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談《河嶽英靈集》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詩歌創作進入了一個特殊的繁榮時期，一時人才輩出，各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光輝的豈術成就，爭奇鬥勝，呈現出一片繽紛壯麗的色彩，這就是人們所稱頌的詩歌的盛唐氣象。這個藝術史上的不尋常的現象，不只是後之來者，回望那遙遠的藝術史上的高峰，景仰、讚歎，就是身當其時的詩人，也對展現在面前的嶄新、興盛的景象，感到歡欣、振奮。天才橫濫的李白，就曾引吭高歌：
“聖代復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是。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古風》其一
他讚美同時代的詩人，如秋天夜空的燦爛閃灼的群星，光輝四射。他也曾有志對這一代的詩歌進行刪述，以冀永傳。但又自嘆；“吾衰竟誰陳!”深恐這一千秋大業，無人交付。
李白的希望沒有落空，天寶末年，丹陽進土殷璠，以卓越的識見，嚴肅的精神，完成了這一事業。他說：“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終於編選出《河嶽英靈集》，得遂李白的未競之志。
殷璠
殷璠對樑以來片面追求聲律、詞藻的浮靡詩風，是持批判態度的。他說：“齊、粱、陳、隋，下品實繁。事事拘忌，彌損厥道。”(《集論》)又說：“掣瓶膚受(言其知識淺薄)之流，責古人不辨官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加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以用之!”(《序》)殷璠所以一再剴切陳詞，批判齊樑詩風，並非無的放矢，確有所指。例如早在殷璠的《河嶽英靈集》殷璠在《序》中曾經指出，自昭明太子撰《文選》之後，編選的集子為數不少，都自誇“盡善”，但往往由於“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眾口銷鑠，為知音所痛”。曾指出《國秀集》幾乎遭到“銷鑠”的厄運，主要因為入選的詩大多是“詮揀不精”，平平常常的詩，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作品的沒有生命力，是選本沒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與《國秀集》的意圖相反，殷瑤不主張把一部選集成為一家之言。他在序中說：“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鑑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即認為編選者應該有全局觀點，通曉各種風格、各種體裁的詩歌，才能品鑑優劣，決定去取，不能以一己之私見和趣味來決定選擇標準。
在編選的態度上，殷璠是非常嚴肅的，他反對屈從於權勢的壓力或金錢的誘惑。他批評說；“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這是對那些受權勢及金錢壓力濫加採選的粗劣選本的批判。據《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載，在《河嶽英靈集》之前，各種選集近二十種，卷帙浩繁，還不包括未被登錄的如《國秀集》在內。可見當時選本的多而且濫，也是有識之士引以為患的。至於殷璠，他表示決不苟同一般：“如名實不符，才不合道，縱權壓樑(冀)、竇(憲)，終無取焉。”另外，他也沒有選入自己的詩，不象《國秀集》的芮挺章和樓穎把自己的詩選了進去，受到後人的指責。
在《序》中，殷璠回顧了自粱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樑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對期。以為自蕭樑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采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粱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犬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按用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殷瑤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朱和李嶠、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張說、張九齡、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然而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奪日。”在這段話裡，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壬維都已二十七歲，高適、岑參、牽頎、王昌齡、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殷璠所說，“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敇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豔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裡，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隻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兮所集，頗異諸家：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官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什麼是他所指的“新聲”?他雖然反對一味講求“四聲”、“八病”，“專事拘忌”，但又認為詩歌不可不有音律，應有剛柔、高下之別，只是不必過於嚴格罷了。所謂“文質半取”即李白所讚許的“文質相炳煥”的意思。李白和殷璠所標榜的新的詩風就是新興的盛唐之音。我們一向認為“風”是現實主義的，“騷”是浪漫主義的，殷璠主張“風”、“騷”兩挾，即要求兩者的結合。其次，殷璠還主張詩歌應設既有健康的思想內容，又須注意聲律協調使之便於吟詠，兼有音樂美的效果。所謂“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剛太康不逮”，也是重申詩歌必須繼承建安時代明朗健隸、剛勁有力的精神。建安風骨，是從陳子昂起便大聲疾呼以求恢復的現實主義傳統，殷璠也很重視，並一再提示。他認為盛唐詩歌應該是繼承了建安風骨而又具有隨後的太康時代詩歌所不及的音韻之美。這兩點是他選詩的標準，也是對盛唐濤歌的總的評價。
殷璠的注意力不是偏執的，他把“風”與“騷”，“新聲”與“古體”，“文”與“質”，“建安風骨”與“太康宮商”相提並論，是充分注意列形式與內容，風骨與聲律等的協調與統一的。殷璠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比較完善的標準，並非是他自己的臆想，而是對當時詩歌成就所作的理論概括。
本著以上的編選精神和編選標準，殷璠在《河嶽英靈集》中選進了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四首詩，入選者的詩作，多者十六首，少者六首，各佔一定比重，除了當時詩名尚未大著的杜甫而外，開元、天寶間重要詩人，盡入選中，約略展示了盛唐詩歌的風貌。
就集中所選詩歌的題材而言，也是比較多樣的。
開元、天寶間征戰頻繁；所以產生了不少反映戰爭的詩歌。這些詩不再是因襲六朝及初唐邊塞詩的舊意，而是有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如常建的《吊王將軍墓》、李白的《戰城南》、王維的《隴頭吟》、張謂的《代北州老翁答》、李欣的《古意》、高適的《燕歌行》、崔顥的《古遊俠呈軍中諸將》、王昌齡的《塞下曲》等，都是這一類詩歌的名作，反映了征戰的悲苦和戰士們嚮往建立功業、保衛邊陲的英雄氣概。
唐玄宗在天寶之後，荒淫誤國，楊氏兄妹恃寵弄權，李林甫、安祿山等奸雄作祟，有識之士，無不為之憂心忡忡，寫詩感懷傷時，諷刺朝廷。李白的《遠別離》、王維的《西施篇》、崔顥的《霍將軍篇》，祖詠的《古意》二首等，多借古諷今，揭露了國家的隱患，反映了當時現實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盛唐時，山水詩再度興起，反映了士大夫漫遊生活的閱歷及莊園生活的閒適情趣，描寫了大自然的雄偉、奇險、壯麗、優美的景色，給讀者以美的陶冶與享受。李白的《蜀遭難》、《夢遊天姥山別東魯諸公》(即《夢遊天姥吟留別》)，常建的《題破山寺禪院》、王維的《贈劉蘭田》、《入山寄城中故人》、崔顥的《黃鶴樓》、祖詠的《望終南餘雪作》等，以不同的筆調，再現大自然的各種姿態，流傳後代，為人所諷詠。
就是在開元、天寶這樣“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的封建社會的開明時代，也仍然有不少知識分子懷才不遇，感慨多端，李白的《將進酒》，孟浩然的《歸故園作》，薛據的《懷哉行》等詩，說明了“白壁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幹明主”的干謁求進而不得其路的苦惱。其他塑造人物形象的詩像李頎的《送陳章甫》，高適的《送韋參軍》，顯示了當時英雄人物昂藏不凡的精神面貌；描寫音樂的如李頎的《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及常建的《江上琴興》，使我們看到了時人對音樂的熱愛和音樂生動的表現力。高適等人描寫遊俠的詩，表現了遊俠少年的恃勇輕生，肝膽照人的氣概。而崔顛的《江南曲》．王昌齡的《長信宮》則從不同方面描寫了當時的婦女生活。足見《河嶽英靈集》所表現的題材是廣泛而豐富的。
在評價作品時，殷璠注意到詩歌所呈現的完整的意境，並從這個角度出發，對詩人作出概括的評價。如說常建“似初發通莊，卻尋野經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以其體，生動的描述，寫詩人的藝術風格，給人的印象是鮮明而具體的。後來司空圖更大用這種手法來評論詩歌的風格，成為我國詩論中獨具特色的評論方法，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處的“旨遠”、“興僻”，是與以前的宮廷詩人的藝術風格相對而言。“唯論意表”剛指常建的詩注意通過客觀景物的描述來表現詩人的胸懷、情趣。他所舉出的“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這樣的佳旬，顯示出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達到了諧和、清澄、統一的境界。我們今天讀來，這種古寺佛門的禪味，與人間的現實生活固然相去太遠，可是盛唐詩人卻感到詩中的禪味比之世俗的宮廷繁華要高出一籌。在評王維時說：“詞秀調雅，意新理慪。”提出詞、調、意、理四個概念，這也是一首好詩所不可缺少的四個要素。王維的詩因為注意到四個方面的融會，故被評為“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成為完美的藝術品。後之論王維詩者，多沿用殷氏此說，因為它用語雖簡，卻極為準確、生動。
常建
殷璠還注意到一首詩意境的完整。稱常建的《吊王將軍墓》“一首盡善”。又特別注意詩歌的創新，從創新的角度佔定詩人的成就。如說李白“《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集中所選李白的詩如《蜀道難》，《遠別離》、《將進酒》等篇，如流水行雲，自發奇致，通篇完整，不可句摘，它的新奇的意境，驚世駭人的格調，大為盛唐詩壇生色。《河嶽英靈集》所進入的李白的十三首詩，幾乎都可以說是李白的代表作。評其他詩人的詩，也多從“新”、“奇”的角度出發，予以肯定。如評劉眘虛的詩“思苦語奇，忽有所得,便驚眾聽”，評王季友“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評岑參“語奇體峻，意亦造奇”，評孟浩然“半遵雅調，全削凡體”，儲光羲“削盡常言”，賀蘭進明“並多新興”，祖詠“調頗凌俗”等等。這些評語都是概括各家詩歌特徵而得，也顯示了盛唐時代的詩人，鳶飛魚躍，各展雄姿，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努力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熱烈情景。殷璠在編選各家詩歌時，發現了他們各自的特點，而這又是時代的特點：集中所選詩裡，無論題材是多麼不同，各家的風格又如何迥然相異，卻都呈現了一種昂揚、開闊的氣勢，這正是盛唐的時代精神。
在評價詩人時，殷璠還注意到生活和創作的關係。如說李白“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評崔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論薛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看到了生活對作品的影響。
《河嶽英靈集》成書七年後，元結編選了《篋中集》。《篋中集》中所選的七人二十二首詩，題材極為狹窄，都是憶舊、惜別、幽棲之作。詩風淳古淡泊，滋味不足，當時格調相同的人不多，直到中唐時期，得到孟郊、賈島的師效與刻意追求，才得到發揚。這與元結的提倡大約有關。但《篋中集》如此平淡而缺乏文采，如何能代表繁華昌盛的開元天寶時期暱?
上述三部選集，所選都是開元、天寶間詩人的詩，由於選者的旨趣不同，形成了三個選本迴然互異的風貌。我們於此可以看見這段時期中詩歌創作的不同流派以及流派與流派之間的爭論。
殷瑤有感於當時流行的選本多而不精，所以立志要把他所稱之為“聖代”的詩歌，編選成集，傳之未來。以“河嶽英靈”名之，是把入選詩人都看作時代的菁華、詩國的代表。由於選者卓越的文藝觀點和精審的遴選功夫，選入的詩可以說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聲音。由於作品的生命力，這本選率流傳下來了。它使我們窺見盛唐詩歌的一斑。而就個別作家來說，也選出了他們的代表作(少數作家如岑參是例外)，彷彿是他們個人的小選集。由此，可以約略窺見每個詩人的不同風格，這些選目不少仍然是我們今天選唐詩時的選目。這說明殷璠選詩的標準是比較窖觀的，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稱得起是河嶽英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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