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百年潮，作者：李靜。
施存統是上海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之一，是中國青年團早期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人之一，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他由於感覺前途無望而脫黨，後來成為民主革命時期的英勇戰士，新中國成立後任勞動部副部長。
年輕時的施存統
《非孝》引發“一師風潮”
施存統是浙江金華葉村人，出生農家，自小好學，母親系書香門第之女，對其影響很大。1917年，施存統在舅舅的資助下，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師的校長經亨頤（廖承志夫人經普椿的父親）是浙江教育界領袖、新派校長。經亨頤廣納賢才，先後聘用了不少進步教師。他們進行教育改革，廢文言文授白話文，開創了浙江教育界的一代新風。
施存統進入一師時，一師已是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很快融入其中，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這些書刊對他影響較大，特別是《新青年》，他認定“凡是《新青年》所說的話，總是不錯的了”。這一時期他的思想也逐漸發生變化，有了改造社會的熱忱和信念。他和俞秀鬆等幾個同學組織了全國書報販賣部，銷售進步書刊，創辦《浙江新潮》，宣傳新思想。對於創辦《浙江新潮》目的，該刊第一期闡述得十分明確——“想把人類從黑暗變為光明，從偽道變為真理，從獸性變為人道”，“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
陳望道等新派教師十分欣喜，鼓勵施存統等進步學生多動筆，發心聲。施存統是有心聲要發的。不久，他撰寫的《非孝》即刊登在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後來施存統講過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一種是思想的啟發；一種是事實的刺激。”思想的啟發是受當時新思想的啟發，事實的刺激是他母親的離世。
那年3月間，施存統接到父親的來信，得知母親患了嚴重的眼病。深愛母親的施存統急忙借錢送回家中給母親治病。哪知嗜錢如命、脾氣暴躁的父親不但沒有用這筆錢給母親治病，還百般虐待母親，致使年僅45歲的母親雙目失明而離世。母親的死對施存統打擊很大，也使他開始苦苦思索中國的“孝道”。“經再三思索，認為‘孝’是一種不自然的，單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應該拿一種自然的、雙方的、平等的新道德去代替他。這種新道德，我認為就是出於人類天性的‘愛’”。
《非孝》洋溢著對封建舊傳統的反叛精神，觸動了千百年來人們“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具有新思想的人把《非孝》比喻為“雷霆風雨”，讚揚它富有“反抗精神”，而守舊者卻認為《非孝》是異端邪說，是顛覆傳統道德標準的“洪水猛獸”。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廳查封了正在印刷的第三期《浙江新潮》，並責令開除施存統，解聘陳望道等4名新派教員，遭到經亨頤拒絕。
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廳利用學生放寒假之際，免去經亨頤校長職務，同時規定教師須經新校長的聘請方能繼續留任。杭州學聯理事長、一師學生宣中華得知情況後馬上聯絡師生提前返校，向省公署和省教育廳請願，要求收回成命。“一師風潮”由此掀起。學生的要求遭到拒絕。北平的北洋軍閥政府也發出“查禁《浙江新潮》”的電報，責令警察廳逮捕寫“反動”文章的師生。施存統潛離杭州躲避風頭。
3月28日，杭州學聯發動4000多名學生舉行請願遊行，支援一師學生的鬥爭，遭到省長衛隊的阻攔和鎮壓，幾十名學生被打傷。當晚，杭州學聯通電全國教育界、新聞界，請求社會輿論的聲援。29日，省公署悍然派出500多軍警包圍一師，企圖以武力解散學校。一師師生不畏強暴，勇敢地與軍警在操場對峙。一師師生英勇無畏的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各界及海外僑胞的聲援終於迫使當局撤退軍警，收回解散一師的成命，派來能堅持經亨頤改革方針的校長姜伯韓。“一師風潮”終以學生的勝利而告終。施存統因此一舉成名。
放棄參加中共一大
“一師風潮”後，施存統離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來到北京。在北京他參加了工讀互助團。後來施存統回顧自己當初對工讀互助的理解:“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一邊勞動，一邊勞心；終生工作，終生讀書”，“我即團，團即我”，“團的利害，就是個人的利害”。起初，這種“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在團裡總算實現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樂”。但沒想到兩個月後，因經費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工讀互助團不得不解散。後來在《“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一文中，施存統總結了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教訓：“一是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葉葉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是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
1920年3月底，施存統來到上海，進入星期評論社工作。後來他通過《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認識了《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因為《非孝》，陳獨秀不僅知道了施存統，而且對他很欣賞。《非孝》發表後，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隨感錄》，對施存統作了熱情的鼓勵和讚賞。因為在一師時就經常讀《新青年》，施存統對陳獨秀也不陌生。
在上海，施存統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閱讀了大量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漸漸地由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5月，陳獨秀髮起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施存統和俞秀鬆、楊明齋、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一起成為研究會會員。
這時，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在上海會見陳獨秀，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問題。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的步伐。6月，施存統和俞秀鬆、李漢俊、陳公培參加了陳獨秀召集的商議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會議。會議為成立的共產黨組織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共10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等。會後，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施存統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5名黨員之一。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那時，《星期評論》雜誌已經停刊，社員們紛紛尋找各自的去處。施存統在戴季陶的幫助下帶著一份抄錄的黨綱東渡日本留學。
施存統到日本東京後，與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的周佛海取得聯繫，建立了旅日共產黨組織。陳獨秀指定施存統為旅日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日本具有較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學者發表了大量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著作。施存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中。這一時期，施存統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翻譯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論著，二是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將這些文章寄回國內，在《共產黨》、《新青年》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刊物上發表，並表示今後要做一個改造社會的先驅，“確信真理，雖斷頭亦不反顧！”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李達、李漢俊來函，要求旅日共產黨組織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當時旅日共產黨組織只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個人，施存統是負責人，出席一大在情理之中，但他考慮到周佛海已多年沒有回國，便放棄了這次機會。
中共一大後，在施存統的領導下，旅日共產黨組織很快發展了十幾名成員。8月，共產國際為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派張太雷赴東京與日本共產黨聯繫，邀請日本共產黨派代表參加大會。施存統積極促成了此事。
由於頻繁與日本社會主義者交往，施存統引起日本警視廳的注意。他在給上海的信中說:“我近來每天都受到日本警察的騷擾，感到無可奈何。”12月，施存統與部分日本共產黨員一起被日本當局逮捕。在警視廳外事科接受審訊時施存統毫不隱瞞自己的信仰：“原來我是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則是共產主義者，即屬於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統被驅逐回國。他對“護送”他的日本刑警說：“我將來不會拋棄現在信奉的主義，還要更加研究它。”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深入他的骨髓。
當選團中央書記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包括青年運動在內的中國革命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中共一大除制定黨的綱領和決議外，也研究了要在各地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問題。1921年11月，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簽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7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施存統從日本回國後不久，即被陳獨秀指派負責團臨時中央局，任代理書記，全力進行團組織恢復和團一大的籌建工作。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1920年8月22日，施存統和俞秀鬆等8人發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後，北京等地也相繼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地方組織。各地團組織建立後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在1921年5月前後，由於組織成分比較複雜等原因使青年團的工作一時陷於停頓。在施存統領導下，各地團組織重新進行登記，逐漸恢復，“凡是有黨組織的地方，都有團的組織”。團組織恢復發展後在工人、學生、農民中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同時也有條不紊地籌備團的一大。
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青年團綱領》、《青年團章程》等文件。施存統當選為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時當選為團中央書記。團的一大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實現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完全統一。
團的一大後，在施存統主持下團中央先後發出幾十次通告，並在團的機關刊物《先驅》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導各地團的工作，加強團的統一領導。從第4期起，施存統兼任《先驅》主編，進一步加強團員的思想教育工作，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統一全團的思想。在《先驅》上施存統發表了大量文章，如《本團的問題》、《本團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在團的幼年時期，施存統的這些文章和見解，對團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當時，共產黨組織是祕密的，青年團則是半公開的，所以黨的活動大多以團的名義開展。黨中央和團中央的關係非常密切，黨中央開會，施存統經常代表團中央出席，團中央開會，陳獨秀也經常參加。《共產國際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中對施存統領導的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最近一期，比較時間並不多，你們居然能在廣泛的中國青年中開展急進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眾間的實際工作，使你們得以鞏固發展。從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變成幾千團員的大組織。中國的青年團已成為能組織群眾運動的團體，這是你們實際運動中勝利的事實。”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施存統是代表之一。在會上他報告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次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施存統等30多人出席會議。大會選出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施存統是執行委員之一。但此時施存統的神經衰弱已十分嚴重。於是在第二屆中央執委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各委員分工時他力辭一切職務。經討論，大家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團的二大後施存統即離開團中央。
脫離共產黨
離開團中央不久，施存統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講授《社會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三門課程。他親自編寫了這三門課程的講義，極力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闡述社會歷史問題。施存統學識淵博、講課形象生動，深受學生的歡迎。1924年10月，社會學系主任瞿秋白被反動當局通緝。瞿秋白離校後，施存統繼任社會學系主任一職。在他的帶領下，上海大學創辦了工人夜校、平民學校，向工人講解社會不平等的原因，啟發工人的覺悟。
在上海大學，施存統也贏得了與他的學生、中共黨員鍾復光一生的愛情。鍾復光與施存統探討“如何創造自己、如何有益社會”的問題，施存統刻了一枚“復光復亮”的圖章，並作了一首打油詩：“復光復亮，宗旨一樣。攜手並肩，還怕哪樁？”為了表達對鍾復光的情意，他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施復亮。1926年春天，27歲的施存統和23歲的鐘復光結為夫妻。
1925年五卅運動中，鍾復光參加了愛國示威遊行，施存統在《上大五卅特刊》上發表《只有前進，不能後退！——我們的生死關頭》、《中國學生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務》等文章激勵學生鬥志。施存統素有刀筆之稱，其文辭犀利。他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了大量文章，或支持群眾運動的發展，或歡呼國民革命的興起，或揭露敵對勢力的陰謀，或抨擊大資產階級的謬論。他不遺餘力宣傳國共兩黨合作，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抨擊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最終遭軍閥孫傳芳的通緝。1926年8月，在黨組織安排下他離開上海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
1927年2月，黨組織派施存統、鍾復光到武漢，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4月12日，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下，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當時武漢政府也潛伏著危機，駐紮在武漢西郊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率軍開往河南前線時叛變，率部向武漢進攻，且一直打到離武漢僅40裡的紙坊。在緊急關頭，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與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組成中央獨立師，葉挺兼師長，惲代英任黨代表，施存統任政治部主任，回擊夏鬥寅部。中央獨立師很快將夏鬥寅部擊潰。
然而時局出乎人們意料地變化，6月30日，汪精衛害怕共產黨人掌握革命武裝，下令取消中央獨立師番號，恢復學校建制。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一時間，全國上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
在這種極其險惡的形勢下，施存統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認為共產黨已前途無望。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決定脫離共產黨。1927年8月30日，他撰寫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公開聲明退出共產黨。施存統的公開脫黨造成了惡劣影響，一些共產黨員步其後塵聲明脫黨。這對處於困境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民主革命的戰士、共和國的副部長
脫黨後的施存統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1928年初，施存統與許德珩、李達等12人組成“本社”社團。“本社”是“不忘馬克思主義之本”之意。其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反資產階級；解決土地問題；實行三大政策；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既反對國民黨屠殺政策，也反對共產黨的暴動，幻想走第三條道路。“本社”還創辦了《革命評論》、《突擊》、《革命行動》、《雙十》、《現代中國》、《燈塔》等刊物，宣傳自己的主張。不久，施存統又參與籌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簡稱“改組派”，試圖改組國民黨。他是陳公博主持的《革命評論》的班底成員之一，與陳公博相約：不能罵共產黨，只能幫共產黨。沒想到不久陳公博公然謾罵共產黨。
1928年底，施存統退出改組派，潛心教書做學問。他的《資本論大綱》、《經濟科學大綱》、《社會意識學大綱》、《唯物史觀經濟史》、《現代唯物論》、《社會進化論》、《蘇俄政治制度》等20餘部譯著相繼問世。這些書籍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起了積極作用。
施存統曾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民國大學教授《資本論》，深受進步學生歡迎。九一八事變使已回到書齋、講壇的施存統燃起了革命的激情，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不知疲倦地作報告，寫文章宣傳抗日。在北平舉行的紀念九一八週年的群眾大會上，他痛斥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不久，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把施存統列入通緝的五大進步教授的名單。幸有學生報信，他才得以逃脫，一度流亡日本。1936年春回國到上海蔘加籌辦進化書局的工作。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各界紛紛成立救國會，施存統成為文化界救國會領導人之一。他在《文化戰線》、《救亡日報》、《民族呼聲》、《新華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民主抗戰。上海淪陷後施存統隨進化書局到昆明，1940年又隨進化書局到重慶。在重慶，進化書局更名為南方印刷館。其間，施存統一直都在呼籲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要進行持久的全面抗戰，爭取抗戰的徹底勝利。
1941年2月，施存統被南方印刷館解職後生活艱難，有人勸他投靠國民黨，參加參政會當個參議員，被他嚴詞拒絕，表示“寧可餓肚子，不投蔣介石”。這也表明了他不與國民黨同流合汙的堅決態度。不久經友人介紹，施存統到四川銀行經濟研究處任職。
抗戰勝利後，施存統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8月，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當局談判謀求和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接見了在重慶的一些進步民主人士，包括施存統。施存統為此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孫起孟等人發起籌備成立民主建國會，並擔任常務理事兼言論出版組主任。民建以民主和建設為宗旨，提出推進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建設、反對破壞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民建和其他抗戰後相繼建立的民主黨派一起為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進行了堅決鬥爭。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停止國內衝突的協定，即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2月10日，重慶各界在校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施存統作為民建代表參加大會。會議進行中國民黨特務衝進會場，大打出手，致使施存統、李公樸、郭沫若等許多民主人士被打傷。施存統就醫後忍著傷痛口述了事件的經過，第二天由鍾復光筆錄的《憤怒的控訴》一文刊登在《新民報》上。通過這次事件，施存統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儘管這以後他也宣傳過“中間路線”，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獨裁統治等嚴酷的現實很快使他警醒，進而轉向共產黨。
1948年12月，施存統代表民建到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1949年4月，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請施存統、黃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聚餐，勉勵大家要為解放上海出力。聚餐後施存統主動報名參加南下工作團，不久即獲批准，施存統離北平南下。上海解放後施存統任華東軍事管制委員會顧問。9月他出席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施存統本想去上海教書，但毛澤東、周恩來要他留在北京工作。他被任命為勞動部副部長，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他在自己的崗位上恪盡職守。1954年，施存統因病辭去勞動部副部長職務，1970年11月病逝。
施存統一生節儉，菸酒茶不沾，一雙皮鞋能穿20年，多餘的錢用於積德行善，為救濟上海失業工人他捐款，河北水災他捐款，家鄉辦學他捐款……他教育子女敬業愛國，他的兒子施光南以其卓越的貢獻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樂家”的稱號。
1992年鍾復光病逝後，兒女們遵照母親的囑託，陪伴父母的骨灰一起回到金華葉村。施存統魂歸故里。施存統生前從來沒有和兒女提起過歷史上脫黨的事情，或許正像他女兒施月明所說，那是父親心中永遠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