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著名的武昌首義“三武”下場各不相同？
在辛亥武昌首義風雲人物中，有著名的孫武、蔣翊武、張振武。因為他們三人的名字中均有一“武”字，年齡地位大致相當，故人們稱他們為“首義三武”。
辛亥首義前後，共同的志向曾將“三武”彙集一起。他們攜手組織革命團體，並肩為革命奔走呼喚，為武昌起義的爆發立下不朽功勳。但是，隨著首義的成功，首義“三武”由於道不同而不相為謀，開始互相傾軋，終鬧得水火難容，以致被反對派所利用，演出一幕幕悲劇。
首義“三武”之間的糾葛，主要涉及權力分配及對黎元洪的態度。
辛亥革命前夕，武漢一地有兩大革命團體，即文學社和共進會，雖然政治目標一致，但一直存有門戶之見。伴隨起義時機的成熟，為統一革命組織，壯大起義力量，革命黨人提出了兩團體聯合的建議。於是，孫武與蔣翊武之間，便出現“二武”爭雄局面。
倡議聯合的是共進會。當孫武派員去試探蔣翊武時，蔣翊武覺得：“合作雖好，但那些留過洋的、穿長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別是孫武，領袖慾特強，將來共事很難相處。”但是，經反覆磋商，雙方還是同意於公元1911年5月1日舉行首次聯合會晤。席間，雙方圍繞誰是主體問題，爭論不休。蔣翊武說：“文學社在軍營中力量很大，合作後文學社當為主體。”孫武則反詰道：“共進會是同盟會系統，直屬東京本部領導，與長江各省均有聯絡，人數超過文學社，聯合後，當然應該居於領導地位。”
兩人脣槍舌劍，互不禮讓，會晤不歡而散。直至6月14日舉行二次會晤，方才基本達成一致意見。隨後，雙方商定，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孫武則為軍務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任總理，專管民政。軍政大權，由孫、蔣二人分擔。涉及重大事件，則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商決斷。但是，事實上卻形成一種各不相讓的惡劣局面。特別是武昌首義成功後，更是明爭暗鬥，矛盾逐步發展。孫武任軍務部長後，利用部長之便，委以部分共進會幹部擔任高級軍官。蔣翊武名義上是軍務部副部長，卻無實權，文學社的其他成員更是遭到排擠。文學社與共進會之間早已存在的芥蒂，更加明顯。
武昌起義前夕，漢口寶善裡機關和武昌小朝街指揮部，相繼被破壞，孫武負傷入院，蔣翊武出走，彭、劉、楊三人被害。張振武於危難之中，聯絡各方，不失時機發難。湖北軍政府成立，眾擁黎元洪任都督，張振武被推任軍務部副部長，主持軍務，虛部長位以待孫武。振武司職半月餘，部署有序。
孫武出院視事不久，漢陽失守，張振武力排棄武昌之議，以佩刀砍地，大聲疾呼：“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斬！”當日，聞黎元洪仍擬出走，即闖入督署，當面斥責後，令甘績熙等督守，並鼎力協助湖北軍政府總監察劉公，佈防武昌城守。由此，便讓黎元洪懷恨於心。公元1911年11月南北議和，黎元洪投靠袁世凱，嫉張振武得軍心，便暗結孫武合力排擠之。
孫武在主持軍務部期間，權力慾膨脹，專橫驕妄之氣更盛，漸漸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頗感處境孤立。於是，他倒向黎元洪一邊，希望擁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黨人中找一個強有力人物，兩者一拍即合。這樣，圍繞著反黎與擁黎，“三武”之間又展開了新的矛盾與糾葛。
孫武和黎元洪搭上關係後，處處與革命黨人作對。後來，聯合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組織，擁黎元洪為社長，隱與同盟會相抗衡。於是，便引發了一場“倒孫運動”。公元1912年2月27日晚，由共進會會員黃申薌牽頭，以文學社成員為骨幹的倒孫運動爆發。他們佩戴“群英會”徽章，高喊“打倒孫武”、“打倒軍務部長”之口號，上街遊行，鳴槍示威。孫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漢口。群英會事件後，孫武被迫去職。後來，他做了袁世凱政府的高等顧問。
首義“三武”真可謂志同而道不合。但讓人惋惜的是，後來張振武和蔣翊武的結局都不如孫武。
公元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在北京處死了張振武。當時，張振武與孫武的關係已很僵，張在武昌與方維將編余軍官組成“將校團”，方任團長。黎元洪更是對張振武的言行已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擔心在武昌激成事變，乃密請袁世凱授張振武為總統府顧問，調其進京，張拒之不受。後袁世凱應黎元洪之請，擬任張為蒙古調查員，張入京後，提出去蒙多項要求不成後，復回武昌。時孫武已去北京，黎又以調合張、孫關係為由，請劉成禺、鄭萬瞻勸張北上。張乃偕方維等武昌將領十餘人人京，而黎元洪覆祕電袁世凱，謂張“蠱惑軍心，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圖謀不軌，方維同惡相及，請均在京正法”。
8月14日，張振武在德昌飯店宴請同盟會和共和黨要人，希望“消除黨見，共維大局”。15日夜，為調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洋將領薑桂題、段芝貴。 10時，酒闌人散，張振武與馮嗣鴻、時功玖分乘三輛馬車回旅杜，途經正陽門時，潛伏的軍警突起攔截，將張振武捆綁押解西單牌樓玉皇閣京畿軍政執法處。16日凌晨1時，張振武在執法處被綁於木樁上，身中六彈斃命。臨刑前，他怒道：“不料共和國如此黑暗！”
蔣翊武則在參與“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在桂林被捕遭殺害。漢陽失守後，黃興離漢，蔣翊武被推為戰時總司令部監軍，後接任代理總司令，負責指揮。不久，被排擠去職，改任北軍駐漢招撫使。公元1912年6月，為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他將文學社併入同盟會。嗣任國民黨參議、漢口交通部部長。袁世凱曾命其為軍事顧問，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他堅辭不受。12月，主辦《民心報》，“揚孫黃，抑袁黎”。公元1913年7月，回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撫使。失敗後，遭通緝。8月29日南行至廣西全州府興安縣境，為巡防統領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聞訊，即電袁世凱請予“迅誅”，袁遂命廣西都督陸榮廷“就地槍決”。9月9日，作《遺書》及《絕命詩》四首，就義於桂林麗澤門外。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