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世界著名的徒步路線為何在中國鮮為人知？中外對徒步的理解差異又源於什麼？'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演員馬丁·辛與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視覺中國供圖）
34年後，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場，他們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並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復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係。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揹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於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法國之後，湯姆決定要將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在重走聖雅各之路的過程中，湯姆遇見了三個從不同國家來到這裡的徒步者：為了戒菸的女菸民，遇到寫作瓶頸的英國作家，以及為了減肥的荷蘭胖子。他們都在尋找生命裡更大的意義，並希望通過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穫。
於是，《朝聖之路》的拍攝讓馬丁·辛與兒子完成了一次現實中的父子之旅。他們來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用了幾個月時間在沿途的各個教堂、驛站和村落考察，選擇拍攝地點。他們每天與其他徒步者一樣負重前行，晚上住在驛站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間的上下鋪，在公共浴室洗涼水澡。
鏡頭內外的父子關係都在《朝聖之路》優美的西班牙鄉間風光和舒緩的故事中和解。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書，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就這樣結束了嗎？不，他又繼續走，走到海角，將那最後的骨灰撒向大海。終於，如釋重負，與自己和解。與湯姆同行的人也一樣，女菸民最後決定不戒菸，她接受了自己的煙癮；荷蘭胖子最後決定給自己買套新西裝，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聖雅各之路確實在近幾年變得異常火爆，儘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萬人走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聖雅各朝聖者之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2013年徒步者達到20萬人，並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名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有人將聖雅各之路視作歐洲宗教的復興，但顯然這條“朝聖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義。根據聖雅各之友協會在終點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穫”（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穫”呢？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演員馬丁·辛與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視覺中國供圖）
34年後，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場，他們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並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復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係。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揹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於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法國之後，湯姆決定要將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在重走聖雅各之路的過程中，湯姆遇見了三個從不同國家來到這裡的徒步者：為了戒菸的女菸民，遇到寫作瓶頸的英國作家，以及為了減肥的荷蘭胖子。他們都在尋找生命裡更大的意義，並希望通過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穫。
於是，《朝聖之路》的拍攝讓馬丁·辛與兒子完成了一次現實中的父子之旅。他們來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用了幾個月時間在沿途的各個教堂、驛站和村落考察，選擇拍攝地點。他們每天與其他徒步者一樣負重前行，晚上住在驛站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間的上下鋪，在公共浴室洗涼水澡。
鏡頭內外的父子關係都在《朝聖之路》優美的西班牙鄉間風光和舒緩的故事中和解。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書，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就這樣結束了嗎？不，他又繼續走，走到海角，將那最後的骨灰撒向大海。終於，如釋重負，與自己和解。與湯姆同行的人也一樣，女菸民最後決定不戒菸，她接受了自己的煙癮；荷蘭胖子最後決定給自己買套新西裝，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聖雅各之路確實在近幾年變得異常火爆，儘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萬人走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聖雅各朝聖者之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2013年徒步者達到20萬人，並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名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有人將聖雅各之路視作歐洲宗教的復興，但顯然這條“朝聖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義。根據聖雅各之友協會在終點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穫”（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穫”呢？
終點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進行彌撒時搖擺的香爐（視覺中國供圖）
一條路的“精神收穫”
作為徒步聖地，如今這條路的路標、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極盡完善，人們只要揹著換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夠了，無需露營裝備，因此孤獨成了這條路的某種必要條件，更多人只肯與自己為伴。按照聖雅各之友協會的統計，40%的徒步者是獨自出發上路的。這也造就了這條路上一種獨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們從驛站獨自出發上路，各走各的，絕不相互遷就，由於每人腳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結伴而行一段時間，之後再分別，相互說出一句約定俗成的“一路順風”（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們再在下一座城鎮的驛站重逢。
我依然記得結束第一天徒步後那晚的驛站極盡“豪華”。從法國境內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後，西班牙境內的第一處驛站是龍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它甚至連個鎮都算不上，只在一座修道院旁環繞著兩三間平房。這座修道院正是因接待朝聖者而建成，自中世紀起便擔任著“青年旅社”的作用直至今日。修道院的羅曼雕塑和厚重的木門在夜晚燈光照射下顯得格外古樸，接待我們的神父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他自然精通各類西歐語言，於是我們交了幾歐元，就可以在幾十人間的上下鋪裡獲得一個床位。按照慣例，他會邀請所有入住的徒步者在晚餐前參加晚禱，然後與兩個副手一起為大家準備晚餐，並在開餐後向大家供應幾乎不限量的紅酒。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那晚與我共同在修道院“大通鋪”過夜的徒步者們，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之後一週徒步過程中的旅伴。
英國小哥弗蘭克是個標準的西方揹包客大學生，從裝扮到神態都極為標準，戴著耳機聽音樂，平時經常沒事兒就往地上一坐，望向日落的方向。兩個美國胖姑娘會偶爾搭伴走，顯然她倆都沒有什麼戶外經驗，穿著全套嶄新裝備，拄著雙手登山杖，比別人走得都慢，大家都清楚她們有兩天傍晚是沿路搭了車才順利抵達驛站，但沒有人說破。韓國小姑娘一身業餘裝備，揹包裡塞了10袋辛拉麵，走得也不快，但她說自己已經是第二次走這條路了。三個日本小夥子本來相互並不認識，但他們英語顯然都不太行，很快就抱成一團。
比利時大爺雷奈是我們這批人裡的“老鳥”。他第一次一口氣完成800公里抵達終點聖地亞哥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每天徒步的節奏，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於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沿著海邊繼續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外加巴士，終於找到他，把他領回了家。不過他沒有就此打住，在大兒子出生之後他又推著嬰兒車來走聖雅各之路，後來還與小兒子一起騎自行車完成過。他在比利時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拽住，“你就是在聖雅各之路上推著嬰兒車的人”。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演員馬丁·辛與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視覺中國供圖）
34年後，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場，他們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並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復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係。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揹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於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法國之後，湯姆決定要將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在重走聖雅各之路的過程中，湯姆遇見了三個從不同國家來到這裡的徒步者：為了戒菸的女菸民，遇到寫作瓶頸的英國作家，以及為了減肥的荷蘭胖子。他們都在尋找生命裡更大的意義，並希望通過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穫。
於是，《朝聖之路》的拍攝讓馬丁·辛與兒子完成了一次現實中的父子之旅。他們來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用了幾個月時間在沿途的各個教堂、驛站和村落考察，選擇拍攝地點。他們每天與其他徒步者一樣負重前行，晚上住在驛站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間的上下鋪，在公共浴室洗涼水澡。
鏡頭內外的父子關係都在《朝聖之路》優美的西班牙鄉間風光和舒緩的故事中和解。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書，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就這樣結束了嗎？不，他又繼續走，走到海角，將那最後的骨灰撒向大海。終於，如釋重負，與自己和解。與湯姆同行的人也一樣，女菸民最後決定不戒菸，她接受了自己的煙癮；荷蘭胖子最後決定給自己買套新西裝，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聖雅各之路確實在近幾年變得異常火爆，儘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萬人走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聖雅各朝聖者之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2013年徒步者達到20萬人，並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名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有人將聖雅各之路視作歐洲宗教的復興，但顯然這條“朝聖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義。根據聖雅各之友協會在終點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穫”（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穫”呢？
終點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進行彌撒時搖擺的香爐（視覺中國供圖）
一條路的“精神收穫”
作為徒步聖地，如今這條路的路標、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極盡完善，人們只要揹著換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夠了，無需露營裝備，因此孤獨成了這條路的某種必要條件，更多人只肯與自己為伴。按照聖雅各之友協會的統計，40%的徒步者是獨自出發上路的。這也造就了這條路上一種獨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們從驛站獨自出發上路，各走各的，絕不相互遷就，由於每人腳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結伴而行一段時間，之後再分別，相互說出一句約定俗成的“一路順風”（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們再在下一座城鎮的驛站重逢。
我依然記得結束第一天徒步後那晚的驛站極盡“豪華”。從法國境內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後，西班牙境內的第一處驛站是龍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它甚至連個鎮都算不上，只在一座修道院旁環繞著兩三間平房。這座修道院正是因接待朝聖者而建成，自中世紀起便擔任著“青年旅社”的作用直至今日。修道院的羅曼雕塑和厚重的木門在夜晚燈光照射下顯得格外古樸，接待我們的神父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他自然精通各類西歐語言，於是我們交了幾歐元，就可以在幾十人間的上下鋪裡獲得一個床位。按照慣例，他會邀請所有入住的徒步者在晚餐前參加晚禱，然後與兩個副手一起為大家準備晚餐，並在開餐後向大家供應幾乎不限量的紅酒。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那晚與我共同在修道院“大通鋪”過夜的徒步者們，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之後一週徒步過程中的旅伴。
英國小哥弗蘭克是個標準的西方揹包客大學生，從裝扮到神態都極為標準，戴著耳機聽音樂，平時經常沒事兒就往地上一坐，望向日落的方向。兩個美國胖姑娘會偶爾搭伴走，顯然她倆都沒有什麼戶外經驗，穿著全套嶄新裝備，拄著雙手登山杖，比別人走得都慢，大家都清楚她們有兩天傍晚是沿路搭了車才順利抵達驛站，但沒有人說破。韓國小姑娘一身業餘裝備，揹包裡塞了10袋辛拉麵，走得也不快，但她說自己已經是第二次走這條路了。三個日本小夥子本來相互並不認識，但他們英語顯然都不太行，很快就抱成一團。
比利時大爺雷奈是我們這批人裡的“老鳥”。他第一次一口氣完成800公里抵達終點聖地亞哥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每天徒步的節奏，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於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沿著海邊繼續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外加巴士，終於找到他，把他領回了家。不過他沒有就此打住，在大兒子出生之後他又推著嬰兒車來走聖雅各之路，後來還與小兒子一起騎自行車完成過。他在比利時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拽住，“你就是在聖雅各之路上推著嬰兒車的人”。
聖雅各之路穿過無數中世紀古鎮（視覺中國供圖）
但他又來第四次走聖雅各之路了。他熟悉每一段線路的路程以及難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鎮的驛站開門哪些沒開，他會在上下鋪的驛站裡嘲笑我帶了整套睡衣，也會組織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還推薦我讀法國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Jean-Christophe Rufin）寫的有關這條路的遊記。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一次走這條路？”當我不免好奇地問雷奈時，得到的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我後來慢慢發現，對於“為什麼上路”這個問題，並不像在電影裡那樣容易得到答案。
不過當我變回記者，在採訪中問到上路原因時，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對我很坦誠。他告訴我，在決定出發去聖雅各之路前，他正卡在年近60歲的那個檻上。這位歷史上最年輕的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兩次龔古爾文學獎得主，“醫生無國界”和“反飢餓行動”創始人，當時剛結束為期三年的法國駐塞內加爾大使工作。“我老婆曾經認真算過，作為大使，僅僅在官邸參加午飯、晚飯、雞尾酒會，我每年就會見了1.4萬人。當你一年見1.4萬人，你就想遠離人群了。因此我把這趟徒步之旅當作是‘放空’，一種調整自己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呂芬在出發前就已經決定，這趟旅程什麼筆記都不做。“我想經歷這一切，不受記錄的約束，它只屬於我自己。當我在每一段路上看見狂熱寫筆記的朝聖者，我都十分同情他們。”不過這並沒有太多效果，完成徒步回法國的路上，他就寫下了小說《造夢人》，然後又決定寫一本遊記。這對他來說並不容易，因為他此前從沒真的寫過自己。“徒步前後，我讀過很多聖雅各之路的遊記，大部分都是這樣：現在幾點幾分，我走到了哪裡，下雨了，我穿上雨衣。這些日常描述也許對作者很重要，但太容易讓讀者失去興趣了。”因此這些在他的遊記《不朽的遠行》裡都沒有出現，他專注於自己的感受和這條路的意義。沒想到這本遊記出版後在法國大受歡迎，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比他因其他書收到的來信都要多。
“聖雅各之路並不隸屬於任何宗教信仰，它完全取決於我們如何接納朝聖帶來的啟發。它釋放思想和慾望的苦惱，清除一切精神的虛榮和身體的痛苦，它讓‘真我’與自然和諧共鳴，經由身體向思想滲透。”呂芬還記得在終點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裡獲得的拉丁文證書其實特別礙事，因為沒法摺疊，甚至根本沒法將它完好無損地裝進揹包裡，人人都是舉著證書離開教堂的。“說到底，我所做的事和這些自戀的打扮得像紐約客的跑步者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我經受的考驗歷時更長，規則也更多。它要求的是一套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審美標準。可是，儘管真誠，我不得不承認，比起一千多年前真正的朝聖者，我還是更接近這些21世紀的跑步者。”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演員馬丁·辛與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視覺中國供圖）
34年後，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場，他們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並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復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係。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揹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於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法國之後，湯姆決定要將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在重走聖雅各之路的過程中，湯姆遇見了三個從不同國家來到這裡的徒步者：為了戒菸的女菸民，遇到寫作瓶頸的英國作家，以及為了減肥的荷蘭胖子。他們都在尋找生命裡更大的意義，並希望通過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穫。
於是，《朝聖之路》的拍攝讓馬丁·辛與兒子完成了一次現實中的父子之旅。他們來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用了幾個月時間在沿途的各個教堂、驛站和村落考察，選擇拍攝地點。他們每天與其他徒步者一樣負重前行，晚上住在驛站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間的上下鋪，在公共浴室洗涼水澡。
鏡頭內外的父子關係都在《朝聖之路》優美的西班牙鄉間風光和舒緩的故事中和解。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書，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就這樣結束了嗎？不，他又繼續走，走到海角，將那最後的骨灰撒向大海。終於，如釋重負，與自己和解。與湯姆同行的人也一樣，女菸民最後決定不戒菸，她接受了自己的煙癮；荷蘭胖子最後決定給自己買套新西裝，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聖雅各之路確實在近幾年變得異常火爆，儘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萬人走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聖雅各朝聖者之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2013年徒步者達到20萬人，並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名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有人將聖雅各之路視作歐洲宗教的復興，但顯然這條“朝聖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義。根據聖雅各之友協會在終點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穫”（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穫”呢？
終點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進行彌撒時搖擺的香爐（視覺中國供圖）
一條路的“精神收穫”
作為徒步聖地，如今這條路的路標、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極盡完善，人們只要揹著換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夠了，無需露營裝備，因此孤獨成了這條路的某種必要條件，更多人只肯與自己為伴。按照聖雅各之友協會的統計，40%的徒步者是獨自出發上路的。這也造就了這條路上一種獨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們從驛站獨自出發上路，各走各的，絕不相互遷就，由於每人腳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結伴而行一段時間，之後再分別，相互說出一句約定俗成的“一路順風”（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們再在下一座城鎮的驛站重逢。
我依然記得結束第一天徒步後那晚的驛站極盡“豪華”。從法國境內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後，西班牙境內的第一處驛站是龍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它甚至連個鎮都算不上，只在一座修道院旁環繞著兩三間平房。這座修道院正是因接待朝聖者而建成，自中世紀起便擔任著“青年旅社”的作用直至今日。修道院的羅曼雕塑和厚重的木門在夜晚燈光照射下顯得格外古樸，接待我們的神父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他自然精通各類西歐語言，於是我們交了幾歐元，就可以在幾十人間的上下鋪裡獲得一個床位。按照慣例，他會邀請所有入住的徒步者在晚餐前參加晚禱，然後與兩個副手一起為大家準備晚餐，並在開餐後向大家供應幾乎不限量的紅酒。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那晚與我共同在修道院“大通鋪”過夜的徒步者們，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之後一週徒步過程中的旅伴。
英國小哥弗蘭克是個標準的西方揹包客大學生，從裝扮到神態都極為標準，戴著耳機聽音樂，平時經常沒事兒就往地上一坐，望向日落的方向。兩個美國胖姑娘會偶爾搭伴走，顯然她倆都沒有什麼戶外經驗，穿著全套嶄新裝備，拄著雙手登山杖，比別人走得都慢，大家都清楚她們有兩天傍晚是沿路搭了車才順利抵達驛站，但沒有人說破。韓國小姑娘一身業餘裝備，揹包裡塞了10袋辛拉麵，走得也不快，但她說自己已經是第二次走這條路了。三個日本小夥子本來相互並不認識，但他們英語顯然都不太行，很快就抱成一團。
比利時大爺雷奈是我們這批人裡的“老鳥”。他第一次一口氣完成800公里抵達終點聖地亞哥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每天徒步的節奏，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於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沿著海邊繼續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外加巴士，終於找到他，把他領回了家。不過他沒有就此打住，在大兒子出生之後他又推著嬰兒車來走聖雅各之路，後來還與小兒子一起騎自行車完成過。他在比利時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拽住，“你就是在聖雅各之路上推著嬰兒車的人”。
聖雅各之路穿過無數中世紀古鎮（視覺中國供圖）
但他又來第四次走聖雅各之路了。他熟悉每一段線路的路程以及難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鎮的驛站開門哪些沒開，他會在上下鋪的驛站裡嘲笑我帶了整套睡衣，也會組織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還推薦我讀法國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Jean-Christophe Rufin）寫的有關這條路的遊記。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一次走這條路？”當我不免好奇地問雷奈時，得到的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我後來慢慢發現，對於“為什麼上路”這個問題，並不像在電影裡那樣容易得到答案。
不過當我變回記者，在採訪中問到上路原因時，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對我很坦誠。他告訴我，在決定出發去聖雅各之路前，他正卡在年近60歲的那個檻上。這位歷史上最年輕的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兩次龔古爾文學獎得主，“醫生無國界”和“反飢餓行動”創始人，當時剛結束為期三年的法國駐塞內加爾大使工作。“我老婆曾經認真算過，作為大使，僅僅在官邸參加午飯、晚飯、雞尾酒會，我每年就會見了1.4萬人。當你一年見1.4萬人，你就想遠離人群了。因此我把這趟徒步之旅當作是‘放空’，一種調整自己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呂芬在出發前就已經決定，這趟旅程什麼筆記都不做。“我想經歷這一切，不受記錄的約束，它只屬於我自己。當我在每一段路上看見狂熱寫筆記的朝聖者，我都十分同情他們。”不過這並沒有太多效果，完成徒步回法國的路上，他就寫下了小說《造夢人》，然後又決定寫一本遊記。這對他來說並不容易，因為他此前從沒真的寫過自己。“徒步前後，我讀過很多聖雅各之路的遊記，大部分都是這樣：現在幾點幾分，我走到了哪裡，下雨了，我穿上雨衣。這些日常描述也許對作者很重要，但太容易讓讀者失去興趣了。”因此這些在他的遊記《不朽的遠行》裡都沒有出現，他專注於自己的感受和這條路的意義。沒想到這本遊記出版後在法國大受歡迎，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比他因其他書收到的來信都要多。
“聖雅各之路並不隸屬於任何宗教信仰，它完全取決於我們如何接納朝聖帶來的啟發。它釋放思想和慾望的苦惱，清除一切精神的虛榮和身體的痛苦，它讓‘真我’與自然和諧共鳴，經由身體向思想滲透。”呂芬還記得在終點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裡獲得的拉丁文證書其實特別礙事，因為沒法摺疊，甚至根本沒法將它完好無損地裝進揹包裡，人人都是舉著證書離開教堂的。“說到底，我所做的事和這些自戀的打扮得像紐約客的跑步者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我經受的考驗歷時更長，規則也更多。它要求的是一套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審美標準。可是，儘管真誠，我不得不承認，比起一千多年前真正的朝聖者，我還是更接近這些21世紀的跑步者。”
驛站“大通鋪”是徒步者們每天重逢的地方（視覺中國供圖）
從朝聖之路到徒步線路
關於這條路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傳說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聖雅各曾在西班牙佈道，返回耶路撒冷殉教後，他的屍骨祕密運回了西班牙，葬在小城聖地亞哥。9世紀，隱士佩拉希奧在田野上空一顆明星的指引下，在聖地亞哥發現了雅各之墓。雅各墓的發現自然受到阿斯圖里亞斯王國阿方索二世的重視。當時還沒有西班牙的概念，位於北部的天主教國家阿斯圖里亞斯王國與南部穆斯林摩爾人佔領地將如今的西班牙一分為二。834年，阿方索二世帶著皇室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朝聖之旅，聖雅各不僅成為西班牙光復戰爭中的守護神，聖地亞哥小城因此得名，成為繼耶路撒冷、羅馬之後天主教的第三大聖地。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朝聖活動達到了高潮，全歐洲的朝聖者揹著行囊、拄著牧杖、掛著葫蘆，從各地經過法國，越過西法邊境比利牛斯山，沿著坎塔布連橫嶺一路向西，源源不斷地湧向聖地亞哥朝聖。由於長途跋涉千辛萬苦，加上不時還有強匪的出沒，冒著乃至生命危險，能夠完成這項神聖使命的教徒，一生的罪孽也就可以得到教會的赦免。抵達者返回時，往往會從聖地亞哥不遠處的大西洋海邊帶回當地盛產的扇貝，以為紀念和證明。扇貝後來就成了這條路的專用標誌，拉丁語系中“聖雅各”與“扇貝”也成了同一個詞。
在邢嘯聲寫過的所有中世紀藝術史書中，《聖雅各之路朝“勝”記》也因為有了他自己的經歷成為最特殊的一本。這位如今81歲的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教授寫過《基督教神聖譜》《柱頭上的聖經》，三大卷西班牙繪畫史，翻譯過諸多法國藝術史、繪畫史書。他曾經是上世紀80年代最早一批國家選派到法國的留學生，在巴黎從零開始學習中世紀藝術史。“第一個假期，老師給了我一套法國、西班牙地圖，上面有老師自己的標註，哪些中世紀羅曼教堂最值得參觀，哪些修道院可參觀可不參觀。”於是他開始利用假期考察教堂的建築、雕塑藝術，後來他發現，這套地圖就是聖雅各之路的地圖。他斷斷續續的考察持續了20多年。
因為朝聖者數量逐漸增多，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原先設有醫院、修道院、補給站的地方也演變成大小都市或村鎮，大量中世紀羅曼藝術建築建成，沿途為朝聖者提供食宿的小旅館，直接帶動了村鎮的經濟繁榮。歐洲各國的神職人員、醫護人員，以及各類工匠，在聖雅各之路沿途城市定居，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這條路上豐富的歷史和文化遺蹟，遠遠超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範疇，濃縮了近千年的歐洲文化史，乃是歐洲身份認同的起源之一。”邢嘯聲說。
上世紀80年代是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關鍵時期，為了鞏固歐洲的身份認同感，歐盟委員會於1987年將聖雅各之路評選為“歐洲文化線路”。隨後1993年、1998年，聖雅各之路西班牙段和法國段先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文化遺產。邢嘯聲還記得80年代他剛開始考察這條路的時候，沒有移動通信設備也沒有路書，在紙上寫著小鎮的名字到處問路。但從90年代開始，聖雅各之路逐漸成為一條全球熱門徒步線路。
法國曆史學者讓·貝博龍（Jean Babelon）最初只是召集了一小撮歷史、藝術史和中世紀文學史學者在巴黎成立了聖雅各之友協會。“起初他們的目標是從歷史、藝術和文學的角度重新發掘這段朝聖歷史，但當時正好趕上徒步運動的興起，於是他們決定順便為徒步者提供一系列幫助，不僅考據歷史，還劃分路段，製作路書，併為徒步者聯繫沿途的住宿驛站。”現任聖雅各之友協會主席帕特里克·貝爾納（Patrice Bernard）告訴我，作為這條路上成立的第一家現代民間機構，讓·貝博龍等人當時效仿歷史推出了“朝聖者護照”和蓋章的機制沿用至今。這本曾在中世紀充當著“通關文書”作用的護照，如今是一張白色的手風琴式摺頁紙，其貌不揚，每每經過沿路驛站，接待處的工作人員就會為徒步者蓋章並寫下日期，抵達終點時，這本護照就成了證明徒步者是否按順序一路走下來的最好文件。
近年這種護照、印章的徒步模式已經傳到了日本熊野古道，後者與聖雅各之路互為姊妹路，很多走完其中一條路的人就會去走另一條路，以獲得“雙認證”。聖雅各之路太火了，以至於加拿大魁北克和巴西都有“預備聖雅各之路”，供想去西班牙的徒步者體驗並提前準備。
聖雅各之路也成了我和外國人打開話匣子的方式，沒有人不知道這條路。去歐洲出差，同路的意大利美食作者會和我交換聖雅各之路沿途的好館子信息。採訪阿根廷新媒體藝術家阿馬利婭·烏爾曼（Amalia Ulman），她會激動地說小時候生活在西班牙小鎮希洪（Gijón），自己家門口就是聖雅各之路，每天看著徒步者經過。每年年底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每當我埋於稿子，都會在某個瞬間想到西班牙鄉間的景色和空氣，讓人放鬆神往。每每此時，我會從櫃子裡翻出我的“朝聖者護照”，看看之前的印章，再看看路書和地圖，盤算著下個春節假期我能路過哪些地方。
但後來我也曾產生過一個困惑，這條世界著名的徒步線路在中國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初次聽說的“老鳥”們甚至不屑於如此平緩的西歐鄉間小道。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主任錢俊偉告訴我，這是源於中國與外國徒步文化的差異。
“在所有戶外運動中，中國人其實更喜歡登山，或者難度比較高的徒步，就是我們俗稱的‘爬山’。”他說登山更側重於探索未知和挑戰，解決困難，以及體能上的堅持和控制，更“虐”，而徒步則是一種自我修行。“如果說通常意義的邁開腿走路是一種反覆的閉合型運動，那在一個多變的自然環境中完成閉合性運動，就是最大的修行。而最好的徒步者，邁出的每一步都與所處的場景達到最完美的契合，一旦達到這種狀態，你就會發現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因此錢俊偉即便曾經率北京大學登山隊登頂過珠穆朗瑪峰在內的諸多高峰，每到假期依舊會去徒步。
方翔則認為，中外對徒步的理解是因基礎條件的差異產生不同，“實際上在中國至今都沒有一條像聖雅各之路一樣比較完善、整齊的徒步線路，適合於運動休閒”。方翔曾在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工作過10年，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參與國家步道線路設計。他說由於沒有完善的道路，因此在中國，最普遍的徒步仍然是一種由專業嚮導、背夫組成的多人團隊穿越行為，徒步道路也多是碎片化的，很少有可以持續走上三五天的線路。“舉個例子，徽杭古道、茶馬古道，這些古道曾經是商運線路，現在由於城市化的進程被切割了，有的另闢他路通了隧道，有的因身處景區被植被覆蓋，人已經沒法走了。但歐洲不是，比如可以連續徒步10天左右的環勃朗峰線，它正好處於意大利、法國、瑞士邊境，因為國防戰略，不允許通隧道，因此那些山間小路現在還有人走，此外它海拔平均1800米，已經進入高山草甸帶，道路不會被植被覆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標題《在聖雅各之路，尋找什麼？》
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歷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記者/張星雲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視覺中國供圖）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於最簡單的關係，不需要顧忌別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鬆感完全不亞於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晒太陽一樣享受。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內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朝聖者之路。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週，在聖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僅享受冬季歐洲停滯的鄉間寧靜，還約上在巴黎的哥們兒，一起邊走邊暢談，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
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里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聖雅各之路，持續千年的旅程
1976年，颱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著自己14歲的兒子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男主角，一位要沿著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只需5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於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的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將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著《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將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里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並且他確實喝多了。
他的14歲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並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衝著他來。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演員馬丁·辛與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視覺中國供圖）
34年後，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場，他們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並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復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係。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揹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於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法國之後，湯姆決定要將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在重走聖雅各之路的過程中，湯姆遇見了三個從不同國家來到這裡的徒步者：為了戒菸的女菸民，遇到寫作瓶頸的英國作家，以及為了減肥的荷蘭胖子。他們都在尋找生命裡更大的意義，並希望通過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穫。
於是，《朝聖之路》的拍攝讓馬丁·辛與兒子完成了一次現實中的父子之旅。他們來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用了幾個月時間在沿途的各個教堂、驛站和村落考察，選擇拍攝地點。他們每天與其他徒步者一樣負重前行，晚上住在驛站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間的上下鋪，在公共浴室洗涼水澡。
鏡頭內外的父子關係都在《朝聖之路》優美的西班牙鄉間風光和舒緩的故事中和解。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書，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就這樣結束了嗎？不，他又繼續走，走到海角，將那最後的骨灰撒向大海。終於，如釋重負，與自己和解。與湯姆同行的人也一樣，女菸民最後決定不戒菸，她接受了自己的煙癮；荷蘭胖子最後決定給自己買套新西裝，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聖雅各之路確實在近幾年變得異常火爆，儘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萬人走完。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聖雅各朝聖者之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此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2013年徒步者達到20萬人，並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名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有人將聖雅各之路視作歐洲宗教的復興，但顯然這條“朝聖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義。根據聖雅各之友協會在終點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穫”（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穫”呢？
終點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進行彌撒時搖擺的香爐（視覺中國供圖）
一條路的“精神收穫”
作為徒步聖地，如今這條路的路標、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極盡完善，人們只要揹著換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夠了，無需露營裝備，因此孤獨成了這條路的某種必要條件，更多人只肯與自己為伴。按照聖雅各之友協會的統計，40%的徒步者是獨自出發上路的。這也造就了這條路上一種獨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們從驛站獨自出發上路，各走各的，絕不相互遷就，由於每人腳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結伴而行一段時間，之後再分別，相互說出一句約定俗成的“一路順風”（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們再在下一座城鎮的驛站重逢。
我依然記得結束第一天徒步後那晚的驛站極盡“豪華”。從法國境內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後，西班牙境內的第一處驛站是龍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它甚至連個鎮都算不上，只在一座修道院旁環繞著兩三間平房。這座修道院正是因接待朝聖者而建成，自中世紀起便擔任著“青年旅社”的作用直至今日。修道院的羅曼雕塑和厚重的木門在夜晚燈光照射下顯得格外古樸，接待我們的神父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他自然精通各類西歐語言，於是我們交了幾歐元，就可以在幾十人間的上下鋪裡獲得一個床位。按照慣例，他會邀請所有入住的徒步者在晚餐前參加晚禱，然後與兩個副手一起為大家準備晚餐，並在開餐後向大家供應幾乎不限量的紅酒。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那晚與我共同在修道院“大通鋪”過夜的徒步者們，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之後一週徒步過程中的旅伴。
英國小哥弗蘭克是個標準的西方揹包客大學生，從裝扮到神態都極為標準，戴著耳機聽音樂，平時經常沒事兒就往地上一坐，望向日落的方向。兩個美國胖姑娘會偶爾搭伴走，顯然她倆都沒有什麼戶外經驗，穿著全套嶄新裝備，拄著雙手登山杖，比別人走得都慢，大家都清楚她們有兩天傍晚是沿路搭了車才順利抵達驛站，但沒有人說破。韓國小姑娘一身業餘裝備，揹包裡塞了10袋辛拉麵，走得也不快，但她說自己已經是第二次走這條路了。三個日本小夥子本來相互並不認識，但他們英語顯然都不太行，很快就抱成一團。
比利時大爺雷奈是我們這批人裡的“老鳥”。他第一次一口氣完成800公里抵達終點聖地亞哥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每天徒步的節奏，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於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沿著海邊繼續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外加巴士，終於找到他，把他領回了家。不過他沒有就此打住，在大兒子出生之後他又推著嬰兒車來走聖雅各之路，後來還與小兒子一起騎自行車完成過。他在比利時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拽住，“你就是在聖雅各之路上推著嬰兒車的人”。
聖雅各之路穿過無數中世紀古鎮（視覺中國供圖）
但他又來第四次走聖雅各之路了。他熟悉每一段線路的路程以及難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鎮的驛站開門哪些沒開，他會在上下鋪的驛站裡嘲笑我帶了整套睡衣，也會組織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還推薦我讀法國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Jean-Christophe Rufin）寫的有關這條路的遊記。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一次走這條路？”當我不免好奇地問雷奈時，得到的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我後來慢慢發現，對於“為什麼上路”這個問題，並不像在電影裡那樣容易得到答案。
不過當我變回記者，在採訪中問到上路原因時，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對我很坦誠。他告訴我，在決定出發去聖雅各之路前，他正卡在年近60歲的那個檻上。這位歷史上最年輕的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兩次龔古爾文學獎得主，“醫生無國界”和“反飢餓行動”創始人，當時剛結束為期三年的法國駐塞內加爾大使工作。“我老婆曾經認真算過，作為大使，僅僅在官邸參加午飯、晚飯、雞尾酒會，我每年就會見了1.4萬人。當你一年見1.4萬人，你就想遠離人群了。因此我把這趟徒步之旅當作是‘放空’，一種調整自己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呂芬在出發前就已經決定，這趟旅程什麼筆記都不做。“我想經歷這一切，不受記錄的約束，它只屬於我自己。當我在每一段路上看見狂熱寫筆記的朝聖者，我都十分同情他們。”不過這並沒有太多效果，完成徒步回法國的路上，他就寫下了小說《造夢人》，然後又決定寫一本遊記。這對他來說並不容易，因為他此前從沒真的寫過自己。“徒步前後，我讀過很多聖雅各之路的遊記，大部分都是這樣：現在幾點幾分，我走到了哪裡，下雨了，我穿上雨衣。這些日常描述也許對作者很重要，但太容易讓讀者失去興趣了。”因此這些在他的遊記《不朽的遠行》裡都沒有出現，他專注於自己的感受和這條路的意義。沒想到這本遊記出版後在法國大受歡迎，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比他因其他書收到的來信都要多。
“聖雅各之路並不隸屬於任何宗教信仰，它完全取決於我們如何接納朝聖帶來的啟發。它釋放思想和慾望的苦惱，清除一切精神的虛榮和身體的痛苦，它讓‘真我’與自然和諧共鳴，經由身體向思想滲透。”呂芬還記得在終點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裡獲得的拉丁文證書其實特別礙事，因為沒法摺疊，甚至根本沒法將它完好無損地裝進揹包裡，人人都是舉著證書離開教堂的。“說到底，我所做的事和這些自戀的打扮得像紐約客的跑步者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我經受的考驗歷時更長，規則也更多。它要求的是一套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審美標準。可是，儘管真誠，我不得不承認，比起一千多年前真正的朝聖者，我還是更接近這些21世紀的跑步者。”
驛站“大通鋪”是徒步者們每天重逢的地方（視覺中國供圖）
從朝聖之路到徒步線路
關於這條路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傳說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聖雅各曾在西班牙佈道，返回耶路撒冷殉教後，他的屍骨祕密運回了西班牙，葬在小城聖地亞哥。9世紀，隱士佩拉希奧在田野上空一顆明星的指引下，在聖地亞哥發現了雅各之墓。雅各墓的發現自然受到阿斯圖里亞斯王國阿方索二世的重視。當時還沒有西班牙的概念，位於北部的天主教國家阿斯圖里亞斯王國與南部穆斯林摩爾人佔領地將如今的西班牙一分為二。834年，阿方索二世帶著皇室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朝聖之旅，聖雅各不僅成為西班牙光復戰爭中的守護神，聖地亞哥小城因此得名，成為繼耶路撒冷、羅馬之後天主教的第三大聖地。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朝聖活動達到了高潮，全歐洲的朝聖者揹著行囊、拄著牧杖、掛著葫蘆，從各地經過法國，越過西法邊境比利牛斯山，沿著坎塔布連橫嶺一路向西，源源不斷地湧向聖地亞哥朝聖。由於長途跋涉千辛萬苦，加上不時還有強匪的出沒，冒著乃至生命危險，能夠完成這項神聖使命的教徒，一生的罪孽也就可以得到教會的赦免。抵達者返回時，往往會從聖地亞哥不遠處的大西洋海邊帶回當地盛產的扇貝，以為紀念和證明。扇貝後來就成了這條路的專用標誌，拉丁語系中“聖雅各”與“扇貝”也成了同一個詞。
在邢嘯聲寫過的所有中世紀藝術史書中，《聖雅各之路朝“勝”記》也因為有了他自己的經歷成為最特殊的一本。這位如今81歲的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教授寫過《基督教神聖譜》《柱頭上的聖經》，三大卷西班牙繪畫史，翻譯過諸多法國藝術史、繪畫史書。他曾經是上世紀80年代最早一批國家選派到法國的留學生，在巴黎從零開始學習中世紀藝術史。“第一個假期，老師給了我一套法國、西班牙地圖，上面有老師自己的標註，哪些中世紀羅曼教堂最值得參觀，哪些修道院可參觀可不參觀。”於是他開始利用假期考察教堂的建築、雕塑藝術，後來他發現，這套地圖就是聖雅各之路的地圖。他斷斷續續的考察持續了20多年。
因為朝聖者數量逐漸增多，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原先設有醫院、修道院、補給站的地方也演變成大小都市或村鎮，大量中世紀羅曼藝術建築建成，沿途為朝聖者提供食宿的小旅館，直接帶動了村鎮的經濟繁榮。歐洲各國的神職人員、醫護人員，以及各類工匠，在聖雅各之路沿途城市定居，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這條路上豐富的歷史和文化遺蹟，遠遠超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範疇，濃縮了近千年的歐洲文化史，乃是歐洲身份認同的起源之一。”邢嘯聲說。
上世紀80年代是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關鍵時期，為了鞏固歐洲的身份認同感，歐盟委員會於1987年將聖雅各之路評選為“歐洲文化線路”。隨後1993年、1998年，聖雅各之路西班牙段和法國段先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文化遺產。邢嘯聲還記得80年代他剛開始考察這條路的時候，沒有移動通信設備也沒有路書，在紙上寫著小鎮的名字到處問路。但從90年代開始，聖雅各之路逐漸成為一條全球熱門徒步線路。
法國曆史學者讓·貝博龍（Jean Babelon）最初只是召集了一小撮歷史、藝術史和中世紀文學史學者在巴黎成立了聖雅各之友協會。“起初他們的目標是從歷史、藝術和文學的角度重新發掘這段朝聖歷史，但當時正好趕上徒步運動的興起，於是他們決定順便為徒步者提供一系列幫助，不僅考據歷史，還劃分路段，製作路書，併為徒步者聯繫沿途的住宿驛站。”現任聖雅各之友協會主席帕特里克·貝爾納（Patrice Bernard）告訴我，作為這條路上成立的第一家現代民間機構，讓·貝博龍等人當時效仿歷史推出了“朝聖者護照”和蓋章的機制沿用至今。這本曾在中世紀充當著“通關文書”作用的護照，如今是一張白色的手風琴式摺頁紙，其貌不揚，每每經過沿路驛站，接待處的工作人員就會為徒步者蓋章並寫下日期，抵達終點時，這本護照就成了證明徒步者是否按順序一路走下來的最好文件。
近年這種護照、印章的徒步模式已經傳到了日本熊野古道，後者與聖雅各之路互為姊妹路，很多走完其中一條路的人就會去走另一條路，以獲得“雙認證”。聖雅各之路太火了，以至於加拿大魁北克和巴西都有“預備聖雅各之路”，供想去西班牙的徒步者體驗並提前準備。
聖雅各之路也成了我和外國人打開話匣子的方式，沒有人不知道這條路。去歐洲出差，同路的意大利美食作者會和我交換聖雅各之路沿途的好館子信息。採訪阿根廷新媒體藝術家阿馬利婭·烏爾曼（Amalia Ulman），她會激動地說小時候生活在西班牙小鎮希洪（Gijón），自己家門口就是聖雅各之路，每天看著徒步者經過。每年年底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每當我埋於稿子，都會在某個瞬間想到西班牙鄉間的景色和空氣，讓人放鬆神往。每每此時，我會從櫃子裡翻出我的“朝聖者護照”，看看之前的印章，再看看路書和地圖，盤算著下個春節假期我能路過哪些地方。
但後來我也曾產生過一個困惑，這條世界著名的徒步線路在中國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初次聽說的“老鳥”們甚至不屑於如此平緩的西歐鄉間小道。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主任錢俊偉告訴我，這是源於中國與外國徒步文化的差異。
“在所有戶外運動中，中國人其實更喜歡登山，或者難度比較高的徒步，就是我們俗稱的‘爬山’。”他說登山更側重於探索未知和挑戰，解決困難，以及體能上的堅持和控制，更“虐”，而徒步則是一種自我修行。“如果說通常意義的邁開腿走路是一種反覆的閉合型運動，那在一個多變的自然環境中完成閉合性運動，就是最大的修行。而最好的徒步者，邁出的每一步都與所處的場景達到最完美的契合，一旦達到這種狀態，你就會發現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因此錢俊偉即便曾經率北京大學登山隊登頂過珠穆朗瑪峰在內的諸多高峰，每到假期依舊會去徒步。
方翔則認為，中外對徒步的理解是因基礎條件的差異產生不同，“實際上在中國至今都沒有一條像聖雅各之路一樣比較完善、整齊的徒步線路，適合於運動休閒”。方翔曾在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工作過10年，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參與國家步道線路設計。他說由於沒有完善的道路，因此在中國，最普遍的徒步仍然是一種由專業嚮導、背夫組成的多人團隊穿越行為，徒步道路也多是碎片化的，很少有可以持續走上三五天的線路。“舉個例子，徽杭古道、茶馬古道，這些古道曾經是商運線路，現在由於城市化的進程被切割了，有的另闢他路通了隧道，有的因身處景區被植被覆蓋，人已經沒法走了。但歐洲不是，比如可以連續徒步10天左右的環勃朗峰線，它正好處於意大利、法國、瑞士邊境，因為國防戰略，不允許通隧道，因此那些山間小路現在還有人走，此外它海拔平均1800米，已經進入高山草甸帶，道路不會被植被覆蓋。”
法國作家讓-克里斯托夫·呂芬
終點，還未抵達
雖然我已經連續走了三年聖雅各之路，但終點聖地亞哥離我還遠著呢，我遠沒有獲得《朝聖之路》電影裡那樣的解脫和救贖，也還沒有看到臺灣詩人余光中描述過的，終點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在進行彌撒時那搖擺的香爐。
在第三年的徒步之後我曾經差點放棄了。那年冬天是在鵝毛大雪裡連續走了三天，渾身溼透，晚上住的驛站沒有暖氣，中世紀的石頭房子裡越待越冷，接待我們的老闆娘為了省錢，晚上9點就把唯一的壁爐滅火。好在最後一天陽光重現，一路在溫暖的陽光下徒步讓人恢復心情。路段結束分別時，我和巴黎的哥們兒擁抱，暗自慶幸沒在最低谷的時候相互翻臉。
記得第一年路段結束後，比利時大爺雷奈叫上同行的其他人，在古鎮潘普洛納（Pamplona）的一家小館子給我準備了送行宴，席間他請大家喝了三瓶紅酒，然後對我說：“每年只走一週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你能放下更多，也許就能一氣走完了。”
三年後，我再回想起那個分別的場景是在讀完保羅·柯艾略（Paulo Coelho）的小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時。
保羅·柯艾略1947年出生於里約熱內盧市一箇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名工程師，希望他以後也成為工程師，母親是嚴格的天主教徒，他從小被送到教會學校唸書。但他一心想當作家。因叛逆，他被父母送進精神病院，受到過三次電擊治療。60年代末，他離家出走，成了一名嬉皮士，沉迷於研究鍊金術、魔法、吸血鬼等神祕事物，與一些祕密團體和東方宗教社會有過接觸。後來他又遇到了巴西著名搖滾樂歌星勞爾·賽沙斯（Raul Seixas），一頭栽進了性放縱、毒品和搖滾樂的世界中，並先後為賽沙斯寫過60多首歌詞。但歌詞產生了麻煩，惹怒了當時掌權的軍政府，他被捕入獄，在監獄被虐待了一週。1986年，38歲的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失去目標，在他第四任妻子的勸說下，走了一趟從法國到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以實現他的夢想：尋找一個故事，成為知名作家。
後來的故事盡人皆知。三個月的徒步，讓柯艾略覺醒，既然想當作家，就要認真寫字，這麼簡單的道理快40歲才明白。於是他在回到家後辭去了歌詞作者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作家。第二年，他描寫徒步過程的自傳體小說《朝聖》問世，同年，柯艾略又花兩週時間寫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氣呵成，1988年出版。兩本書成為姊妹篇。
柯艾略標誌性的寓言故事就此誕生。《朝聖》描寫了主人公行走800公里為了尋找一把寶劍，一路艱難險阻，不斷克服困難，最後找回了自己。姊妹篇《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講述一個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平原上的牧羊少年，為了追求夢想賣了羊去尋找金字塔寶藏的奇幻故事，最終牧羊少年在金字塔沒有找到寶藏，卻實現了自己看世界的兒時夢想。那個滿世界流浪的牧羊少年，名字就叫聖地亞哥，也就是聖雅各之路的終點。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最初在巴西出版後無人問津，出版商印了900本，決定下架。柯艾略只好拿著樣書，挨個出版社敲門，找了第二家出版，可是也不好賣。後來法國出版商看上了這本書，90年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在法國大賣，開始暢銷起來，緊接著英文版流行到美國，總統克林頓、好萊塢明星麥當娜、媒體人奧普拉都是這本書的粉絲。如今有關這條路最暢銷的書非《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莫屬。這部小說被翻譯成80多種文字，得了110多個獎項，單行本賣了1.6億冊，覆蓋160個國家，目前商業成功書籍唯一可與之比拼的是《哈利·波特》。
可以說，這條聖雅各之路，成了柯艾略的人生轉折點。柯艾略也成了這條路的“推廣大使”，他的書被掛在沿路各類商店的櫥窗裡，他幾次開車重走聖雅各之路。後來他在接受採訪時“懺悔”說，自己當年其實並沒有走完全程，在距離終點還有150多公里的小村塞夫雷羅（Cebreiro）他放棄了，隨後搭了輛開往聖地亞哥的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