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櫟陽城遺址：秦國舊都、商鞅變法起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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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曾有過諸多亂世，亂世出英雄這句話一點沒錯。有著大一統思想的華夏民族，分久必合是大勢所趨。其中春秋戰國時期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的產生。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諸國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拉開了秦國變法的序幕。

我們都知曉咸陽是秦國的都城，但，秦國曆史上也曾有過遷都的行為。文獻記載，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國都城由雍城遷至櫟陽，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此實施了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商鞅變法”，使秦國強大起來，為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所以說櫟陽城是商鞅變法的起始之地。

如今櫟陽城遺址位於西安市閻良區中部，地處石川河與清河匯夾之地，北依荊山，南眺渭水，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末項羽三分關中稱三秦之地，櫟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的都城，漢高祖劉邦也曾一度以櫟陽為都城，其父即葬於櫟陽城北，不過東漢以後這座城市逐漸沒落了。

櫟陽城遺址傳承悠久，是歷史文化遺產財富的寶庫，這座城市在中國古代史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從古至今，史書典籍中都有著它的身影。相傳，大禹治水的時候曾到過古櫟陽北邊的荊山，為了平息這裡的水患，鑄造了一座鼎鎮壓於此。這也是荊山鑄鼎傳說的由來。到了商代末年，周代早期。周文王姬昌，為了為斷芮虞之訟，決定打通岐山到芮虞的道路，這條古道在周文王的支持下，很快修建完成。由於古櫟陽在這條古道附近，所以道路的通暢、交通的發達使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西周時期，周武王定都鎬京。櫟陽城處於其周邊，相當於郊區和市區的距離，是西周的京畿之地，地理位置突出，從西周都城東北方向通往今山西所在就必須經過櫟陽。同時，它相對於其他鄰近城池的繁榮，使得西周王室喜歡把這裡當作畋獵之地。

到了春秋時期，由於在櫟陽的西面有周人的舊都岐周、豐京和鎬京，東面可沿渭河出函谷關直達廣闊的中原，北面可渡過黃河沿汾水到達魏國趙國，也可直接到達黃河以西遠至河套的廣大地區，交通十分便利。司馬遷說櫟陽的地勢是“北卻戎狄，東通三晉”。於是關中早期城市櫟邑就在這裡形成了。秦晉兩國在岐芮道上進行了頻繁的爭奪戰。公元前562年，秦攻取了晉國的櫟邑（即櫟陽）。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都自雍城遷至櫟陽，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遷都至咸陽。秦末楚漢相爭，項羽三分關中，櫟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之都城。漢王劉邦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奪取關中後，亦以櫟陽為都。至七年（公元前200年）才遷都長安，而漢太上皇仍留居櫟陽，死後也葬於城北塬上，即太上皇陵。

櫟陽城遺址對秦漢歷史、秦漢文化及文化遺產都提供了新的物化載體。中國考古相關部門對其先後兩次發掘，第一次發掘出三條街道、六個城門，第二次發掘出三個城門、十三條街道。全城呈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長2200米。發現了冶鐵作坊遺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為櫟陽製造，說明櫟陽還是秦國冶鐵和兵器製做的重要基地。還發現有戰國晚期銅釜，內裝八枚金餅，其中一枚用陰刻篆書寫著“四兩半”字樣，當是顯貴或富商大賈所遺留。司馬遷說櫟陽“亦多大賈”，說明這裡的商業十分發達。

在對櫟陽城的考古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介紹，在對古城內遺存的發掘中，陸續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瓦當等建築材料。“大型建築基址中發現的長73釐米，最大徑63釐米的巨型筒瓦、夔紋大瓦當殘片、空心磚踏步道等指標性的遺物遺蹟，揭示出這些夯土建築應為秦高等級宮殿。”劉瑞說，出土器物殘片上的“櫟陽”、“宮”刻文，確認了古城是“商鞅變法”發生地的“秦都”。據瞭解，瓦當是用來固定瓦的建築構件。遼寧綏中秦碣石宮遺址、秦始皇陵等高等級遺址，曾經出土過體格巨大的夔紋瓦當，一般和此次櫟陽遺址出土的筒瓦配套使用。筒瓦擺放在屋脊上，兩頭用夔紋瓦當擋住，使用其的都是大體量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