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的患者譚興在患病後，他的父母曾帶著他四處尋醫，看過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的至少8個專家，甚至在國內屬於非常著名的專家，但是診斷不一：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焦慮症、強迫症等。
看了這麼多專家，譚興及父母卻越來越困惑：同一個患者，為什麼精神科專家的診斷會不一致？有的專家還同屬一家醫院、一個科室，為什麼診斷和用藥方案也不一樣？患者到底是有這麼多疾病還是存在誤診呢？
現行精神醫學的診療模式以症狀學診斷為主，符合症狀標準則可下診斷，所以有較大的主觀性，另外同一個患者在不同階段表現的症狀可能不一樣，所以很難說是哪個專家誤診。但確實，症狀學診斷忽略了症狀背後的心理社會因素，對問題看得不夠深入和全面。
比如，譚興的父母稱其有“自言自語、自笑”行為，很可能因此患者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通常，這屬於精神分裂症的常見精神病性症狀。
但我在面診的時候詳細詢問了患者，發現這其實並不是精神病性症狀，而是有合理的心理活動。譚興說，他是“聽力型學習者”，對於知識和重要的事務，他習慣自己說一遍，耳朵聽到了，記憶更加深刻，心裡就踏實。所以，他自言自語時，實際上是在通過這種方式強化記憶，而這個習慣從初中就養成了，只不過患病後強化了。
而“自笑”，是因為譚興偶爾想起中學時的一些美好場景，覺得心情愉悅，便笑了出來。
對於以上症狀行為，他其實都有清晰的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他並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譚興還有所謂的“強迫行為”，他背誦文章時會強迫自己數數，而且還掰著手指數。我深入瞭解，才明白，原來他是在背誦文章前，會先數一下總字數，在背誦過程中，一個字就算一個數字，如果最終數的數字與以此確認的總字數一致，他就會判斷自己背得一字不差；他認為這很有必要，因為這樣可以不麻煩父母和他人，也並未因此感到痛苦、難以自控。
而這種行為的背後有父母過度重視學習，初中同伴影響等原因，導致他在學習上追求完美，不斷地自我施壓，這些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認為這也不是典型的強迫症。
可以說，從譚興的求醫過程折射了國內外精神病學或者精神醫學症狀學診斷的侷限性，這也是我多次呼籲加強多學科診療模式（MDT）、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的重要原因。
另外，譚興缺乏符合自己情況的理性人生規劃。初中時，他受同學影響，一心想考清華、北大；但在重壓下，他高考失利了，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上大學以後，他拼命地努力讀書，但他並不明白讀書的最終目的，只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希望通過讀研能夠洗白自己本科不是985院校的尷尬。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勉強讀研後，後來又為了向中學時一直喜歡但被拒絕的女生證明自己，繼續攻讀博士，壓力越來越大。他讀研的行為實際上是處於偏執狀態，背後是缺乏理性和正確的人生規劃，而父母也沒有積極、正確的引導。
譚興父母在教育上也犯了很多父母常見的錯誤。高考失利後，他的父母沒有給予充分的開導，反而責備他當初不聽父母的話、非要讀重點高中，才導致這樣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歸因模式讓譚興後來從不敢自己做決定，總是聽從父母意見，缺乏主見；因此錯失良機後，又後悔莫及，親子屢屢發生衝突。
很多父母都認為“聽話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這種觀念極其錯誤。暫且不談青春期孩子開始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這個心理因素，實際上時代在不斷快速變化，很多父母的認知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趨勢，許多父母的三觀和認識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因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主見時，父母不能總是否定，而要與孩子探討，甚至必要時還需要請教。而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父母不應該指責，而應引導孩子理性分析，合理歸因，自我反省後不斷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譚興受過多年的高等教育，悟性極高，他通過不斷學習科學心理學知識，對自己的疾病開始有了理性的認知，正在通過自我反省及調整努力改善病情。經過面診後，他對自己的疾病形成過程和康復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合理化建議，希望他通過自我提升和父母的幫助，能夠順利自我康復！
——何日輝
(下文作者：何日輝的學生Lily）
前來面診的患者以初、高中青少年、大學生為主，達到博士學歷的並不多，以至於每一位都令人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其中之一。
患者譚興30歲，來自江西，已讀完博士。面診信息表顯示，他曾去過湖南、上海、北京的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中的三家大醫院，先後診斷為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強迫症、焦慮症等。
譚興的爸爸已經頭髮花白，看上去是一名非常傳統、嚴肅的老父親；母親則顯得更年輕些。一家三口坐在沙發上，相互之間隔得很開。
面診開始，父親先介紹情況，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一邊看一邊說。
“他從小跟我們一起生活，我對他的學習比較嚴厲，母親比較關心他的生活。小學、初中階段蠻好的，志向很高，目標遠大，性格偏內向。高中在省會讀的重點中學，本來也可以在本地讀普通的高中，但他堅持要去重點。我覺得這可能助長了他心氣高的這一點，要是當時在本地讀的話就好了。”
“（患病）最大的原因是高考失誤，他給自己的壓力挺大的，高考前又住院了一個多月，最後只考了三本，他自己和我們都很不滿意。高考之後完全變了個人，在家呆了一個禮拜不出門，他說是從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覺。”
下文的患者譚興在患病後，他的父母曾帶著他四處尋醫，看過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的至少8個專家，甚至在國內屬於非常著名的專家，但是診斷不一：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焦慮症、強迫症等。
看了這麼多專家，譚興及父母卻越來越困惑：同一個患者，為什麼精神科專家的診斷會不一致？有的專家還同屬一家醫院、一個科室，為什麼診斷和用藥方案也不一樣？患者到底是有這麼多疾病還是存在誤診呢？
現行精神醫學的診療模式以症狀學診斷為主，符合症狀標準則可下診斷，所以有較大的主觀性，另外同一個患者在不同階段表現的症狀可能不一樣，所以很難說是哪個專家誤診。但確實，症狀學診斷忽略了症狀背後的心理社會因素，對問題看得不夠深入和全面。
比如，譚興的父母稱其有“自言自語、自笑”行為，很可能因此患者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通常，這屬於精神分裂症的常見精神病性症狀。
但我在面診的時候詳細詢問了患者，發現這其實並不是精神病性症狀，而是有合理的心理活動。譚興說，他是“聽力型學習者”，對於知識和重要的事務，他習慣自己說一遍，耳朵聽到了，記憶更加深刻，心裡就踏實。所以，他自言自語時，實際上是在通過這種方式強化記憶，而這個習慣從初中就養成了，只不過患病後強化了。
而“自笑”，是因為譚興偶爾想起中學時的一些美好場景，覺得心情愉悅，便笑了出來。
對於以上症狀行為，他其實都有清晰的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他並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譚興還有所謂的“強迫行為”，他背誦文章時會強迫自己數數，而且還掰著手指數。我深入瞭解，才明白，原來他是在背誦文章前，會先數一下總字數，在背誦過程中，一個字就算一個數字，如果最終數的數字與以此確認的總字數一致，他就會判斷自己背得一字不差；他認為這很有必要，因為這樣可以不麻煩父母和他人，也並未因此感到痛苦、難以自控。
而這種行為的背後有父母過度重視學習，初中同伴影響等原因，導致他在學習上追求完美，不斷地自我施壓，這些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認為這也不是典型的強迫症。
可以說，從譚興的求醫過程折射了國內外精神病學或者精神醫學症狀學診斷的侷限性，這也是我多次呼籲加強多學科診療模式（MDT）、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的重要原因。
另外，譚興缺乏符合自己情況的理性人生規劃。初中時，他受同學影響，一心想考清華、北大；但在重壓下，他高考失利了，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上大學以後，他拼命地努力讀書，但他並不明白讀書的最終目的，只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希望通過讀研能夠洗白自己本科不是985院校的尷尬。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勉強讀研後，後來又為了向中學時一直喜歡但被拒絕的女生證明自己，繼續攻讀博士，壓力越來越大。他讀研的行為實際上是處於偏執狀態，背後是缺乏理性和正確的人生規劃，而父母也沒有積極、正確的引導。
譚興父母在教育上也犯了很多父母常見的錯誤。高考失利後，他的父母沒有給予充分的開導，反而責備他當初不聽父母的話、非要讀重點高中，才導致這樣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歸因模式讓譚興後來從不敢自己做決定，總是聽從父母意見，缺乏主見；因此錯失良機後，又後悔莫及，親子屢屢發生衝突。
很多父母都認為“聽話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這種觀念極其錯誤。暫且不談青春期孩子開始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這個心理因素，實際上時代在不斷快速變化，很多父母的認知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趨勢，許多父母的三觀和認識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因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主見時，父母不能總是否定，而要與孩子探討，甚至必要時還需要請教。而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父母不應該指責，而應引導孩子理性分析，合理歸因，自我反省後不斷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譚興受過多年的高等教育，悟性極高，他通過不斷學習科學心理學知識，對自己的疾病開始有了理性的認知，正在通過自我反省及調整努力改善病情。經過面診後，他對自己的疾病形成過程和康復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合理化建議，希望他通過自我提升和父母的幫助，能夠順利自我康復！
——何日輝
(下文作者：何日輝的學生Lily）
前來面診的患者以初、高中青少年、大學生為主，達到博士學歷的並不多，以至於每一位都令人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其中之一。
患者譚興30歲，來自江西，已讀完博士。面診信息表顯示，他曾去過湖南、上海、北京的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中的三家大醫院，先後診斷為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強迫症、焦慮症等。
譚興的爸爸已經頭髮花白，看上去是一名非常傳統、嚴肅的老父親；母親則顯得更年輕些。一家三口坐在沙發上，相互之間隔得很開。
面診開始，父親先介紹情況，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一邊看一邊說。
“他從小跟我們一起生活，我對他的學習比較嚴厲，母親比較關心他的生活。小學、初中階段蠻好的，志向很高，目標遠大，性格偏內向。高中在省會讀的重點中學，本來也可以在本地讀普通的高中，但他堅持要去重點。我覺得這可能助長了他心氣高的這一點，要是當時在本地讀的話就好了。”
“（患病）最大的原因是高考失誤，他給自己的壓力挺大的，高考前又住院了一個多月，最後只考了三本，他自己和我們都很不滿意。高考之後完全變了個人，在家呆了一個禮拜不出門，他說是從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覺。”
圖片來源於網絡
“他那時說，我考了這個學校，羞於跟別人說。我們也引導他在朋友面前不說實話。總之我們當時都接受不了。他現在從這個事情裡走不出來，都過去快10年了。”
“本科畢業的時候，孩子說想工作了，但我們要求他考碩士，想著考個好學校，不就可以把三本的帽子脫掉了嗎！唉，我們現在覺得這個想法是錯誤的。而且，他第一次考研失敗，我對他發了很大脾氣，說了很重的話，對他心理衝擊應該挺大的，後來他還提及過幾次。”
“讀碩士已經比較吃力，但他後來還要讀博士。我們也想不明白，明明當初讀碩士就不願意了。可能有攀比心理吧。孩子初中喜歡的一個女生是博士，他可能也想趕上別人，還說很多初中同學都讀了清華北大博士，明明大家以前差不多啊。他對自己的期待很高，很固執。”
“博士第二年狀態很差，一心想出國，但讀書讀不進去，對我們發脾氣，跟老師同學的關係也不協調。他現在總是回憶過去的事，糾結當初應該怎樣就好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診斷其強迫症嗎？”譚興的診斷很多，看起來病情嚴重，但父親並沒講到具體的症狀，何主任忍不住打斷問了一句。
“那是因為他初中、高中的時候總是反覆算數字，反覆背誦。湖南的醫院說得很嚇人，說可能要終身服藥。他還有自言自語、自己發笑的行為。可是，他說的話都是有來由的，比如參加了一個活動覺得不滿意，就自己唸叨唸叨，我覺得這不太符合精神分裂症。但好幾個醫生都這麼診斷的”。
“他遇到挫折、焦慮，總是要揪著過去不放，說以前的哪個事情沒做好。看問題比較偏執，我跟他講了很多次道理，說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讓他放下，但沒有用”，父親有點著急。
何主任說：“這位父親，你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譚興他都讀到博士了，道理他自己不懂嗎？懂得很！但我聽你講述，他經歷了一些創傷，還有家庭教育觀念的一些影響，雖然他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而且，你對他造成過一些傷害，你說的話他可能心裡就有牴觸”。
父親愣了一下，慢慢說：“我們的教育引導方式是不太恰當，以前太看重學習，這和大環境和教育評價體系也有關係。以前我們覺得他學習很好沒啥問題，缺乏對內心感受的觀察。”
“譚興還經歷過其它的遭遇嗎？比較明顯的”，何主任問。
“初中的時候跟一個同學有點衝突，被對方打了。還有，讀碩士的時候，有一個老師當眾奚落他。情感方面比較少，初中喜歡過的那個女孩子，可能人家後來拒絕他了。還有就是博士的時候，因為一個他的小失誤，我們惡狠狠地說他。他那時的表情，我想起來很難受，我太不應該了”，父親語氣有自責。
“我們對這個病缺乏知識，一開始還不知道要吃藥。但看過的醫生說了，去看病的沒有不吃藥的。但藥物副作用對他的精力影響挺大。我們來這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是以心理干預為主的。你們發的文章我們都看了，覺得很有道理！”
何主任感謝了父親的認可。譚興的媽媽又補充了一些情況，提及從小就包辦孩子的起居飲食，順著他，依著他，患者生活自理的能力沒有從小培養起來。
父母講了挺多的，譚興在一旁聽著，保持沉默，但表情很平靜，並沒有明顯的不滿和憤懣。父母迴避後，他也並未顯得不自然。
何主任對他做了簡單的介紹以後，譚興開始講述自己的情況。
很可能與他的年齡、學歷有關，譚興明顯對自己的問題有一番梳理和反思，直奔主題，講的都是與問題和症狀直接相關的內容。
“我從小是別人眼裡的好孩子，成績好，性格好，長輩喜歡。初中，有個同學扇了我一個耳光，當時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還記得，當時在日記上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打了我，以後要報仇，初中那3年我拼了命學習，我看那個同學的眼神，想殺死他的那種。”
“碩士的時候，那個導師奚落我，對我當眾羞辱，對我刺激也比較大。”
下文的患者譚興在患病後，他的父母曾帶著他四處尋醫，看過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的至少8個專家，甚至在國內屬於非常著名的專家，但是診斷不一：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焦慮症、強迫症等。
看了這麼多專家，譚興及父母卻越來越困惑：同一個患者，為什麼精神科專家的診斷會不一致？有的專家還同屬一家醫院、一個科室，為什麼診斷和用藥方案也不一樣？患者到底是有這麼多疾病還是存在誤診呢？
現行精神醫學的診療模式以症狀學診斷為主，符合症狀標準則可下診斷，所以有較大的主觀性，另外同一個患者在不同階段表現的症狀可能不一樣，所以很難說是哪個專家誤診。但確實，症狀學診斷忽略了症狀背後的心理社會因素，對問題看得不夠深入和全面。
比如，譚興的父母稱其有“自言自語、自笑”行為，很可能因此患者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通常，這屬於精神分裂症的常見精神病性症狀。
但我在面診的時候詳細詢問了患者，發現這其實並不是精神病性症狀，而是有合理的心理活動。譚興說，他是“聽力型學習者”，對於知識和重要的事務，他習慣自己說一遍，耳朵聽到了，記憶更加深刻，心裡就踏實。所以，他自言自語時，實際上是在通過這種方式強化記憶，而這個習慣從初中就養成了，只不過患病後強化了。
而“自笑”，是因為譚興偶爾想起中學時的一些美好場景，覺得心情愉悅，便笑了出來。
對於以上症狀行為，他其實都有清晰的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他並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譚興還有所謂的“強迫行為”，他背誦文章時會強迫自己數數，而且還掰著手指數。我深入瞭解，才明白，原來他是在背誦文章前，會先數一下總字數，在背誦過程中，一個字就算一個數字，如果最終數的數字與以此確認的總字數一致，他就會判斷自己背得一字不差；他認為這很有必要，因為這樣可以不麻煩父母和他人，也並未因此感到痛苦、難以自控。
而這種行為的背後有父母過度重視學習，初中同伴影響等原因，導致他在學習上追求完美，不斷地自我施壓，這些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認為這也不是典型的強迫症。
可以說，從譚興的求醫過程折射了國內外精神病學或者精神醫學症狀學診斷的侷限性，這也是我多次呼籲加強多學科診療模式（MDT）、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的重要原因。
另外，譚興缺乏符合自己情況的理性人生規劃。初中時，他受同學影響，一心想考清華、北大；但在重壓下，他高考失利了，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上大學以後，他拼命地努力讀書，但他並不明白讀書的最終目的，只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希望通過讀研能夠洗白自己本科不是985院校的尷尬。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勉強讀研後，後來又為了向中學時一直喜歡但被拒絕的女生證明自己，繼續攻讀博士，壓力越來越大。他讀研的行為實際上是處於偏執狀態，背後是缺乏理性和正確的人生規劃，而父母也沒有積極、正確的引導。
譚興父母在教育上也犯了很多父母常見的錯誤。高考失利後，他的父母沒有給予充分的開導，反而責備他當初不聽父母的話、非要讀重點高中，才導致這樣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歸因模式讓譚興後來從不敢自己做決定，總是聽從父母意見，缺乏主見；因此錯失良機後，又後悔莫及，親子屢屢發生衝突。
很多父母都認為“聽話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這種觀念極其錯誤。暫且不談青春期孩子開始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這個心理因素，實際上時代在不斷快速變化，很多父母的認知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趨勢，許多父母的三觀和認識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因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主見時，父母不能總是否定，而要與孩子探討，甚至必要時還需要請教。而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父母不應該指責，而應引導孩子理性分析，合理歸因，自我反省後不斷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譚興受過多年的高等教育，悟性極高，他通過不斷學習科學心理學知識，對自己的疾病開始有了理性的認知，正在通過自我反省及調整努力改善病情。經過面診後，他對自己的疾病形成過程和康復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合理化建議，希望他通過自我提升和父母的幫助，能夠順利自我康復！
——何日輝
(下文作者：何日輝的學生Lily）
前來面診的患者以初、高中青少年、大學生為主，達到博士學歷的並不多，以至於每一位都令人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其中之一。
患者譚興30歲，來自江西，已讀完博士。面診信息表顯示，他曾去過湖南、上海、北京的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中的三家大醫院，先後診斷為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強迫症、焦慮症等。
譚興的爸爸已經頭髮花白，看上去是一名非常傳統、嚴肅的老父親；母親則顯得更年輕些。一家三口坐在沙發上，相互之間隔得很開。
面診開始，父親先介紹情況，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一邊看一邊說。
“他從小跟我們一起生活，我對他的學習比較嚴厲，母親比較關心他的生活。小學、初中階段蠻好的，志向很高，目標遠大，性格偏內向。高中在省會讀的重點中學，本來也可以在本地讀普通的高中，但他堅持要去重點。我覺得這可能助長了他心氣高的這一點，要是當時在本地讀的話就好了。”
“（患病）最大的原因是高考失誤，他給自己的壓力挺大的，高考前又住院了一個多月，最後只考了三本，他自己和我們都很不滿意。高考之後完全變了個人，在家呆了一個禮拜不出門，他說是從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覺。”
圖片來源於網絡
“他那時說，我考了這個學校，羞於跟別人說。我們也引導他在朋友面前不說實話。總之我們當時都接受不了。他現在從這個事情裡走不出來，都過去快10年了。”
“本科畢業的時候，孩子說想工作了，但我們要求他考碩士，想著考個好學校，不就可以把三本的帽子脫掉了嗎！唉，我們現在覺得這個想法是錯誤的。而且，他第一次考研失敗，我對他發了很大脾氣，說了很重的話，對他心理衝擊應該挺大的，後來他還提及過幾次。”
“讀碩士已經比較吃力，但他後來還要讀博士。我們也想不明白，明明當初讀碩士就不願意了。可能有攀比心理吧。孩子初中喜歡的一個女生是博士，他可能也想趕上別人，還說很多初中同學都讀了清華北大博士，明明大家以前差不多啊。他對自己的期待很高，很固執。”
“博士第二年狀態很差，一心想出國，但讀書讀不進去，對我們發脾氣，跟老師同學的關係也不協調。他現在總是回憶過去的事，糾結當初應該怎樣就好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診斷其強迫症嗎？”譚興的診斷很多，看起來病情嚴重，但父親並沒講到具體的症狀，何主任忍不住打斷問了一句。
“那是因為他初中、高中的時候總是反覆算數字，反覆背誦。湖南的醫院說得很嚇人，說可能要終身服藥。他還有自言自語、自己發笑的行為。可是，他說的話都是有來由的，比如參加了一個活動覺得不滿意，就自己唸叨唸叨，我覺得這不太符合精神分裂症。但好幾個醫生都這麼診斷的”。
“他遇到挫折、焦慮，總是要揪著過去不放，說以前的哪個事情沒做好。看問題比較偏執，我跟他講了很多次道理，說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讓他放下，但沒有用”，父親有點著急。
何主任說：“這位父親，你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譚興他都讀到博士了，道理他自己不懂嗎？懂得很！但我聽你講述，他經歷了一些創傷，還有家庭教育觀念的一些影響，雖然他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而且，你對他造成過一些傷害，你說的話他可能心裡就有牴觸”。
父親愣了一下，慢慢說：“我們的教育引導方式是不太恰當，以前太看重學習，這和大環境和教育評價體系也有關係。以前我們覺得他學習很好沒啥問題，缺乏對內心感受的觀察。”
“譚興還經歷過其它的遭遇嗎？比較明顯的”，何主任問。
“初中的時候跟一個同學有點衝突，被對方打了。還有，讀碩士的時候，有一個老師當眾奚落他。情感方面比較少，初中喜歡過的那個女孩子，可能人家後來拒絕他了。還有就是博士的時候，因為一個他的小失誤，我們惡狠狠地說他。他那時的表情，我想起來很難受，我太不應該了”，父親語氣有自責。
“我們對這個病缺乏知識，一開始還不知道要吃藥。但看過的醫生說了，去看病的沒有不吃藥的。但藥物副作用對他的精力影響挺大。我們來這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是以心理干預為主的。你們發的文章我們都看了，覺得很有道理！”
何主任感謝了父親的認可。譚興的媽媽又補充了一些情況，提及從小就包辦孩子的起居飲食，順著他，依著他，患者生活自理的能力沒有從小培養起來。
父母講了挺多的，譚興在一旁聽著，保持沉默，但表情很平靜，並沒有明顯的不滿和憤懣。父母迴避後，他也並未顯得不自然。
何主任對他做了簡單的介紹以後，譚興開始講述自己的情況。
很可能與他的年齡、學歷有關，譚興明顯對自己的問題有一番梳理和反思，直奔主題，講的都是與問題和症狀直接相關的內容。
“我從小是別人眼裡的好孩子，成績好，性格好，長輩喜歡。初中，有個同學扇了我一個耳光，當時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還記得，當時在日記上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打了我，以後要報仇，初中那3年我拼了命學習，我看那個同學的眼神，想殺死他的那種。”
“碩士的時候，那個導師奚落我，對我當眾羞辱，對我刺激也比較大。”
圖片來源於網絡
“至於高考失利，一直都有陰影。現在我很想把這段歷史忘掉，對高中學校和同學也儘量迴避。但現在的生活還是避免不了與高中同學有交集，我挺矛盾的。”
“剛才父親說的強迫行為，其實是我那時背書總要追求完美，想一字不差地背下。但我不好意思每次都找別人幫我檢查啊，我就自己先數總字數，背完之後再數一遍，如果字數對得上，那就滿意了。後來就形成習慣了。”
“讀完碩士以後，本來有個比較好的工作機會，但父母反對，我就沒去。”
“既然有好機會，為什麼不堅持自己的想法？那時已經20多歲了啊”，何主任不明白。
譚興有點不好意思：“我高考之後就有個習慣，無論做什麼事都必須跟父母商量，不敢自作主張。因為當初是我堅持要去讀重點高中的，結果高考砸了，父母就覺得，你看你自己的決定錯了吧。那次以後，我不敢再承受決定錯誤的壓力了。”
“可是，聽從他們建議後做的決定，回過頭來看又覺得不正確，我們就有矛盾，吵架。我現在經常後悔。”
何主任問：“那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覺得其實自己沒太大問題，愁的都是現實問題，工作啊、未來啊、成家立業啊。我不想吃藥，我很想去工作。以前我志向確實太高了，覺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大的事，現在覺得不現實。有些東西想得美好，但做起來是另一回事。”
“爸媽剛才說，你想出國，但看書看不進去？”
“看書是有點煩。其實現在覺得不出國也沒關係，可以考個公務員，或者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如果再拖下去，越晚工作越不利。我之前吃的藥，大腦的抑制作用很強，我覺得很難考試和工作。”
下文的患者譚興在患病後，他的父母曾帶著他四處尋醫，看過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的至少8個專家，甚至在國內屬於非常著名的專家，但是診斷不一：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焦慮症、強迫症等。
看了這麼多專家，譚興及父母卻越來越困惑：同一個患者，為什麼精神科專家的診斷會不一致？有的專家還同屬一家醫院、一個科室，為什麼診斷和用藥方案也不一樣？患者到底是有這麼多疾病還是存在誤診呢？
現行精神醫學的診療模式以症狀學診斷為主，符合症狀標準則可下診斷，所以有較大的主觀性，另外同一個患者在不同階段表現的症狀可能不一樣，所以很難說是哪個專家誤診。但確實，症狀學診斷忽略了症狀背後的心理社會因素，對問題看得不夠深入和全面。
比如，譚興的父母稱其有“自言自語、自笑”行為，很可能因此患者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通常，這屬於精神分裂症的常見精神病性症狀。
但我在面診的時候詳細詢問了患者，發現這其實並不是精神病性症狀，而是有合理的心理活動。譚興說，他是“聽力型學習者”，對於知識和重要的事務，他習慣自己說一遍，耳朵聽到了，記憶更加深刻，心裡就踏實。所以，他自言自語時，實際上是在通過這種方式強化記憶，而這個習慣從初中就養成了，只不過患病後強化了。
而“自笑”，是因為譚興偶爾想起中學時的一些美好場景，覺得心情愉悅，便笑了出來。
對於以上症狀行為，他其實都有清晰的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他並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譚興還有所謂的“強迫行為”，他背誦文章時會強迫自己數數，而且還掰著手指數。我深入瞭解，才明白，原來他是在背誦文章前，會先數一下總字數，在背誦過程中，一個字就算一個數字，如果最終數的數字與以此確認的總字數一致，他就會判斷自己背得一字不差；他認為這很有必要，因為這樣可以不麻煩父母和他人，也並未因此感到痛苦、難以自控。
而這種行為的背後有父母過度重視學習，初中同伴影響等原因，導致他在學習上追求完美，不斷地自我施壓，這些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認為這也不是典型的強迫症。
可以說，從譚興的求醫過程折射了國內外精神病學或者精神醫學症狀學診斷的侷限性，這也是我多次呼籲加強多學科診療模式（MDT）、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的重要原因。
另外，譚興缺乏符合自己情況的理性人生規劃。初中時，他受同學影響，一心想考清華、北大；但在重壓下，他高考失利了，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上大學以後，他拼命地努力讀書，但他並不明白讀書的最終目的，只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希望通過讀研能夠洗白自己本科不是985院校的尷尬。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勉強讀研後，後來又為了向中學時一直喜歡但被拒絕的女生證明自己，繼續攻讀博士，壓力越來越大。他讀研的行為實際上是處於偏執狀態，背後是缺乏理性和正確的人生規劃，而父母也沒有積極、正確的引導。
譚興父母在教育上也犯了很多父母常見的錯誤。高考失利後，他的父母沒有給予充分的開導，反而責備他當初不聽父母的話、非要讀重點高中，才導致這樣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歸因模式讓譚興後來從不敢自己做決定，總是聽從父母意見，缺乏主見；因此錯失良機後，又後悔莫及，親子屢屢發生衝突。
很多父母都認為“聽話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這種觀念極其錯誤。暫且不談青春期孩子開始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這個心理因素，實際上時代在不斷快速變化，很多父母的認知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趨勢，許多父母的三觀和認識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因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主見時，父母不能總是否定，而要與孩子探討，甚至必要時還需要請教。而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父母不應該指責，而應引導孩子理性分析，合理歸因，自我反省後不斷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譚興受過多年的高等教育，悟性極高，他通過不斷學習科學心理學知識，對自己的疾病開始有了理性的認知，正在通過自我反省及調整努力改善病情。經過面診後，他對自己的疾病形成過程和康復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合理化建議，希望他通過自我提升和父母的幫助，能夠順利自我康復！
——何日輝
(下文作者：何日輝的學生Lily）
前來面診的患者以初、高中青少年、大學生為主，達到博士學歷的並不多，以至於每一位都令人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其中之一。
患者譚興30歲，來自江西，已讀完博士。面診信息表顯示，他曾去過湖南、上海、北京的國內精神科“四大巨頭”中的三家大醫院，先後診斷為偏執型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強迫症、焦慮症等。
譚興的爸爸已經頭髮花白，看上去是一名非常傳統、嚴肅的老父親；母親則顯得更年輕些。一家三口坐在沙發上，相互之間隔得很開。
面診開始，父親先介紹情況，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一邊看一邊說。
“他從小跟我們一起生活，我對他的學習比較嚴厲，母親比較關心他的生活。小學、初中階段蠻好的，志向很高，目標遠大，性格偏內向。高中在省會讀的重點中學，本來也可以在本地讀普通的高中，但他堅持要去重點。我覺得這可能助長了他心氣高的這一點，要是當時在本地讀的話就好了。”
“（患病）最大的原因是高考失誤，他給自己的壓力挺大的，高考前又住院了一個多月，最後只考了三本，他自己和我們都很不滿意。高考之後完全變了個人，在家呆了一個禮拜不出門，他說是從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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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說，我考了這個學校，羞於跟別人說。我們也引導他在朋友面前不說實話。總之我們當時都接受不了。他現在從這個事情裡走不出來，都過去快10年了。”
“本科畢業的時候，孩子說想工作了，但我們要求他考碩士，想著考個好學校，不就可以把三本的帽子脫掉了嗎！唉，我們現在覺得這個想法是錯誤的。而且，他第一次考研失敗，我對他發了很大脾氣，說了很重的話，對他心理衝擊應該挺大的，後來他還提及過幾次。”
“讀碩士已經比較吃力，但他後來還要讀博士。我們也想不明白，明明當初讀碩士就不願意了。可能有攀比心理吧。孩子初中喜歡的一個女生是博士，他可能也想趕上別人，還說很多初中同學都讀了清華北大博士，明明大家以前差不多啊。他對自己的期待很高，很固執。”
“博士第二年狀態很差，一心想出國，但讀書讀不進去，對我們發脾氣，跟老師同學的關係也不協調。他現在總是回憶過去的事，糾結當初應該怎樣就好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診斷其強迫症嗎？”譚興的診斷很多，看起來病情嚴重，但父親並沒講到具體的症狀，何主任忍不住打斷問了一句。
“那是因為他初中、高中的時候總是反覆算數字，反覆背誦。湖南的醫院說得很嚇人，說可能要終身服藥。他還有自言自語、自己發笑的行為。可是，他說的話都是有來由的，比如參加了一個活動覺得不滿意，就自己唸叨唸叨，我覺得這不太符合精神分裂症。但好幾個醫生都這麼診斷的”。
“他遇到挫折、焦慮，總是要揪著過去不放，說以前的哪個事情沒做好。看問題比較偏執，我跟他講了很多次道理，說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讓他放下，但沒有用”，父親有點著急。
何主任說：“這位父親，你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譚興他都讀到博士了，道理他自己不懂嗎？懂得很！但我聽你講述，他經歷了一些創傷，還有家庭教育觀念的一些影響，雖然他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而且，你對他造成過一些傷害，你說的話他可能心裡就有牴觸”。
父親愣了一下，慢慢說：“我們的教育引導方式是不太恰當，以前太看重學習，這和大環境和教育評價體系也有關係。以前我們覺得他學習很好沒啥問題，缺乏對內心感受的觀察。”
“譚興還經歷過其它的遭遇嗎？比較明顯的”，何主任問。
“初中的時候跟一個同學有點衝突，被對方打了。還有，讀碩士的時候，有一個老師當眾奚落他。情感方面比較少，初中喜歡過的那個女孩子，可能人家後來拒絕他了。還有就是博士的時候，因為一個他的小失誤，我們惡狠狠地說他。他那時的表情，我想起來很難受，我太不應該了”，父親語氣有自責。
“我們對這個病缺乏知識，一開始還不知道要吃藥。但看過的醫生說了，去看病的沒有不吃藥的。但藥物副作用對他的精力影響挺大。我們來這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是以心理干預為主的。你們發的文章我們都看了，覺得很有道理！”
何主任感謝了父親的認可。譚興的媽媽又補充了一些情況，提及從小就包辦孩子的起居飲食，順著他，依著他，患者生活自理的能力沒有從小培養起來。
父母講了挺多的，譚興在一旁聽著，保持沉默，但表情很平靜，並沒有明顯的不滿和憤懣。父母迴避後，他也並未顯得不自然。
何主任對他做了簡單的介紹以後，譚興開始講述自己的情況。
很可能與他的年齡、學歷有關，譚興明顯對自己的問題有一番梳理和反思，直奔主題，講的都是與問題和症狀直接相關的內容。
“我從小是別人眼裡的好孩子，成績好，性格好，長輩喜歡。初中，有個同學扇了我一個耳光，當時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還記得，當時在日記上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打了我，以後要報仇，初中那3年我拼了命學習，我看那個同學的眼神，想殺死他的那種。”
“碩士的時候，那個導師奚落我，對我當眾羞辱，對我刺激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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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高考失利，一直都有陰影。現在我很想把這段歷史忘掉，對高中學校和同學也儘量迴避。但現在的生活還是避免不了與高中同學有交集，我挺矛盾的。”
“剛才父親說的強迫行為，其實是我那時背書總要追求完美，想一字不差地背下。但我不好意思每次都找別人幫我檢查啊，我就自己先數總字數，背完之後再數一遍，如果字數對得上，那就滿意了。後來就形成習慣了。”
“讀完碩士以後，本來有個比較好的工作機會，但父母反對，我就沒去。”
“既然有好機會，為什麼不堅持自己的想法？那時已經20多歲了啊”，何主任不明白。
譚興有點不好意思：“我高考之後就有個習慣，無論做什麼事都必須跟父母商量，不敢自作主張。因為當初是我堅持要去讀重點高中的，結果高考砸了，父母就覺得，你看你自己的決定錯了吧。那次以後，我不敢再承受決定錯誤的壓力了。”
“可是，聽從他們建議後做的決定，回過頭來看又覺得不正確，我們就有矛盾，吵架。我現在經常後悔。”
何主任問：“那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覺得其實自己沒太大問題，愁的都是現實問題，工作啊、未來啊、成家立業啊。我不想吃藥，我很想去工作。以前我志向確實太高了，覺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大的事，現在覺得不現實。有些東西想得美好，但做起來是另一回事。”
“爸媽剛才說，你想出國，但看書看不進去？”
“看書是有點煩。其實現在覺得不出國也沒關係，可以考個公務員，或者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如果再拖下去，越晚工作越不利。我之前吃的藥，大腦的抑制作用很強，我覺得很難考試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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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說，只要撤藥就能解決了？”
“我覺得是吧。只要我降低要求，還是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的。之前的要求太高了。這兩年我想通了一點，覺得有些想法只存在於想象中，還不如看開一點，輕鬆愉快地生活。”
聽起來，譚興已經從過去固執、追求完美的狀態裡逐步走出來了。但何主任還想確認一下是否有隱患存在。
“還有個問題，你說避免不了與以前的同學接觸，能夠坦然跟他們相處嗎？還有以前的創傷，你覺得自己放下了嗎？”
譚興想了想，“呃，正常相處還是可以的。至於那些經歷，其實我自己有做一些事去修復。碩士畢業以後，我給那個奚落過我的導師送了本書，導師還跟我聊了一會，讓我常會學校看看。大家都原諒對方了吧。”
“初中打我的那個男生，我前兩年想約他聚一聚，但他要帶孩子很忙，婉拒了。但起碼我表達了我想和解的心願吧”。
“也就是，想起這些事，負性情緒挺弱了？”
“嗯，我自己有意識去撫平這些事情。特別是初中那件事，那時大家都是小孩，不懂事，男生好動嘛，打打鬧鬧其實很正常。”
“父母說的自言自語，是怎麼回事？”何主任把話題轉到了他覺得可疑的“精神病性症狀”。
“其實是這樣，我從小聽力很敏感，可以說只要聽過的就不會忘。所以對於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習慣自己說出來一遍，讓自己的耳朵聽見，我心裡就踏實了。我說的話都是自己有意識的，不是胡言亂語”，譚興笑了。
“自笑呢？”
“那個就是想到以前中學一些比較開心的情景，我覺得高興，就笑了。那個時光還是挺美好的。”
何主任看上去鬆了口氣，“那我明白了，可以理解。可是，旁人不一定理解哦，以為你不正常，可能會帶來一些人際上的摩擦”。
“這我知道，我也覺得要杜絕，我在嘗試一個禮拜、一個月控制一下，戒掉這兩個毛病。”
所謂的“精神病性症狀”似乎不是個大問題，何主任開始深挖深層次的問題。“你背書要一字不差，總要跟同學攀比學歷，以前總認為要做很大的事，上很好的學校，總在悔恨過去的錯失。這種志向遠大，追求完美是從哪裡來的呢？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我初中就想要上清華北大。我覺得，首先有家裡教育觀念的影響，父母本來就很看重學習。還有受到同學的影響，初一的舍友們的成績好，經常交流，大家都要考北大清華。我當時跟他們成績差不多，就覺得不能比他們差啊。”
“背書一字不差就是那時候開始的。因為高考就是分數嘛，背誦的知識越完美，分數就越高，我就逼自己做到最好。”
“後來就被同學打了一耳光？”主任問。“嗯，是的”。
“所以自我施壓更大，覺得要好好讀書，以後報仇？”
“是有這樣的心理。其實，我的願望不符合實際，高中我的成績不算特別好，考211學校可以，985院校應該有點難。高考失利後，想過復讀，但老師不建議，說我很焦慮，可能承受不住復讀的壓力。”
譚興停頓了一下，“現在有點後悔聽了老師的建議”。
“第一次考研失敗，壓力很大，加上父親說了些很重的話，我想放棄了。其實那時如果真的不考研，去工作了，後面應該沒啥問題了。又或者，如果高考能去一個好的本科，畢業了就工作，估計也沒有太大問題。”。
“我覺得不一定。說不定就算你考上了好的本科，在別人的刺激和對比下，你又有新的目標，你也想跟別人一樣。”何主任毫不留情地說。
譚興苦笑，點了點頭，“說的也是”。
“我覺得我對你的情況比較瞭解，那就把爸爸媽媽請回來，我們一起談談我的意見？”何主任徵求意見。譚興同意了。
等父母落座，何主任先從診斷說起。“從多學科診療模式的角度，我覺得小譚不是強迫症，更加不是精神分裂症和偏執型精神障礙。父親和小譚其實對此已經有意識了，我就不多說了。至於人格障礙，我覺得也不符合，他其實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沒有外歸因，去完全埋怨別人。”
“如果按照我們機構的理論，小譚是比較典型的創傷後應激反應失調”。
“父母的教育觀念肯定有問題。只重視學習成績，不重視心理、自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初中同學的影響，小譚變得過分追求所謂的名校、高學歷，總要跟當初的同學比拼”。
“他被同學打的那件事，其實非常重大。雖然現在隔了10多年後，小譚平靜多了，但當時非常咬牙切齒，對他的心理和性格有很大影響。但你們作為父母，很久之後才知道，有沒有反省過原因？”
“我覺得，選高中的時候，幸好你們聽他的，去讀了重點高中，否則小譚可能崩潰得更早。因為他那時還是一番雄心壯志的，要考清華北大的，他根本接受不了在一個普通的學校讀書。”
何主任對譚興的心理髮展過程作了一番簡要的梳理。
“其實不只有小譚，還有爸爸媽媽，你們剛才都總在後悔過去的決定。小譚後悔高考沒考好，後悔沒復讀，後悔考了研，後悔讀了博士；父母呢，後悔送孩子去了重點高中，後悔要求孩子讀研。你們都在負面的方向想，為什麼就是想不到積極的方面呢？”
“我個人覺得，父母當初逼你考研，是可以理解的。社會的評價體系擺在那裡，本科學校不好確實會對找工作造成阻礙。研究生考到一個好的學校，路走起來會容易一些。”
“我本科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也是985院校，後來又考上了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研究生。但面對大眾，現在我一般會說是復旦大學畢業的，我沒有撒謊啊”，何主任和譚興一家忍不住笑了。
“我這不是瞧不起我的本科母校啊，我受益無窮，而是因為復旦大學比華中科技大學更有名，確實會讓大眾留下更好的印象！當然，自身的能力也必須有。”何主任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來引導小譚。
“我覺得小譚還是很有能力的，碩士雖然讀得吃力，但還是成功畢業了。而且，我自己也是碩士，我覺得研究生的學習過程對以後很有幫助，我懂得利用做研究的思維和方法去不斷吸收新的資訊，進行跨學科學習！”
“其實，小譚現在已經逐步對自己的問題有思考、有改變，他想放下以前的抱負，想走出來找一份工作。只是，腦子裡還忍不住有想法，就過去的事作各種‘假設’。還有，他現在不自信，因為以前的打擊，他不敢自己做決定。你們爸爸媽媽一定要支持他，不要再打壓他的一些想法和決定，也不要揪著他以前的錯誤決定不放。”
在面診的最後，何主任花了較多的時間讓父母和小譚更深入地理解精神心理障礙病因，免於恐懼，教導小譚和父母調整心態，希望他們對於過去的經歷要選擇接受，從積極的角度去總結經驗，慢慢建立“積極努力，順其自然”的心態，還對於如何加快自我康復提出了針對性很強的建設性意見。
【寫在最後】
有錢不一定就開心；同理，學歷高也不見得快樂。譚興就是這樣的例子，看似光鮮的名校博士，其實內心是壓抑和不自信，對前路也一片迷茫。
和很多父母一樣，譚興的爸媽雖然知道要督促孩子好好學習，但不教育孩子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結果，譚興讀完碩士了，還是缺乏獨立的思考，沒有人生規劃，只為了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又去讀了博士。
可是，事已至此，譚興讀了博士就一定是錯了嗎？也未必啊，只要他自身有能力，調整好心態，高學歷絕對是錦上添花，是一個拿得出手的門面。世人羨慕高學歷，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人生的際遇並沒有絕對的好、絕對的壞；所謂的大環境、世俗評價體系也沒有全盤的優與劣。總是自怨自艾，活在過去，想一些“要是……就好了”的假設，這對改變現實並沒有太多的意義。
我十分認同何主任一直分享的觀點，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積極的心態和清晰的目標及路線圖。譚興的心態已經在逐步改善，但面診時，其人生目標仍是個問號。後來聽他反饋，他已經停藥3個月了，思維能力有所恢復。希望這個博士不要浪費難得的學歷，找到發力的方向，做一個能對社會發光發熱的人。
#清風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