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國家被一群瘋狂者佔領了，你會怎麼辦？埃琳娜·納博科夫叮囑她的僕人收拾行李，叫廚子把臘腸狗帶上，並將珠寶放到一件滑石盒子裡，還準備了一包魚子醬三明治。她帶著她的丈夫、孩子一起，迅速逃離了首都彼得格勒。他們往南行，第一站便是在克里米亞的最後一個防禦陣地，接下來便進入了永遠的流放，從黑海到地中海，再也沒有回去。很多年以後，她的兒子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依然記得在岸邊轟隆作響的機關槍聲，還有搖搖晃晃用來運送水果乾的希臘船隻。正是這些船隻，將許多俄羅斯難民送往歐洲和美國，開始了新的生活。
1917年俄國革命並不等同於俄國人的革命，就像伏爾泰所嘲諷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1917年俄國革命發生在一個多種族、多教派的帝國，除了俄國人之外，那裡還居住著波蘭人、猶太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韃靼人、穆斯林徒和佛教徒。它的爆發並不是按照一個設定好的革命計劃展開的，而是在一系列失誤、事故和曲折的命運中前行。它的發生要早於1917年，在這之後，也遠未結束。它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好幾個事件的結合。從冬季君主專制的倒臺，到夏季短時期建立的代議政府及其軍事統治，再到秋季經由一個少數政黨發起政變，這個少數政黨被稱為“多數派”，或者用俄文原文表示——布爾什維克。
2017年的開始也拉開了十月革命百年的活動序幕，而俄羅斯的反映卻很溫和。到底該為這個節日致以哀悼、表示慶賀還是乾脆忽略掉呢？普京政府發現這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是歷史學家們卻看到了一個好機會，他們可以藉機思考：在這一長串的變化之中，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布爾什維克最終的勝利。正如下面這三本書所展示的那樣：從起源上來說，這場革命是地方性的，但其影響卻是全球的。歷史之警鐘不僅預示了一個新的國家——蘇聯的誕生；它也帶來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指引我們思考政治、國家與普通人之間的關係。
在革命期間發生過一段長時間的內戰，社會的一切都面臨著重塑。不管在這之後它迎來了怎樣的穩定局面，實際上都是蘇聯史學家們定義的結果。他們將布爾什維克的接管視作是帝國衰退的必然結果，這是一次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對剝削階級的反抗，布爾什維克則扮演了具有前瞻性的領導角色。我們對革命的內心圖景也仍然是由外國的同情者們塑造的，諸如美國記者約翰·裡德和蘇聯電影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那些黑白影片鏡頭裡洶湧的人群和揮舞著軍刀的哥薩克人時，他們不過是愛森斯虛構出來的場景片段，不是什麼現場記錄。
革命成功的事實——它怎樣推翻羅曼諾夫王朝，怎樣打倒政治對手，怎樣建立一個新興國家——為諸多謀求政治改變的國家提供了範例。一個有志於革命的先驅者扔一枚手榴彈便可摧毀一個老舊的政權，這樣一種理念直到今天都鼓舞著各行各業的變革推動者們。甚至包括特朗普的首席戰略師斯蒂芬·班農，據稱他將自己形容為一個列寧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或民粹主義者。
到了三月（在俄國仍然是二月），彼得格勒城憤憤不滿的群眾越來越多了，士兵們早已不再驅逐這些人。3月15-16日晚，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放棄了王位。混亂之中，當選的議員和沒有當選的社會主義者都介入到權力的爭奪之中，組織各自的政府，形成了兩個互相對抗的權力中心。這只是一次退位，革命還沒有到來。就像《華盛頓郵報》的威爾·英格倫（Will Englund）在《1917年3月：戰爭與革命前夜》（March 1917: On the Brink of War and Revolution）一書中說的，文件被人們用鉛筆漫不經心地簽署了。這是一本詳盡且節奏明快的書，它記錄了那個多事之春。緊接下來的是蔓延在俄國內外的混亂，當然還有一定程度的解脫。除此之外，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四月份宣佈美國軍隊參加一戰，對抗德國。
英格倫靈巧地將俄國和美國的故事編織在一起，在這充滿了事變的一個月，美國參加戰爭，俄國從中短暫退出。但它們之間的任意聯繫看起來卻不是很明朗。《1917年3月：戰爭與革命前夜》一書對處於風口浪尖、面臨變化的美俄兩國做出了精彩的描述，兩個國家的參戰和退出，最終不過是引起歐洲、乃至超出歐洲範圍以外即將到來的軍事和政治結果的微小驅動力罷了。
並不是所有的歷史書寫都需要原因和結果。喚醒（Evocation）是一種合理，甚至可能是最真實的理解過去的方式。歷史學家Helen Rappaport的《捲入革命》（Caught in the Revolution）一書講述了一隊在行動中的啟蒙者的故事。他們從彼得格勒結了霜的石子路跑到一輛蒸汽機車上，在這輛用於軍事運輸的列車上同親人告別，他們的命運被捲入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命運之中，這個國家要通往何處，卻是無人知曉的。它提醒著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從積極為婦女謀取選舉權的艾米琳·潘克斯特，到美國的無名記者貝茜·比蒂，所有這些局外人都曾奔赴那個四分五裂的帝國，他們去那裡採訪故事。見證者們從廣泛的閱讀——包括歐洲和美國的回憶錄和現場報道——中走了出來，這些故事組成了這本書的目錄。這本書本身也是見證，是對所有這些試圖在親身經歷的過程中瞭解到底發生了些什麼的外國人的見證，這些人的運氣都非常糟糕。
如果你是一個俄國人，那麼從1917年3月到11月這段經歷，就像把頭放在老虎鉗子中一般。法國人後來還為此創造了一個短語“drôle de guerre”（“虛假戰爭”）用來指稱1939年之後一段相似的時期——有什麼正在進行中的衝突，但是卻沒有太多與此相關的新聞，政治上不確定，政府運轉不靈，給人一種有什麼事情即將發生的感覺，但到底是什麼呢？
凱瑟琳·梅里戴爾（Catherine Merridale）在她的《火車上的列寧》（Lenin on the Train）一書中，選取了一段發生於那個春天非常有趣的插曲：弗拉基米爾·列寧同其他革命家在一節從蘇黎世通往彼得格勒的二等車廂中度過的八天時光。列寧的回鄉是一群德國情報員和俄國社會主義流亡分子合作的結果，這趟回鄉之旅標誌了在秋季即將到來的、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變。俄國社會的轉變從列車嘎吱遠離站臺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列寧禁止在車廂走廊上吸菸，併發明瞭一種能使人們按票有序進入車廂中唯一一個廁所的系統。
大量的金錢流向東部用以支持反戰宣傳。但是，梅里戴爾認為，德國直接將錢匯給布爾什維克這種說法還只是一種猜想。她指出針對列寧的部分資金支持，很有可能來自一項依靠戰爭發財的複雜策劃，包括非法銷售避孕套和鉛筆。
正如列寧知道的，革命政黨必須改變公共討論的術語，而不是在一個已經充斥著各種術語的場地，再添加另外一個可替代的術語。大眾政治需要大眾宣傳，這也是為什麼現代革命開始於對傳播手段的爭搶，而不是設置路障或佔領一個軍火庫。像往常一樣忽視政治正確，同必須結盟的人結成便利的聯盟，拋棄掉不再有用的舊盟友。如果你想改變一個國家的外交策略，就從轉變它的國內政治入手。要知道，一輛滿載著活躍革命者的密封車廂，當它沿著軌道前行，就有可能變成別人的麻煩。1917年俄國革命製造了一條推翻政府的祕方，它同時也告訴了人們如何建立政府，即便政府的表現方式有些反政治，但這種風格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查理斯·金是《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一書的作者，他還寫了其他書籍，目前是喬治城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專業的教授。
（翻譯：朱瑾東，較原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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