吃的也比以前好了。有的老鄉就說過:我們要是能有這麼好的生活，哪都不去了。那年月老鄉們生活真挺苦的，莜麵捨不得吃，要摻上高粱面吃二莜麵。其實我還挺喜歡吃二莜麵的，知青院裡剩我一個女生時，我們原來的房東虎旺媽，經常叫我到她家吃飯，說：“好的咱沒有，二莜麵管夠”。
那幾年經常為離開的同學開歡送會，過年過節他們回來也會像回家一樣在一起做點好吃的。大家在現有的條件下也會切磋廚藝，像自己做沙拉醬，用饅頭渣代替麵包屑做炸豬排。
冬 閒
剛去的時候，由於住在老鄉家，相對分散，知青之間關係不那麼密切，況且年齡還小，難免想家，到了冬天，隊裡的活兒一完就趕快回家，且一呆就是三四個月，早一天都不想回來。過了一年，我們都搬到知青院裡住，關係就比從前親密多了，並且住上知青房，多少有些自主權，心情也比從前好了，於是逐漸就產生留在一起過冬天甚至過個春節的想法。正是這樣一段時間的接觸，使我們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和樂趣，互相之間有了更深的瞭解。說實在話，留在腦海中最多的情景畫面片段都在這個時候。
片段一 唱歌
一年冬天，我和高艾住在最東邊的房間裡，那時我姐她們3個已經走了。沒有了家裡的約束、規矩，沒有了父母的管教，我們自由自在，反正也不用幹活，想睡到幾點就幾點。由於天冷，我們把一領炕蓆掛在窗戶外面，任憑北風那個吹，屋裡還是暖融融的。太陽出來了，屋裡仍然黑黑的，睡睡懶覺舒服極了。早上醒來，我們躺在炕上突發奇想，咱們倆唱歌吧!於是把我們會唱的歌都翻出來，先小聲後大聲，反正旁邊也沒人住，外邊有席子，聲音傳不出去，唱唄。從此每天上午起床前就有了新的內容。後來，又想了一個招兒，我起頭唱C調，她就唱D調，她起頭唱E調，我就唱F調，反正不能在一個調上，還不能讓人影響了，還要儘量去影響別人。我們給這起了個名字叫：不協調二重唱。現在想想可能也相當於早鍛鍊了，不高興的事，一通亂唱後煙消雲散，以至於後來別人一唱歌我老想給他拐個調，成毛病了。
片段二 放鞭炮
朝號的鞭炮做得好是出了名的。有一年回家的時候，老鄉送了我們一墩炮，就是那六邊形的，一捆是一百還是二百記不清了，我們就坐著火車帶回家了。現在想來多危險呀！可那時，我們自己意識不到，再加上車站檢查手段落後，竟讓我們混過去了。弟弟自然十分高興，出去一放，惹得衚衕裡的小兄弟們整天跟在屁股後面。這麼好的炮若是自己不放上一個，總是覺得有些遺憾，於是我和高艾帶回村幾個，決定自己放。我們先挑了一個捻兒長的，想一個人拿炮另一個人點，試了半天有些害怕。大隊書記王柱柱的兒子雙元看我們這麼費勁，就說：我給你們點了得了。那哪行啊，要的就是自己點。我們又找了三塊土坷垃把炮仗擠住，然後把門開一條縫，便於跑回去。準備好了，點著了，快跑！捂著耳朵回到屋裡一看，唉，炮仗倒啦。這個辦法不行，那就插牆上吧，找了一個可以放下一個炮仗的洞洞，把炮放進去，點吧，這回差不多了，真著了，我把手裡的東西一扔，捂著耳朵往回跑，關上門，等了一會還沒響，出來一看，炮掉在地上，捻兒自然是滅了，火柴撒了一地，唉，算了吧，叫雙元：“給你放吧，但是你必須在我們院子裡放，得讓我們看見。”雙元答應著，那壞小子一臉得意，嘲笑。一聲炮響，結束了此次放炮的過程，大概也是這一生的最後一次。
片段三 打撲克
那時候打撲克的一種打法和現在的“捉黑A”差不多，反正最後黑A落在誰手裡出不去，誰就算輸。我、任志、陳捷、樑春生4個人一起玩。如果輸了有3種懲罰：一是唱歌，二是鑽凳子，三是喝涼水。當然也不是每盤都罰，大概也有分。因為很長時間一直在玩，所以每個人都有可能被罰到。一般來說選擇鑽凳子比較簡單，雖然費點勁倒也能過。一天，玩得有點晚了，任志說：“曉慶唱個歌吧”，我說：“好，唱個‘小曲好唱口難開’吧。”於是，陳捷、樑春生靠在炕頭被子上，任志坐在炕尾，我站在地上就唱起來，當唱完“先生老總聽開懷”時，任志笑著說：“你看，陳捷是先生，樑春生是老總，看他們倆聽開懷呢。”要說還是任志與眾不同，一次任志輸了，他低頭想了一下，抬頭一拍大腿：“喝涼水！”於是一大瓢涼水咕咚咕咚就進肚了！那可是冬天哪，就是夏天，那一大瓢冷水也夠誰一嗆啊，至於第二天任志的肚子是否抗議就不得而知了。
李曉慶，北京女十一中1968屆初中畢業生，1969年3月4日隨姐姐到土左旗哈素公社朝號大隊插隊。1973年9月到朝號小學任民辦教師，1976年7月病退回京。1976年11月起先後在北京東城區無線電元件二廠、海淀區廣播電視配件七廠當工人，1982年考入北京市儀表局職工大學財會專業，1985年畢業後，在北京國興電子有限公司財務部做財務工作至退休。
照片說明：2016年8月7日於原朝號大隊部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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