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持盈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尚未掌握自然規律的人們為了判斷外出從事生產活動，從而產生了占卜這一行為，久而久之，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其獨特的占卜術，它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人們生活中的決策。
阿拉伯地區也不例外。廣為人知的一種占卜術便是咖啡占卜：即在飲用完特製的咖啡後，通過觀察杯底及杯壁咖啡渣的形狀來判斷所佔事物凶吉等等。
（咖啡占卜）
另一種較為流行的便是地佔術；這種在非洲地區大受歡迎的占卜術頗似中國的米卦，佔師先沙地上畫好陣列，再將石子拋撒於陣列中排列計數，依數量與圖形做出推斷；在阿拉伯語中，“地佔術”一詞的本意便是“沙子的知識”。
（地佔術）
還有一種，便是之後傳入歐洲並由此風靡全世界的星象占卜。直至現在，儘管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偽科學”，但占星術仍然擁有著大批擁躉，這一點，從全世界痴迷星座無法自拔的人的數量便可見一斑。
在占星術的發展歷程上，中世紀的阿拉伯地區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研究星象，自然離不開對各種天文現象的探索與發掘，因此天文學的崛起啐啄同時，也鐫刻在了中世紀阿拉伯的歷史中。
阿拉伯世界早期的占星術主要借鑑了希臘、印度與波斯的天文學著作，其中又尤其以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的《至大論》對其影響最大。得益於公元9世紀開始的“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更多關於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的文章請戳《阿拉伯數字背後的故事，史稱黑衣大食的國家曾經那麼有文化》），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至大論》的阿拉伯語譯本出現在阿阿巴斯王朝，成為了占星術師們的理論教材。
（托勒密）
和其他學科一樣，天文學在百年翻譯運動期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方面，天文學者自身較為努力：在學習借鑑了古希臘的天文學之後，阿拉伯的天文學者們青出於藍，例如易卜拉欣·法扎裡仿照希臘星盤，建造了阿拉伯地區的第一個黃銅星盤用於占卜。另一方面，大環境對於天文學的發展也很是有利：阿巴斯王朝的哈里發馬蒙在巴格達城和大馬士革城外建立了兩座觀星臺，天文學者利用觀星臺和相關設備進行天體觀測，順手把《至大論》中的一些數據做了校正與修改。但在彼時，天文學知識是為了占星術而服務，前者依附後者而發展，可以說也是時代的侷限性了。
中世紀的阿拉伯天文學家中，最為國人所熟知的要數伊本·拉班，他的天文學著作《天文書》是最早被譯為中文的阿拉伯天文學著作。明朝洪武年間，明太祖組織臣工翻譯“天文、陰陽、歷相”方面的書籍，這部於元代從阿拉伯地區傳入中國的著作便首當其衝擁有了漢譯本。
（《天文書》）
《天文書》的內容十分豐富，拋卻模稜兩可的占卜理論與占卜方法不提，其在科學方面的貢獻值得一書，算是一部不錯的科普讀物：例如其中提到了“太陽周圍有暈者，則天色陰暗霧雨”，這就是所謂的“日暈”，從氣象學角度來看是十分合理的。
不僅如此，《天文書》中也提及了胎兒在母親子宮內發育會隨著時間發展而呈現不同狀態，其描述也與當代醫學研究成果基本一致；該書中還提出了地理學上的經緯度的概念，是這一概念在國內史料中比較早的記載。
《天文書》被翻譯成中文後，由於內容和方法較為淺顯易懂，逐漸為明清學者所熟知，清代不少天文學著作都借鑑過該書，清初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還專門對《天文書》中涉及的星名與觀測年代進行過考證。除了《天文書》之外，例如中世紀天文學者巴塔尼的《歷數書》，比魯尼的《天文學與占星學原理》等，也是這一時代的經典著作。包括11世紀以“四行詩”流傳後世的大學者歐麥爾·海亞姆，也曾研究過天文學並撰寫過相關著作，可以說是一位在各領域都有建樹的“通才”了。
天文學在阿拉伯地區興盛之後，又傳入了歐洲。例如在12世紀，托勒密的《至大論》則又重新從阿拉伯語版本被翻譯成拉丁語版本，還有《歷數書》等著作，無一不深刻影響了此後歐洲地區的天文學發展。英語中nadir（天底）、zenith（天頂）等詞彙，都來自於阿拉伯語。
著名的阿拉伯史專家菲利普·希提曾這樣讚揚阿拉伯天文學家為這門學科做出的貢獻：
“他們把他們辛勤勞動的、永垂不朽的成績保存在天上，我們看一看一個普通天球儀上所記載的星宿名稱，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些成績。”
中國郭守敬的《授時歷》受到阿拉伯天文學的助益匪淺
中世紀阿拉伯地區在天文學方面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但後世卻往往刻意忽略這一地區對天文學做出的貢獻。這一現象，在數學、化學等長久被西方學者把持的領域亦是如此。
美國學者喬納森·萊昂斯在《智慧宮：阿拉伯人如何改變了西方文明》中說道：“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伊斯蘭世界用文明的饋贈幫助西方結束了中世紀的矇昧，這種慷慨卻最終促成近代以來西方對包括伊斯蘭在內的東方世界進行殖民和壓迫。”有太多人帶著有色眼鏡去看這樣一段歷史，對於阿拉伯世界的扭曲印象只增不減。
這著實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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