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在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的頭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廣東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我向他們解釋，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裡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通通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裡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淨資產達到32億元。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汙？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平，這是政治性；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看到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於是決定成立監察局。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樑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各方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只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裡，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
這幾項改革，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在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的頭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廣東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我向他們解釋，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裡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通通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裡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淨資產達到32億元。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汙？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平，這是政治性；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看到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於是決定成立監察局。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樑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各方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只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裡，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
這幾項改革，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調整經濟結構
深圳經過最初幾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急劇升溫，逐漸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時，人們對於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等缺乏經驗，未能引起警覺。由於前5年超高速的發展，潛伏著的問題終於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由於深圳基建規模過大，資金全面緊張，也給市財政不斷增加壓力。不得已，市財政只有向銀行貸款用於基建，幾年下來透支近8億元。基建規模過大，投資結構不合理，外匯和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問題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報》連續12天刊登一組文章，總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
正當人們對深圳特區前景議論紛紛，感到彷徨、迷茫之際，1986年初，中央及時召開了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給深圳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主要作用並不是自己創造多少產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創造出新鮮經驗來，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轉向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來，由過去的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上來。
調整勢在必行。這次大調整，是深圳建立特區以來面臨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有人用壯士斷臂來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調整就沒有出路。1986年，我們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這是一次自覺有序的調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動中求得主動。第一，調整是積極的方針，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第二，調整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調，有的少調；第三，調整必須與改革結合起來，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為特區長遠發展、為建立新體制新機制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規定今後不許搞赤字財政，政府機構不許給企業亂擔保。
經過1986年到1987年約兩年的調整，1986年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從1987年起便穩步快速增長，從此以後深圳的經濟開始進入正常軌道，再未出現過大的起伏。可以說，那時的大調整和相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後，我們還完了所有的銀行債務，深圳成為沒有債務的城市。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在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的頭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廣東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我向他們解釋，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裡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通通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裡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淨資產達到32億元。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汙？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平，這是政治性；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看到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於是決定成立監察局。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樑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各方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只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裡，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
這幾項改革，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調整經濟結構
深圳經過最初幾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急劇升溫，逐漸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時，人們對於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等缺乏經驗，未能引起警覺。由於前5年超高速的發展，潛伏著的問題終於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由於深圳基建規模過大，資金全面緊張，也給市財政不斷增加壓力。不得已，市財政只有向銀行貸款用於基建，幾年下來透支近8億元。基建規模過大，投資結構不合理，外匯和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問題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報》連續12天刊登一組文章，總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
正當人們對深圳特區前景議論紛紛，感到彷徨、迷茫之際，1986年初，中央及時召開了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給深圳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主要作用並不是自己創造多少產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創造出新鮮經驗來，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轉向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來，由過去的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上來。
調整勢在必行。這次大調整，是深圳建立特區以來面臨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有人用壯士斷臂來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調整就沒有出路。1986年，我們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這是一次自覺有序的調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動中求得主動。第一，調整是積極的方針，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第二，調整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調，有的少調；第三，調整必須與改革結合起來，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為特區長遠發展、為建立新體制新機制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規定今後不許搞赤字財政，政府機構不許給企業亂擔保。
經過1986年到1987年約兩年的調整，1986年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從1987年起便穩步快速增長，從此以後深圳的經濟開始進入正常軌道，再未出現過大的起伏。可以說，那時的大調整和相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後，我們還完了所有的銀行債務，深圳成為沒有債務的城市。
從股份制改革到證券市場
深圳是全國最早建立證券市場的城市，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建立證券市場，這是改革到了這一步必然要出現的結果。我們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決國有企業活力不足、積極性不高等問題。
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1984年，我看到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國國企改變現狀的思路，應對國企在不觸動公有制前提下實行股份制改革。他們認為為什麼不能把國企獨一無二的一個“東家”分解成幾個不同行業企業、不同地區的國企“東家”？畢竟不同的“東家”有不同的利益。我認為這些觀點很新鮮，為此專門請教國家體改委的有關同志，但沒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他們說對這些問題沒有太多的研究。
來深圳工作後，國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為要解決國企中諸多問題，就不能不啃這塊骨頭了。1986年10月，經反覆調研、徵求意見和修改，我們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和現在完全不同，那時，搞股份制、上市，是我們求企業啊！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頒佈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這是我國最早允許私營企業成立的政府規定。可以這樣說，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私營企業法規，是一項重大突破。這項改革的影響和作用大啊！明確規定：現金、實物、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投資入股分紅。第一，商標、專利、技術等知識產權得到尊重、保護，大大調動了擁有人的積極性；第二，只要有技術、專利等，可以辦國有企業，也可以辦私營企業，實現企業形式的多樣化。現在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力軍之一的“民營企業”，就是在“民間科技”突破後所提供的空間發展起來的。
1988年，我去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考察。在英國倫敦，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幫我們組織了一個投資座談會。英國一家基金公司經理說，我們不能直接投資你們的工廠企業，只能買你們的股票。他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很新鮮。當時深圳發展銀行等幾家股票還是櫃檯交易，如交易量很大，僅有櫃檯交易是不行的。
回來以後，我就考慮深圳證券市場建設問題，深圳要利用政策優勢，建立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使企業籌集到更多的發展資金。我們馬上就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有人不理解，質問“為什麼要搞資本市場”？後來有人提出，說資本市場不好聽，容易被人誤解“資本市場”與“資本主義”的聯繫，那好，以後就改為證券市場領導小組，深圳證券交易所就是從這時開始籌備的。
到了1990年，場外黑市交易氾濫起來，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為了加強對股票交易的管理，我們加快了建立證券市場的步伐。這期間，上海市領導帶隊專門來我們這裡取經，把我們幾乎全套的東西拿去複製。沒想到結果是，我們先報了，北京不批；上海報上去，就批下來。知道這個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們所有的證券交易系統都搞好了，我說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鄭良玉、張鴻義幾位市領導，還有幾大銀行的行長，一起來到證券交易所參觀觀摩，大家很興奮。籌備組負責人王健和禹國剛告訴我說，準備工作早做好了。我說為什麼不開？他們說，沒批下來。我說，明天就試業，批准不批准，我們政府負責。選定試業的日子是12月1日，我們說的是“試業”，不用“正式開業”這個詞。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開業，我們是12月1日試營業，也沒搞儀式，到第二年批下來，1991年7月9日才補辦了開業儀式。
當時對證券市場的認識沒有完全統一。小平同志1992年來到深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他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舞。
1992年“8·10”事件引發了深圳股市的一場風波，是因為新股認購抽籤發售而引起的。為認購新股，全國各地120萬人湧入深圳。由於舞弊現象嚴重，導致了廣大排隊購表股民的極度不滿。8月9日售表當天，一些發售網點的秩序就開始混亂。隨著事態進一步發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數人開始行使暴力，砸汽車、砸摩托、攻擊執勤幹警。事情到了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
怎麼辦？大家束手無策。我說沒什麼別的辦法了，提議把明年股票額度一部分提前到今年發行。因為股民都是衝著股票來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即使沒有出現舞弊行為，他們也不滿意。有人說要不要向上面請示？千鈞一髮，分秒必爭啊！哪還有時間給你層層請示嘛！我說，這是最簡便易行的辦法，事不宜遲，就這樣定了。決定以後，連起草文字都來不及，草草寫了幾條，就拿到廣播車去廣播：你們遊行示威、衝擊機關是不對的，要保持秩序，我們一定懲治腐敗。最關鍵是這幾句：市裡決定增發500萬張抽籤表，將明年的部分額度提前發行。明天還在原來地點買。結果，遊行群眾一聽呼啦一下散去，都排隊去了。
一切部署完畢，大概凌晨兩點鐘左右，羅幹同志來電話詢問事件情況，我把整個過程如實報告，說已經平息了。過了一會兒，丁關根同志也來電話詢問，我又報告一次。又過了半小時，李鵬總理親自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我告訴他，我們處在一種除了這個辦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麼處分我都認。李鵬說，你在第一線，你瞭解情況，就按你的意見辦。我很感激李鵬，在這關鍵時刻他支持了我的緊急措施。凌晨三點多我回到家裡，剛躺下，省委書記謝非來電話，我又報告一番。
一夜就這樣過去，平生最驚心動魄的就是這件事了。現在想起來，仍然有些後怕。事情發生在小平同志南下視察後不久，如果衝擊邊檢，衝擊政府機關，出現重大沖突流血事件，怎麼向中央交代？後來中央通報批評我負一定的領導責任，我心悅誠服地接受。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在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的頭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廣東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我向他們解釋，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裡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通通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裡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淨資產達到32億元。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汙？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平，這是政治性；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看到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於是決定成立監察局。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樑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各方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只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裡，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
這幾項改革，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調整經濟結構
深圳經過最初幾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急劇升溫，逐漸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時，人們對於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等缺乏經驗，未能引起警覺。由於前5年超高速的發展，潛伏著的問題終於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由於深圳基建規模過大，資金全面緊張，也給市財政不斷增加壓力。不得已，市財政只有向銀行貸款用於基建，幾年下來透支近8億元。基建規模過大，投資結構不合理，外匯和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問題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報》連續12天刊登一組文章，總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
正當人們對深圳特區前景議論紛紛，感到彷徨、迷茫之際，1986年初，中央及時召開了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給深圳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主要作用並不是自己創造多少產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創造出新鮮經驗來，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轉向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來，由過去的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上來。
調整勢在必行。這次大調整，是深圳建立特區以來面臨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有人用壯士斷臂來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調整就沒有出路。1986年，我們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這是一次自覺有序的調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動中求得主動。第一，調整是積極的方針，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第二，調整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調，有的少調；第三，調整必須與改革結合起來，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為特區長遠發展、為建立新體制新機制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規定今後不許搞赤字財政，政府機構不許給企業亂擔保。
經過1986年到1987年約兩年的調整，1986年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從1987年起便穩步快速增長，從此以後深圳的經濟開始進入正常軌道，再未出現過大的起伏。可以說，那時的大調整和相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後，我們還完了所有的銀行債務，深圳成為沒有債務的城市。
從股份制改革到證券市場
深圳是全國最早建立證券市場的城市，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建立證券市場，這是改革到了這一步必然要出現的結果。我們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決國有企業活力不足、積極性不高等問題。
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1984年，我看到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國國企改變現狀的思路，應對國企在不觸動公有制前提下實行股份制改革。他們認為為什麼不能把國企獨一無二的一個“東家”分解成幾個不同行業企業、不同地區的國企“東家”？畢竟不同的“東家”有不同的利益。我認為這些觀點很新鮮，為此專門請教國家體改委的有關同志，但沒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他們說對這些問題沒有太多的研究。
來深圳工作後，國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為要解決國企中諸多問題，就不能不啃這塊骨頭了。1986年10月，經反覆調研、徵求意見和修改，我們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和現在完全不同，那時，搞股份制、上市，是我們求企業啊！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頒佈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這是我國最早允許私營企業成立的政府規定。可以這樣說，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私營企業法規，是一項重大突破。這項改革的影響和作用大啊！明確規定：現金、實物、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投資入股分紅。第一，商標、專利、技術等知識產權得到尊重、保護，大大調動了擁有人的積極性；第二，只要有技術、專利等，可以辦國有企業，也可以辦私營企業，實現企業形式的多樣化。現在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力軍之一的“民營企業”，就是在“民間科技”突破後所提供的空間發展起來的。
1988年，我去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考察。在英國倫敦，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幫我們組織了一個投資座談會。英國一家基金公司經理說，我們不能直接投資你們的工廠企業，只能買你們的股票。他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很新鮮。當時深圳發展銀行等幾家股票還是櫃檯交易，如交易量很大，僅有櫃檯交易是不行的。
回來以後，我就考慮深圳證券市場建設問題，深圳要利用政策優勢，建立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使企業籌集到更多的發展資金。我們馬上就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有人不理解，質問“為什麼要搞資本市場”？後來有人提出，說資本市場不好聽，容易被人誤解“資本市場”與“資本主義”的聯繫，那好，以後就改為證券市場領導小組，深圳證券交易所就是從這時開始籌備的。
到了1990年，場外黑市交易氾濫起來，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為了加強對股票交易的管理，我們加快了建立證券市場的步伐。這期間，上海市領導帶隊專門來我們這裡取經，把我們幾乎全套的東西拿去複製。沒想到結果是，我們先報了，北京不批；上海報上去，就批下來。知道這個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們所有的證券交易系統都搞好了，我說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鄭良玉、張鴻義幾位市領導，還有幾大銀行的行長，一起來到證券交易所參觀觀摩，大家很興奮。籌備組負責人王健和禹國剛告訴我說，準備工作早做好了。我說為什麼不開？他們說，沒批下來。我說，明天就試業，批准不批准，我們政府負責。選定試業的日子是12月1日，我們說的是“試業”，不用“正式開業”這個詞。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開業，我們是12月1日試營業，也沒搞儀式，到第二年批下來，1991年7月9日才補辦了開業儀式。
當時對證券市場的認識沒有完全統一。小平同志1992年來到深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他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舞。
1992年“8·10”事件引發了深圳股市的一場風波，是因為新股認購抽籤發售而引起的。為認購新股，全國各地120萬人湧入深圳。由於舞弊現象嚴重，導致了廣大排隊購表股民的極度不滿。8月9日售表當天，一些發售網點的秩序就開始混亂。隨著事態進一步發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數人開始行使暴力，砸汽車、砸摩托、攻擊執勤幹警。事情到了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
怎麼辦？大家束手無策。我說沒什麼別的辦法了，提議把明年股票額度一部分提前到今年發行。因為股民都是衝著股票來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即使沒有出現舞弊行為，他們也不滿意。有人說要不要向上面請示？千鈞一髮，分秒必爭啊！哪還有時間給你層層請示嘛！我說，這是最簡便易行的辦法，事不宜遲，就這樣定了。決定以後，連起草文字都來不及，草草寫了幾條，就拿到廣播車去廣播：你們遊行示威、衝擊機關是不對的，要保持秩序，我們一定懲治腐敗。最關鍵是這幾句：市裡決定增發500萬張抽籤表，將明年的部分額度提前發行。明天還在原來地點買。結果，遊行群眾一聽呼啦一下散去，都排隊去了。
一切部署完畢，大概凌晨兩點鐘左右，羅幹同志來電話詢問事件情況，我把整個過程如實報告，說已經平息了。過了一會兒，丁關根同志也來電話詢問，我又報告一次。又過了半小時，李鵬總理親自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我告訴他，我們處在一種除了這個辦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麼處分我都認。李鵬說，你在第一線，你瞭解情況，就按你的意見辦。我很感激李鵬，在這關鍵時刻他支持了我的緊急措施。凌晨三點多我回到家裡，剛躺下，省委書記謝非來電話，我又報告一番。
一夜就這樣過去，平生最驚心動魄的就是這件事了。現在想起來，仍然有些後怕。事情發生在小平同志南下視察後不久，如果衝擊邊檢，衝擊政府機關，出現重大沖突流血事件，怎麼向中央交代？後來中央通報批評我負一定的領導責任，我心悅誠服地接受。
終身難忘的教誨
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並發展南方談話已過了19年。我們很懷念小平同志。陪同小平同志在深圳視察的這5天，讓我畢生難忘，深受教育。
1992年小平南方談話時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國內出現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等爭論。其實，從深圳特區建立開始到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其間對特區的非議、反對聲音一直沒停，主要是圍繞建立特區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特區進行的各項改革，是頂住各種壓力，冒著很大風險進行的。這些改革對或不對，期待著小平同志來檢查指導。當小平同志給予充分肯定，並斬釘截鐵地說特區是姓“社”不姓“資”時，特區人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信心百倍。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小平同志乘坐的列車開進了深圳火車站。小平同志1984年來過深圳，雖然他8年沒來，但一直關注著深圳的發展。深圳成功不成功，關係到他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不成功。尤其是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情況下，這個實踐直接關係這條路線的成功與否。實踐的結果證明了這條路是行得通的。所以，小平同志在深圳情緒特別高。
1992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離開深圳了。我想，深圳下一步搞什麼，還未彙報過，得抓緊時間向他請示。在乘車去蛇口碼頭的路上，我就向他彙報我們的初步設想和部署：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3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再一個，充分利用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的立法權，加強法制建設，把全市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聽完我的彙報，小平同志非常乾脆，立即表態說：“你說的那幾項我都贊同，你就大膽按照這個去做，你要注意總結經驗，發現做得不對的就要趕快糾正，避免犯錯誤。”我說：“我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爭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小平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顧慮，又強調說：“我跟你講，第一就是大膽去幹；第二是發現幹得不對的地方要及時糾正，總結經驗，不是首先考慮犯不犯錯誤。”又說：“改革開放的步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小平同志說話很有針對性，一句是一句，沒空話、官話。
到了蛇口碼頭臨別的那一刻，他已走了幾步，突然回過頭對我們說：“你們要搞快一點！”
從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這8年，是我一生的幸運，可以放手做事，大膽試驗，大膽地闖。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時了，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深圳發展的模式並不是固定的，但領導者需要對工作進行總結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決問題走下去。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很多變數。1985年，中央決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許多人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然。當時，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黨組副書記。對這個調動，我確實沒有思想準備，同時也覺得自己不合適去深圳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起步，對這個新事物，境外有些傳媒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內地對深圳的非議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勸我不要去那個地方，還有人很直接地說去那裡是送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感覺。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決定還是要服從。田紀雲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說，好幾個部門要你，我們都沒有放。這次任命事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谷牧同志說得很乾脆：中央做的決定，你能改變嗎？一副無奈的表情。
後來我瞭解到，派人到深圳，對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調整，是中央高層下的決心。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建設日新月異，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攤子鋪得太大、經濟秩序不夠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評也比較多。內地則對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買倒賣賺內地的錢不滿。1984年，鄧小平同志到深圳視察，他說這次來只看不說。他給深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是離開深圳5天后在廣州補題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還曾說到，深圳是一個試驗，成功當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個經驗。這說明小平同志對深圳充滿期望，同時也不無憂慮。
當時深圳領導班子的團結也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主要成員之間不那麼協調。開始，中央也覺得臨陣換將不太好，是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才下的決心。
我從中央機關到深圳工作，外界確有各種猜測，認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寶劍。香港的一家報紙說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區”。
我上任前，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涉及的問題比較全面，特別強調深圳功能任務、改革權的問題非常重要和關鍵。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樑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也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隨後，在廣東省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搞好班子的團結是中央領導交給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到深圳後，我與市委書記樑湘同志交換了意見，提出當時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穩定、控制、調研、團結。為了解決班子內部的矛盾，我分別找了樑湘、周鼎等同志談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交心，解決矛盾。我還要求開常委會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氣和，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當時深圳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比較緊張，與蛇口的關係也比較緊張，處理好這些關係也是當務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國的深圳，要牢牢樹立這個觀念。如果不在練內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區的政策賺便宜，有悖建立特區的初衷。為了協調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關係，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調研，並專門拜訪了袁庚同志，向他傳達了中央領導對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說，你來得還不是時候，現在問題很多，但還沒有爆發，一些人對嚴峻形勢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形勢還不錯。我們一致認為，深圳與蛇口工業區的團結很重要，我們要支持樑湘同志的工作。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在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的頭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廣東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我向他們解釋，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掛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裡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通通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裡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淨資產達到32億元。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汙？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平，這是政治性；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看到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於是決定成立監察局。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樑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各方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只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裡，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
這幾項改革，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調整經濟結構
深圳經過最初幾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急劇升溫，逐漸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時，人們對於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等缺乏經驗，未能引起警覺。由於前5年超高速的發展，潛伏著的問題終於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由於深圳基建規模過大，資金全面緊張，也給市財政不斷增加壓力。不得已，市財政只有向銀行貸款用於基建，幾年下來透支近8億元。基建規模過大，投資結構不合理，外匯和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問題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報》連續12天刊登一組文章，總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
正當人們對深圳特區前景議論紛紛，感到彷徨、迷茫之際，1986年初，中央及時召開了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給深圳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主要作用並不是自己創造多少產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創造出新鮮經驗來，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轉向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來，由過去的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上來。
調整勢在必行。這次大調整，是深圳建立特區以來面臨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有人用壯士斷臂來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調整就沒有出路。1986年，我們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這是一次自覺有序的調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動中求得主動。第一，調整是積極的方針，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第二，調整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調，有的少調；第三，調整必須與改革結合起來，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為特區長遠發展、為建立新體制新機制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規定今後不許搞赤字財政，政府機構不許給企業亂擔保。
經過1986年到1987年約兩年的調整，1986年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從1987年起便穩步快速增長，從此以後深圳的經濟開始進入正常軌道，再未出現過大的起伏。可以說，那時的大調整和相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後，我們還完了所有的銀行債務，深圳成為沒有債務的城市。
從股份制改革到證券市場
深圳是全國最早建立證券市場的城市，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建立證券市場，這是改革到了這一步必然要出現的結果。我們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決國有企業活力不足、積極性不高等問題。
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1984年，我看到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國國企改變現狀的思路，應對國企在不觸動公有制前提下實行股份制改革。他們認為為什麼不能把國企獨一無二的一個“東家”分解成幾個不同行業企業、不同地區的國企“東家”？畢竟不同的“東家”有不同的利益。我認為這些觀點很新鮮，為此專門請教國家體改委的有關同志，但沒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他們說對這些問題沒有太多的研究。
來深圳工作後，國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為要解決國企中諸多問題，就不能不啃這塊骨頭了。1986年10月，經反覆調研、徵求意見和修改，我們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和現在完全不同，那時，搞股份制、上市，是我們求企業啊！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頒佈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這是我國最早允許私營企業成立的政府規定。可以這樣說，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私營企業法規，是一項重大突破。這項改革的影響和作用大啊！明確規定：現金、實物、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投資入股分紅。第一，商標、專利、技術等知識產權得到尊重、保護，大大調動了擁有人的積極性；第二，只要有技術、專利等，可以辦國有企業，也可以辦私營企業，實現企業形式的多樣化。現在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力軍之一的“民營企業”，就是在“民間科技”突破後所提供的空間發展起來的。
1988年，我去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考察。在英國倫敦，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幫我們組織了一個投資座談會。英國一家基金公司經理說，我們不能直接投資你們的工廠企業，只能買你們的股票。他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很新鮮。當時深圳發展銀行等幾家股票還是櫃檯交易，如交易量很大，僅有櫃檯交易是不行的。
回來以後，我就考慮深圳證券市場建設問題，深圳要利用政策優勢，建立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使企業籌集到更多的發展資金。我們馬上就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有人不理解，質問“為什麼要搞資本市場”？後來有人提出，說資本市場不好聽，容易被人誤解“資本市場”與“資本主義”的聯繫，那好，以後就改為證券市場領導小組，深圳證券交易所就是從這時開始籌備的。
到了1990年，場外黑市交易氾濫起來，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為了加強對股票交易的管理，我們加快了建立證券市場的步伐。這期間，上海市領導帶隊專門來我們這裡取經，把我們幾乎全套的東西拿去複製。沒想到結果是，我們先報了，北京不批；上海報上去，就批下來。知道這個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們所有的證券交易系統都搞好了，我說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鄭良玉、張鴻義幾位市領導，還有幾大銀行的行長，一起來到證券交易所參觀觀摩，大家很興奮。籌備組負責人王健和禹國剛告訴我說，準備工作早做好了。我說為什麼不開？他們說，沒批下來。我說，明天就試業，批准不批准，我們政府負責。選定試業的日子是12月1日，我們說的是“試業”，不用“正式開業”這個詞。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開業，我們是12月1日試營業，也沒搞儀式，到第二年批下來，1991年7月9日才補辦了開業儀式。
當時對證券市場的認識沒有完全統一。小平同志1992年來到深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他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舞。
1992年“8·10”事件引發了深圳股市的一場風波，是因為新股認購抽籤發售而引起的。為認購新股，全國各地120萬人湧入深圳。由於舞弊現象嚴重，導致了廣大排隊購表股民的極度不滿。8月9日售表當天，一些發售網點的秩序就開始混亂。隨著事態進一步發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數人開始行使暴力，砸汽車、砸摩托、攻擊執勤幹警。事情到了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
怎麼辦？大家束手無策。我說沒什麼別的辦法了，提議把明年股票額度一部分提前到今年發行。因為股民都是衝著股票來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即使沒有出現舞弊行為，他們也不滿意。有人說要不要向上面請示？千鈞一髮，分秒必爭啊！哪還有時間給你層層請示嘛！我說，這是最簡便易行的辦法，事不宜遲，就這樣定了。決定以後，連起草文字都來不及，草草寫了幾條，就拿到廣播車去廣播：你們遊行示威、衝擊機關是不對的，要保持秩序，我們一定懲治腐敗。最關鍵是這幾句：市裡決定增發500萬張抽籤表，將明年的部分額度提前發行。明天還在原來地點買。結果，遊行群眾一聽呼啦一下散去，都排隊去了。
一切部署完畢，大概凌晨兩點鐘左右，羅幹同志來電話詢問事件情況，我把整個過程如實報告，說已經平息了。過了一會兒，丁關根同志也來電話詢問，我又報告一次。又過了半小時，李鵬總理親自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我告訴他，我們處在一種除了這個辦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麼處分我都認。李鵬說，你在第一線，你瞭解情況，就按你的意見辦。我很感激李鵬，在這關鍵時刻他支持了我的緊急措施。凌晨三點多我回到家裡，剛躺下，省委書記謝非來電話，我又報告一番。
一夜就這樣過去，平生最驚心動魄的就是這件事了。現在想起來，仍然有些後怕。事情發生在小平同志南下視察後不久，如果衝擊邊檢，衝擊政府機關，出現重大沖突流血事件，怎麼向中央交代？後來中央通報批評我負一定的領導責任，我心悅誠服地接受。
終身難忘的教誨
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並發展南方談話已過了19年。我們很懷念小平同志。陪同小平同志在深圳視察的這5天，讓我畢生難忘，深受教育。
1992年小平南方談話時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國內出現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等爭論。其實，從深圳特區建立開始到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其間對特區的非議、反對聲音一直沒停，主要是圍繞建立特區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特區進行的各項改革，是頂住各種壓力，冒著很大風險進行的。這些改革對或不對，期待著小平同志來檢查指導。當小平同志給予充分肯定，並斬釘截鐵地說特區是姓“社”不姓“資”時，特區人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信心百倍。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小平同志乘坐的列車開進了深圳火車站。小平同志1984年來過深圳，雖然他8年沒來，但一直關注著深圳的發展。深圳成功不成功，關係到他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不成功。尤其是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情況下，這個實踐直接關係這條路線的成功與否。實踐的結果證明了這條路是行得通的。所以，小平同志在深圳情緒特別高。
1992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離開深圳了。我想，深圳下一步搞什麼，還未彙報過，得抓緊時間向他請示。在乘車去蛇口碼頭的路上，我就向他彙報我們的初步設想和部署：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3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再一個，充分利用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的立法權，加強法制建設，把全市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聽完我的彙報，小平同志非常乾脆，立即表態說：“你說的那幾項我都贊同，你就大膽按照這個去做，你要注意總結經驗，發現做得不對的就要趕快糾正，避免犯錯誤。”我說：“我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爭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小平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顧慮，又強調說：“我跟你講，第一就是大膽去幹；第二是發現幹得不對的地方要及時糾正，總結經驗，不是首先考慮犯不犯錯誤。”又說：“改革開放的步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小平同志說話很有針對性，一句是一句，沒空話、官話。
到了蛇口碼頭臨別的那一刻，他已走了幾步，突然回過頭對我們說：“你們要搞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