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在位期間，實行大力發展農業、繁榮經濟的基本國策，改良並認真落實均田令，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組織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廣置糧倉，開設義倉，保障農民的生活條件。
同時整頓戶籍，建輸籍之法，依樣定戶，抑制豪強，節制賦役，以減輕民眾的負擔，適度鼓勵工商業，激活經濟。在短短的十幾年後，他使隋朝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庫藏皆滿”，國力稱盛。
他勤政匪懈，儉樸自律，不尚奢華，不慕虛名。
隋文帝楊堅堪稱是歷代帝王中勤勉於國政的典範，甚至可以說是十足的“工作狂”。
眾大臣溜鬚拍馬，恭維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動他封禪泰山，樹碑立傳。連那個亡國後苟延殘喘的陳後主陳叔寶，也獻詩效忠，進言封禪：“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
可隋文帝頭腦很清醒，明確表示：“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幹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後來他雖然拗不過大臣們的一再勸告，還是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東狩”的名義，畢竟始終沒有冠上“封禪”的旗號。身處權力巔峰的皇帝，能夠做到這一步，的確也是難能可貴。
正因為隋文帝身上有諸多優點，一生有不少貢獻，故後世史臣對他的評價從總體上講，還是比較肯定的：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安泰晏如，功業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隋書》卷二，《高祖紀下》)，堪稱一代良主。應該說，這個評價，大致並不離譜。
做皇帝能做到這般地步，當然是非常不簡單，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但是，這距離“聖明”，恐怕還有一段路。這個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
一句話，就是政治格局不夠恢宏，政治器度尚有軟肋。袁剛教授在《隋煬帝傳》一書中，言稱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夠不上儒家理想中的聖王”，可謂是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總攬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應高屋建瓴，抓綱舉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親，苛刻細節，事無鉅細，親力親為，眉毛鬍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隨地撿。
什麼都是重點，那就意味著什麼都不是重點。當年秦始皇每日以處理公文三十石為程而導致秦政苛酷細察的結果，諸葛亮日理萬機落得積勞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場，就是這方面的歷史教訓。
這一點，後來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銳而準確的評說。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向大臣蕭瑀詢問：“隋文帝如何主也？”蕭瑀回答道：“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不縱慾，長時間工作，深入基層，吃工作快餐充飢，在常人眼裡，那是統治者的美德。
然而，唐太宗卻頗不以為然，大搖其頭，發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順而已！”唐太宗對隋文帝躬親庶務之弊端的鍼砭，可謂是擊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狹窄是隋文帝作為皇帝的明顯弱點。
正因為隋文帝政治格局過於狹隘，其個性上“至察則多疑於物”，故他在骨子裡往往很難真正信任臣僚，時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對自己有所隱瞞和欺騙。
於是他就忍不住經常暗中派遣親信到地方上探究情況，偵察動態，瞭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還熱衷暗設圈套，挖下深坑，引誘官吏見利忘義，主動上鉤。如經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賄，發現有受賄者，必加嚴懲，處以極刑，“無所寬貸”。
隋文帝狹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讓各級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鍼氈，杯弓蛇影，無以聊生；也讓普通民眾肝腸寸斷，有如驚弓之鳥，整天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
隋文帝不信任官吏，當然也不會放心民眾。他雖然關心民眾的生活，但是從內心深處是非常懼怕民眾“嘯聚山林”、犯上作亂的。為防止出事和動亂，他嚴禁民間私藏“大刀長槊”一類兵器(好在還沒有像元朝那樣禁藏菜刀)，下詔令規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要在社會上搞“維穩”，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非常懂得這層道理。因此他放手任用酷吏，對他們多方關照，優渥有加。
當時，有個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榮，時任青州刺史。燕榮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強力壯的大漢，擔任“伍伯”，相當於當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過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問，稍不如意，就鞭撻路人，且下手極重，“創多見骨”。
其治理效果還挺明顯，使得“奸盜屏跡，境內肅然”。其他州縣的人聞風喪膽，凡是行經青州(治今山東益都)地界時，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禍上身，丟命致殘。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喪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視為至寶，“甚善之”。當燕榮入京朝覲時，隋文帝對他“特加勞勉”，專門賜宴於內殿，並下令王公貴族寫詩作賦歌頌這位酷吏(見《隋書》卷七十四，《酷吏燕榮傳》)。隋文帝這種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狹隘的正常反映。
隋文帝的節儉，在中國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作為皇帝，能做到儉樸節約，當然要遠比荒淫奢侈來得好。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論。節儉雖是美德，但也不宜將它強調、誇張到極端的地步。俗話說，“真理過了一步，便成了謬誤”，節儉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須講究個“度”，過了這個“度”，就會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謂“過猶不及”。
《貞觀政要》中所記載的唐太宗有關隋文帝過度節儉的批評，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
因為隋文帝是至高無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關係著隋朝的政局發展，決定著隋朝的國祚延綿。很顯然，他的政治格局影響了他的視野、他的識見，從而也影響到他的判斷、他的決策。所以，在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表象背後，潛伏著嚴重的危機，隱藏著致命的問題。
當隋文帝東狩祭祀泰山之後，一般人都以為天下從此將達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卻是憂心忡忡，認為變亂不可避免：
“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必須承認，這些分析與判斷是正確而高明的，充滿著睿智。這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見。
隋王朝短短30餘年即走向崩潰，走向覆亡，根子的確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侷促與狹仄，導致了這一趨勢的不可逆轉。
恰如史臣之所言：“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摘自《組工文萃》2018年第七期）
稿件來源：《書摘》
新媒體編輯：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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