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大唐為何為何死而不僵，祕密盡在這兩個字上'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襲經典，一時間天下藩鎮震恐。橫海節度使程權奏請入朝為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鎮劉總上表請歸順... ...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唐朝又恢復了統一。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打造了新的“會昌中興”。
唐宣宗大中年間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並聯合歸義軍驅逐吐蕃，收復河西，下一次對於甘肅地區的佔領，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情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襲經典，一時間天下藩鎮震恐。橫海節度使程權奏請入朝為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鎮劉總上表請歸順... ...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唐朝又恢復了統一。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打造了新的“會昌中興”。
唐宣宗大中年間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並聯合歸義軍驅逐吐蕃，收復河西，下一次對於甘肅地區的佔領，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情了。
▲歸義軍位置圖
這些成就既是君臣相知的功勞，也反映出尚且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新的平衡體系。然而，不管是“中興”還是“之治”，大唐的跗骨之蛆始終生機盎然，所有的矛盾都隨著時間逐漸固化，看來安史之亂未盡的事業，還需要一個黃巢來接棒。
大凡制衡，就一定有支點，也會有破綻。
幾乎微不可查的破綻
可以看出，皇帝們自始至終保持信任的唯有宦官群體。他們權利制衡體系中的支點，通過神策軍指揮權和對藩鎮的監軍權來制約藩鎮，組建“影子朝廷”來制衡朝臣，
甚至對於過往對先帝們的掌控和毒殺都可以既往不咎，而武將和朝臣顯然就沒這個待遇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襲經典，一時間天下藩鎮震恐。橫海節度使程權奏請入朝為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鎮劉總上表請歸順... ...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唐朝又恢復了統一。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打造了新的“會昌中興”。
唐宣宗大中年間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並聯合歸義軍驅逐吐蕃，收復河西，下一次對於甘肅地區的佔領，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情了。
▲歸義軍位置圖
這些成就既是君臣相知的功勞，也反映出尚且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新的平衡體系。然而，不管是“中興”還是“之治”，大唐的跗骨之蛆始終生機盎然，所有的矛盾都隨著時間逐漸固化，看來安史之亂未盡的事業，還需要一個黃巢來接棒。
大凡制衡，就一定有支點，也會有破綻。
幾乎微不可查的破綻
可以看出，皇帝們自始至終保持信任的唯有宦官群體。他們權利制衡體系中的支點，通過神策軍指揮權和對藩鎮的監軍權來制約藩鎮，組建“影子朝廷”來制衡朝臣，
甚至對於過往對先帝們的掌控和毒殺都可以既往不咎，而武將和朝臣顯然就沒這個待遇了。
▲皇帝眼中的宦官
皇帝對武將是無比的提防和苛刻，後來的藩帥們很難見到皇帝，他們所面對的永遠是監軍使那張怪異而冷漠的臉。
其實安史之亂只是一個個案，不能引申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論，更不能將不信任擴展到所有的武將。唐廷沒看到的是，不是武將不可信任，而是制度和手段的缺失。
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資治通鑑.唐紀》
劉巨容的話則深刻反映了朝廷的寡恩刻薄，這樣的卸磨殺驢之舉難免令人心寒，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李靖和郭子儀的情商。而這次“養寇自重”行為的受益者正是李唐的掘墓人--黃巢。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襲經典，一時間天下藩鎮震恐。橫海節度使程權奏請入朝為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鎮劉總上表請歸順... ...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唐朝又恢復了統一。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打造了新的“會昌中興”。
唐宣宗大中年間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並聯合歸義軍驅逐吐蕃，收復河西，下一次對於甘肅地區的佔領，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情了。
▲歸義軍位置圖
這些成就既是君臣相知的功勞，也反映出尚且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新的平衡體系。然而，不管是“中興”還是“之治”，大唐的跗骨之蛆始終生機盎然，所有的矛盾都隨著時間逐漸固化，看來安史之亂未盡的事業，還需要一個黃巢來接棒。
大凡制衡，就一定有支點，也會有破綻。
幾乎微不可查的破綻
可以看出，皇帝們自始至終保持信任的唯有宦官群體。他們權利制衡體系中的支點，通過神策軍指揮權和對藩鎮的監軍權來制約藩鎮，組建“影子朝廷”來制衡朝臣，
甚至對於過往對先帝們的掌控和毒殺都可以既往不咎，而武將和朝臣顯然就沒這個待遇了。
▲皇帝眼中的宦官
皇帝對武將是無比的提防和苛刻，後來的藩帥們很難見到皇帝，他們所面對的永遠是監軍使那張怪異而冷漠的臉。
其實安史之亂只是一個個案，不能引申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論，更不能將不信任擴展到所有的武將。唐廷沒看到的是，不是武將不可信任，而是制度和手段的缺失。
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資治通鑑.唐紀》
劉巨容的話則深刻反映了朝廷的寡恩刻薄，這樣的卸磨殺驢之舉難免令人心寒，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李靖和郭子儀的情商。而這次“養寇自重”行為的受益者正是李唐的掘墓人--黃巢。
▲冷漠的皇帝們，彷彿洞悉一切
朝廷與朝臣的關係則是冷漠，自唐玄宗帶著宦官和禁軍不辭而別的首開惡例之後，後來者都不管不顧，將朝臣多數遺棄在叛軍的兵鋒之下。而南衙北司的爭鬥中皇帝多半站到了宦官這邊，這種隔閡可見雙方之間有著何等的冷漠和不信任。
總之，朝臣和藩鎮作為維繫李唐統治的核心力量，雖然總體上安分守己，卻由於與朝廷的離心而開始各懷心思，從制衡走向了相互掣肘。這個微不可查的破綻在天下承平之時尚不起眼，在面臨真正危機的時候卻會讓一次並不起眼的起義演變成埋葬王朝的滔天巨浪。
結語：該來的始終會來
在藩鎮林立的格局下，全國上下都是正規軍，一場起點甚低的農民起義本該是送菜的命運，但結局並非如此。黃巢這位不世出的軍事天才和混世魔王利用李唐唯一的破綻，通過流竄作戰的方式逐漸壯大，在各路藩鎮的目送中攻破長安，幾乎建立了新的王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貌似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就不能被稱之為“大唐”了，經濟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這些跗骨之蛆始終驅之不散，直至伴隨王朝走向終結。
而後人也常問之：既然個個致命，那何以苟延殘喘一個半世紀呢？
選擇悲壯地死去，還是湊合地活著，個人二者皆可，但對於王朝而言唯有前者。
活著就好：屬貓的李唐
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朝堂有黨爭聒噪，如果非要評定一個“混的最慘”的天子群體的話，怕是債臺高築、淪為橡皮圖章的東周天子也不可比擬，畢竟人家還沒有性命之憂。
皇帝的廢立自己說了不算，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唐肅宗被惡奴李輔國嚇死，一代雄主唐憲宗被毒殺，著名昏君唐敬宗被悶棍打死，多半帝王死於非命，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曾經親密無間，之後劍拔弩張
而藩鎮叛亂和吐蕃的威脅也都如芒在背，自安史之亂起，史載“天子九逃，首都六失”，一般都是直奔成都。這個空間絕後的記錄絕不是什麼榮譽，但可見唐朝屬貓，九條命用完了才肯歸西。
但要說混得很慘吧，也不見得。一個半世紀的掙扎中有兩次“中興”，一次“之治”的迴光返照，也有收復河西走廊，打敗吐蕃南詔的軍事輝煌，依稀間給世人以夢迴巔峰的感覺。
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啊。
其實從唐玄宗急匆匆地拋下文武百官逃離長安的那一刻起，盛唐剛健勇武的氣質和繁花似錦的河山就已經凋零，皇帝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地擔憂一個問題：誰才是大唐的忠臣呢？
唐廷眼中的三大頑疾
就當時而言，他們都是李唐的臣子，誰也不是天生的權奸或反骨崽，誰也做不到將李唐這個龐然大物拖下水並取而代之，他們只是依託李唐而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已。
1、藩鎮存在的合理性
基於唐初重外虛內和武將掌權的傳統，藩鎮其實是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必然選擇， 為了滿足平叛的需要，廣泛下放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得地方權力迅速集中，成為“既有土地，又有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藩鎮。
問: “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
曰: “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朱子語類》
這是朱熹和學生的一段對話，可見在宋人看來，並不能用河朔藩鎮來代表唐代所有的藩鎮，哪怕他們建立在翦滅所有割據勢力的基礎之上。在政令暢通上，中央任命始終是藩鎮將領的主要產生方式，幾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
張國剛教授則依據唐代藩鎮與中央政治、財政、軍事關係的不同，分藩鎮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 邊疆防禦型、東南財源型四種，進一步明晰了藩鎮和割據沒有必然聯繫。同時也告知我們除了河朔之外的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朝政府的有效組成部分，在稅收、戍邊和對抗叛亂分子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們後來集體轉型為割據勢力那是黃巢起義之後的事情了。
2、兩敗俱傷的“牛李黨爭”
關於牛李兩黨的劃分和組成歷史上多有爭議，從出生、政治主張乃至人品高下來看，雙方並無定數，更像是一場純粹為了爭奪權力的朝堂爭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牛僧孺等人能夠代表庶族進士站在廟堂巔峰與世家勢力針鋒相對，這是他們一千年來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世家勢力對的式微可見一斑，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量。
他們的蹦躂實際上都還在皇帝和宦官集團的鼓掌之中，朝臣的內訌勢必會尋求外援，無形之中將宦官勢力引入朝堂，從而削弱了南衙的影響力，最終全部歸附在他人翼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而黨爭塵埃落定之日，朝堂就再無制衡宦官的力量了。
3、資深家奴--宦官
復（宰相蕭復）嘗奏稱: “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 “蕭復頗輕朕。”--《舊唐書》
在唐德宗看來，宰相蕭復的奏章是唐突而不可理喻的，甚至可以定性為對國策的質疑。皇帝對於宦官們的劣跡斑斑其實心知肚明，但鑑於“強臣之竊命”的現實威脅，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保留和加強宦官的權利。
對比朝臣和武將，宦官群體可謂文不成武不就，他們只是跟大領導更熟而已。宦官群體的興起從李輔國輔佐唐肅宗開始，做大則來自於涇原兵變後唐德宗對於朝臣和武將徹底失去信任，故而任命宦官執掌神策軍這支近衛部隊，掌控兵權的宦官們才真正開始了有別於漢明的強勢。
但宦官再怎麼跋扈，他們的權利和能量完全依賴皇權而存在，這一點與漢明兩朝的宦官並無二致，故而不會對皇權產生真正的威脅，這是專屬於帝王不可為人所知的小心思。
總之，唐朝皇帝們的選擇既無奈，也現實。在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來自世家和武將，前者是改朝換代的慣犯，而後者則隨時出現下一個安祿山。但事情總還是要差遣人去做的，如同驚弓之鳥的唐朝皇帝們以小心翼翼的構造出一個新的權力平衡體系。
三者並非天生不和的有害群體，從權勢來源合法性角度來看，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李唐的船翻了，誰都跑不掉，故而他們之間更多還是合作和制衡。
宦官監軍體系--對藩鎮最有效的制衡
貞元十一年（公元796年）五月，隨著監軍使的置印與常駐地方，使得中晚唐的藩鎮體制正式成型，監軍使與節度使之間也形成了固定的分權與制衡關係。
後世評價宦官監軍制度，往往都帶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們專門指手畫腳，打亂將帥的正常部署，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其實將帥臨戎，帝王派員監臨是封建時代的傳統，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安史之亂後， 隨著藩鎮設置的普遍化，朝廷更是習慣性地令中使隨軍監察，以寄“腹心之命”，較之從前並無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唐語林》
由上文可見，監軍使並非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欽差大臣，制衡藩帥正是朝廷賦予它的法定職責，若拒絕履行職責或未能有效行使權力，就理應承擔與藩帥相應的連帶責任。 同時，監軍使在藩鎮的存在、與藩帥分庭抗禮權力的取得，一方面分享藩帥的決策權，另一方面還參與藩鎮具體事務的管理，對節度、觀察諸使而言無疑 “稀釋”了過於集中的權力，客觀上增加了中央對藩帥的約束與牽制，而這正是唐廷所希望看到的。
▲監軍制度並非李唐獨創
與此同時，作為制度性運作的宦官監軍，它不僅是溝通中央與藩鎮關係的紐帶，同時還是聯繫軍將與藩帥關係的橋樑。這種協調具體包括：溝通與中央的關係、向中央推薦“合適”的藩帥人選、調和藩鎮內與藩鎮間的矛盾。
宦官與朝臣：南衙北司之爭
南衙北司之爭，即肅宗至於昭宗年間南衙與北司之間的對立與抗爭，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為中心的中央決策機構。
北司則來自於唐德宗和唐憲宗的刻意相授，將以往宦官的內廷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權利調整和整合，形成了與外朝宰相南衙分庭抗禮的北司：樞密使與宰相併駕齊驅，翰林院使與翰林學士並列等等，這些專為宦官設立的職位很快分享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一整套“影子朝廷”。
南衙實力的衰退，來源於武則天時代起對於世家勢力的大規模削弱，不能達到兩漢的外戚勢力或者魏晉世家的高度來制約宦官，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尚未成氣候，因而在爭鬥中處於下風。
▲宦官眼中的自己
但並非所有皇帝們都偏向宦官，故而雙方還是爭鬥了兩個回合：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柳宗元等人全部成了副廳級幹部（州司馬）。
文宗時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的“甘露之變”中朝臣大敗虧輸，宦官大開殺戒，朝堂幾乎為之一空。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神策軍的軍權在宦官們手裡，何況他們還隨時監控著皇帝。
大體上，朝臣們看待宦官的眼光是複雜的，一方面作為數千年來廟堂獨一無二的主角，他們對於試圖染指最高權力的宦官懷有深深的敵意和鄙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們虛與委蛇，甚至投效之。
▲朝臣和武將眼中的宦官
長久的鬥爭也形成了朝廷新的權利平衡：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而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武宗時的明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是“會昌中興”的最大功臣，但這些都有賴於宦官的支持。
朝臣與藩鎮
既然藩鎮可以分為四種類型，那麼出任藩帥的節度使和觀察使自然也不一定都是五大三粗的漢子。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全國範圍內大部分藩鎮都趨於安穩且服從朝廷指派，開始出現大量朝臣出任藩帥的情況，比如牛李黨爭中的牛僧孺和李德裕在下放期間都擔任過節度使，尤以淮南、江南和嶺南的財源型藩鎮為多。
▲出將入相是文人的最高夢想
王賡武先生根據四個時間點來分析晚唐文臣在藩帥（主要以節度使、觀察使為主）群體中所佔比例：公元845年貴族／文官出身者佔已知節度使數量的64％，855年佔92.3％，865年佔81.82％，875年佔48％。可知在845至855年間，文臣出任藩帥呈增長趨勢，即使是865-875年之間因大小叛亂（主要是裘甫龐勳的兩次）的興起而武將再次增多，在875年黃巢起義爆發 之時，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帥任上。
這一現象體現了中央控制力的逐漸加強，並客觀上形成了在黃巢起義爆發之前全國藩鎮普遍安定的局面。文官擔任藩帥雖然很難有效制衡真正的驕兵悍將並難免對於軍隊戰鬥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但他們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比如李德裕在浙西和西川的時候都乾的有聲有色；同時他們對於朝廷的忠心是毋容置疑的，至少在黃巢起義初期，尊奉唐廷之命對王仙芝集團進行招討的藩鎮不在少數。
總之，朝臣、宦官和藩鎮在晚唐在漫長的鬥爭逐漸形成了新的平衡，天下並沒有後人想象中的混亂，皇帝們雖然被噁心的夠嗆，但仍然可以能夠有效控制地方，同時藉助楊炎“兩稅法”和“劉晏理財”的手段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這也是晚唐出現“中興”的現實資本。
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不妨先插播一段三國吧。
漢末與晚唐的異同
東漢末年的最大問題在土地兼併嚴重，其背後則是地方豪強勢力（世家的前身）的無限膨脹，這是比藩鎮更加可怕的威脅，故而後世將黑鍋宋給漢桓帝的重用宦官或黨錮之禍其實並不合適。
眾所周知，東漢亂於黃巾，亡於董卓。短短九個月的黃巾之亂令漢廷手腳大亂，釋放了廢棄多年的州牧制度，造成了本來就強大的豪強集團地方軍政一肩挑，而董卓在完成曹操口中“一獄卒可也”的消滅宦官大業，順手接管了東漢朝廷的大小事宜。
▲這個油膩的胖子其實並不簡單
宦官曾經壓制了豪強集團和外戚的野心，而董卓通過廢立皇帝，一方面最大程度消滅了漢帝賴以君臨天下的帝王之“勢”，也就是積威，另一方面給蠢蠢欲動的“諸侯們”一個通過起兵將軍隊合法化的理由。從此漢獻帝成為了合理存在的傀儡，後人說大漢“獨亡於強”，的確如此：並非油盡燈枯，而是權利制衡體系的失靈而已。
那麼對於盛唐而言，安史之亂實際上扮演了黃巾軍的攪屎棍角色，之所以沒有走向崩潰在乎現實中的不同：
首先，李唐氣數未盡，實力尚存，名將也都還在；其二在於世家的式微，他們已經沒有了從漢末到唐初那種興風作浪的實力，故而李唐還有機會去收拾舊山河；其三在於沒有綁架皇帝的董卓和曹操，皇帝的合法性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政治資本。
而安史之亂的遺留問題在於唐廷未能一勞永逸地消滅河北藩鎮，卻選擇了基於綏靖的和平，並構建了新的平衡，希望利用時間磨滅造反派的生命和動力，用宦官來制衡朝臣和藩鎮勢力。
晚唐的迴光返照
在這個平衡體系下，唐廷屢次勵精圖治，並出現了數次短暫的輝煌。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朔上演了雪夜入蔡州的奇襲經典，一時間天下藩鎮震恐。橫海節度使程權奏請入朝為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今北京）鎮劉總上表請歸順... ...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唐朝又恢復了統一。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君臣二人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打造了新的“會昌中興”。
唐宣宗大中年間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並聯合歸義軍驅逐吐蕃，收復河西，下一次對於甘肅地區的佔領，已經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事情了。
▲歸義軍位置圖
這些成就既是君臣相知的功勞，也反映出尚且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新的平衡體系。然而，不管是“中興”還是“之治”，大唐的跗骨之蛆始終生機盎然，所有的矛盾都隨著時間逐漸固化，看來安史之亂未盡的事業，還需要一個黃巢來接棒。
大凡制衡，就一定有支點，也會有破綻。
幾乎微不可查的破綻
可以看出，皇帝們自始至終保持信任的唯有宦官群體。他們權利制衡體系中的支點，通過神策軍指揮權和對藩鎮的監軍權來制約藩鎮，組建“影子朝廷”來制衡朝臣，
甚至對於過往對先帝們的掌控和毒殺都可以既往不咎，而武將和朝臣顯然就沒這個待遇了。
▲皇帝眼中的宦官
皇帝對武將是無比的提防和苛刻，後來的藩帥們很難見到皇帝，他們所面對的永遠是監軍使那張怪異而冷漠的臉。
其實安史之亂只是一個個案，不能引申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論，更不能將不信任擴展到所有的武將。唐廷沒看到的是，不是武將不可信任，而是制度和手段的缺失。
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資治通鑑.唐紀》
劉巨容的話則深刻反映了朝廷的寡恩刻薄，這樣的卸磨殺驢之舉難免令人心寒，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李靖和郭子儀的情商。而這次“養寇自重”行為的受益者正是李唐的掘墓人--黃巢。
▲冷漠的皇帝們，彷彿洞悉一切
朝廷與朝臣的關係則是冷漠，自唐玄宗帶著宦官和禁軍不辭而別的首開惡例之後，後來者都不管不顧，將朝臣多數遺棄在叛軍的兵鋒之下。而南衙北司的爭鬥中皇帝多半站到了宦官這邊，這種隔閡可見雙方之間有著何等的冷漠和不信任。
總之，朝臣和藩鎮作為維繫李唐統治的核心力量，雖然總體上安分守己，卻由於與朝廷的離心而開始各懷心思，從制衡走向了相互掣肘。這個微不可查的破綻在天下承平之時尚不起眼，在面臨真正危機的時候卻會讓一次並不起眼的起義演變成埋葬王朝的滔天巨浪。
結語：該來的始終會來
在藩鎮林立的格局下，全國上下都是正規軍，一場起點甚低的農民起義本該是送菜的命運，但結局並非如此。黃巢這位不世出的軍事天才和混世魔王利用李唐唯一的破綻，通過流竄作戰的方式逐漸壯大，在各路藩鎮的目送中攻破長安，幾乎建立了新的王朝。
唐廷精心構建的權利平衡在此刻被打破後，中國又將迎來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亂世。
黃巢將盤踞中國上千年的世家集團第一個送進歷史的故紙堆，而宦官和藩鎮也將在未來的幾十年裡被後來者強制退場，所有曾經的爭鬥和制衡都將成為後無來者的歷史。
那麼，作為新的攪局者，黃巢該如何吹響中國封建時代上半場結束的哨聲，請聽下回分解。
參考文獻：
張國剛：《唐代藩鎮的類型分析》
胡耀飛：《黃巢起義對晚唐藩鎮格局的影響》
《資治通鑑》，《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