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苦吟詩人賈島 胡中行
賈島
賈島，是我國唐代一位很重要的詩人，他以“苦吟”著稱於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曾經多次出現以他為宗主的詩歌流派，影響是很大的。因此，我們應當瞭解他。
一
賈島有著傳奇般的一生。歷史上關於他的傳說很多，真正可資稽考的事蹟卻很少。他雖然見之於“正史”，在《新唐書》的《韓愈傳》中附有一段事蹟，但不可否認，這段文字寫得很疏略。這恐怕是因為《新唐書》的作者本無意為賈島立傳，只是為了突出韓愈的地位，才把他作為“韓門弟子”附入的緣故。
幸運的是，關於賈島的生平，現在還保留著一份有價值的原始資料，那就是唐人蘇絳所撰的《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墓銘》(以下簡稱《墓銘》)。據地方誌記載，這篇《墓銘》曾由馮賢書碑，於唐武宗會昌四年(844年)立在普州(治所在今四川安嶽縣境內)，可靠程度較高。而且蘇絳本人又是賈島的好友，他應賈妻劉氏的請求撰寫《墓銘》，更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根據這篇《墓銘》，我們可以瞭解賈島生平的一個大概：
賈島，字浪仙，范陽(今北京市一帶)人。生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從“祖宗官爵頗來研詳”這句委婉的話中可以知道，賈島實在是出身於沒有什麼名望的“布衣”之家。
他很有才華：“長材閒氣，超卓挺生”，又極富學問，“六經百氏，無不詼覽”。他的五言詩，名震當時，為人所傳誦。可惜時運不濟，“穿楊未中，遽罹飛謗”，年近六十才到遂州長江縣(今四川蓬溪縣)當了一名主簿(官階為“從九品上”)，三年後，升為普州司倉參軍(治所見前，官階為“正八品下”，不久，會昌三年(843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於任所，“春秋六十有五”。
他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書法家，據歐陽修《集古錄》記載，曾有所書《紫極宮碑》傳於當世。《墓銘》說他“善攻書法，得鍾張之奧”，恐非諛美之詞。
另外，他還精通佛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為人性格和順，“未嘗評人之是非”。
《墓銘》所講的主要就是這些。當然，凡墓銘，總不無揚善避惡之嫌，但這裡所記的基本事蹟，則是可信的，它為我們瞭解賈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基礎。
二
賈島的作品，現行於世的有《長江集》十卷，收詩三百七十餘首。他和同時代的一些詩人之間又頗多酬答之作，這對於瞭解賈島，同樣是寶貴的資料。
賈島及其同時代一些詩人的作品告訴我們：元和(憲宗年號)初，年近三十的賈島帶著自己的新作前往洛陽，去拜謁當時已經聲名卓著的詩壇前輩張籍和韓愈，“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作》)。當時他的心情很緊張：“失卻終南山，惆悵滿懷抱。”但又充滿著希望：“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同上)果然，他的傑出才華得到了兩位前輩的激賞，特別是韓愈，更給予很高的評價。賈島十分感激這位大文豪的鼓勵，心悅誠服地投在他的門下，並隨他來到了長安。以後，他又得到韓愈多方面的照顧：“身上衣頻寄，甌中物亦分。”(《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兩人始終保持著深厚的友情。
長安是唐王朝的京城。一年一度的科舉考試在這裡舉行，因此就很自然地成了“群賢畢至，少長成集”的所在；賈島的“詩人生涯”的大部分是在這裡度過的。他曾一度賃居於長安延壽裡，與張籍為鄰，彼此過從甚密。有著不少贈答之作。與此同時，他又同李益、孟郊、王建、令狐楚等前輩名人有了交往。更令賈島興奮的是，先後結識了與他年齡相彷彿的一大批青年詩人，如姚合、馬戴、沈亞之、李餘、盧全、朱慶餘、顧非熊、陳商、雍陶等。他們書生意氣，風華正茂，充滿著在功名場中搏擊的勇氣。“日日攻詩亦自強，年年供應在名場”(姚合《送賈島及鍾渾》)，這段時間，可說是賈島一生中的“黃金時代”。
隨著歲月的流逝，朋友中的大多數，或早或遲地在功名場中取得了成功。而等待著賈島的，卻是一連串的失敗，漸漸地，他的處境變得十分狼狽：“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鄉!”(《下第》)心緒變得十分惆悵：“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同上)貧困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他，有時甚至落到“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朝炊”(張籍《貽賈島》)的地步。在這種境遇下，他同僧侶、道士、逸人的交往增多了，企圖在說禪談經、訪道求仙中得到暫時的解脫。與此同時，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也在賈島的胸中慢慢滋長。他針對科舉中的不公平現象，發出了“全賴有司平”的強烈企望，並且斗膽地提出了“下第人不恥，遺才人恥之”(《送沈秀才下第東歸》)的指責。他還毫無顧忌地到處訴說自己的貧困境遇：“羈旅復經冬，瓢空盎亦空；淚流寒枕上，跡絕舊山中。”(《冬夜》)“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朝飢》)其中雖然沒有憤激的言辭，但不滿情緒的流露，卻同樣是明顯的。還有少數詩作，用比興的方法把自己的怨憤表現得很充分，如《病蟬》、《辨士》、《劍客》等，這些作品都值得重視。
賈島以長安為中心，整整過了三十年的“布衣”生活。在此期間，他還到過襄陽、荊州(均在湖北省)、風翔(在陝西省)、汴州、光州(均在河南省)、杭州(在浙江省)、蒲，絳(均在山西省)等許多地方，或尋訪師友，或遊歷山水，留下了不少詩篇。
直到唐文宗開成年間，年逾六十的賈島才被“解褐責授”長江縣主簿，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關於他的出仕，《新唐書》說是“坐飛謗，貶長江主簿”，《唐摭言》也說是“無官受謫”。究為何事，無從確知。但從賈島及其他人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次出仕確實有著貶謫之意，如賈島自稱“逐客”，張蠙稱他“逐臣”，薛能稱他“左遷”，便是明證。而且，這次出仕還包含有某種冤屈的因素。所以姚合詩中才會有“普掾罪誰知”的感慨。李頻在詩中也說：“忽從一宦遠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至於傳聞說是因為得罪了武宗，或說是得罪了宣宗，甚至還有所謂的《宣宗大中墨制》，歷代名家已辨其非，是不可據以為信的。
三
如前所說，賈島有著傳奇般的一生，歷史上關於他的傳說很多。如果想要更為全面地瞭解賈島，那末，那些傳說也同樣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於賈島的各種傳說，散見於《唐摭言》、《鑑戒錄》、《劉賓客嘉話》、《唐才子傳》等許多著作中，綜合起來，主要是以下這些內容：
——有一天，賈島在馬上吟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兩句詩，覺得很滿意，但又打算把“推”字改為“敲”字，一時決定不下，就用手作推、敲之勢，不覺“神遊物外”，連馬也忘了駕馭，任它衝進一隊人馬中去。等到被押到一位官員馬前時，賈島才如夢初醒。碰巧，這位官員竟是韓愈，他聽賈島訴說了原委之後，“立馬良久”，說道：“敲字佳。”於是兩人並駕而行，結成了“布衣交”。
——賈島在另一次苦吟時，以同樣方式“唐突”了京兆尹(京城的實際行政長官)劉棲楚，結果被關了一夜。
——還在賈島當和尚時，(按：據《新唐書》載；賈島“初為僧，名無本”。)洛陽曾有過一道不許僧侶午後出寺的禁令。賈島忿忿不平，寫詩道：“不如牛與羊，猶得日薯歸。”
——賈島屢試不第。心下不服，寫《病蟬》詩，以病蟬自喻，把那些公卿貴人比作加害於己的“黃雀鳶鳥”，因而觸怒權貴，被列為“舉場十惡”之一，遭到驅逐。
——裴度(當時的宰相)曾在長安興化裡興建一幢豪華的住宅。賈島落第歸來，題詩道：“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對大官們的奢侈生活作了譏諷。
——唐宣宗曾便服出遊，來到賈島所住的寺院。從桌上拿起賈島的詩卷來看。賈島並不認識宣宗，但見來者衣著華麗，心中已是不快，便搶上一步，從宣宗手中奪過詩卷，輕蔑地說道：“郎君鮮釀自是，何會此耶?”宣宗只得下樓而去。過後賈島知道得罪的是皇帝，大驚，趕去請罪，不久．便被謫往長江縣。
以上這些傳聞，富有傳奇色彩，有許多同《墓銘》及賈島等的作品相牴牾處。它的不足為據是很明顯的，但同時，卻也不能說這些傳聞純屬子虛烏有。因為它們差不多都出自晚唐五代，距賈島時代不遠。如晚唐安錡《題賈島墓》詩中就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這說明，其中情況並不簡單。
況且，我們知道，歷史上一些傳聞，那怕是神話，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往往都是與被描述的人物的基本品格一致的。如有的書上講李白乘舟遊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這種說法證之以事，顯然不足信。但若證之以人，則又十分符合李白豪放性格的基本面。因此，我們同樣可以把賈島的這些傳聞，同他的生平結合起來加以考慮。
在這些傳聞中，賈島對權貴們的不滿情緒被誇大了，他譏宰相，罵公卿，忤皇帝，抗禁令，成了一個桀驁不馴的形象，這同真實的賈島之間是有距離的。但是，這種形象又同賈島身上確實存在的不滿情緒有著本質的一致性。我們看到，在賈島的作品中，沒有對“聖朝”的歌頌，沒有對權貴的奉迎，有的只是對現實的微詞，對自身痛苦的呻吟，這裡所體現的。正是這種—致性。
當然，我們無需諱言，同杜甫、陸游等人民詩人相比，賈島更多地是從自我出發，很少表現人民的痛苦，這是他的相形見絀處。但我們也應看到，作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典型，通過自己的作品表規他們這一類人的患想，情趣與痛苦，也同樣是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面。特別象他所著力描繪的自身的不幸，正是“人民痛苦”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對社會的一種揭露。因此，對於賈島的基本面是應當肯定的。
四
賈島是一位苦吟詩人，他的生命，是同苦吟緊密相聯的。因此，我們還應該對他的苦吟作一番瞭解。
賈島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創作態度是極端認真的。他把詩當作生命：“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戲贈友人》)賈島做詩並不炫耀才氣，也不賣弄學問，而是切切實實地告訴人們，他的創作是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勞動。“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這就是苦吟的最好註腳。其實，苦吟既非始自賈島，也不是一種個別現象。“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祜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但是，“苦吟詩人”的桂冠落在賈島頭上，則是當之無愧的。他向人們公開宣佈，自己是一個苦吟詩人：“溝西嶺苦客，中夕話兼思。”(《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三月晦日贈劉評事》)他的這種宣佈是得到當代人的承認的：“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姚合《寄賈島》)“生當明代苦吟身，死作長江一逐臣。”(張蠙《傷賈島》)而且在賈島的大纛下，彙集了一大批苦吟詩人，如李洞、曹鬆、方幹、唐求之類。賈島的苦吟，實際上開了杜甫以後詩壇的新風氣，影響是很深遠的。不僅“晚唐諸子，皆於紙上北面”(方岳《深雪偶談》)，就是宋、明、清也均不乏效尤者。甚至“近世學子”，也“多能為賈島體”(陳延傑《賈島詩注序》)。
對賈島本人來說，苦吟也是得到了報償的。正是苦吟，使他創造了富有特色的藝術風格，蘇東坡把它概括為一個“瘦”字，這不管是褒是貶，總說明了賈島的詩是富有自己的特色的。苦吟，又使他取得了自成一家的崇高地位。歷史上能夠卓然成家的詩人並不多，而賈島就是其中之一。聞一多先生曾把元和、長慶年間的詩壇一劃為三，而三派的為首者則是孟郊、白居易和賈島(見《唐詩雜論》)。這種劃分是否完全符合實際，似可商榷，但他給予賈島自成一家的地位，無疑是正確的。賈島曾經投在韓愈門下，但卻能在詩歌藝術上同韓愈分鐮並馳，顯出明顯的不同。一般地說，韓詩以學力見長，賈詩以心力(即“苦吟”)稱勝；韓詩見博，賈詩見僻；韓詩是雄奇，賈詩是清奇。韓詩中雄渾的氣勢，古奧的文字，特別是如“夫豈能必然”之類散文化的句式，在賈詩中斷不可見；相反，賈詩中幽深的描寫，精巧的造語，尤其是那種推俗字而出奇的本領，又為韓詩所不具備。
總之，由於賈島始終堅持了苦吟精神，因此能夠“生李杜之後，避千門萬戶之廣衢，走羊腸鳥道之仄徑，志在獨開生面，遂成僻澀一體”<許印芳《詩法萃編》)，終於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功。
我們在瞭解賈島的過程中，也瞭解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全國不少地方，有著紀念賈島的古蹟。光是賈島墓，就有三．四處之多。至於賈島祠、賈島寺、賈島吟詩臺、賈島瘦詩亭，以及賈島村、賈島峪之類，就更多了。這說明，賈島，作為一位苦吟詩人；為創造我們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所作出的貢獻，人民是瞭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