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內涵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逐步實現在境外流通,在國際上被廣泛用作計價、結算、投資和儲備貨幣的過程。早在1989年就有學者提出人民幣國際化。2000年左右，大批學術界人士開始呼籲人民幣國際化。2003年和2004年，我國陸續為香港和澳門地區個人人民幣業務提供清算安排。2009年，我國發布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逐步解除了跨境貿易中的人民幣使用限制。2011年，我國發布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先後允許境內機構以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和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到境內開展直接投資。之後，人民幣跨境使用快速發展，在跨境貿易和投資、外匯交易、國際支付、國際債券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路徑角度而言，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國際化是貨幣職能逐步發展的過程，會遵循一個基本路徑：跨境貿易和投資的本幣結算（貨幣計價和結算功能跨境化）→境外持有和交易本幣（貨幣投資功能跨境化）→境外持有者參與本幣金融市場（貨幣資本項目深度開放）→境外持有和儲備本幣資產（貨幣儲備功能國際化）。
從本質上講，貨幣是一種所有者與市場關於交換權的契約，是所有者相互之間達成的約定或承諾，體現了個體與社會的經濟協作關係。貨幣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一般等價物、貴金屬貨幣、紙幣、電子貨幣等。在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國際化主要是指法定貨幣在不同貨幣區之間基於契約精神形成的相互可自由兌換的程度。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貨幣為政權服務並受制於權力。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任何主權國家政權的建立、昌盛、衰弱乃至垮臺往往伴隨著其法定貨幣的發行流通、購買力逐步走強、逐步弱化乃至廢除並淡出歷史舞臺。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本質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主權信用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
貨幣國際化的程度主要取決於該貨幣所對應的主權政體的政治經濟綜合實力、貨幣穩定程度和金融市場成熟程度等。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綜合實力的巨大質變使得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一是中國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經具有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實力。二是人民幣幣值穩定，享有較高的國際信譽。三是中國的銀行系統已經大體上建立健全。四是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的金融市場高度發達。五是中國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作為保障。根據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SWIFT）統計，截至2015年12月，人民幣是全球第3大貿易貨幣、第5大外匯交易貨幣、第5大支付貨幣。按照國際收支統計，人民幣已經連續五年成為中國第二大跨境收付貨幣。從跨境貿易和投資角度分析，2016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5.23萬億元。其中，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量4.12萬億元。2016年，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結算業務2.46萬億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1.06萬億元，外商直接投資1.4萬億元。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貨幣籃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後第五種加入SDR的貨幣。這是國際社會對近年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的高度認可。以SDR貨幣籃子組成為例，人民幣比重為10.92%，超過日元和英鎊位列第三，美元比重為41.73%，歐元30.93%，日元8.33%，英鎊8.09%。現階段，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依然是全球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貨幣。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雖然短期內無法對人民幣國際化起到實質性作用，但是卻能很好地提升人民幣的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標誌著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呈現了後來居上的發展趨勢。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與我國全球GDP排名第二以及全球貿易大國的地位尚不相匹配。人民幣貿易計價則更是大幅低於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和澳元在本國貿易中的使用程度。毋庸置疑，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潛力巨大。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替代理論
1969年3月，美國經濟學家卡魯潘·切提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文章“On Measuring the Nearness of Near Money”，首次提出了貨幣替代的思想。貨幣替代，通常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自由兌換條件下，多種貨幣的持有者根據自己對交易動機、預防動機、投機動機以及資產最大化組合等的綜合需求，在不同幣種之間進行置換，選擇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貨幣資產組合，從而產生宏觀上各種貨幣資產結構與總量發生變化的經濟現象。
根據貨幣替代理論，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宏觀經濟、規模和制度。宏觀經濟因素是指宏觀環境引起持有外幣的成本收益發生變化引發貨幣替換，如本外幣真實收益率差異、匯率因素、通貨膨脹率、政治經濟風險等。規模因素是指在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驅動下，貿易方的外幣總量會隨著國際貿易額增長而增加，如國民收入水平、財富水平、國際貿易規模等。制度因素是指各國因經濟制度和匯率制度等存在差異而產生的交易成本差異，如貨幣的可兌換程度、外匯市場交易成本、市場因素等。“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一個從宏觀經濟、規模和制度等幾個層面全面系統推進的過程。
（二）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的概念，同期的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也對該理論進行了深入闡述。最優貨幣區，通常是指一種“最優”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種單一共同貨幣，或者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經常性交換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盯住，保持不變；區域內的國家和區域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根據最優貨幣區理論，在一些國家或地區形成最優貨幣區需要具備若干條件。一是生產要素流動性。二是經濟開放度。三是金融市場一體化。四是產品多樣化。五是經濟週期同步性。六是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七是工資、價格的靈活性。八是貿易結構的相似性。九是政策一體化。目前，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已經成為了硬通貨，在邊境貿易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投資和貿易的進一步深化、各國政府政策的統一協調能力進一步增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最優貨幣區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努力方向。
（三）三元悖論理論
1998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首次提出了“三元悖論”原則。該原則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等三大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經濟學家認為，實施資本管制和有限匯率浮動的發展中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穩定；實施浮動匯率政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穩定性最差。匯率政策的選擇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關鍵因素。就中國而言，隨著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加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無疑是目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佳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的頂層設計和具體推進方式必須要在匯率制度穩妥改革的基礎上進行。以市場供給為基礎實現人民幣匯率完全浮動匯率制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當有系統完善的配套措施和制度體系提供整體上的保障。根據三元悖論原則，與規模龐大的國際熱錢相比，一國外匯儲備再巨大也是十分短缺的，一旦全球熱錢對該國貨幣形成強有力的貶值預期，甚至耗盡外匯儲備也可能難以維持匯率的穩定性。伴隨人民幣國際化和境外熱錢的衝擊，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原有宏觀政策搭配難度凸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國應當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在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之間要有重點選擇和過渡過程，即實現資本有管理的可流動以及匯率在基本穩定基礎上保持彈性化。
三、“一帶一路”建設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戰略機遇
中國是國際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的佔比非常大，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推動力。從經濟發展規律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規模達到一定量級並國際化後，該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必然會相應增加。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中國政府順應時勢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採取了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和裝備製造業走出去等重大舉措，引導中資企業有序加快開展國際產業轉移和合作。考慮到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資本的雄厚實力，“一帶一路”建設從規模、速度、力度和成效而言，都會是改變世界經濟史的歷史性事件，必將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一帶一路”建設標誌著以新興大國為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新引擎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這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歷史性和系統性的戰略機遇。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帶一路”首次寫入黨的重大決定。2014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專門研究建設“一帶一路”規劃。2015年3月，中國國務院授權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強調，“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應當重點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加強合作。“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五通”內容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息息相關。
（一）資金融通有助於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
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不僅能深化沿線國家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金融合作，加強人民幣的支付、結算功能，還能夠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拓寬人民幣的計價、儲備功能，實現人民幣的雙向良性流通渠道，更可以加快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推動亞洲貨幣穩定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最終形成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合力。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或單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和信貸服務支持。金融機構和企業同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開拓了良好的局面。截至2016年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有關機構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推動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化佈局，創新融資機制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與“一帶一路”沿線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總額達9822億元人民幣，建立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為境內外金融機構從事人民幣業務提供服務。
（二）設施聯通有助於激發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
設施聯通就是加強我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路、鐵路、港口物流、通信管網等基礎設施屬於典型的公共物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將同沿線國家積極探討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以沿線國家所在區域為重點，逐步形成連接亞非歐以及大洋洲等地區的交通運輸網絡，為區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和人員往來提供更大化便利。2016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籤基建工程合同額 1260.3 億美元，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同比增長9.7%。截至2016年底，中國充分發揮了在基礎設施及相關領域建設的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積極推進鐵路、公路、港口、電力、通信等互聯互通建設，建成並投入使用了一批鐵路、公路、港口、原油和天然氣管道、跨境陸路光纜、國際海纜項目。這些項目建設週期普遍較長且經濟效應難以在短期內體現，需要大量的信貸資金支持，美元和歐元等難以擔當這個角色。中國有大量的建材等優質產能，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解決基礎設施工程的融資缺口問題，進而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宏偉目標。因此，“一帶一路”建設激發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巨大需求。
（三）貿易暢通有助於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人口近30億，貿易領域市場規模和合作潛力獨一無二。中國是製造業大國，總體保持貿易順差狀態，正在積極和沿線國家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問題進行探討併力爭消除貿易壁壘，降低貿易和投資成本，提高區域經濟的循環速度和質量。就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的選擇因素而言，影響最大的就是這種貨幣的使用成本。因此，貿易暢通和人民幣國際化之間是非常緊密的相互促進關係。貿易暢通對人民幣國際化深化程度的貢獻巨大。在全球貿易持續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9478億美元，佔同期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25.7%，較2015年上升了0.4個百分點，服務進出口總額1222億美元，在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比2015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2016年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5874.8億美元，達到近年來的高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顯著提高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水平，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帶一路”建設區域內的經貿合作不僅有助於促進相關國家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復甦，還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巨大合作空間。
（四）政策溝通有助於提供人民幣國際化的保障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國領導人先後出訪多個沿線國家，出席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議、亞非領導人會議等，與有關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晤，就共建“一帶一路”達成廣泛共識。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100多個國家表達了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和參與意願，中國與國際組織及有關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近50份“一帶一路”共建合作協議，涵蓋了互聯互通、產能、投資、經貿、金融、科技、社會、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領域，強調要促進雙邊經貿關係，加強基礎設施領域投融資合作。政策溝通使得中國能夠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接發展戰略，協商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打造區域經濟融合體，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下了紮實基礎。中國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在高層互訪的推動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夯實傳統合作領域和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加強政治互信，深入拓展新的合作空間，特別是深化發展了銀行、金融、貨幣等領域的多邊和雙邊合作，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創造了必要的政策條件。
（五）民心相通有助於營造人民幣國際化的氛圍
國相交在於民之親。中國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1萬多個政府獎學金名額，與有關國家在科技、文化、旅遊、衛生等領域達成廣泛共識，為民間友好交往提供了便利和機遇。2016年1月，習近平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演講時說，“一帶一路”建設倡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惡”，彼此要多拆牆、少築牆，把對話當做“黃金法則”用起來，大家一起做有來有往的鄰居。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取得進展的前提，是必須夯實堅實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財務成本、規避匯率風險，對沿線國家的企業和個人都有很大益處。如果人民幣國際化得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的認可，就能夠在區域範圍內被廣泛使用，提高人民幣國際化的預期，進而形成貨幣慣性，乃至實現貨幣替代。從歷史規律看，貨幣的國際化過程也是該國文明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廣泛認可的過程。“一帶一路”建設高度重視民心相通，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眼光，是立足長遠、持久發力的英明決策，也為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營造了良好氛圍。
四、“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貿易合作
1.貿易領域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
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採用人民幣計價結算的比例呈現逐步上升趨勢。2016年，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佔比已經達到22.3%。但是，和我國全球貿易大國地位相比，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計價尚屬起步階段，大幅低於美國、德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在本國跨境貿易中的本幣結算計價使用程度。從歷史角度分析，跨境貿易領域人民幣的計價結算主要受到如下制約：一是我國企業國際貿易起步階段是以低端製造業為主，多是依靠境外貿易伙伴，因此長期在全球分工價值鏈體系中處於下游，定價權較弱，推動人民幣貿易計價結算的實力積累有個過程；二是國際貿易往來中存在貨幣慣性，貿易伙伴的貨幣替代選擇需要時間；三是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配套不齊全，不能完全滿足企業防範匯率風險的需要；四是企業使用人民幣的便利性不夠。
2.“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將有效推動人民幣計價結算
古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依託，貿易暢通既是古絲綢之路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中之重。通過加強和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和資本流動，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中國和沿線國家的經濟依存度必將不斷深化，為貿易領域人民幣計價結算創造出巨大需求，人民幣將由周邊化擴展至區域化、國際化，進而形成以人民幣為主要流通貨幣的“人民幣投資與貿易圈”。以大宗商品和跨境電商為例。中國是大宗商品貿易大國，大宗商品貿易的計價結算影響力大，帶動性強。因此，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將可能率先在“一帶一路”貿易領域實現規模性重大突破。跨境電商則可以通過人民幣和美元雙計價機制，產生貨幣替代效應，為貿易領域人民幣計價結算奠定紮實基礎，是具體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有效方式。此外，在中國政府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背景下，人民幣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也必將隨之跟進甚至超前創新，以滿足貿易領域人民幣國際化的巨大需求。
（二）投資合作
1.投資領域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以企業為主體推動的國際貿易與投資的一體化。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企業對外投資發展迅猛。特別是在2011年我國推出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之後，由於企業使用人民幣具有規避匯率風險、降低財務成本和拓寬融資渠道等優勢，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是，跨境投資領域人民幣的使用依然存在較為突出的制約：一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條件尚不具備，對外投資必須要加強監管，增強規範性。資本項目開放得太快會出現負面問題。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中存在一些不規範行為，對跨境資金流動特別是美元的外匯儲備產生了一定衝擊。二是我國企業和目的地國使用人民幣的便利性不夠，人民幣雙向流動不順暢。三是人民幣有境內和境外兩個市場，如何進行有效監管協調，防止套利套匯。四是投資目的地國政經狀況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風險管理的難度較大。
2.“一帶一路”投資合作將產生巨大的人民幣資本需求
“一帶一路”建設強調中國和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契合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能源開發等方面對資本、產能、技術的巨大需求。這些項目的實施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投入，有利於人民幣在資本項目項下對外輸出，並可以在經常項目項下通過跨境貿易形成迴流。目前，我國的雙向直接投資開放程度相對較高，已經帶動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境外直接投資初具規模。2016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5.23萬億元，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增長則非常快，達到了4.62萬億元，佔比46.9%。人民幣國際化是從貿易結算開始的，但是可以預測到，資本項目開放未來也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動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本流動不可能完全封閉，或多或少存在域外因素的干擾。完全的資本項目放開並不意味著所有的11個子項目分類都必須全部可兌換。我國通過資本項目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定要穩步推進並審慎監管，秉承有管理的可兌換態度，應當堅持在合理範圍內統籌把握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
（三）金融合作
1.金融領域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合作的深化必然伴隨著金融合作的深化。金融合作將降低企業的貨幣使用成本，為企業避險提供金融產品，便利企業的投資和貿易行為，能夠在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收益最大化的同時，加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從金融合作角度分析，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有如下制約：一是中資金融機構的服務範圍不能覆蓋企業“走出去”的需要，人民幣投資和貿易的便利性不夠。二是需要加強貨幣互換創新力度，大力推動外匯儲備貨幣合作。三是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爭議依然存在。四是人民幣清算結算系統不夠完善，金融貨幣基礎設施薄弱。五是人民幣在各國際金融中心尚不能佔據市場交易的主導地位，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建設還有很大空間，人民幣走出去和流回來的渠道不夠暢通。
2.“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取得了階段性重大進展
在服務企業貿易和投資“走出去”方面，我國主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開始有序運營，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快推進銀政企合作，支持了大批貿易和投融資合作重大項目，積極通過市場化運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清算方面，截至2015年末，人民幣清算安排已經基本覆蓋了各大洲，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確定了人民幣清算行。在貨幣互換方面，為便利雙邊貿易和投資，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截至2015年末，我國已經與33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總規模超過3.3萬億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人民幣交易方面，截至2016年12月，為了滿足相關經濟主體降低匯兌成本的需要，便利貿易投資結算，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授權銀行間外匯市場可以開展人民幣與20多種貨幣進行直接交易。在儲備貨幣方面，2017年3月3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官網更新了最新一期“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季度數據，首次單獨列出人民幣持有情況，將極大促進各國在外匯儲備配置過程中接受人民幣。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衡量指標
1.人民幣國際化指數
國際上衡量貨幣國際化程度通常會依據貨幣在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按照IMF的統計要求，各國政府將本國官方外匯儲備中排在前列的貨幣報送IMF，並由IMF公佈這一指標。中國人民銀行會定期公佈跨境人民幣收付統計數據和境外機構及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統計數據。我國研究機構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比較權威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編制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RII）。RII立足於國際貨幣職能，強調實體經濟領域的貨幣計價與交易功能，旨在客觀評估人民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實際使用程度。RII的一級指標主要包括國際計價支付功能與國際儲備功能兩大類，即將價值尺度功能與支付手段功能合二為一統稱為計價支付功能，計價支付功能又主要關注貿易與金融兩大方面，因此貿易計價、金融計價與官方外匯儲備功能並行，所佔權重均為1/3。使用RII既可以跟蹤全球範圍內貿易計價、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等三個方面人民幣份額的發展動態，還可以比較方便地與其他主要國際貨幣進行橫向比較。
2.“一帶一路”人民幣匯率指數
2015年12月，中國銀行正式發佈了“一帶一路”人民幣匯率指數（BOC OBOR RMB Index，BOC OBORR）,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成為首個跟蹤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效匯率變動的綜合性指數。與以美元為主的匯率指數不同，BOC OBORR關注人民幣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幣值的整體變動趨勢，在路透、彭博、新華08等專業終端實時報價，並定期發佈專業分析報告，為金融機構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參考，為企業及時掌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匯率市場變動趨勢提供依據，幫助企業採取風險對衝措施，做好保值避險操作，降低匯率風險，避免非經營性虧損。BOC OBORR關注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匯率變動的情況有三大意義：一是有利於推動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直接結算和交易；二是有利於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三是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認可度和使用度。
五、“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建議
（一）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人民幣國際化頂層設計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長期戰略，要有定力，穩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面對全球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實現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主動選擇，既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內容，又是順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應當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盤考慮，做好頂層設計，持之以恆，不斷優化。要加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完善人民幣國際化使用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以企業為主體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力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為貿易、投資和支付提供便利，推動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
（二）在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從美元與歐元、日元的國際貨幣之爭的歷史經驗看，在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有利於維護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增強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未來價格的信心，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在對外開放初期，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較為單一，主要為經濟因素和金融因素。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強，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和機制日趨複雜。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人民幣和沿線國家貨幣實現直接可兌換，必然面臨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問題。當前，要充分利用好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和“一帶一路”人民幣匯率指數等綜合性指數，跟蹤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的匯率變動情況，反映人民幣對沿線國家貨幣幣值的整體變動趨勢,及時有效地採取相應措施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彈性。
（三）穩步推進有管理的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按照IMF的劃分標準，資本項目賬戶下細分為7大類11項40個子項。最新評估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已經實現完全可兌換的項目有10項，佔四分之一，部分可兌換是27個，完全不能兌換的僅有3個。為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局局長陸磊建議採取七大方面改革措施：一是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的雙向有序開放；二是繼續擴大境外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OFII）類型；三是待條件成熟時取消OFII資格和額度審批；四是推動境內外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五是穩妥研究推進境內外金融基礎設施對接和合作；六是繼續大力推進黃金市場的對外開放；七是將資本項目可兌換納入法治框架。歷史經驗表明，我國堅持有管理的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利於減少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出我國的衝擊，有利於保持經濟金融的穩定，有利於更好地把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為了強化人民幣的投資交易和價值儲備職能，人民幣資本項目必然要逐步實現更大程度上的可兌換。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需要防範沿線國家的國際金融風險傳遞，不能盲目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必須堅持有管理的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四）加快金融機構佈局，便利人民幣投資和貿易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其中不少國家沒有我國金融機構的分支網點。人民幣和該國貨幣必須要通過美元和歐元等實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兌換，交易成本高，匯率風險大，貨幣依賴性強，企業在投資和貿易活動中即使有人民幣需求，也由於非常不便利而不得不選擇美元或者歐元等。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中資金融機構，尤其是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大型中資銀行，能夠提供跨境清算、結算、中間業務、投融資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因此，在以“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迫切需要加快我國金融機構在沿線國家的合理佈局，服務走出去的中資企業和員工的實際金融需求，突出以人民幣國際化占主導地位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為企業投資和貿易提供更便利化的人民幣金融服務。
（五）推行大宗商品和跨境電商的人民幣計價結算
在大宗商品領域實現人民幣計價結算，不僅有利於爭取大宗商品的定價權，還可以加快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應當加強和沿線國家以人民幣為主要計價結算貨幣開展大宗商品合作，並大力推進境內原油期貨人民幣計價結算，加快鐵礦石等人民幣計價商品合約的國際化交易，為石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交易提供必要的人民幣金融衍生產品支持。此外，跨境電商可以通過人民幣和外匯的雙計價方式，為消費者提供便利並促使消費者形成貨幣依賴。我國應當充分發揮在跨境電商領域已經取得的先發經驗優勢，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勞動力成本低和商品需求強烈的特點，大力發展跨境電商及人民幣計價結算機制，在批發和零售等環節共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六）以貨幣互換推動人民幣的投資和外匯儲備職能
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啟動了貨幣互換，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經過多年的實踐，人民幣貨幣互換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發掘，不僅可以防止美元等貨幣的匯率變動風險，降低企業籌資成本，便利雙邊貿易和投資，還可以促進金融市場人民幣外匯交易，加快實現人民幣的投資和儲備職能。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大多數是約定在一定期限內，以某種匯率可以換取多少數量的貨幣，但是這個交易不是一定會發生，且有很多國家限制只在政府採購等領域使用。為了更好地通過貨幣互換提高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使用，建議應當和沿線國家協商擴大貨幣互換的適用範圍，同時通過銀行間外匯市場等市場化途徑，啟動人民幣和沿線國家貨幣的直接交易兌換，使得人民幣的使用更便利化，切實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投資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
（七）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清算結算體系
為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儘快培育人民幣全球金融市場，我國應當加強和沿線國家央行之間的溝通合作，加快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等金融貨幣基礎設施建設，拓寬人民幣結算的國際範圍和規模，健全人民幣登記、託管和交易制度，完善支付清算系統功能，將人民幣交易系統的報價、成交、清算以及交易信息發佈等功能延伸到沿線國家的金融機構，逐步形成支持多幣種清算的人民幣全球化支付體系。應當借鑑美國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以商業化運營模式，建立健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並通過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CNAPS）進行最終清算，提高清算效率，降低清算成本，全面監控人民幣境內外交易，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完善的金融貨幣基礎設施保障。
（八）構建多元化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是主要為非居民提供國際貿易結算、國際貨幣借貸和資金融通等金融業務和產品的國際金融市場，最大的特色是國際化、自由化和流動性強，國際貨幣交易基本不受貨幣發行國和市場所在地的法規和稅制限制。在國內人民幣資本項目有條件開放的背景下，我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必然要求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是中國境外企業獲得人民幣資金，進行人民幣投資的主要場所。為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應當構建多元化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加快新加坡、倫敦和“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建設，擴大境外人民幣市場容量，通過不同離岸金融市場分散人民幣交易風險，創新人民幣金融產品和相關衍生產品，降低人民幣交易成本，提高人民幣使用的便利性，增強國際市場上人民幣的流動性，有效監控離岸人民幣（CNH）和在岸人民幣（CNY）的雙向流通渠道，防範各類國際金融風險傳遞，進一步提高境外投資者和各國央行把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