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灘的海關大樓，是外灘“萬國建築博覽會”中比較惹眼的一幢建築，落成於1927年。正面四根希臘多立克式立柱，氣勢極為磅礴。正門底層天花板用馬賽克拼成歷代戰艦圖案，工藝精湛。海關大樓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上海的最高建築物。

海關大樓設計稿

1927年建成的海關大樓

在其頂部安裝的大鐘樓，最早可追溯至1893年第三代海關大樓。現今的鐘樓系1927年建成，完全複製於西敏寺的大鐘，鑄造後自倫敦海運至上海吊裝。自1928年元旦零時後，每至一刻鐘及整點，大鐘演奏西敏寺鐘聲，一個多世紀以來不絕如縷。如今演奏錄播的《東方紅》樂曲。

海關大樓竣工前，安裝大鐘

若從1893年的大鐘算起，上海海關可說是中國第一個安裝鐘樓的建築。在我看來，這座大鐘正是中國進入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標誌。上海乃至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精準計時的時代。列車時刻，公交車，大學上課，工廠下班，戲院排班，商店開門，都在一個統一的時間秩序之下。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上海，正在形成一個顛覆古老中國的秩序。第一盞路燈，第一個抽水馬桶，第一個現代商場，第一個現代銀行，第一所教會大學，第一臺汽車，第一份報紙，第一個消防站，甚至第一次模特大賽。從此，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上海也一直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

飄揚在外灘的《東方紅》報時樂曲時刻在提醒著上海，這座城市已經今非昔比。十里洋場時代的上海已然是枯黃的歷史底稿，但卻為今日之繁華上海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葉凱蒂教授的《上海愛》與葉文心教授的《上海繁華》是最近幾年內寫上海比較驚喜的兩部著作，在我看來，這兩部著作的核心就是上海以及中國的現代性。

洋場與洋化

最早來到上海的英國人，似乎要在這裡複製一個新的倫敦，就像他們在香港做的那樣。每天抵埠的輪船從歐洲帶來各種各樣中國原本並沒有的東西，從廚房的香料、高腳杯到外灘的燃氣路燈和柏油馬路。洋人們像租了一個毛坯房，全部用進口的豪華材料裝修，一切都是新的。

一座按照歐洲模式建立的現代都市在黃浦江邊崛起了。新式的大學與銀行出現了，期刊和報紙出現了，公交車和輪渡船出現了，會計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出現了。地產中介、婚姻中介、翻譯買辦等依賴信息壁壘謀生的行業不斷湧現，已經無法用士農工商這樣粗疏的分類去定位這座城市裡忙碌的人群。

1930年左右的上海外灘

和內地城市相比，上海是一箇中國人經驗之外的地方。琳琅滿目的商品擺在玻璃櫃子裡，大面積的商品海報貼在街邊的牆上，炫目燈光照耀的下的各種食品令人垂涎欲滴，而用刀叉切下去的一塊牛肉居然還淌著血。洋人們坐著敞篷馬車，挽著高髻深目的藍眼睛女人從街市上呼嘯而過，腳上的皮帶涼鞋露出染著顏色的趾甲。

從南京秦淮河畔跑到上海租界的姑娘們，開始用一種新的方式謀生。她們的照片被刊登在報紙和雜誌上，供那些慾火焚身的男性指指點點。放棄科舉的小知識分子因為可以在報紙上連載白日夢一樣的小說而暴得大名。從廣州湧來的一批懂粵語以及洋涇浜英語的買辦，輕輕鬆鬆可以去蘇州捐一個小官職。一切都不一樣了。

中國的士人，發現在“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之外，還可以去上海租界寫時評，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寬闊起來，而且這裡的花花世界比起一個地方官署來，更新奇而刺激。晚清的小說《官場現形記》裡就寫過，去上海買機器的山東地方官沉溺於長三堂子不能自拔而棄官不做。

圓形尖頂的教堂，寬闊平坦的公園綠地，準時快捷的有軌電車，繁忙喧囂的貨運碼頭，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整潔安靜的西式醫院，威嚴莊重的工部局，這是一個新的空間，是用進口商品和外國建築搭建起來的往高度上拓展的空間，城市功能和人的生活有更多想象的空間。

《圍城》裡的方鴻漸留洋回來，似乎只有上海能去。他寧可自己在外租房居住也不願意和前來逃難的父母同居。這似乎顯示出，在上海，個體正在完成對古老家族的逃離。大的企業都會給員工分配宿舍，年輕人從宗族的一份子變為經濟獨立的個體，“市民”的概念被廣泛接受，寧波、蘇州的農村與“大上海”成為對立的一方。

伴隨著洋人的生活方式而建立的上海（至少是租界）秩序，對古老中國造成了巨大的視覺及精神衝擊。但很多中國人立即發現，這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種更有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情趣、審美、消費的快樂，都在城市生活中被極大地滿足了。人的價值被大大彰顯，人的意義開始變得重要。

上海跑馬廳

這就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意味著生活和舒適度和便捷度的不斷提高。在另一維度上，也意味著權力和財富的重新分配。為什麼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就是因為這裡的權力及財富的分配格局與內地中國決然不同。越早洞悉這裡的規則，越早進入這樣的城市生活，將在後來決定了很多人和家族的命運。

簡言之，上海是座“西洋化”的東方城市。

女性與消費化

從來沒有一箇中國城市像上海那樣，街頭有那麼多漂亮女人。這是150年來很多人在文字裡留下的感受，歷史的記載同樣如此。這個中國第一次舉辦選美大賽的城市，在19世紀下半葉就已經直選美女了（見葉凱蒂《上海·愛》）。最早是因為躲避太平天國的秦淮女子到滬，遇到了媒體、小知識分子以及舞臺，使得她們從邊緣進到中心。

小說《孽海花》以賽金花為原型，描述了一個完全能夠融入西式生活、在歐洲上流社會談笑風生的新女性形象。彩雲的這個角色，從傳統中國的閨閣中走出來，擁有了西方文化下的公共生活。在早期上海，女性這種公共生活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葉凱蒂筆下的上海書寓，正是中國女性介入公共生活的開端。而真正引發所謂女性解放，是新文化運動時之後。

在上海這座遠東最時尚的城市裡，女性逐漸成為一個消費符號。月份牌上和雜誌封面上，都是這種新式女子。在講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閣紀律的中國，這種大規模公開展示女性形象的行為幾乎是第一次。捲髮，連衣裙，婚紗，這些舶來品迅速變成上海女性青睞的物品。滿清宮廷裡流行的那種“花盆底”的髮型，被視為一種保守形象，而且並不美。

美女月份牌

頭油，雪花膏，脣彩，香水、護膚品，牙膏，沐浴露，進入各大商場的玻璃櫃臺，在大瓦數燈光下展示出神奇的功效。其實上海早在150年前就進入了看臉時代，顏值即正義。美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追求，也是一種價值追求。在巴黎和倫敦新發布的時裝，短短兩個月後就會進入上海，全球的著名服飾品牌都雲集在南京路上。

上海街頭的雅霜雪花膏廣告

商業發達的上海，為中國的女性解放提供了相當的支持。林立的商場與各類店面，提供了為數驚人的工作崗位，使得上海周邊的青年女性不必再依賴父與夫，三從四德之類的傳統教條也被打破。女性從傳統家庭出走，在城市裡尋求獨立的生活，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大主題，比如魯迅的《傷逝》。

辛亥鼎革之後，普遍教育權的落實，讓上海多出來很多女大學生，她們和電影明星、社交名媛一起，引領著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時尚，並且是以人性解放的名義。宋美齡的照片登上了《時代》雜誌，外交家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照片，甚至登上了VOGUE雜誌。這時候的花樣更多，除了各種西式帽子之外，絲巾、眼鏡、皮鞋、包包，女性服飾消費是上海商業領域中的大宗。

民國時尚icon黃蕙蘭

發達的媒體，把上海這種消費觀念用美人做封面的畫報傳遞到了內地。月份牌和美女成為上海的代言人，雪花膏的白鐵蓋子上、美麗牌香菸的煙盒上、甚至中藥的包裝紙上，也都是這種性感的勾人形象。商業領域默認女性的消費能力排名第一，至今，天貓的數據還在證明著這一點。

大幅照片和玻璃櫥窗讓上海產生了廣告業。設計師和文案，共同在營造一種感官刺激和吸引力，略有色情意味的海報，激起了身體的慾望和佔有慾，但當然最終還是要出售商品，一種“消費即幸福”的感覺被營造出來。當然，今天我們在晚上走過外灘和淮海路，也會有同樣的感覺。

上海的商業化

我常常記得，小時候家裡的工業用品基本都是上海製造。標準牌縫紉機、永久牌自行車、蝴蝶牌手錶，甚至手電筒直接叫“上海牌”。我小時候對上海的想象，就是一排排冒著煙囪的大工廠，因為教科書裡上海是“新中國的工業基地”。在浦東建設之前，上海的確也是中國的工業重鎮，但這並不是上海骨子裡想做的那種，這個戲路不太對。

上海就應該是那種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消費型城市啊。新中國的上海，那是蘇聯化的上海。我的上海朋友跟我說，直到1982年上海賓館建成之前，上海最高的樓還是三十年代的國際飯店，可想而知，從1949年到1982年，上海的天際線是沒有變化的。這是後話，略過不提。但不論如何，上海最初的定位不是這樣子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南京路

在上海的商業資本從一開始就與傳統中國的商業拉開了界限。傳統中國裡對商人有泛道德化的要求，認為成功的商人必然也是一個道德模範，是熟稔聖賢之書的。對一位商人的最高要求是，他得像一個讀書人。而上海不是這樣的。上海的買辦必須具備某一種專業能力（比如外語）才能賺錢，易言之，這種職位有其專業性，不是人人皆可為之，更不是傳統中國商業裡那種低買高賣的邏輯。這種新商人階層與傳統儒商是截然不同的。

上海的新商業把金融家、製造業者、企業家、工程師、記者、翻譯等不同職業拉到了同一個空間之內，並用新的方法解決人與人、人與信息、人與商品的之間的關係。許多人開始以翻譯、經紀、中介為主業，信息壁壘被打破，各種資源得到更高效的配置，這才是上海構建一個新制度的基礎。

1862年，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的唐廷樞，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英漢辭典。隨即，許多在上海工作的洋人和華人一起，編纂了相當多的報紙、雜誌，來普及新的商業知識。從商不是過去晉商、徽商那樣立地成商，從商有專業門檻，需要具備專業知識，需要通過學習去掌握這些知識才可以從商。於是出現了語言學校和商業專門學校，隨後出現了商學院。

與此同時，商人們開始向政府灌輸這樣的觀點：商人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就要保護商人的利益。這種要求已經非常接近現代國家的國家責任，並且使得國家明確自身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在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裡，能夠讓主政者意識到這一點，已經非常難得。

清政府於是成立商部，制訂相關領域的法律，來因應國家轉型過程中商業現代化的需求。民間的不斷嘗試，促使官方做出反應，進而刷新改革。當然，政府也由此輕而易舉地控制商業，甚至與民爭利，比如成立相當規模的官督商辦企業。盛宣懷系秀才出身，但因為督辦輪船招商局等事有功，最後官拜郵傳部大臣。

這一切都與一整套新的思維有關，即市場滿足需求的思維，經濟主義的思維。不僅如此，買辦們迅速把這一套新思維和舊有的中國官場傳統結合起來，即錢可以撬動權力。官場的關照自然少不了，甚至直接跑官買官的也大有人在。前文所述的唐廷樞，還有鄭觀應，都是做買辦（其實是職業經理人）發財，捐了一個補缺的道臺。

有先例在前，江南的大家族，也就不再孜孜以求把孩子送到南京科考，年輕人還有一個出路就是去上海學商。如果實在是貪戀功名，有了錢可以捐一個嘛。並且，這些new money迅速發現，中國的官場更喜歡他們。財富侵蝕了權力之後，讓人們接受了“金錢就是權力”的觀點，也消解了中國原有的商業領域中的倫理道德。

從商品到消費到生活方式，上海形成了非常發達的商業文化，締造了中國現代性的源頭之一，也開啟了中國城市化的序幕。誠然，商業讓城市更美好，但上海也被妖魔化為一個使人墮落的銷金窟。在各種舊小說裡都有非常細緻的描述（比如《海上花列傳》、《九尾龜》）。有的年輕人，髮妻在內地鄉下，但在上海另結新歡，而回鄉就像一場夢魘。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舞廳

擁抱城市化的年輕人，如方鴻漸這樣的，在無錫鄉下呆了兩天，堅決要去上海。因為上海的小家庭可以對抗鄉下的大家庭。在空間以及意識形態上，城市和鄉村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城市的小家庭享受著城市的便利，個人創造力有發揮空間，而鄉下則意味著生活的不方便，以及保守落後的觀念。這些人共同建構了一個新上海人的群體，併發明出自身的身份認同。

中產階級與共產主義

城市生活誕生了中國的第一批中產階級。稱一個人是典型中產階級的一員，即意味著他相信透過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過上自給自足的中上階層生活，家庭和諧美滿快樂，社會階層會不斷向上延伸，生活和大環境會越來越好等等。這一套中產階級價值觀念即產生於近代上海。

二三十年代，一個上海普通工人的薪資，足以養活含鄉下父母在內的全家七八口人，假如上海的小家庭是雙職工家庭，那簡直就是令人豔羨的富裕階層了。而要在城市討生活，就必須得有專業知識，獲取專業知識的唯一途徑是上學。專業學校、夜校提供了這樣的就學機會。江南農村的年輕人，則堅信這件事：通過對專業知識的學習，就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就能安身立命，甚至光耀門楣。當時的上海夢就是如此。

年輕人從周邊的江南各省乃至中原、嶺南紛紛湧入上海，認為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月份牌上，一個標準中產階級家庭有兩個孩子，一雙貓狗，住在洋房裡。他們可以在週末坐上黃包車去國泰大戲院看戲，大人孩子都西裝革履，然後去張園看當年的網紅穿著白紗裙比賽放風箏。如果不是被鼎革中斷，他們堅信這樣的好日子是可以繼續的。

國泰大戲院

中國人對知識的崇拜，過去是因為知識帶來權力，即學而優則仕。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對知識的崇拜，大都是因為知識帶來金錢。新興商業階層幾十年的努力使得人們相信，有專業知識是一個商人得以致富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知識是商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商業由此帶動了教育、出版、新聞、影視等文化事業。

上海是全中國最發達的媒體基地，各個陣營的報紙如雨後春筍。國家的宏大敘事日益進入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主筆們鼓吹國家的前途命運與個體責任有關。與商業領域的“國貨運動”相關，蓬勃的民族主義熱潮也在城市形成，大學生們經常上街表達自己對國家前景的看法。知識分子則在報紙上寫文章鼓吹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其中一些人認為，上海是資本家的上海，並不是勞工的上海，應該成立工會去處理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在上海這個地方，經濟地位決定了一切。一些人認為財產才是決定個人社會身份及地位的唯一標準，人群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資產階級則是不道德的剝削者，很難成為社會公平的代言人，而無產階級則具備誠實、勤奮等美德，反抗被賦予了一種道德上的正義。

在三十年代中日衝突一觸即發的背景下，他們告訴民眾要爭取整個民族的解放，就要放棄個體的自由，來追求一種集體的安全。中產階級的進步主義論述遭遇到了民族議題和國家議題的挑戰。同時，左派分子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私有制度和市場法則並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理想中的中國應該有一個威權式政府，由國家來代替小家庭和大家族，接管家庭的任務，照顧到個人和家庭的幸福。

上世紀30年代長期駐滬的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曾著有《上海時代》一書，他眼中的上海，是個提前步入現代的中國都市。他說，在公共租界裡，至少在表面已實行著現代的都市行政方式，數百萬中國人受其蔭澤。至今，上海仍被認為是中國行政效率較高的城市之一。西式的現代行政思維依然影響著主政者，也讓這座城市形成中國最為典型最為發達的市民社會。人們嚴守人我之界，理性適應外部環境，恪守著大家公認的生活原則。

四十年代收回租界權之後，後來經過建政後的數次衝擊，但今天仍可隱約感覺到此種城市性格。這已是上海最為重要的文化因子，潛移默化著新舊移民，在過去紛亂的紅色工業年代裡，維繫著這座城市的根基。但是在紅色年代裡，上海以否定自身的過去為代價，去探索了一條工業化的路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放棄了自身“摩登”的特質。

某種角度說，上海近20年的高速發展，其目的是再次構建一箇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組成模式。姑且不論其效果如何，但至少在表面上，這個城市完成了一次現代化轉型。以上世紀90年代的浦東金融中心建設為旨歸，上海試圖讓外界忘記她作為租界的榮耀與屈辱，從而在全球化背景下，開啟一個新的上海時代。或許主政者認為，開埠170年以來，今日才是上海最為榮耀的時刻。

上海是善變而留不住記憶的，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身經數變。從遠東最重要的經濟中心變為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上海脫下旗袍穿上了中山裝。而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上海的知識分子卻努力重新發掘出上海的精神，從十里洋場裡尋找上海最原始的氣息，果斷拋棄了革命和工業的敘事窠臼，重塑了這個城市的認同。於是，霓虹再次閃爍，海上依舊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