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後，孫傳芳在南京召開五省聯軍大會，宣佈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聘日本軍官岡村寧次、社會名流蔣百里、章炳麟為軍事顧問。他還開辦江蘇聯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其鼎盛時期的總兵力達20多萬人。從此，孫傳芳統轄富庶的東南五省，成為吳佩孚以外最有實力的直系巨頭。
孫傳芳從一名學兵一躍成為最年輕的北洋軍閥，只用了七年。就在孫傳芳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一名民間普通女子卻對他恨之入骨。這個女子名叫施谷蘭，原籍安徽桐城，從小生長在山東濟南。施谷蘭正是被孫傳芳殘忍殺害並暴屍的施從濱的後人，但她不是施從濱的親生女兒，而是自幼被過繼給叔父施從濱的養女。
施從濱的死訊傳來，施谷蘭悲憤不已，她立誓要為養父報仇，並且寫詩一首以明心志：“戰地驚鴻傳噩耗，閨中疑假復疑真。背娘偷問歸來使，懇叔潛移劫後身。被俘犧牲無公理，暴屍懸首滅人倫，痛親誰識兒心苦，誓報父仇不顧身！”
然而，一個毫無勢力背景的弱女子，要想去刺殺像孫傳芳那樣的軍閥梟雄，實屬天方夜譚。於是，施谷蘭將復仇的希望寄託在堂兄施中誠的身上。
1928年11月，施谷蘭隨母親董氏在領取施從濱的撫卹金的時候，當面懇求施從濱的同僚張宗昌尋找機會提拔施中誠。不久，施中誠被升任煙臺警備司令。施谷蘭提出要施中誠為養父報仇，卻被眷戀錦繡前程的施中誠以“報仇時機未到，恁可輕拋生命”為藉口拒絕了。施谷蘭備感失望，一怒之下，寫了封長信，與施中誠斷絕了兄妹關係。
那麼，父仇未報的施谷蘭會就此善罷甘休嗎？風起雲湧，孫傳芳又面臨著什麼樣的政治形勢呢？
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討伐對象，正是張作霖、吳佩孚和孫傳芳。不可一世的孫軍根本沒有把這幫初出茅廬的學生軍看在眼裡，可是不到一個半月，曾經所向披靡的孫軍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慘敗，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慘敗的孫傳芳只能妥協忍讓，與張作霖化敵為友，共同對付北伐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張作霖早就忘記了當年為奉軍作出犧牲的兄弟施從濱。他不計前嫌，與孫傳芳結成同盟，組建了安國軍政府，並自任安國軍總司令，孫傳芳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以為有了奉軍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頹勢。他萬萬沒有想到，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卻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勢不可當，舊軍閥被摧枯拉朽般擊潰。
孫傳芳集團行將沒落，內部也開始紛紛倒戈，叛逃的叛逃，起義的起義。眼看著他的得力戰將一個個都歸附了革命軍，孫傳芳也感到大勢已去。孫傳芳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很快就佔領了杭州、嘉興、安慶等地，直逼南京。走投無路的孫傳芳只能投奔張作霖。
1928年6月初，張作霖在瀋陽皇姑屯被炸死，孫傳芳被迫逃往瀋陽，投奔張學良。同年年底，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歸附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其間，對蔣介石恨之入骨的孫傳芳，曾多次遊說張學良實行東北割據，伺機再度進關，一爭天下。張學良並未採納孫傳芳的建議，孫傳芳無奈離去。
而這個時候，孫傳芳的仇家施谷蘭念念不忘復仇，一直在尋找著孫傳芳的下落，卻因苦無音信而心急如焚。
那麼，一度呼風喚雨、囂張跋扈的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又到哪裡去了呢？
其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便離開了東北，攜全家來到天津，寓居租界。孫傳芳本有出山主政之意，猶疑之際，北平傳來消息，他的老上司吳佩孚為了拒絕日本人的勸請出山，居然把自己的壽棺擺在院子裡，表示自己寧死不出山、不當漢奸的決心。這件事一時傳為“陳棺言志”的美談，同時也讓孫傳芳不敢輕易表示出山主政。
百無聊賴的孫傳芳陷入了苦悶、惆悵中，一蹶不振，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孫傳芳寄居天津的第四個年頭，施谷蘭也帶著孩子離開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孃家。臨行前，她再次賦詩明志：“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痴心願望求人助，結果仍需自出頭。”她正式改名為“施劍翹”，不再幻想有好心的仗義俠士替她出頭報仇，決心自己動手以了卻心願。
兩人雖在同一城市，施劍翹卻不知情。為了尋找仇人的影子，施劍翹只能大海撈針，找來近一年的報紙，又跑遍各個書店，買回來一包又一包過時的舊照片，卻一無所獲。
直到有一天，施劍翹經過一個算卦的小攤，無意間瞥見了一堆雜物當中的孫傳芳照片。這是她第一次見到仇人的面孔。她花高價買下了這張照片，打算按照照片來尋找仇人孫傳芳。但是，僅憑一張數年前的舊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將他辨認出來呢？正當施劍翹疑慮叢生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線索突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