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大時代
垃圾分類時代正迎面而來。
我們習慣了所有垃圾都放到一個垃圾桶，卻不習慣垃圾圍城。要打破惡性循環，必須從源頭下手。
在中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每個人都不應缺席。我們為汙染工廠的倒閉與撤離歡呼，也應為自己產生的垃圾負責。這些年來，街頭巷尾各式各樣垃圾分類的標語與口號並不少見，但是仍需要變成現實，化為行動。
上海已經先行一步，其餘城市也將很快跟上，每個人都需要做好準備，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迎接垃圾分類的大時代。（李博）
“我們是做外賣生意的，產生的垃圾少，繳費標準能不能降低一點？”
7月2日上午，上海市奉賢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徵收管理科門前被圍得水洩不通，幾十位當地商戶在這裡議論紛紛，向垃圾清運主管部門溝通尋求降低餐廚垃圾清運收費標準。
按照規定，當天是奉賢區餐廚垃圾清運費繳費的最後期限，若拒絕繳納，則後期難逃市容檢查時的鉅額罰款。
這是7月1日被稱為“史上最嚴”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後，全民動員、動真格罰款等舉措下，給這座城市帶來一系列影響與變化的縮影。
《條例》正式實施第一天，上海市各級城管執法部門檢查了1588個小區，開出責令整改通知書177份，其中更有4名個人被開出了垃圾分類罰單。種種舉措，皆顯示著上海正式進入垃圾分類強制執行時期的力度。
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實地走訪了上海多個社區、商圈以及工業園區後發現，上海垃圾分類強制執行後，各不同主體在垃圾分類的前端、中端與末端正迎來一場快速變革，使得《條例》的強制執行舉措的“蝴蝶效應”正不斷形成。
與此同時，在當前推進上海垃圾分類強制執行的過程中，垃圾分類背後的諸多產業也正迎來風口期，尤其是在關鍵的設備生產製造、分類處理服務等環節，產生了諸多新的產業動態。
受訪專家表示，《條例》的正式實施引得諸多產業競相進入並熱炒垃圾分類產業。垃圾分類從理念變為法律法規，最後落地實施，無論是改變市民生活習慣，還是推動相關產業發展都要有一個過程，也需要一個可持續性的長效機制予以支持。
《條例》執行力度不小
從2000年上海被列為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開始，近20年間，上海這座城市與垃圾分類“鬥爭”所走過的政策歷程並不輕鬆。
一直以來，垃圾分類政策舉措以倡議和宣教為主，這在2017年發生扭轉。2017年，國務院出臺了《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進一步明確了上海等46個城市要在2020年年底前，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同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列為重點調研項目，2018年將該項目正式立法。
進入2018年4月以後，上海開始進入垃圾分類政策密集出臺期。當年4月10日，上海市發佈了《上海市2018-2020年環境保護和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明確了“繼續推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和“完善生活垃圾末端處置體系”等5條具體舉措。
10天后，4月2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正式發佈，規劃到2020年滬上所有區要實現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90%以上的居住區垃圾分類實際效果要達標。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條例》，並定於7月1日開始實施，標誌著垃圾分類在上海推進近20年後，正式從此前“溫和”的宣教開始進入強制執行時期。
7月1日上午，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實地走訪多個社區和工業園區後發現，進入強制執行時期後，上海垃圾分類的強制監督力量更多地偏重在社區和商圈內，工業園區內的垃圾分類則更多依靠傳統的市場力量。
在走訪過程中，記者發現強制執行垃圾分類對上海當前的部分商戶影響較大。早在7月1日前，上海各區就已開始通過收取餐廚垃圾清運費的方式，對餐館等經營性商戶推行垃圾分類，至今仍有不少商家對強制實施的溼垃圾清運管理費的標準問題存在疑問。
7月2日上午，在上海市奉賢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記者看到一眾轄區內的經營商鋪店主前來與當地主管部門溝通，要求降低“每年最低7200元”的餐廚溼垃圾清運費用標準。
當前上海部分地區正對商鋪收取餐廚垃圾清運費，根據經營面積分別收取7200元/年和14400元/年的行政費用。7月2日，正是繳費限期最後一天。
在現場，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和商家解釋稱，目前這一收費標準是考慮多種現實因素後綜合制定的結果，無法更改。只要在轄區內開設餐飲類的店鋪，就必須要按照這個標準繳納餐廚垃圾清運費用，“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與空間”。
對此，華東師範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上海推進垃圾分類的方向毋庸置疑，但在推進過程中要避免“一刀切”的現象。
“垃圾分類增加收費，是不是可以考慮在實際過程中進行更加細緻的標準劃定與調整？”曾剛告訴記者，《條例》正式實施後，上海採取對餐廚垃圾清運費的強制收取政策，能夠為上海正在構建完善的溼垃圾後端處理體系發揮重要支持作用，但在推行的早期階段也要重視商戶的信息反饋。
在走訪中，記者還發現上海實行強制垃圾分類後，工業園區內的垃圾分類工作並不像社區內擁有眾多力量監督，更多地則是依靠市場機制進行推進。
一位常年從事工業園區垃圾清運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當前面對密集且嚴格的垃圾分類檢查，上海不少園區物業公司在原有的固廢垃圾處理體系中，也正組織市場主體介入園區內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為企業提供相應的服務。由於園區內企業生產涉及不少可回收垃圾、危害垃圾等，通過早期專業公司的介入進行分揀與分類，在實施垃圾分類的基礎上，還能夠為物業公司掙得一定的利潤。
“迫於企業垃圾分類執行不好將罰款5000-50000元的壓力，當前很多公司也開始接受這種專業處理公司在部分垃圾處理方面進行統一收運與投放。”上述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曾剛認為，諸如此類的垃圾分類服務業態的形成，是政策驅動的表現，但也要在法律法規的允許下形成產業形態，以保障長效運行。
垃圾分類產業站上風口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7月1日正式實施《條例》後，也為資本市場帶來了重大利好，尤其是涉及環保垃圾處理相關的市場主體，其發展前景被市場看好。
自6月以來，垃圾分類概念股已出現了一輪集體“狂歡”。據Wind數據顯示，6月份以來，17只成分個股中有16只出現上漲，上漲幅度最大的龍馬環衛達到了61.78%。其中13只個股漲幅超過10%，中國天楹、上海環境等四隻個股漲幅超30%。
除此之外，面對“史上最嚴”強制分類舉措正式實施後所帶來的巨大市場紅利，逐利而來的企業也早已聚集上海。
據啟信寶研究數據顯示，近年來，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中，上海垃圾處理業務方面的企業增長最為快速，2018年迎來峰值，至今已有2156家垃圾處理企業實現註冊。
企業扎堆，直接體現在垃圾分類細分服務領域的崛起。在走訪中，記者發現目前上海已有不少公司通過電商平臺為市民提供上門指導垃圾分類與代扔垃圾的業務。同時，也有不少公司採用承包寫字樓生活垃圾，統一進行分揀後再進行分類投放的業務。
垃圾分類強制執行除了帶動前端的相關服務業外，也帶動相關產業鏈的快速崛起。記者注意到，近期各大類電商平臺上，出現不少分類垃圾桶月銷量上萬的商家，還出現了垃圾桶賣斷貨，部分垃圾桶甚至進行限購。
消費端的崛起，也直接帶動後端產品供應鏈的火熱。近期受上海實施垃圾強制分類的影響，塑料日用品產量佔中國市場70%的浙江台州，正在加班加點生產分類垃圾桶馳援上海。
“這是之前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浙江台州航星塑業總經理唐傳餘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從今年2月份開始，來自上海的分類垃圾桶訂單就開始猛增，讓原本6-8月處於淡季的塑料加工行業“搖身一變”步入旺季。
“整體訂單量增長超過50%，現在注塑機都是24小時工作，廠裡每小時要生產400個分類垃圾桶發往上海。”唐傳餘告訴記者，上海垃圾分類的政策對臺州的塑料生產企業帶來不小的影響，原本並不緊張的產能供給一下子變得供不應求。“很多人都是守在工廠裡，一出貨就拉走了。”
據阿里數據顯示，近一個月以來3000家台州日化塑料企業受益垃圾分類，線上買家增長近一倍，分類垃圾桶等產品銷量同比增長超過45%。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受益於上海垃圾分類強制執行政策，市場中正在掀起一輪炒作垃圾分類概念的情況，但很多產業自身還缺乏長效運行的市場基礎和機制保障。
杜歡政表示，垃圾分類從理念成為法律法規，再到項目落地推動產業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過程。其中，分類垃圾桶的生產熱潮，除了因為補之前的整體設施不足的短板所致外，一定程度上也與部分商業主體“趁網絡熱度”的情況有關。
“從產業生態而言，當前上海執行垃圾強制分類帶動相關產業發展，距離形成整體的垃圾分類產業鏈，構建循環經濟閉環還為時過早。”杜歡政告訴記者，上海垃圾分類在前端分類服務和後端處置體系間還缺乏足夠的匹配與銜接，垃圾分類產業要實現長效可持續發展，這應是要解決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