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原本零售業務並不見長的城商行，通過助貸業務，掀起了一場個人消費貸業務的大躍進。在此過程中，該行如何履行核心風控的責任？

在最近舉行的一次行業活動上，工商銀行牡丹信用卡中心執行副總裁沈衛裕披露了該行個人信用消費貸款產品——“融e借”的經營數據。

截至目前，“融e借”交易總額超過2000億，貸款餘額已經超過500億元。

作為“宇宙行”旗下的現金貸產品，融e借的表現，顯得有點尷尬。

不管借唄還是微粒貸，放款量早就達到了萬億量級，貸款餘額則在千億級別。

事實上，工行這個成績，連一些城商行都不如。

據天津銀行年報，截至去年末，該行個人消費貸款餘額778.96億元，同比增長785.9%，去年新增餘額691.03億元。

要知道，天津銀行的總資產不到7000億元，工商銀行總資產高達27.7萬億。

究竟是工行太弱，還是天津銀行太妖呢？

另一個例子是上海銀行。該行去年末互聯網消費貸款餘額1095.1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267.55%，也就是去年新增餘額797.39億元。

與天津銀行相比，上海銀行零售業務基礎較好，且較早發力金融科技，如此成績不算太意外。

真正值得關注的樣本是天津銀行。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的現金貸是廣義概念，指的是基於互聯網的個人無擔保信用貸款。

天津銀行的神奇逆襲

前不久，天津銀行交出了一份頗為驚豔的財報。

年報顯示，天津銀行去年實現營業收入121.4億元，較2017年增長19.7%，創歷史新高；撥備前利潤87.0億元，較2017年增長24.0%；實現淨利潤42.30億元，較2017年增長7.3%。

此前兩年，天津銀行的業績一直是負增長。2016年該行實現淨利潤45.18億元，同比下降8.4%；2017年實現淨利潤39.4億元，同比繼續下降12.7%。

在行業裡，天津銀行不算出彩，近年來多次爆出風控大案，包括2014年濱海分行天保支行 “存款糾紛”案、2015年濟南分行 “存款糾紛”案和2016年上海“4.6”票據案，並被捲入了渤海鋼鐵鉅額債務重組。

今年3月1日，天津銀保監局公佈的行政處罰信息公開表顯示，因存在12項違法違規事實，其對天津銀行罰款人民幣合計660萬元。

這樣一家銀行，是如何在2018年實現業績大翻身的呢？

答案是現金貸。在大幅壓縮對公業務的同時，天津銀行的個人貸款業務井噴，尤其是個人消費貸餘額暴增近700億元。

財報顯示，截至去年末，天津銀行個人貸款餘額為1060.10億元，同比增長208.4%。其中，個人消費貸款餘額達778.96億元，同比增長785.9%。

而在2017年末，天津銀行的個人消費貸餘額不過87.93億元。

個人消費貸的高收益，推動天津銀行的營收大幅提升。去年該行客戶貸款及墊款的利息收入由上年的108.81億元增至140.38億元，同比增長29.0%。

數據顯示，去年該行客戶貸款和墊款平均收益率達到5.55%，較2017年提升了72個基點；淨息差由2017年的1.25%上升到2018年的1.59%，提升34個基點；淨息差由2017年的0.81%上升到2018年的1.23%，提升42個基點。

在個人消費貸狂飆的同時，天津銀行對公業務出現萎縮。截至2018年末，該行公司貸款餘額1717.39億元，同比減少15.2%。

如果不是天津銀行加大了撥備力度，其在2018年的盈利增長將更加引人矚目。去年末，該行撥備覆蓋率達到250.37%，較2017年上升56.56個百分點。

除了規模上的大躍進，天津銀行還保持了良好的資產質量。

據財報，去年末，天津銀行個人消費貸款不良率從上年末的0.87%降至0.17%，遠低於該行整體1.64%的不良率，甚至比住房按揭貸款還要低。

這還推動天津銀行的個人貸款不良率由上年末的1.64%降至去年末0.58%；同期其公司貸款不良率從1.47%上升至2.25%。

真是一場華麗的翻身仗，現金貸則起到了“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

零售轉型還是資金通道？

問題來了：天津銀行的零售業務，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強了？

數據顯示，2017年末，天津銀行的個人貸款餘額為343.79億元，佔全部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比例為13.8%；到2018年末，個人貸款總額達到1060.10億元，佔比跳升至36.7%。

這一年間的增量為716.31億元，而去年天津銀行個人消費貸餘額新增691.03億元，佔比達到96.47%。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個人消費貸的瘋狂放量，天津銀行的個人貸款業務不可能取得如此的增長。

截至去年末，天津銀行的住房按揭貸款、個人經營類貸款及信用卡透支分別為229.29億元、44.97億元及6.89億元，分別佔個人貸款總額的21.6%、4.2%及0.6%。

此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津銀行已發行19.91萬張信用卡。

可以看到，不考慮個人消費貸，天津銀行的零售業務佔比很低、乏善可陳。

那麼，天津銀行的零售業務何以突然崛起？答案很可能是助貸（聯合貸款）。

據天津銀行官方網站披露，去年4月、6月、10月和12月，該行先後與新網銀行、螞蟻金服、百信銀行和度小滿金融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據自媒體“第一消費金融”報道，“天津銀行大規模進軍個人消費貸款的起步時間是在2018年3月，開始大規模放款是在天津銀行上海分行與借唄合作之後，在高峰時期，天津銀行通過借唄1天放款7億元。”

我們的疑惑在於：一家原本零售業務並不見長的城商行，通過助貸業務，掀起了一場個人消費貸業務的大躍進。在此過程中，該行如何履行核心風控的責任？

根據去年末網傳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銀行不得將授信審查、風控等核心業務環節外包給合作機構，不得僅根據第三方合作機構提供的信用評分放貸。

上述徵求意見稿還規定，地方商業銀行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主要服務當地客戶，向外省客戶發放的互聯網貸款餘額不得超過互聯網貸款總餘額的20%。

金融機構被掏空之憂

零售轉型，是當下銀行業的主流選擇。

在新的經濟金融形勢下，商業銀行難以保持快速的規模擴張，並且對公業務風險持續暴露，這對其經營業績形成了壓力。

過去很長時間裡，銀行業對零售業務的重視度普遍不高。直到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興起，讓金融機構看到了零售業務的巨大價值。

然而，除了極少數大中型銀行，絕大多數銀行都缺乏零售經驗和流量基礎，很難有所作為。

針對網絡小貸和現金貸業務的強監管，給這些銀行帶來了機會。

為了遏制網絡小貸的無限槓桿，監管部門提出了嚴格的槓桿要求，促使現金貸走向了助貸時代——新金融機構作為助貸方提供場景和流量，金融機構作為主要放貸人提供資金。

儘管監管部門一直強調金融機構要承擔核心風控責任，但這條監管規定缺乏實際約束力。

如此一來，一些金融機構在助貸業務中就變成了純粹的資金通道，躺著賺高利差，而將核心風控責任置若罔聞。

監管部門的憂慮，正在於此。

在今年初發表的《開正門！助貸大時代來臨，金融科技洗牌將至》一文中，我曾提到：

在助貸業務中，由於助貸方普遍承諾兜底，許多金融機構將這項業務變成了一項固定收益業務，也就是純粹的資金生意，而非需要承擔信用風險的信貸業務。

這不僅使得助貸業務的真實風險被人為掩蓋，還令金融機構在此過程中淡化乃至放棄了屬於自己的風控責任，全部甩給助貸機構，這反過來又提升了風險。

長此以往，如果助貸業務在金融機構的業務佔比中越來越高，而金融機構又遠離核心風控環節，其將喪失最核心的風險管理能力。

與跨區域經營相比，這才是監管部門最擔心的問題——助貸不能成為部分金融機構的“鴉片”。因為一旦核心能力下降，還會影響到金融機構其他業務的健康發展，最終威脅金融體系安全。

金融是經營風險的生意，如果金融機構連風控都外包出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也就被動搖了。監管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新金融城最近發表的《商業銀行如何把握互聯網貸款政策的變與不變》一文指出：

城商行、農商行應當在堅守主業、堅守服務本地的前提下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應當把這個業務作為運用科技手段提升自身風控能力、獲客能力的工具；應當把這個業務作為傳統業務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應將業務規模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內，將它當做一道大菜，而不是當做主食。

道理大家都懂，但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