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民，結繩以記事”。先民們最早採用結繩符號幫助記事和記憶，這是中國文字從早期有意識的利用自然方式到刻符，最終演化成有形象、有意味的符號文字的序曲。“後之聖人，移之以書契”，文字的真正誕生是在黃帝時候的事了，“倉頡造字”是對中國文字產生的比較公認的最早說法。從“結繩”到“書契”的進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漢字真正成熟，有實物可考，確鑿可靠的，則是殷商和西周的“甲骨文”與鐘鼎文。
人類開始造字之時，是在對自然現象和生活現象有了深刻的觀察，而後才“依類象形”的。在長期日常深刻的觀察中，體現出先民們的審美意念和情致，所以“博採自然物像之眾美，合而為字”。在河南安陽等地出土的甲骨、鐘鼎、陶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的文字不論筆畫、結體，還是在書法藝術中所謂的情趣，均已達到了相當成熟和完美的境界。
先秦，一般而言，是指從新時期時代晚期到秦統一六國，具有中華早期文化特徵的文明發展階段。經歷了華夏民族早期的民族融合和國家創建。文字作為文化的表徵，在這個階段也取得了豐碩的成就。因為文字的創造，作為文明的標誌，也記錄了燦爛的歷史。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字跡，主要是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廣義上統稱大篆。
甲骨文
甲骨文就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上個世紀早期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這裡是商王朝的故都。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國考古學的重要發現，也為研究我國早期文字樣式提供了實物材料。甲骨文所刻的內容大多是卜辭和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所以又叫“卜辭”。從漢字發展史來看，甲骨文已有象形、會意、指事、形聲等字，已是一種形成體系的古文字，具備漢字點畫結構的均衡，對稱、穩定的特點，為書法藝術奠定了形式上的特點。甲骨文的書法來看，在結構、筆法上則是一個獨特的體系。和其他書體一樣，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有雄渾、樸拙、秀麗、工整不同的表現。儘管如此，在眾多甲骨文作品的研究中，歸結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瘦勁單純和樸拙寬肥是甲骨文的兩種典型表現樣式。這源於甲骨文刻制時的刀法，單刀鍥刻和雙刀鍥刻似乎是形成這兩種風格的主要原因。《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即以瘦勁為特徵，鍥刻為典型單刀，多方折筆，顯得瘦勁挺拔。《宰豐骨刻辭》則類雙刀鍥刻，以圓筆居多，字體具有肥壯雄渾的特徵。甲骨文的佈局，在章法上，大都疏落錯綜，也有的謹密嚴整，但整體上都給人單純的樸拙感，具有質樸之風，體現出清新高古的自然美。
金文
金文也叫“鐘鼎文”，是鑄在或刻在青銅鐘鼎彝器上的銘文，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比較成熟的書體，流行於商周時期，以西周金文成就為高。商代金文和甲骨文相近，但自成體系，比甲骨文更加成熟地表現了原始文字的象形特徵。由於青銅禮器在商代有特殊的地位，是禮樂文化和權力的象徵。在紋飾裝飾方面，也多神祕、詭異，具有恐怖的氣氛。商代後期，青銅工藝達到高峰，澆鑄工藝繁複，過程比較複雜。通常在器物上，以緊縟的紋飾為主，銘文較少，有的只刻鑄器物主人的名姓。西周初期，青銅工藝繼承了商代的遺風，但銘文逐漸增多，漸趨規整，勻齊，有著從筆畫瘦健纖細向朴茂凝重、壯美厚實發展的軌跡。西周中期，隨著青銅器體量向重大、紋飾向簡約方向的發展，青銅器的裝飾銘文也變為典雅平和，且字數更多，出現了長篇的文章。中後期，銘文幾乎成了主要的裝飾。字體更加成熟，字形結構愈加穩定，出現瞭如《毛公鼎》《散氏盤》等金文舊書法的代表作品。
從清代中晚期，陸續出土，以及考古發掘所得大量青銅器物中，青銅器裝飾銘文的金文書法，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大體按時代順序，不同時期的金文書法也會流行不同的風格。
西周早期，青銅紋飾仍然有著繁縟、威嚴、神祕的氣氛，但又向莊重華美的風格轉化。這一變化，也影響著金文書法的演變。以《大盂鼎》《何尊》為代表的西周早期金文，保留了商代金文的某些特徵，朴茂沉雄、瑰麗凝重。藝術,風格整體呈現出繘奇崢嶸、凝練肅穆的的美。
《大盂鼎》為現存西周早期青銅器中的大型器，造型渾厚典麗。自清代道光年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後，《大盂鼎》的銘文，一直是研究金文書法的重要作品。其書法體勢嚴謹，用筆方圓兼備，字形、佈局都十分質樸、整齊，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大盂鼎》的整篇佈局具有整齊嚴陣的特色，橫有格，行有列，字與字之間的距離和行與行之間的距離幾乎均等，體現出整齊莊嚴的序列。這源於創作者創作時的心態，神聖肅穆的創作狀態，決定了創作時嚴肅認真，一絲不苟。
西周中期，青銅器物開始擺脫晚商、周初的繁縟，向簡潔大氣、莊重典雅的方向發展，器物上銘刻的金文書法，也擺脫了周初的瑰異凝重而趨於典雅平和。以《頌鼎》《大克鼎》《牆盤》上寓刻的金文文字為代表。
《頌鼎》共有三個鼎，還有同名日“頌”的簋五件、壺兩件。《頌鼎》銘文是西周金文大篆中成熟意味最明顯的作品，被後世學習大篆書法者稱為臨習金文的最理想的範本之一。其風格特點是筆畫平直，結構端正，比較開闊大方、空間分佈疏朗多姿，線條配置講究粗細均勻，變化中有控制，是金文書法中較為嚴謹與理性的典型。結字方面，講究橫平豎直，在規則中又求得變化。字距與行距之間，在大致平正的同時，也講究小局部的錯落與穿插。
《牆盤》中的銘文，也是這種典雅平和之風的代表。作品用筆柔和而勢暢，筆畫圓渾，略顯肥厚而意蘊充足。總的特徵還是典型的筆畫平直，結構端正，排列整齊的西周中期風格。
《虢季子白盤》是西周中晚期宣王時期青銅禮器，晚清道光時期在陝西寶雞被發現，據說當時被當地農民作馬槽用。經考古考證為西周器物，是當今所見最大的青銅盤。盤身以環帶紋裝飾，兩側鑄有獸頭及雙耳環。《虢季子白盤》尤其以盤中鑄刻的長篇銘文而著名，成為研究商周青銅文化之重器。
《虢季子白盤》內底部鑄有銘文八行，自晚清以來，被學界認為是西周金文書法的絕品。銘文的書法藝術特色，體現在：用筆方面，純淨優美異乎尋常的精準的線條，圓轉周到，一筆不苟，給人清麗灑然的感覺，情致超然。字的結體方面，注重單字筆畫的疏密穿插，偏旁之間的相互避讓，有意拉長一些了長形的線條，使空間呈現出空靈的效果，而又不顯現刻意，一切是自自然然，表現的妥帖、安穩。在整篇的章法方面，這是《虢季子白盤》銘文在諸金文名作中最具特色的，創造者超乎尋常的思路，使他在創作時能駕輕就熟，如鬼斧神工。把字與字的間距和行距拉開，留出足夠的空間，以使他在用筆、結字方面獨到的意匠在整體的空間中得以完美的顯現，呈現出的感覺是：字字珠璣，妙如秋夜星空。
西周晚期，青銅禮器在社會生活中禮制化的地位逐步減弱，青銅紋飾中先前具有恐怖神祕色彩的獸面、夔龍等紋樣逐步轉化為環帶紋、竊曲紋。這一轉化對金文書法也產生著影響。這便是，從便捷出發，文字的線性化成為趨勢，筆畫的形式美變得純粹起來，字的造型亦顯得更加自由。西周晚期的《散氏盤》和《毛公鼎》代表了這一趨勢的金文書法成就。《散氏盤》銘文鑄於盤內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作為西周時期金文的長篇鉅製之一，是一件風格非常突出的作品，為我們展示出金文書法粗狂道勁的氣象。整件作品以線條的錯綜、光怪陸離如天女散花般讓人留戀。線條用筆豪放質樸，敦厚圓潤。在結字方面，似不以固定的規則，大小相參，正斜相雜，隨機取勢，寄奇崛於純正，卻有渾然天成的美。在章法上，也不再呈現西周中期金文書法的那種對稱均勻、典雅平和，多變的錯綜感卻展現出種種不規則的趣味。澀鈍、粗重的線條珠璣羅列、奇趣層出，古拙的書風卻有渾樸雄偉的氣概，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書法藝術之精品。
西周晚期的另一件重器《毛公鼎》，為西周晚期宣王時期的器物，清道光末年於陝西岐山出土。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七字，為金文書法中少有的皇皇鉅制。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具有筆法圓潤精嚴、結字奇逸飛動、整體氣象蕭森的風格。字體方長，較散氏盤稍端整。從銘文中線條的質感，體勢斜曲的巧妙銜接，細細品察也能讀出字與行之間極為嚴整、一絲不苟。創造者這種超凡入聖的線性、字形駕馭能力，使《毛公鼎》銘文成為了公認的金文書法的一代名作。
石鼓文
先秦時期的書法，從現存史料來看，除過甲骨、金文，墨跡帛書、盟書，再就是刻鑿於石質材質上的《石鼓文》了。《石鼓文》晚於西周金文，學者們考證為戰國時期的觀點為多，是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石鼓文》刻於十個鼓形石上，在上面以類似《詩經》大小雅的四言韻文記述秦國君遊獵等活動，也稱獵碣。
在書法上，《石鼓文》比金文規範、筆畫均整，結字嚴謹，用筆道勁圓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與甲骨文、金文相比，石鼓文書法字體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與秦統一六國後的小篆字體已較為接近。石鼓文書法通常也被稱為大篆書的典範。
大篆書法，經歷了從商周到春秋戰國的漫長時期，至秦為終結，是中國書法史上鑄造文字的最重要時期，文字在當時的功用是建立在實用的基礎上，文字演變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這種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中。書法藝術正是從文字的原始性實用書寫中逐步地、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從書法藝術審美的角度審視，這些卑期文字已經具備了書法藝術形式美的諸多要素，諸如筆畫的質感美，單字造型的結構列稱美，章法的聚散、疏密，排列的整齊、組合的自然美。擴而大之，兼及審美表現中的風格美。
先秦的大篆書法，在文字演變的道路上，逐步超越了原始的象形，走上了單純的線性化抽象表現，它包含了本民族的意志、生活乃至人生理想;也區別於世界其他民族文字都朝著裝飾化發展的路線，與我們本民族生活、心靈緊密相聯。也為中國書法在後世的發展中，成為了視覺審美藝術，而不僅僅是一種實用文字，演繹了精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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