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前，大唐風頭正勁的昭武九姓究竟是個怎樣的民族？'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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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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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粟特商人
唐朝時，長安為胡商開闢了專門的西市。粟特商人將香料運抵西市入口，由少府監選擇“識物人”進行估價，核定物價後再入市交易。
任何一種香料在經過長達萬里的空間位移後，都能賣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原價的價格。
交易完成後，他們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當地價格購買瓷器和絲綢，然後裝上駝隊，靜待長安城門的開啟。
只要有一次貿易成功，一個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誕生。在涼州發現的薩保的墓，規模之大，竟與北周皇帝墓室相差無幾。粟特商人的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粟特人還帶來了名馬等罕見動物。如唐玄宗曾獲得六匹來自費爾干納的汗血馬，並借用了粟特語“叱撥”（意為四足動物）給它們分別取名為“紅叱撥”“紫叱撥”等。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粟特商人
唐朝時，長安為胡商開闢了專門的西市。粟特商人將香料運抵西市入口，由少府監選擇“識物人”進行估價，核定物價後再入市交易。
任何一種香料在經過長達萬里的空間位移後，都能賣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原價的價格。
交易完成後，他們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當地價格購買瓷器和絲綢，然後裝上駝隊，靜待長安城門的開啟。
只要有一次貿易成功，一個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誕生。在涼州發現的薩保的墓，規模之大，竟與北周皇帝墓室相差無幾。粟特商人的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粟特人還帶來了名馬等罕見動物。如唐玄宗曾獲得六匹來自費爾干納的汗血馬，並借用了粟特語“叱撥”（意為四足動物）給它們分別取名為“紅叱撥”“紫叱撥”等。
粟特馬
正因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潤，粟特人利用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龐大的貿易網絡，長期把持著陸地貿易運輸的關隘。
在粟特人建立的這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中，中亞與中國，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以及中亞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基本被囊括了進來。
粟特人對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的絕對控制，使我們很難在這條路上見到其他族人的身影，連波斯商人也不得不轉移向海路發展。
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中記載的35筆交易幾乎都有粟特人的參與。此外，高昌國的稅收和交易都使用價值較高的薩珊銀幣或拜占庭金幣，而不是價值較低的中國銅錢。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粟特商人
唐朝時，長安為胡商開闢了專門的西市。粟特商人將香料運抵西市入口，由少府監選擇“識物人”進行估價，核定物價後再入市交易。
任何一種香料在經過長達萬里的空間位移後，都能賣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原價的價格。
交易完成後，他們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當地價格購買瓷器和絲綢，然後裝上駝隊，靜待長安城門的開啟。
只要有一次貿易成功，一個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誕生。在涼州發現的薩保的墓，規模之大，竟與北周皇帝墓室相差無幾。粟特商人的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粟特人還帶來了名馬等罕見動物。如唐玄宗曾獲得六匹來自費爾干納的汗血馬，並借用了粟特語“叱撥”（意為四足動物）給它們分別取名為“紅叱撥”“紫叱撥”等。
粟特馬
正因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潤，粟特人利用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龐大的貿易網絡，長期把持著陸地貿易運輸的關隘。
在粟特人建立的這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中，中亞與中國，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以及中亞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基本被囊括了進來。
粟特人對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的絕對控制，使我們很難在這條路上見到其他族人的身影，連波斯商人也不得不轉移向海路發展。
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中記載的35筆交易幾乎都有粟特人的參與。此外，高昌國的稅收和交易都使用價值較高的薩珊銀幣或拜占庭金幣，而不是價值較低的中國銅錢。
漢龜二體錢，一面為漢文，一面為龜茲文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粟特商人
唐朝時，長安為胡商開闢了專門的西市。粟特商人將香料運抵西市入口，由少府監選擇“識物人”進行估價，核定物價後再入市交易。
任何一種香料在經過長達萬里的空間位移後，都能賣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原價的價格。
交易完成後，他們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當地價格購買瓷器和絲綢，然後裝上駝隊，靜待長安城門的開啟。
只要有一次貿易成功，一個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誕生。在涼州發現的薩保的墓，規模之大，竟與北周皇帝墓室相差無幾。粟特商人的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粟特人還帶來了名馬等罕見動物。如唐玄宗曾獲得六匹來自費爾干納的汗血馬，並借用了粟特語“叱撥”（意為四足動物）給它們分別取名為“紅叱撥”“紫叱撥”等。
粟特馬
正因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潤，粟特人利用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龐大的貿易網絡，長期把持著陸地貿易運輸的關隘。
在粟特人建立的這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中，中亞與中國，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以及中亞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基本被囊括了進來。
粟特人對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的絕對控制，使我們很難在這條路上見到其他族人的身影，連波斯商人也不得不轉移向海路發展。
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中記載的35筆交易幾乎都有粟特人的參與。此外，高昌國的稅收和交易都使用價值較高的薩珊銀幣或拜占庭金幣，而不是價值較低的中國銅錢。
漢龜二體錢，一面為漢文，一面為龜茲文
薩珊銀幣
與此同時，粟特人則在獨享陸地絲綢之路帶來的富貴中日益養尊處優，他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種富貴能長期保持下去。
但是3個世紀後，日益強盛的阿拉伯人挾征服波斯之威，開始染指粟特人地區。
712年，《撒馬爾罕條約》的簽訂確立了阿拉伯人在粟特地區的霸權。從750年開始，原本信仰祆教(拜火教)的粟特人開始皈依伊斯蘭教，其文化根基開始動搖。
到10世紀，喪失了貿易線的粟特人，便不再有其獨立性，逐漸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阿拉伯人控制了從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起西至摩洛哥的陸路和海路香料路線。再後來，就是歐洲人為了打破阿拉伯人變本加厲的壟斷，先後派出哥倫布和達・伽馬尋找傳說中的香料海岸，是為引起地理大發現的導因之一。
整個世界的格局，開始發生新的變化。此時已是15世紀，作為一個民族的粟特人，已經被深埋在歷史暗角。
作為貿易網絡的一個結果，唐朝輝煌文化裡面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一直到今天，大唐文化中還含有深深的粟特根源的文化元素。
同時，文化也是互動的。粟特人在承擔貿易角色的同時，也在東西方之間傳播著書籍、文化和思想，為千年後世界文化融合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
參考資料：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錢雲、金海龍，《絲綢之路綠洲研究》，201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201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榮新江、張志清，《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201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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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
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遊刃有餘，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
粟特人壁畫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
在今天，純種的粟特人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
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
《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
這個中亞民族充滿了商業活力，從4世紀開始，逐步控制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到5-8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壟斷者和擔當者。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區或索格狄亞那，大致位於今天的中亞五斯坦地區。
這個地區是由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更遼闊的沙漠、戈壁構成的，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地。
在古代，一個綠洲就可以形成一個城邦國家，一個綠洲可以養活一方人。就像漢代一個塔里木盆地有55國，後來併到36國，以後大的就是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
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這三座至今還存在於歐亞地圖上的城市，曾經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這片區域正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商業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為遊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是波斯、羅馬。粟特人居於絲綢之路的核心。
粟特各國
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邊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東面畫拂菻（東羅馬）王。
粟特人由於受強鄰的控制，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帝國，依附於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第一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貴霜帝國、西突厥等先後統治這一地區。
658年，唐王朝傑出的軍事家蘇定方率軍平定西突厥，同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
這樣一個民族註定沒有歸屬感，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與漢族的安土重遷迥然相別，他們對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園缺少眷戀，也很早就學會了在各種強大的勢力中如何趨利避害。
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鑄就了他們的商業性格。在史書中，他們被描述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
這個民族在遊牧民族和農業文明的雙重壓迫下，早早走上了一條充滿流動性的商業之路，從而在歷史深處不斷遷移。
從3世紀開始，粟特人以商隊的形式在長安、洛陽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之間往返。
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
每個商隊都絕對服從首領的調配，其首領被稱為“薩保”，其地位由他的財力、智力、經驗和在應對重重磨難中建立起來的威信奠定。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盜圖”
當粟特商隊沿著河西走廊緩緩走進長安和洛陽，他們也就走到了東向移動的終點。
無論是北朝還是隋、唐王朝，他們都把薩保納入官僚體制中，作為一個官職授予商隊領袖，並設立薩保府，從行政和宗教事務兩方面來管理胡商。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
涼州薩保墓
同時，粟特人和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如隋末唐初，兩個史家都押寶跟著李唐，河西武威的安家，安興貴、安修仁把李軌幹掉，把整個河西送給了李唐王朝。
粟特人和途中被他們吸收的吐火羅人、西域人、突厥人，在絲綢之路的起點扎下根來，從行商變為坐商，與中原民族實現了融合。
受中原文化及通婚的影響，他們的子孫不再必然走上經商之路，有的從軍，有的入仕。
在從軍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當推安祿山。
商業民族骨血裡的狡猾、遊離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讓他在受盡恩寵後選擇反戈一擊。
繼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兩人聯手將盛唐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戰亂結束後，中原地區形成了仇視胡人的風潮。善於在各種險惡環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忙改變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溜到歸降的安史舊部所在的河北三鎮。
晚唐時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了崛起的新勢力，北方的沙陀部。在五代時期，出了一個比安祿山還臭名昭著的粟特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讓幽雲十六州為代價，聯合出兵滅掉了後唐。
五代之後，這個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移動之後，逐漸消解於漢文明之中。不過，他們的血統散而未盡，在漢民族中曲折流傳。
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來源，我們很難想象，像米芾、何紹基這樣的漢族文化精英，居然有來自中亞的隱祕血統。
粟特人的貿易網絡
粟特商隊在東行途中，如果發現一處特別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薩保”的首肯後，便有一部分人駐留下來，建立商貿據點，然後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和部落。
另一部人繼續前進，開闢前面的商貿地，遇到新的據點，便再次分離。
不斷的分離並沒有弱化粟特商隊，反而使他們變得強大起來：
一是在行進途中，粟特商隊會吸納其他的中亞民族，以至於抵達長安時，他們的商隊成員面貌各異，有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樣碧綠的眼睛，所以被稱為“雜種胡”；
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經過多年的繁衍生息後，能為商隊輸送源源不斷的後備軍；
三是這些稱為貿易中轉站的據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籠罩於長安於撒馬爾罕之間的巨大貿易網絡。
粟特人做生意非常有系統，他們有一個資本家，拿出一筆錢來委託一個人。這個人接受了這筆資金，就率著一個商隊出行了。到一箇中心的城市據點，比如他們以武威作為大本營，這個人就到處派人收購東西、運輸東西。
1907年，斯坦因在長城的烽燧下面撿到了一個郵包，有八九封粟特文寫的信。內容就是在河西做生意的粟特人向家鄉或者向西邊的一些聚落頭目寄出的信件。
在粟特人的商貿網絡中，生絲、香料和寶石是極其重要的貿易對象。
生絲捆
根據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的記載，位於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1410號“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題記中寫到當地一個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組織出資營造佛像的情況。
“香行社”是一個專門賣香的行會，這個行會中的成員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等粟特商人。類似這種專項經營香料的組織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證明香料在當時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極大。
古代絲綢之路，即使暢達，也非常漫長，運輸成本巨大，因而輕巧而方便的攜帶的商品能給商人們帶來鉅額利潤。
粟特商人
唐朝時，長安為胡商開闢了專門的西市。粟特商人將香料運抵西市入口，由少府監選擇“識物人”進行估價，核定物價後再入市交易。
任何一種香料在經過長達萬里的空間位移後，都能賣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原價的價格。
交易完成後，他們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當地價格購買瓷器和絲綢，然後裝上駝隊，靜待長安城門的開啟。
只要有一次貿易成功，一個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誕生。在涼州發現的薩保的墓，規模之大，竟與北周皇帝墓室相差無幾。粟特商人的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粟特人還帶來了名馬等罕見動物。如唐玄宗曾獲得六匹來自費爾干納的汗血馬，並借用了粟特語“叱撥”（意為四足動物）給它們分別取名為“紅叱撥”“紫叱撥”等。
粟特馬
正因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潤，粟特人利用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龐大的貿易網絡，長期把持著陸地貿易運輸的關隘。
在粟特人建立的這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中，中亞與中國，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以及中亞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基本被囊括了進來。
粟特人對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的絕對控制，使我們很難在這條路上見到其他族人的身影，連波斯商人也不得不轉移向海路發展。
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中記載的35筆交易幾乎都有粟特人的參與。此外，高昌國的稅收和交易都使用價值較高的薩珊銀幣或拜占庭金幣，而不是價值較低的中國銅錢。
漢龜二體錢，一面為漢文，一面為龜茲文
薩珊銀幣
與此同時，粟特人則在獨享陸地絲綢之路帶來的富貴中日益養尊處優，他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種富貴能長期保持下去。
但是3個世紀後，日益強盛的阿拉伯人挾征服波斯之威，開始染指粟特人地區。
712年，《撒馬爾罕條約》的簽訂確立了阿拉伯人在粟特地區的霸權。從750年開始，原本信仰祆教(拜火教)的粟特人開始皈依伊斯蘭教，其文化根基開始動搖。
到10世紀，喪失了貿易線的粟特人，便不再有其獨立性，逐漸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阿拉伯人控制了從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起西至摩洛哥的陸路和海路香料路線。再後來，就是歐洲人為了打破阿拉伯人變本加厲的壟斷，先後派出哥倫布和達・伽馬尋找傳說中的香料海岸，是為引起地理大發現的導因之一。
整個世界的格局，開始發生新的變化。此時已是15世紀，作為一個民族的粟特人，已經被深埋在歷史暗角。
作為貿易網絡的一個結果，唐朝輝煌文化裡面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一直到今天，大唐文化中還含有深深的粟特根源的文化元素。
同時，文化也是互動的。粟特人在承擔貿易角色的同時，也在東西方之間傳播著書籍、文化和思想，為千年後世界文化融合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
參考資料：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錢雲、金海龍，《絲綢之路綠洲研究》，201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201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榮新江、張志清，《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201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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