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我也到了期頤之年。我繪製過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主創或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勳章等國家重大設計，一路走來，現已百歲的我很榮幸見證了新中國美術七十年的光輝歷程。
"今年，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我也到了期頤之年。我繪製過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主創或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勳章等國家重大設計，一路走來，現已百歲的我很榮幸見證了新中國美術七十年的光輝歷程。
周令釗
繪畫，是我一生的愛好與追求。我出生於湖南平江，那是一個山清水秀人美的地方。娃娃時期家鄉就給了我美的感受。我的母親是一名美術教師，受她影響，我從小便揹著畫夾子在長沙到處寫生，走到哪兒，畫到哪兒。小學畢業後，我跳三級考入長沙華中美術專科學校，在那裡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師，他們教會我用不同材料作畫。
抗戰期間，我以筆為刃，畫了很多抗日漫畫、宣傳畫、壁畫等，還隨抗敵演劇第五隊經廣西、貴州、雲南等地到達緬甸，一路宣傳抗日。路上的山川河流、村寨農田、淳樸民風，看不盡，畫不完。這段經歷對我此後藝術風格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真正的美存在於大自然、大社會。學校可以啟發你認識美，但你得行萬里路，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尋找美、體驗美、創造美。
1948年新學期到1949年，是我人生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1948年秋天，應徐悲鴻先生邀請，我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前身）圖案科擔任講師，正式肩負起以美育人的重擔。
記得到北平不久，北平就解放了。那時百廢待興，我們圖案科的設計任務相當多，我常帶領圖案科一個班的學生們四處佈置會場。那時，人民大會堂尚未建成。我們學校在市中心的王府井金魚衚衕，故而一些重要會議常被安排在學校的禮堂舉行，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是在藝專大禮堂舉行的。在佈置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大會場時，我結識了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美術編輯婁霜同志。次年4月，他找到我，希望我也為團旗的全國徵稿投上一稿。他說，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是圍繞在共產黨周圍的先進青年。我於是有了靈感：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畫一個圈吧。“五角星”代表黨，“一個圈”是指共青團員們。從平面構成這一設計基礎分析，這個“圈”是一條圓形線，這條線是由無數的點組成的，象徵著黨的周圍團結著無數優秀青年。這樣，團旗的設計草圖就誕生了。
侯一民曾是藝專地下黨支部書記。1949年，他介紹我進黨訓班學習。學習結束後我鄭重地向黨組織提出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並光榮地成為黨組織的一員。自此我的一生與黨、國家、人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今年，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我也到了期頤之年。我繪製過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主創或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勳章等國家重大設計，一路走來，現已百歲的我很榮幸見證了新中國美術七十年的光輝歷程。
周令釗
繪畫，是我一生的愛好與追求。我出生於湖南平江，那是一個山清水秀人美的地方。娃娃時期家鄉就給了我美的感受。我的母親是一名美術教師，受她影響，我從小便揹著畫夾子在長沙到處寫生，走到哪兒，畫到哪兒。小學畢業後，我跳三級考入長沙華中美術專科學校，在那裡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師，他們教會我用不同材料作畫。
抗戰期間，我以筆為刃，畫了很多抗日漫畫、宣傳畫、壁畫等，還隨抗敵演劇第五隊經廣西、貴州、雲南等地到達緬甸，一路宣傳抗日。路上的山川河流、村寨農田、淳樸民風，看不盡，畫不完。這段經歷對我此後藝術風格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真正的美存在於大自然、大社會。學校可以啟發你認識美，但你得行萬里路，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尋找美、體驗美、創造美。
1948年新學期到1949年，是我人生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1948年秋天，應徐悲鴻先生邀請，我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前身）圖案科擔任講師，正式肩負起以美育人的重擔。
記得到北平不久，北平就解放了。那時百廢待興，我們圖案科的設計任務相當多，我常帶領圖案科一個班的學生們四處佈置會場。那時，人民大會堂尚未建成。我們學校在市中心的王府井金魚衚衕，故而一些重要會議常被安排在學校的禮堂舉行，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是在藝專大禮堂舉行的。在佈置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大會場時，我結識了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美術編輯婁霜同志。次年4月，他找到我，希望我也為團旗的全國徵稿投上一稿。他說，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是圍繞在共產黨周圍的先進青年。我於是有了靈感：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畫一個圈吧。“五角星”代表黨，“一個圈”是指共青團員們。從平面構成這一設計基礎分析，這個“圈”是一條圓形線，這條線是由無數的點組成的，象徵著黨的周圍團結著無數優秀青年。這樣，團旗的設計草圖就誕生了。
侯一民曾是藝專地下黨支部書記。1949年，他介紹我進黨訓班學習。學習結束後我鄭重地向黨組織提出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並光榮地成為黨組織的一員。自此我的一生與黨、國家、人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這年9月，我接到新任務，為開國大典繪製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當時，距離開國大典只有二十天左右，時間緊迫。於是，我和愛人每天起早貪黑，帶著乾糧、拎著暖水瓶登樓作畫，一畫就是一整天。巨幅創作與一般繪畫創作不同，最難的是控制比例。所以我們倆做了一個粉線袋，像木匠那樣彈線、打格子，把十多釐米大小的照片等比例放大後，才完成後續創作。1949年10月1日，一幅高約六米、寬約四點六米的毛主席畫像終於如期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當天下午，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就站在我畫的那幅畫像的正上方。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側，親耳聽到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親眼見證毛主席按下電鈕後第一面五星紅旗徐徐升起，那種心情是難以言表的激動，那一刻令我終生難忘。
新中國成立後，國徽的設計事關重大。國徽設計是集體設計，有兩個設計小組參加，一個是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一個是以張仃、張光宇和我為主的中央美院設計小組。這枚凝聚集體智慧的國徽，給人以光明、厚重、堅實之感，彰顯了東方特色，質量和觀感俱佳，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徽形象之一。我為能成為國徽設計者一員深感榮光。
1950年開始，我陸續參與第二、三、四套人民幣的設計並承擔人民幣票面總圖設計工作。自第二套人民幣起，設計思路就強調要具有中國特色。為蒐集更多圖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傳統的圖案，我帶著速寫本去了故宮、頤和園、雲岡石窟等地，從那裡的石雕、欄杆、器物上尋找圖案。畫了大量速寫之後，才從中挑選出一些比較滿意的圖案。一直到第四套人民幣，我們設計組五人行程萬里，體味我國各地的自然與民風。五人一心的無間合作，使這三套人民幣隨時代而變化，都煥發著我們中國人熟悉的、親和的氣息。
很多人說我是快手、多面手，其實我的畫功也是不斷磨練出來的。以前，有不少人要我給他們畫像，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畫得“有點像”，一定要畫得“很像”，要“神似”，這樣人家高興，我也練了基本功。平時無論出門走到哪兒，我都會帶上寫生的行頭，把自己關在家裡閉門造車是“憋”不出好作品的。對新鮮事物感興趣，多看、多想、多動手是我的習慣。有人問我都這麼大歲數了，還能畫嗎？原來作畫於我是生活的一部分。現在已過百歲，大腦變小了，做不了“快手”了，但看到美好的自然、美好的藝術，仍然會衝動、仍然想動筆……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的一些設計和繪畫創作很榮幸得到了人民大眾的欣賞。身處盛世，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優秀青年輩出，他們會比我做得更好。中國和中國美術的未來將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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