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子萬
引言：1971年9月13日，林彪、葉群等人陰謀敗露後，在山海關機場倉皇乘三叉戟飛機叛逃，後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這就是“九一三”事件。本文作者當時為駐山海關機場海軍航空兵某師副政委，參與了事件後機場的善後處理工作，本文就是他的回憶……
1969年末，山海關機場歸屬海軍航空兵某師建制，師部當時駐遼寧錦西縣城，我在該師任副政治委員。1971年8月下旬按全國、全軍統一佈署：我師在錦西開師黨委擴大會開展“批陳(伯達)整風”。9月10日下午會議結束，原計劃11日起還要開三天常委會討論工作，然後再重新分工下部隊，因而9月12日午夜沒有師的領導幹部在山海關機場。
1971年9月13日早晨我還未起床，一陣緊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床上驚醒，電話是師政委打來的，他說：“老楊，在午夜接到山海關機場一個電話，說山海關有事請領導馬上去，我和師長商量後師長連夜去了山海關，剛才又接到師長由山海關來的電話，說山海關有事你和副政委都要來，也沒說什麼事，我看咱們這就動身去吧！”這樣，我就和政委帶政治部一名副科長乘早6時的火車由錦西去山海關機場，開始了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的善後處理工作。
◆墜毀的256號三叉戟飛機。
上午8點多鐘到山海關車站，來車站接我們的同志只說了一句“好像有一架飛機出了事”。乘車到機場營區見部隊秩序一切如常，我們將手提包放到招待所後即去位於中央停機坪一側的調度室樓下會議室，見到師長時他只說了一句“等機場領導到了再談吧”，10多分鐘無人說話，氣氛顯得緊張、壓抑。這時我們已經知道昨夜林彪、葉群等人不聽勸阻，強行登上256號三叉戟飛機起飛，後來飛機掉了下來。作為基層指戰員，當時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內幕，我們知道的只是山海關機場的局部，此前我們也沒聽到類似毛主席南巡談話那樣關於全局情況的傳達。現在處理善後事宜也沒有中央的具體指示和授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從一般原則和黨性出發考慮我們的職責應作和能作的工作，以我自己當時的水平而言深感困難。有些事需要從黨的最大利益出發處理並對此承擔責任。非親身經歷，大概不易體會其工作難度。
約在上午9時左右機場領導幹部到達，我們師黨委正副書記3人，機關人員1人，在航行調度室樓下會議室開始彙集情況。
機場主要領導從航行調度室9月12日23時05分接到當時海軍政委李作鵬電話傳達周總理代表中央所作的“256號飛機需經批准才能放飛”的指令談起（此時還不知道李作鵬傳達時有篡改），接著談機場領導研究情況，隨後用電話向李作鵬進一步核實中央指令，並請示如果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答：報告周總理。
這時大家意識到保密問題的重要性，將原來與會人員每人都在作記錄，改為由機關工作人員1個人作記錄。
接下來由當時在停機坪工作的機場領導談在停機坪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256號機12日晚到達山海關機場時的情況。當時林彪、葉群等乘車到機場停機坪在沒有登機專用舷梯情況下而用飛機本身的舷梯倉皇登機。256號飛機駕駛員在沒有得到航行調度室批准情況下，慌忙開車強行起飛，這時北戴河警衛部隊乘車趕到機場停機坪，得到命令後，機場負責人急令在場的加油車駛入跑道阻攔飛機強行起飛。256號機向北加速滑行，由加油車旁滑跑經過，機翼航行燈撞上加油車頂蓋的鋼筋，並將其撞彎。
◆圖為林彪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起飛的時候撞到了加油車，有些飛機碎片散落在地上。
這時，有位師領導插話問及林彪登機時有沒有見別人對林彪強制推拉的情況，目擊者答說“沒有”。
在接著繼續彙集情況時，一位師領導接了北京李作鵬的一個電話，他當即向所有在場同志作了轉述，李作鵬電話意思是說，他傳達：周總理的指令是256號機必須經“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批准(共同)才能放飛，而不是山海關調度室記錄的必須經“周、黃、吳、李四人中的一人批准才能放飛”，要求更改記錄。對此事機場領導在會上又複述了李作鵬的原話以及李還說“誰批准的要報告他，要負責”等佐證的話，接著又要調度室主任拿來了調度室原記錄簿。查考原記錄無誤，大家囑咐一定要妥善保管記錄，一字也不能改動!經討論，大家都不同意李作鵬的改動要求。接下來繼續彙集情況和研究工作。
接著談的是北戴河警衛部隊到達停機坪的情況，談到256號機原機組部分人員在飛機倉皇強行起飛時，沒來得及登機而留在了機場，共有9人即256號機原機組人員6人，另不明身份男女各1人，空x師調度室1人。談到對他們現已看管，但不大服從管理的情況時，會議當即確定對這些人嚴加分別看管以待中央審查，人員不能死了，不能跑了，不允許他們之間相互交談。對他們所攜帶的物品嚴加封存以待移交中央檢查。我們此時也意識到我們並未得到中央授權具體處理問題。因而我們對256號機組人員不作具體詢問，對物品不作逐件檢查。
上午會議結束後，我們集體視察了對256號機組人員、物品的具體看管情況，並對機組人員進行教育，要他們以老實的態度等待接受中央審查。
午飯後，我與一名副站長按分工去中央停機坪向仍在停機坪的加油車司機、油料科長了解他們目擊現場情況以及開車阻攔256號機強行起飛時的具體情況並由副站長作了記錄，對他們的工作給予肯定並進行了保密教育。然後我們攀上油車察看了被撞加油車蓋的把手，只見手指粗的鋼筋T字型把手已彎成90度角。
◆周總理處理“九一三”事件所在的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辦公室。
13日我們在邊彙集情況、邊等待中央來人中度過，以我們過去在飛行部隊的經驗看，過去每當部隊出現一般飛行事故時，上級工作組都會迅速來部隊領導協助處理，何況是如此重大事件呢!我們當時不瞭解中央處理全國工作繁忙的情況，以後中央也沒有派工作組來山海關機場。
14日晨約四五點鐘，師長派人來招待所找我和政委去調度室樓下與機場領導一起討論剛才接到的李作鵬電話。李通知把256號機遺留下的空軍有關人員送海軍機關。我們同意送人並討論了送人方案。大家的著眼點是保障半途不出問題，安全送達北京，具體方案是分兩批乘火車(軟臥廂)送往，按兩人監管1人的比例派人，這樣可防萬一。討論完畢機場即派人去山海關火車站聯繫車。這時我們看錶已近早6時，乘6時的火車已來不及了，後來實際分乘了早8時和午12時兩趟車去京，途中由師長親自負責。我們正在辦理此事時北京海軍司令部又來電話，要我們考慮是否用汽車送往，我們經商量認為用一二輛汽車長途送人很不安全，而仍堅持乘火車的原議。當師長送人回來時說，在北京交接現場聽海軍機關人員講“當晚中央即要此批人交待的情況”，我們以為此事已經辦妥。
這裡還要提及的是，13日隨著情況彙集進一步明朗，我們已意識到我們當時的工作必須嚴格遵守組織原則以及保密原則，這兩者之間又有密切聯繫。我們師的直接上級機關駐山東青島市，中央指令是經海軍越級下達到山海關機場的，事件相關人員又是屬於中央的，我們如仍按平時的按級請示報告顯然已不適宜，而我們師在此以前和以後通信聯繫卻不能直達中央。
14日晚我師在青島上級機關的一位領導率工作組乘船經秦皇島來山海關機場，他們聽了師及機場領導同志簡要彙報後，這位領導對我們說（大意是）：有毛主席領導，我們什麼都不怕，歷史上就出過張國燾事件，你們要作好保密工作，否則你們掉腦袋是小事、黨的事業損失是大事。工作組連夜離開了山海關，走前他們轉告我們說：“他們來此未經中央授權故不能在此處理此事。”在他們離開前，我們向他們建議，請他們不要帶走任何有關山海關“九一三”事件的材料，他們同意了這個建議。
◆“九一三”墜機現場。
13日、14日兩天概括起來我們共作了三項工作。即彙集了林彪乘256號機倉皇出逃的前後情況並如實向中央作出了彙報;將256號機組未來得及登機遺留在機場的人員及其所攜帶的物品妥送北京接受中央審查;作好山海關機場保密教育。事後的實踐證明山海關部隊沒出現洩密的事，保證了中央調查工作的圓滿進行，這是我們備感欣慰的。
事後根據我自己的工作記錄回憶，林彪是7月18日由外地乘專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去北戴河的。當時部隊正在傳達中美會談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按照我們單位的分工我7月12日-15日在別的部隊傳達，15日到山海關機場，18日上午由高炮部隊回到機場接到航行調度室通知下午有專機來，我即按通知時間與我師塔臺飛行指揮員、機場領導五六人去塔臺停機坪接機。第一架降落的是“安26”運輸機搭載兩輛專用汽車，空x師的一調度室負責人和一飛行指揮員。第二架飛機是林彪的專機有葉群同機到達，此機降落時塔臺飛行指揮員已換由空軍來的指揮員擔任，第三架飛機是林彪的警衛部隊。林彪在機場沒停留，下機後即乘車去了北戴河。
9月21日，“九一三”事件善後工作告一段落，中央、上級對山海關部隊未作進一步指示。我們幾位師領導離開山海關回錦西師部，行前將處理此次事件的工作材料移交機場領導過目後交機場保密室保存，並註明材料份數用途以備查考，我們不帶任何材料。我們對部隊進行教育的同時，我也認識到這首先應是對我自身的要求，這和其他工作一樣，要由我們自身做起才能做好，我們當時想此事以山海關部隊接觸人員為限，除向中央報告外，其他上級單位都暫不報告以待中央指示，當時也想到我們這樣處理是要承擔一定風險的。在以後的“批林整風”運動中沒有發現有山海關部隊對“九一三”事件任何洩密而造成對中央工作干擾的事。同時在整個清查林彪大小艦隊成員中，其成員許多人在山海關起降過，我師部隊成員上下無一人與他們有違背原則“非組織性”接觸的事，我也為我師指戰員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堅強原則性和堅強黨性而自豪。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轉載請註明轉自《黨史博採》。
侵權必究
更多精彩內容敬請關注
黨史博採微信公眾號：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