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文：戰鬥在黎明前的十里洋場

王泠一

大浪淘沙盡，歲月如歌還。在紀念上海解放七十週年的日子裡，我再次精讀了這本驚濤駭浪的《策反英傑——王亞文傳奇》。王亞文，湖南醴陵人；一九一零出生於務農世家、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對寬裕而在當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學基礎教育。他的理想本來是做個讀書人，但亂世總是激盪著他的書桌。他十三歲就參加了安源路礦大罷工，結識了劉少奇和李立三；兩年後成為中共黨員。他十六歲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是一個宿舍同學。黃埔期間，他參加了東征和北伐；因英勇戰鬥、身先士卒被周恩來譽為“小鋼炮”。他十七歲，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之後他還考入北京大學並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二十八歲開始，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下，王亞文成為我黨隱蔽戰線的骨幹。

皖南事變的消息，就是由王亞文第一時間傳入重慶周公館的。1941年1月16日，王亞文與幾位朋友拜訪程潛，正說到興奮處，蔣介石打來電話。接電話後，程潛神情異樣地對在座的人說：“剛才蔣委員長來電話說，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擊斃，要我今晚去開會，明天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新四軍的番號。”王亞文內心很震驚，瞅準機會藉口離開，避開特務耳目，冒險立即由密道進入周公館，彙報這一重要情況，使得黨中央及時作出應對決策。蔣介石獨裁政權宣佈取締新四軍番號僅三天，延安便下令重建新四軍軍部，領導新四軍堅守長江南北。

1947年3月，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即將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共中央軍委決策核心就以其前瞻性戰略眼光的預見到——“蔣介石必定會在上海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擲”，決定先期選派精幹、忠誠的骨幹在國民黨反動政權駐守於上海的軍隊中進行策反，使解放上海時發生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在選派骨幹人員的討論中，董必武提議此項任務非王亞文莫屬。肩負特殊使命的王亞文，化名張子舒潛入上海。在董必武指示下，由時任華東野戰軍對敵作戰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沙文漢（後為新中國首任浙江省省長）代表劉伯承和陳毅、粟裕領導王亞文工作，並正式任命王亞文為上海策反工作組組長。由此到1949年5月27日即二十六個月的時間裡，王亞文開啟了自己一生中最為波瀾壯闊的諜海生涯。

這二十六個月時間裡的驚心動魄，長期以來並不為人所知；甚至不少專業的黨史工作者和研究人員也是所知甚寡。我是一九八五年從上海延安中學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兩位青年講師張濟順（後為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和張雲（後為上海黨史研究會會長、教授），分別給我和同學們講授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他們熟悉的都是解放軍三大戰役等正面戰場，對於上海如何迎接解放主要聚焦在復旦、交大、同濟等高校的青年學生運動上。關於隱蔽戰線的鬥爭和革命先驅的大智大勇，我和同學們主要還是通過《永不消失的電波》、《渡江偵察記》、《戰上海》等中學時代就已熟悉的經典影片來了解一些皮毛的。畢業於復興中學的孫崇文和餘春雷同學，曾經在主題班會上很自豪地介紹過魯迅在虹口、紅色電波在虹口等上海的往事。餘春雷同學的家，就住在魯迅公園（當時叫虹口公園）對面的黃渡路；她陪我瞻仰過鄰居的家——李白烈士的故居，那時這故居還沒有向公眾開放呢。而另一位上海籍的同學屠寶迪，則明確地告訴過我，和唐朝大詩人同名的李白就是《永不消失的電波》中李狹的原型。

但我在很長的時間段裡，對王亞文前輩是一無所知的。我聽說王老前輩的大名，已經是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了。記得是建黨七十週年即一九九一的上半年，我當時是社科院研究生的學生會主席、算是進步青年。社科院黨委書記嚴謹、研究生部（現在叫研究生院）主任胡振平研究員和我的導師李華興教授，都希望我能夠在研究生中帶頭學習中共黨史、去了解上海迎接黎明的艱辛歲月、並且參與搶救地下黨前輩的口述革命回憶錄。我很莊嚴地投入了這份研究型工作，也一心想整理出一些革命鬥爭的寶貴史料。經組織安排，我在華東醫院見到並採訪了陳修良老前輩；她就是沙文漢的夫人！陳修良是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同志、她的入黨介紹人是向警予，她是南京最後一任地下黨市委書記、之前的八任書記都犧牲了。我採訪時，她的身份是上海社科院黨委顧問、正在病榻上奮筆疾書革命回憶錄。交流當中，她絲毫不談自己的驚險往事、哪怕是曾經的出生入死的片斷；她主要和我敘述了潘漢年的不朽功績，還提到了我極為陌生的王亞文先生。陳修良老人家瞭解到我高中畢業於延安中學、大學畢業於復旦歷史系但又第一次聽說王亞文的大名之後，很不滿意！因為上海解放後，王亞文先生就擔任了延安中學（最初叫真如中學）的首任校長；她讓我自己去好好了解王先生。

陳修良老人家還希望我把王亞文的上海地下黨功績整理出來，但我沒能完成這個很莊嚴的任務。雖然王亞文先生當時是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我還從當時社科院副院長夏禹龍先生（也是地下黨骨幹）那裡知道了一些片斷；但是在社科院的走廊裡，王亞文先生聽了我的請求之後只回答了六個字——“現在還不能說”。第二天，夏禹龍先生特地安慰我：到一九九九年上海解放五十週年的時候也就是五十年解密期到了，有些檔案就能開放、有些故事就能公開、王亞文先生一定會接受你的專題採訪；但是，這年十月的最後一天，王亞文先生去世了。

他帶著很多“深海的祕密”和他的忠貞，靜靜地走了；這讓他的同事、戰友和黨史專家們深深地惋惜著。又過了十年即上海解放六十週年之際，上海社科院和其它紅色基因豐富的單位一樣，在市委宣傳部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的鼓勵下，積極展開了搶救地下黨革命史料的學術工作。如在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於信匯教授的關心下，社科院老幹部辦公室推出了夏禹龍先生的口述回憶錄。在這之前，則由作家、社科院文學所的董德興老師推出了史詩性專著《策反英傑——王亞文傳奇》。這不僅是對王亞文最好的紀念，也讓我得以知曉那些黎明的幽光！

董德興在《策反英傑——王亞文傳奇》中明確無誤地告訴讀者：王亞文一到黎明前的上海，就居住和工作在牌號為虹口東體育會路20號的一棟小洋房，這是沙文漢用他岳母的十五根金條買下來從事祕密聯絡的核心據點。這個時刻，王亞文聯絡最為關鍵和頻繁的是中共黨外幹部張權將軍（能夠接觸蔣介石政權核心機密的國民黨中將），王亞文自己則是國民黨軍的少將。張權的寓所是離東體育會路不遠的麥加里（M aijiali）即溧陽路965弄；在天水路、海倫路之間。因一九二零年由麥加利銀行興建而故名，其佔地0.4公頃，當時有樓房38幢、居民400餘人。目前，弄堂內還有上海總工會祕密機關舊址，為上海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季，王亞文收集到的很多軍事情報，都是他到黃渡路交由李白電臺發往淮海戰役總前委。而張權則根據中共地下黨上海局的要求，利用其國防部中將觀察員的合法身份到沿江前線“視察”，驅車跑遍了國民黨軍隊在長江的千里防線，在渡江戰役之前幾乎每個營地、每個炮臺都察看了。回到上海後，張權就立馬來到東體育會路20號的小洋房閣樓上，與王亞文夫婦一起，三天三夜未閤眼，將沿途記錄、速畫的一大包小紙片一一鋪在地板上，由擅長繪圖的張端元對照著繪製成一張巨大的《長江沿岸江防圖》，連同王亞文從吳石將軍那裡祕密獲得的《國民黨國防部全國軍備部署圖》，一併交給了沙文漢。由於李白電臺已經被破壞，沙文漢另行安排地下黨的人力交通員迅速送達江北解放軍的前敵指揮部，這對解放軍勝利渡江、攻打上海和解放全中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關鍵情節在《渡江偵察記》拍攝之際都是無法公開的機密。所以，影片中只能是解放軍派偵察戰鬥小分隊、在江南遊擊隊的配合下，獲取了國民黨軍隊的江防沿線第一手情報，再由戰鬥英雄泅渡過江交給前敵指揮部。

除了軍事情報的收集、繪製和傳遞，更驚心動魄的就是從敵人內部和最關鍵崗位策反對方、瓦解對方。《策反英傑——王亞文傳奇》中就這樣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王亞文與周應聰（公開身份是國民黨海軍參謀長、少將），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主力軍艦“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率艦起義。王與周，兩人在上海地下黨的身份分別是起義海軍政委和司令。鄧兆祥出生於廣東省高要縣，一九三零年赴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英國海軍魚雷學校深造，他刻苦鑽研、成績優異，熟練掌握了魚雷、航海、信號、艦炮等專業核心業務，歸國後即有“英國海軍通”的美譽。他參加了抗日戰爭的對日海戰，痛恨國民黨發動內戰以及四大家族的無恥行徑。在起義的前一天，鄧兆祥接到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的命令即率艦赴江陰要塞、阻擋解放軍渡江！二月二十四日子夜，在上海地下黨的積極支持下，鄧兆祥和王亞文事先精心組織的“士兵解放委員會”骨幹把數十名態度曖昧的官兵悄悄繳械，一瞬間全艦就全部掌握在起義者手中。二十五日凌晨，鄧兆祥一聲令下，重慶號這艘噸位最大的國民黨海軍軍艦駛出吳淞港；於二十六日六點安全抵達煙臺解放區。鄧兆祥和起義官兵，迅即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通電嘉獎！

董德興對此評價到：這艘國民黨最大軍艦的起義，帶動了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以及隨後的一批軍艦起義，極大地震撼了日暮途窮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就在重慶號巡洋艦投奔光明後不久，王亞文與周應聰加緊了和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的起義接洽工作。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侄孫；其父親林朝曦曾供職於北洋海軍、參加了甲午海戰。由於祖輩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林遵就滿懷振興中國海軍和雪恥甲午戰敗的豪情。他曾赴德國學習潛水艇技術，日本投降之後、他即率“太平”、“中業”兩艦接收南沙群島，並在主島上立碑“太平島”以宣示領土主權。

林遵同樣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軍內派系林立和排斥異己。早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林遵就和王亞文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表達了嚮往光明和跟著共產黨一起幹的意願。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強渡長江天塹；國民黨軍苦心經營的千里江防瞬間被多處突破。國民黨海軍垂死掙扎、準備與南京共存亡；此時，王亞文借用周應聰的專車急赴南京，代表黨中央向林遵下達了立即率艦隊起義的命令，同時要求他起義後設法找到解放軍進攻南京先頭部隊的首長。在得到王亞文的具體指令之後，準備工作相當充分的林遵立即率領第二艦隊三十餘艘軍艦，與四月二十三日在長江江面起義；並在陳修良即南京地下黨的幫助下直接成功地接洽瞭解放軍先頭部隊首長，堅決地粉碎了敵人固守南京的迷夢。在王亞文等同志的努力下，在上海解放前夕相繼成功參與海軍起義的共有七十多艘軍艦。這些軍艦和鄧兆祥、林遵等將領，旋即成為人民海軍初建的中堅力量。同時，王亞文還對國民黨空軍的五十餘架飛機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月，上海解放前夕；王亞文與張權擬定了上海武裝起義周密計劃，並得到了陳毅、劉伯承前敵指揮部的批准。按計劃，屆時張權將親自率領一支部隊，配合人民解放軍強攻四川北路的敵警備司令部，然後直撲復興島，以期贏得上海的和平解放。起義時間定於五月十六日上午十點，前一天則是王亞文與張權的最後一次接頭。但是上海國民黨陸軍部隊陣地起義，由於一箇中校軍官的出賣而功虧一簣，張權不幸被捕。堅貞不屈的張權，二十一日以自己的壯烈犧牲，確保了所有參與起義者的安然無恙。此時，離上海解放只有六天。上海解放後，張權將軍得到了隆重追悼、並最後安葬於龍華烈士陵園；他也是陳毅市長簽發的第一號烈士證書的主人。半個世紀之後，王亞文置身龍華烈士陵園；與昔日戰友重新相伴！

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王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