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劉鋒植作品
如果你想見識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如果你不怕被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所糾纏和折磨，如果你還有點把握能堅持住說得過去的思維能力，以便看得出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的稀奇古怪之處，那麼你就寫詩吧。在多數人看來，寫詩是件容易的事：一張紙、一枝筆、一點靈感，一點青春就足夠了；但我要對此稍做補充：詩歌寫作可能像個黑洞，它會把你吸人其中。一旦你開始寫詩，你和世界的關係就有了變化，世界本身也改變了：黃色的橘子變成了藍色的，而藍色的天空變成了紅色的。你覺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你的場也變了，你的光暈也變了，你覺得你就要發瘋。這時，你不知道，瘋子們在朝你靠近和聚攏。瘋子們都是些敏感的人。他們發現了你的場的變化。他們心想，那是什麼？那兒發生了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於是他們就來了。
來人在我面前坐下，卻什麼都不說。我知道他有話要說。他的臉已經憋紅了，他臉上的疙瘩一粒粒漲得像石榴籽。我以為他見了我緊張，以前也曾有人在我面前緊張得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所以我把臉轉開，不看他，好讓他放鬆。他嘆口氣，說：“我要跟你談點兒大事。”噢，他不結巴，我自做多情了。他終於鼓足了勇氣，開口說話：“中國詩人全都太小氣，太沒出息，上不知天，下不知地，只能寫寫身邊小事。”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了“沒出息”的詩人中。面對一個瞧不起我的人，我尷尬地問他都讀過哪些人的詩。他說他沒讀過多少詩，因為他的家鄉(寧夏某地)文化閉塞，找不到什麼書。然後他反問我，難道一個人非得讀過許多詩才能寫詩嗎？他問得對，但我沒法回答，於是我們沉默下來。他忽然用力地說：“現在我的腦子已飛到了九大行星的邊緣！”
我嚇出一身冷汗。我雖不知道九大行星的邊緣在哪兒，但顯然坐在我對面的是個胸懷宇宙的人。他開始談論宇宙、宇宙的毀滅、詩歌作為一種拯救的力量，等等。他越說越激動，越說越沒邊兒，把我這點兒正常的思維能力全喚醒了，自然我們也就越談越擰。他在屋裡激動地走來走去，他質問我是不是一個詩人，否則怎麼會不理解他的話。話說到這個分上，我也有點忍不住了，我只好警告他：“你不要弄得比我還有個性！”
像這種“腦子飛到了九大行星邊緣”的人我還見過幾位。有一位來自山東，是海子的崇拜者。海子去世以後他跑來找我，說要寫《海子傳》。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名片的背面印著：“我是宇宙的大門。我是天地間惟一的溝通者。”就這兩句話便使我決定不能信任這個怪物。他問我練不練氣功。我說不練。“不練氣功你怎麼能理解海子？”我說我對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他急了：“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頓！”我說如果你看不到我頭上在冒紫氣(的確有人說過我頭上有紫氣上升，在河北邯鄲)，你就動手吧！他被我說蒙了，忽然意識到他功力不夠，因為他看不到我頭上的紫氣。於是他緩和下來，又回到氣功與詩歌寫作的話題。“不練氣功你就不可能參悟宇宙天地，”他說。“那麼看來愛因斯坦也是個氣功修練者，不知他練的是哪門功？”聽我此言，他轉身摔門而去。
廣場， 劉鋒植物作品
這件事發生過之後，我時常在內心向海子默禱：海子老弟，別再讓你那些瘋瘋癲癲的崇拜者再來折磨我了。他們崇拜的是你，可他們糾纏的是我。他們既不懂你的詩歌，也不懂我的詩歌。他們只是在敗壞詩歌的名聲。由於這些傢伙，“詩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變成了可疑的人，已經變成了被嘲笑的對象……但海子看來還是要把他的玩笑繼續跟我並下去。
一日我在家中坐，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一位神色慌張的陌生人站在我面前。“可找到你了！”他像找到了組織。我把他讓進屋，但想不起我們以前是否見過面。他提醒我記不記得一年前的一天傍晚，他拿著剛從書店裡買來的《海子詩全編》等在我學校的門口要我簽名。哦，是有這麼回事。那天天色已晚，我從外面返回學校，被他叫住。當時我為他居然在校門口等了我三個小時而感動，便藉著學校傳達室的燈光給他在書的扉頁上默寫了一段海子的詩歌……見我想起他來，他不再慌張，他開始說服我確信我們上次見面和這次見面都是天定的事。他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他要給我講點兒不一般的事了。
果然，他問我：“你能不能安排我見一下趙樸初？”我怎麼可能安排他見趙樸初？我自己都沒見過趙樸初。“你怎麼可能沒見過趙樸初？”他不信，“你們都是文化人，又都住在北京！”我承認他這話說得還有點兒邏輯。“可我真不認識趙樸初。你要見趙樸初幹嗎？”他說那次我們見面之後他回到家鄉陝西某地。有天晚上他忽然記起了他的前世，他把天地間所有的問題都想清楚了，也就是說他開悟了。他家鄉的和尚建議他到北京走走，所以他決定到北京來找趙樸初面談。見我一臉疑惑，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對往世、來世之類的事一無所知。“那天我找你簽字，海子就站在你身邊，你沒看見？”我說沒有。他不信。我說了一百遍沒有，他大失所望。他從沙發上站起身來，自言自語道：“我走了”，但沒說“再見”。他似乎不屑於跟我這個俗人來那些俗套套。他走了,帶著一臉不屑。他那張慌慌張張的二十四五歲的臉表明他懷裡揣著個大祕密。
從前我會毫不猶豫地稱這些人為“詩歌瘋子”。但是現在，經驗告訴我，這些人不是瘋子，充其量是些假瘋子。假瘋子待人接物的法寶之一是，一見面先給你一個下馬威，讓你覺得他不一般，你必須認真對待他的每句話。他把他的觀念或幻覺強加給你，使你的禮貌、你的教養、你的基本理性因為失靈而顯得可笑。由於長期沉浸在文學、藝術的氛圍之中，我並非不曾體驗過，我並非不能理解詩人、藝術家那種來自生命核心的焦慮。這種焦慮一旦患上幽閉症，就會表現為具有破壞、顛覆傾向的瘋癲和臆想。這種瘋癲和臆想對於藝術、思想上的創造力的好處，已經通過它們作用於格列柯、尼采、洛特雷阿蒙、梵·高、策蘭等人。當然，精神上的瘋癲一旦變成病理上的瘋狂，使得基本的思想能力遭到破壞，瘋癲或瘋狂的魅力也便隨之消逝，在這方面，晚年的荷爾德林是一個例證。
紀念，劉鋒植作品
如果上述各位算得上真瘋子的話，那麼在真瘋子和假瘋子之間顯然存在著一些根本的差別：首先，真瘋子並不以瘋癲為榮，反倒是那些假瘋子努力向別人標榜自己的“瘋癲”。其次，儘管真瘋子和假瘋子都有自大和謙卑的兩面，但真瘋子從不以自，大來掩飾謙卑，也就是說，他們不懂得像耍陰謀一樣給你來個下馬威。第三，除非他們精神上的瘋癲變成了病理上的瘋狂，真瘋子的瘋癲總是對事不對人，而對於所愛之人，他們溫和一派，對於陌生人，他們冷漠有加。第四，真瘋子的語言方式是自言自語，他們外向的暴力時刻來源於他們高度的幽閉，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不是以語言為手段的侵略者和征服者。
我見過的真瘋子不多，其中有一位給我留下了印象。這是一個女人，山西太原人，三十來歲，有些文化，寫詩，可以用“姣好”來形容她的相貌。我們在北京的一個改稿會上見過一面。那天我講完課，一些學員來找我留地址。待學員們散去，她走上前來對我說：，“您講的課對我很有啟發。能不能請您給我的幾首詩提提意見？”她把幾首詩擺到我面前，我看了看，並不太好，一般文學青年的水平。我提出幾條意見。她說“謝謝”，然後從兜裡掏出來個鑰匙鏈。“我有一份小禮物送給您，您能收下嗎？”鑰匙鏈算不上什麼貴重的禮物，又見她很誠懇，我便收下了。
我本以為這是一個極普通的鑰匙鏈，沒想到收下它我便也收下了這個姣好、誠懇的女人的有病的大腦。半年以後，當我已忘記了這個女人時，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寫著：“本女王現詔你進山西，封你為伯爵。”。她的信是由當時在《詩刊》工作的批評家唐曉渡轉給我的。我把信的內容講給他聽，他說他也收到了這女人的一封內容相同的信：也詔他進山西，也要封他為伯爵。我提起半年前這女人曾送我一 個鑰匙鏈，他說這個女人當時也送了他一個鑰匙鏈。於是我們倆 “伯爵”在文聯大樓裡不禁哈哈大笑。
有旗的靜物， 劉鋒植作品
《詩刊》編輯、詩人鄒靜之給我講過另一個瘋子的事。有一段時間，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電報。電報內容與一般言簡意賅，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車到京請接站”之類的東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種抒情性的縹縹緲緲，比如“秋天來了，樹葉紅了”。這種違反常識的電報讓人摸不著頭腦，讓人覺得自己被一個躲在暗處的、意圖不明的人給盯上了。靜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強烈：“每天你桌上都擺著這樣一封電報，你想想那會是什麼感覺！”隨著靜之的不安逐漸變成恐怖，恐怖的電報就來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裡殺死我。”
此後的電報一封比一封血腥。靜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讀桌上那血淋淋的電報，但鬼使神差，他又總是控制不住，他覺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瘋狂。但後來電報不來了，靜之鬆下一口氣，可同時內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覺得一個故事沒有結尾。
一天，靜之在文聯大樓裡的《詩刊》編輯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詩歌作者。那人間靜之：我拍給你的那些電報你都收到了嗎？靜之大吃一驚，原來那些血淋淋的電報都是眼前這個人拍的。可看他的樣子，正經的文學青年，老實巴交，不像個愛搞惡作劇的傢伙。那人與靜之聊了半天詩歌與詩壇，一切正常，只在臨告別時臉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說是白痴的，也可以說是瘋狂的微笑。他低聲對靜之說：“我留在《詩刊》的稿費你就隨便花吧！”此人曾給《詩刊》投過許多稿，但從未在《詩刊》上發表過，哪兒來的稿費！這下靜之看得清清楚楚：一個瘋子！
瘋子並不使人厭煩。他們是一些精神上的失敗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誰又不是失敗者)，他們並非有意要攪得別人心緒不寧。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對他們的時候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真正使人厭煩的是那些目的明確的裝瘋賣傻之徒。詩歌圈子裡這類貨色不少，有的成了名，有的沒成名。他們太瞭解在詩歌圈子裡如何打界外球。他們太瞭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他們按照李白、柳永、雪萊、拜倫、波德萊爾的樣子來設計自己。他們肯定，不瘋不癲就不叫詩人。看看看看，詩歌毀了多少人啊！在我剛開始寫詩時，我也迷戀過超常行為。我曾憑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來判斷他是不是一個詩人，我把超常的行為舉止作為熱情來看待。結果我過高估計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詩歌寫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於，他們不具備超常的思維，而僅僅把"超常"歸結為超常的生活方式，這種“歸結”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
不錯，在超常的思維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間，的確存在相當密切的聯繫(古人稱兼備此兩者的為“狷介之士”)，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超常的思維作基礎，那麼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學來的和做出來的，並且最終是不真實的。在這個時代，生活方式成了頭等大事，不論對於詩人還是其他人，均莫不如此。生活方式在整個文化中地位的浮升，意味著生命本質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潰。這樣，在一部分人眼裡，文學就成了對於生活方式的書寫，超常的文學就成了對超常的生活方式的書寫，而為了寫超常的文學，生活方式便必須超常，生活方式超常了，文學還能不超常嗎？一個寫作與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這導致了對於生活本身的遮蔽。海德格爾有一句口號：“人的詩意的棲居”，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那麼何謂“詩意”？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嗎？由於人們對“詩意”的不同理解，“人的詩意的棲居”實際上是一句廢話。在“詩意”的名下棲居著多少庸才和笨蛋！他們把自己裝扮得比詩人還詩人。如果他們不來糾纏你，那就由他們去吧，如果他們敲你的門，你就記住：凡是太像詩人的肯定不是詩人，至少不是好詩人。
基督無處不在， 劉鋒植作品
那時我還在新華社工作，一個電話把我叫到傳達室。一個矮個子在那兒等我。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反問：“這重要嗎？”這句反問逼出了我的庸俗相。我自慚形穢，無地白容；我算哪門子詩人？我就該呆在辦公室，端著架子不下樓，讓他自己去爬樓梯。是啊，他叫什麼不重要，可他幹嘛非得找一個叫"西川"的人？不過，儘管我心裡波濤翻滾，我還是堅持住了我爹媽教我的禮貌待人。我請他去我辦公室，可他一屁股坐在了傳達室的沙發上：“咱們就這兒聊吧！”我真恨不能瀟灑的是我而不是他。他開始訴說他的苦悶、他的憤怒，他向我抱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心，他痛斥了這個國家、這個文明。我坐在一邊，沒有插嘴的餘地。
傳達室裡人來人往，別人聽到我們的聊天(更準確地說是他的獨白)，都朝我們這邊瞟。但事已至此，我只好假裝沒看到別人的目光。獨白者說完了，胸中的鬱悶排洩掉了(這叫不叫“直抒胸臆”？)，安靜了一會兒。我以為他要告辭，但他的屁股還挺沉，他又向我打聽起我認識和不認識的詩人的近況：這個人是不是離婚了？那個人是不是還沒有男朋友？某某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某某的老婆為什麼要自殺？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諾貝爾獎了？此人如此喜好打探別人的隱私，如此不把自己當外人，簡直像個特務，於是我決定一概回答“不知道”。“你該下班了吧？”我說“對”。我把一下午的時間白白搭在了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身上，或者說這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白白侵略了我一下午。我們兩人走出傳達室。分手的時候，他冒出一句：“一個人。還活著，軀體已經發臭了！”這句話罵得還算精彩，儘管他罵的是我。我不知道他這是從哪兒抄來的，還是他事先已準備好，待我們分手時把這句話捅給我。總之，他比我更像個詩人。
什麼詩人，全是毛毛蟲，連張打油那樣自得其樂的詩人他們都趕不上。可他們一個個神色匆匆，神神祕祕，腦子裡亂七八糟，全是幹大事的樣子。他們走東家串西家，覺得天命在我，侵略你一回，攪和你一頓，那是讓你見識一下何謂“不羈”。他們倒是“不羈”了個夠，咱們幹嘛非得蹲班掙錢由他們侵略和攪和？對付這樣的人，一個兩個我還湊和，人來得多了，我就不得不有所反抗。我在辦公室的門上貼出告示：“來人談話不得超過一小時，飯食自理。”可在多數情況下，這告示貼了等於沒貼，沒人在乎。
只有一個人，把頭探進我的辦公室，問能不能佔用我“半小時”。我立刻喜上心頭，心想畢竟不都是毛毛蟲。為了表達我對他的感激之情，我帶他去了咖啡廳。他說他寫詩，可主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搞政治吧，雪萊、拜倫也搞政治，李白、杜甫也想當官。我們在咖啡廳裡坐定，他從雙肩挎裡掏出幾首詩要我指正。我照例誇他寫得不錯。他一高興，又從挎包裡掏出一本16開黃色封面的油印雜誌。我以為是本文學刊物，打開一看，才知道那是本政治刊物。青年政治精英我見過的不多，但也不少，絕大多數是白痴，一腔熱血，一腦子理想，自私自利，自以為是，拿哲學來搞政治，拿文學來搞政治，雖說這也沒什麼不可以，可他們就是不知道何謂“政治”。
紅、白、藍，劉鋒植作品
其實話說回來，只要我對付得了，我還是能夠面對別人的瘋癲、超常、怪誕與張狂，我甚至能夠欣賞這一切，只要他瘋癲有道，超常有道，怪誕有道，張狂有道。麻煩就麻煩在許多人就是沒這個“道”。所以有人瘋癲到殺人，超常到欺騙，怪誕到一朗誦詩歌就滿臉淚花，張狂到要拿著《我微笑著走向生活》這樣的兒歌去斯德哥爾摩。
龍吟這個人我雖然沒見過，但見過他那三冊煌煌巨著《龍吟抒情詩選》。在每一冊詩選的封面勒口上都赫然印著：“龍吟，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外交家、天才家(天才也有個“家”嗎？)，亞洲第二個泰戈爾(這泰戈爾真害了不少中國詩人，每一個能歌頌兩句真善美的人都覺得他是泰戈爾的嫡傳)……”
三冊《龍吟抒情詩選》中共收入87幅照片(每冊29幅)，照片中包括某些國家領導人的題字(不知是真是假)，題字內容不外乎“國家的光榮，民族的驕傲”，“振興家鄉文化事業”之類：有兩幅照片我印象極深，一幅根據照片說明，是龍吟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可照片中只有龍吟一人坐在沙發上，美國記者坐在了照片之外。所以我們不知道是否真有個什麼吃錯了藥的美國記者坐在他對面。也許有，但不是美國記者，而是爪哇記者。另一幅是著名詩人龍吟與家人的合影。他家人口真多，大姑小姨站了兩排，兩排人後面是龍吟家在鄉下的幾間瓦房。照片下面注著："著名詩人龍吟與著名女詩人秋水與龍吟家人合影。"
龍吟在照片中站在第一排左首，那麼秋水就該是那個站在右首的女人。可我不知道中國還有這麼個名叫“秋水”的“著名女詩人”，遂向友人討教。友人笑我愚：“那是他老婆！”還真有人覺得“詩人”之名怪值錢的。我隨便翻了翻這三冊書中的一冊，見其中收有許多龍吟的贈人之作，所贈之人，要麼臧克家，要麼賀敬之！我記住了他贈賀敬之詩中的一句：“一天不登門您就把電話撥響。”這說的是他天天去賀敬之家討教，賀敬之愛惜他的才華，所以他一日不去，賀敬之就給他打電話，以解惦念之苦。如果臧、賀二老真認識龍吟此人(我不相信這是真的)，我建議他們好好管教這個騙子，別讓他毀了二老的清譽。傍《龍吟抒情詩選》這樣的書居然也能在我華夏大地上出版，實屬荒唐之至，而最具象徵色彩的是該書出版單位乃中國盲文出版社。
騙子的騙術各有千秋，可他們在欺世盜名這一點上又把牛吹得太相似。有一位騙子，曾在他為之打工的一份雜誌上宣佈自己是中國當代“四大文化巨人”之一。我曾疑惑該雜誌是否還有幾個正兒八經的編輯，怎麼會編出這麼一期讓人笑掉大牙的雜誌。有知情者告訴我，那是這個詩人乘眾編輯打盹之機自己跑到印刷廠去撇下了原已編好的稿件，換上了他的私貨。待雜誌印出來，所有編輯全傻了眼。可他們不願賠錢暫停一期，於是這期雜誌便運到了市面上。
如果說龍吟和這位詩人吹牛行騙還是為個名(想出名也不失為一種追求)，那麼，有一位騙到了我頭上的騙子，我就不明白他的動機了。他像所有我見過的假瘋子一樣懂得給我來個下馬威。他一踏進我的屋門就感嘆了一句：“聖誕樹被人砍走了。”這句話弄得我完全暈了頭。我對他說：“好歹我也是個詩人，沒見過你這樣的，你給我好好說話。”他這才報上家門，自稱叫丁當，西安人氏。西安是有個詩人叫丁當，屬《他們》雜誌一派，我從未見過。我想不管人家是哪一派，既然人家好心來看我，我就不能怠慢人家。
逸， 劉鋒植作品
時至中午，我留他家中便飯。記得那天我們吃的是麵條。他吃飯倒不挑三撿四，吃完後還伸出舌頭把碗舔了個乾淨，大概學的是哪個少數民族的樣。我暗自稱奇，覺得人家真像個詩人，走南闖北，什麼吃飯的樣都見過，而我，蝸居北京，還要為五斗米折腰。我正害臊之際，見他用舔過的碗盛了碗開水，兌上點兒醬油弄了碗湯。他吸了一口說“鮮”，然後把碗端到我面前讓我也嚐嚐。這下我認輸到底了：你是詩人我不是還不成嗎？飯後我們又聊起些詩壇上的人物趣事，他知道的還真多。他臨走，我送給他一冊我和友人一起辦的小雜誌《傾向》。他還要走了我一張照片。我一個大男人，送人照片幹什麼？可他態度堅決，說要把照片帶回西安讓朋友們看看西川長什麼樣。話說到這個地步，我也不得不給了，否則叫不識抬舉。
如果這個丁當就此回了西安，那一切便都順順當當。但沒過幾天，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打來電話，說他們扣住一個騙子。那人自稱是詩人陳東東，還拿出陳東東的一首詩作為證據。東東的那首詩就刊登在《傾向》上，偏巧我也送過那位清華的學生一冊《傾向》。於是假丁當、假陳東東露了餡。清華的學生看在此人也算文學青年的分上，並沒有難為他，收了他的《傾向》和我的照片，便把他放了。但他似乎並未從此改弦易轍，而是騙上了癮。一日，雲南《滇池》編輯米思及打電話到駱一禾家，問他西川是否來了雲南，因為編輯部來了一個人，自稱叫西川，而且他所說的西川的情況都對，但米思及還是覺得那人身上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駱一禾告訴米思及西川並未去雲南：“昨天我們還在一塊兒。”那個假西川后來的下落如何，我不得而知。不過再後來陳東東又給我講過一件事，極像此人所為。某日東東接到一封信，內蒙某地一個女孩子寫來的。信寫得情意綿綿：“東東你還記得那天我冒著大雨送你上火車的情景嗎？”到說起這件事為止，東東還從未去過內蒙。東東說他真冤，什麼好事都沒沾上，卻得為一個騙子背黑鍋。難道這個假丁當、假西川、假陳東東又騙到了內蒙。他到底想幹什麼？
誰都知道，詩人們尤其知道，在今天，詩人的日子並不好過，可為什麼，詩歌還會被假瘋子、真騙子視為一道山門、一段階梯、一座演武場(我在此記下的只是極少幾位，我見識過和聽聞過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比這要多得多)？有時我想，中國的詩歌傳統也許太過豐富，有如一座大山，無需走近就能遠遠望見，省卻了我們為發現傳統和重塑傳統而必須付出的辛勞；而從《詩經》、《楚辭》到現代詩歌，這其中的歲月也許太過漫長，讓一個對詩歌一無所知的人會覺得他既生在“詩國”(何其爛俗之說)，那他就多少有些詩歌細胞，就如同一個長居深宅大院的僕人會在幻覺中以為那深宅大院自有他的一份。不能說這種看法全無道理，但自覺和不自覺地強化這種看法就是自欺欺人。而一種自欺欺人的詩歌土壤能產生什麼樣的詩歌，我們可想而知。
中國詩歌有過它的輝煌，中國詩人有過大出風頭的時代。據傳在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之後，一日與友人乘舟遊江，江邊立時歡聲雷動，成千上萬人匯聚兩岸，要一睹當朝大詩人的風采。又據傳蘇軾晚年蒙神宗皇后赦罪，白海南一路北返，所過州縣，常出現萬人空巷的場面。從這些美好的傳說中，不論是詩人還是詩歌讀者，都培養出了一二三四種有關詩人的理念：一、詩人是超常的，不一般的，可以被觀看的，因而詩人和演員有相似之處。二、詩人既然和演員有相似之處，那麼他的瘋癲和怪誕便可以被原諒，一經被原諒，他也就可以被效仿。三、瘋癲、怪誕因此轉化成某種文化特權，這種文化特權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成為大眾的神話。四、既然特權、權力可以被追求，那麼詩歌寫作便成為人人可為之事。
喬伊斯， 劉鋒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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