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王振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本報記者袁婧攝（除署名外，均瑞金醫院供圖）
甘為人梯
“一門四院士”傳為美談
王振義是一名本土培養的醫學大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還創造了“一門四院士（陳竺、陳賽娟、陳國強都是他的學生）”的團隊奇蹟，為新中國培養一大批醫學翹楚。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陳賽娟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兩人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並最終開闢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說。
1996年，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王振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本報記者袁婧攝（除署名外，均瑞金醫院供圖）
甘為人梯
“一門四院士”傳為美談
王振義是一名本土培養的醫學大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還創造了“一門四院士（陳竺、陳賽娟、陳國強都是他的學生）”的團隊奇蹟，為新中國培養一大批醫學翹楚。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陳賽娟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兩人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並最終開闢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說。
1996年，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那一年，陳竺42歲。後來，陳竺、陳賽娟都因傑出的科學成就當選為院士，陳竺還成為了中國衛生部部長。
在學生眼中，王振義始終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嚴謹求實的學者，愛才惜才的大師。現任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是王振義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他至今難忘老師為自己修改碩士研究生論文的場景：王老師一遍遍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寫；王老師先後改了10遍，近二萬字的畢業論文，陳國強就抄了10遍。
陳國強院士說，正是導師的言傳身教，激勵他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
王振義先後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新中國血液學領域的一大批博士、碩士。由他創始並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先後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承擔了100多項國家級課題，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寫在人民的健康上。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王振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本報記者袁婧攝（除署名外，均瑞金醫院供圖）
甘為人梯
“一門四院士”傳為美談
王振義是一名本土培養的醫學大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還創造了“一門四院士（陳竺、陳賽娟、陳國強都是他的學生）”的團隊奇蹟，為新中國培養一大批醫學翹楚。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陳賽娟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兩人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並最終開闢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說。
1996年，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那一年，陳竺42歲。後來，陳竺、陳賽娟都因傑出的科學成就當選為院士，陳竺還成為了中國衛生部部長。
在學生眼中，王振義始終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嚴謹求實的學者，愛才惜才的大師。現任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是王振義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他至今難忘老師為自己修改碩士研究生論文的場景：王老師一遍遍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寫；王老師先後改了10遍，近二萬字的畢業論文，陳國強就抄了10遍。
陳國強院士說，正是導師的言傳身教，激勵他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
王振義先後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新中國血液學領域的一大批博士、碩士。由他創始並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先後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承擔了100多項國家級課題，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寫在人民的健康上。
王振義（中）與陳竺（左）、陳賽娟等人合力確立的白血病治療“上海方案”成為20世紀中國對世界醫學八大貢獻之一。
放棄專利
始終不變是對患者的愛
如今，95歲高齡的他仍堅持每週四進行“開卷考試”。2003年，他將所有行政崗位“讓賢”後，自創這一特殊的查房方式，即每週一由學生出題目，提交臨床上遇到的疑難病例，他利用一週時間搜索最新文獻，每週四與大家一起探討。
“30多年過去了，我們只攻克了一種白血病，還有許多種白血病需要我們去攻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餘生能再做些事，比如，學生們臨床科研工作太忙了，沒空廣泛閱讀文獻，就由我來替他們泛讀，然後精選給他們細讀，幫助他們去救更多人。”老先生總說，這輩子看好了一種病，是欣慰也是遺憾。在給記者的題字上，他就寫了四個字：“學無止境”。可謂大道至簡，大醫精誠。
今年，根據王振義院士每週四“開卷考試”的答案梳理而成的專著《瑞金醫院血液科疑難病例討論集》第二集已出版發行，大家都說，這是王院士對青年醫師最無私的奉獻。
令人感動的是，這位老人不止在瑞金醫院“交卷”，95歲高齡的他還會出現在徐彙區中心醫院等區屬醫院。該醫院血液科醫生感慨地說，“沒想到，如此蜚聲國際學術界的老先生絲毫沒有架子，這些年只要他自己身體無礙，風雨無阻都會來到患者身邊。”
原來，2016年，瑞金醫院在上海成立首個專科醫聯體“上海瑞金血液病醫聯體”，2017年又牽頭成立全國首個血液專科醫聯體。正是隨著“上海瑞金血液病醫療聯合體”的組成，各兄弟醫院的血液科參加了疑難病例的討論。
“解決患者的問題”，這是王振義一生不懈探索醫學創新的源頭，也是他始終不變的醫者初心。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王振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本報記者袁婧攝（除署名外，均瑞金醫院供圖）
甘為人梯
“一門四院士”傳為美談
王振義是一名本土培養的醫學大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還創造了“一門四院士（陳竺、陳賽娟、陳國強都是他的學生）”的團隊奇蹟，為新中國培養一大批醫學翹楚。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陳賽娟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兩人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並最終開闢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說。
1996年，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那一年，陳竺42歲。後來，陳竺、陳賽娟都因傑出的科學成就當選為院士，陳竺還成為了中國衛生部部長。
在學生眼中，王振義始終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嚴謹求實的學者，愛才惜才的大師。現任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是王振義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他至今難忘老師為自己修改碩士研究生論文的場景：王老師一遍遍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寫；王老師先後改了10遍，近二萬字的畢業論文，陳國強就抄了10遍。
陳國強院士說，正是導師的言傳身教，激勵他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
王振義先後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新中國血液學領域的一大批博士、碩士。由他創始並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先後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承擔了100多項國家級課題，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寫在人民的健康上。
王振義（中）與陳竺（左）、陳賽娟等人合力確立的白血病治療“上海方案”成為20世紀中國對世界醫學八大貢獻之一。
放棄專利
始終不變是對患者的愛
如今，95歲高齡的他仍堅持每週四進行“開卷考試”。2003年，他將所有行政崗位“讓賢”後，自創這一特殊的查房方式，即每週一由學生出題目，提交臨床上遇到的疑難病例，他利用一週時間搜索最新文獻，每週四與大家一起探討。
“30多年過去了，我們只攻克了一種白血病，還有許多種白血病需要我們去攻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餘生能再做些事，比如，學生們臨床科研工作太忙了，沒空廣泛閱讀文獻，就由我來替他們泛讀，然後精選給他們細讀，幫助他們去救更多人。”老先生總說，這輩子看好了一種病，是欣慰也是遺憾。在給記者的題字上，他就寫了四個字：“學無止境”。可謂大道至簡，大醫精誠。
今年，根據王振義院士每週四“開卷考試”的答案梳理而成的專著《瑞金醫院血液科疑難病例討論集》第二集已出版發行，大家都說，這是王院士對青年醫師最無私的奉獻。
令人感動的是，這位老人不止在瑞金醫院“交卷”，95歲高齡的他還會出現在徐彙區中心醫院等區屬醫院。該醫院血液科醫生感慨地說，“沒想到，如此蜚聲國際學術界的老先生絲毫沒有架子，這些年只要他自己身體無礙，風雨無阻都會來到患者身邊。”
原來，2016年，瑞金醫院在上海成立首個專科醫聯體“上海瑞金血液病醫聯體”，2017年又牽頭成立全國首個血液專科醫聯體。正是隨著“上海瑞金血液病醫療聯合體”的組成，各兄弟醫院的血液科參加了疑難病例的討論。
“解決患者的問題”，這是王振義一生不懈探索醫學創新的源頭，也是他始終不變的醫者初心。
近年來，因為一部電影《我不是藥神》，吃不起“天價腫瘤藥”的情景讓很多人唏噓，但有一種治療白血病的藥很便宜。今天，在中國，一盒10粒裝的口服全反式維甲酸的售價僅290元，並納入醫保。這個“全球最低價”也得感謝這位老人，他在成功發現並應用全反式維甲酸這種特效藥後，卻沒有申請專利。
“老實說，當時沒專利意識，就想快點救病人。”王振義說，沒想過以此去發大財。他向記者展示了母校震旦大學醫學院的校訓，九條校訓也是九條從醫誓言。“餘於病者當悉心診治，不因貧富而歧視，並當盡瘁科學，隨其進化而深造，以期造福於人群。”“餘於正當診金之外，絕不接受不義之財。”這兩條被他標黑加粗。他說，當醫生，在社會上收入不低，這就是“正當診金”，夠了。
這位被世界醫學界譽為“癌症誘導分化第一人”、名噪國內外血液學領域的學者，客廳裡掛著一幅《清貧的牡丹》。
“我認為這幅畫表達的是清靜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斷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種正確對待榮譽和自我約束的要求。”對於這幅畫的理解，印證了王振義為學、為人、為醫、為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揭示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學科學家的成功之道。他說：“我相信做人最本質的東西：胸膺填壯志，榮華視流水。”
"2015年，王振義收到一封海外來信，由於地址不明，這封信輾轉了很多地方、時隔半年才來到王振義位於上海瑞金醫院的辦公桌上，卻令王振義珍藏至今。
這是一封怎樣的特別來信？打開信封，首先掉出一張陌生外國小朋友的照片，再讀內容，令人動容：這是一名美國病人，28歲時被診斷為APL（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瀕臨死亡，吃了全反式維甲酸，康復了，還生了兩個孩子。若干年後，當她在閱讀科學文章時，才知道該特效療法是一名中國醫生髮現的。她開始收集與這名中國醫生相關的報道讀給孩子聽，還決定提筆寫信，表達感謝。
“因為你的努力，我戰勝了病魔。我想對你說100萬次的感謝，但我認為這依然不足以表達我的感謝。我對你的感謝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她在信中寫道。
多麼真誠的“100萬次感謝”，這應該是醫者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歷經千辛萬苦發現的醫學成果，最終跨越國界，造福蒼生。這也是王振義將這封越洋來信珍藏至今的一大原因。
時至今日，95歲的王振義依舊會收到類似的“海外問候”，有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因為這名中國醫生的重要醫學突破，全球獲救者已難以計算。
癌症，多麼令人膽寒，人類與其搏擊百年，尚不敢說征服它。而在中國上海，有一名醫生，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王振義。他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症治療途徑。他的故事被寫進很多中英文讀物，但都不如他改寫的生命故事來得精彩。
【人物檔案】
王振義，1924年11月出生於上海，我國著名血液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他從醫77年，為我國醫學實踐和理論創新作出諸多重大貢獻，尤其是成功實現將惡性腫瘤細胞“誘導改造”為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床治療新策略，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人確立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上海方案”，令APL成為人類腫瘤治療歷史上首個可被治癒的腫瘤，因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生於“小康之家”
從小立志學醫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孕育著一股即將徹底扭轉中國命運的新生力量。王振義就出生在這個年代。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陳家浜珍福裡（現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一條石庫門裡弄裡，王姓家族迎來了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兒子，因是振字輩，得名振義。
王振義的父親王文龍當時在荷商上海保險行工作，儘管每日浸潤於新思想中，但從給孩子取名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若把王振義五兄弟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
儘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允許孩子們沾染一點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個好人，一個老實人。”多年後，王振義還回憶父親教給他的座右銘。他說，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因為我如果講一句假話，就會臉紅，心跳加快。”
在“實業救國”的氛圍下，王文龍尤其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技術教育，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掌握一定的專業技術，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重視教育的良好家風，令王家子女個個優秀。八名子女裡，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參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畢業，兩人畢業於震旦大學，三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一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人畢業於大同大學，並在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傑出人才。
這其中，王振義格外與眾不同。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祖母是他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記得自己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上傷寒，病勢凶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名醫來診治，但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還是未能獲得有效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由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從醫。
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麼這個病不能治呢？怎麼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埋下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
1942年，王振義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1952年醫院院系調整，大內科趨向專業化。他想著血液病比較簡單，就是“拿個顯微鏡看一下細胞怎麼樣，就可以診斷了”，選擇專攻內科裡的血液病方向。不過，這個“簡單”的疾病非但不簡單，反而最複雜，令王振義躬耕一生。
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八年求索終不悔
“上海方案”驚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義是“白血病專家”。其實，在血液病領域，王振義最先接觸的是止血與血栓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國內確立了血友病A、B的分型檢測及其輕型的鑑別診斷方法，一下子解決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
當然，他最為矚目的成就還是在白血病領域。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為凶險的一種，很多病人往往在搶救幾小時後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也沒有有效治療手段，讓全球醫生們備感挫敗。
上世紀70年代，王振義開始一場涉足未知的探險。“那時，物資缺乏，最簡單的細胞培養，我們都不會，得出去學習。其次，能看到的書太有限了。”王振義回憶，當時做研究的難度很大，有人去國外開會回來，帶點信息回來，就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聽說了“誘導分化”。不過，如何將腫瘤細胞“誘導分化”為好的細胞，誰都不曉得怎麼做。
其時，瑞金醫院裡吹起科研之風，血液科的科研從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蹣跚起步了。通過“道聽途說”，王振義瞭解到一種氨基酸可能讓腫瘤“改邪歸正、誘導分化”。他帶著學生想辦法合成了這種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做的就是這個題目。結果，研究生畢業了，論文也發表了，但具體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沒效果。
探索走進了死衚衕，一次次挫敗對醫生的打擊，難以用言語來形容。“這條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這個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有人就此接受了現狀，可這個團隊沒有。
不久，他們獲悉美國用維甲酸類藥物誘導分化了腫瘤細胞，這個名叫13-順維甲酸的藥物用於治療APL，獲得對個別患者有效的成果，研究結果發表在《血液》雜誌上。
今年，國際腫瘤學最高獎凱特林獎評委之一DrBruceA.Chabner到瑞金醫院看望王振義，兩人在凱特林獎章前合影。
國內沒有13-順維甲酸，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這藥當時被批准用於治療皮膚病。大家興奮地找到藥廠，製藥工程師聽到醫生要用藥去研究如何救命，就送了這群醫生幾盒藥。
體外研究開始了。王振義帶領研究生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維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實驗中，將幼稚的白血病細胞轉為成熟的細胞。這群醫生欣喜若狂。不過，全反式維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從未在國際上報道過的新療法，其臨床應用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1986年，他們等來了“001號”病人。上海市兒童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歲的小病人，病情危急。這正是王振義夫人、兒童血液科醫生謝競雄工作的醫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謝競雄很焦急。“我在研究這個，你們試試看。”王振義提議。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療法，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一個療程後，病情真的緩解了！小病人最終實現治癒，存活至今，已結婚生子。這是誘導分化理論讓癌細胞“改邪歸正”的第一個成功案例。1998年，王振義的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血液》上，這篇論文已被他引1713次，成為全球百年來引證率最高和最具影響的86篇論文之一，醫學界為之轟動。
此後，王振義與學生陳竺、陳賽娟等又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曾被視作最凶險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被治癒的白血病。該治療方法被海外媒體譽為“上海方案”，與青蒿素的發明等並列為“20世紀新中國對世界醫學的八大貢獻”。
王振義據此獲得國際腫瘤學界最高獎——凱特林獎。凱特林獎此前從未頒給中國人，評委會稱他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這項研究前後歷時整整八年，在1986年出現“001號”病人這個轉機時，王振義已62歲。很多人說，你60多歲了，別折騰了，小心毀了清名。他卻說：“我為了病人，我是有試驗依據的，我相信科學。”
王振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本報記者袁婧攝（除署名外，均瑞金醫院供圖）
甘為人梯
“一門四院士”傳為美談
王振義是一名本土培養的醫學大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還創造了“一門四院士（陳竺、陳賽娟、陳國強都是他的學生）”的團隊奇蹟，為新中國培養一大批醫學翹楚。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陳賽娟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兩人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並最終開闢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說。
1996年，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那一年，陳竺42歲。後來，陳竺、陳賽娟都因傑出的科學成就當選為院士，陳竺還成為了中國衛生部部長。
在學生眼中，王振義始終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嚴謹求實的學者，愛才惜才的大師。現任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是王振義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他至今難忘老師為自己修改碩士研究生論文的場景：王老師一遍遍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寫；王老師先後改了10遍，近二萬字的畢業論文，陳國強就抄了10遍。
陳國強院士說，正是導師的言傳身教，激勵他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
王振義先後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新中國血液學領域的一大批博士、碩士。由他創始並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先後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承擔了100多項國家級課題，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寫在人民的健康上。
王振義（中）與陳竺（左）、陳賽娟等人合力確立的白血病治療“上海方案”成為20世紀中國對世界醫學八大貢獻之一。
放棄專利
始終不變是對患者的愛
如今，95歲高齡的他仍堅持每週四進行“開卷考試”。2003年，他將所有行政崗位“讓賢”後，自創這一特殊的查房方式，即每週一由學生出題目，提交臨床上遇到的疑難病例，他利用一週時間搜索最新文獻，每週四與大家一起探討。
“30多年過去了，我們只攻克了一種白血病，還有許多種白血病需要我們去攻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餘生能再做些事，比如，學生們臨床科研工作太忙了，沒空廣泛閱讀文獻，就由我來替他們泛讀，然後精選給他們細讀，幫助他們去救更多人。”老先生總說，這輩子看好了一種病，是欣慰也是遺憾。在給記者的題字上，他就寫了四個字：“學無止境”。可謂大道至簡，大醫精誠。
今年，根據王振義院士每週四“開卷考試”的答案梳理而成的專著《瑞金醫院血液科疑難病例討論集》第二集已出版發行，大家都說，這是王院士對青年醫師最無私的奉獻。
令人感動的是，這位老人不止在瑞金醫院“交卷”，95歲高齡的他還會出現在徐彙區中心醫院等區屬醫院。該醫院血液科醫生感慨地說，“沒想到，如此蜚聲國際學術界的老先生絲毫沒有架子，這些年只要他自己身體無礙，風雨無阻都會來到患者身邊。”
原來，2016年，瑞金醫院在上海成立首個專科醫聯體“上海瑞金血液病醫聯體”，2017年又牽頭成立全國首個血液專科醫聯體。正是隨著“上海瑞金血液病醫療聯合體”的組成，各兄弟醫院的血液科參加了疑難病例的討論。
“解決患者的問題”，這是王振義一生不懈探索醫學創新的源頭，也是他始終不變的醫者初心。
近年來，因為一部電影《我不是藥神》，吃不起“天價腫瘤藥”的情景讓很多人唏噓，但有一種治療白血病的藥很便宜。今天，在中國，一盒10粒裝的口服全反式維甲酸的售價僅290元，並納入醫保。這個“全球最低價”也得感謝這位老人，他在成功發現並應用全反式維甲酸這種特效藥後，卻沒有申請專利。
“老實說，當時沒專利意識，就想快點救病人。”王振義說，沒想過以此去發大財。他向記者展示了母校震旦大學醫學院的校訓，九條校訓也是九條從醫誓言。“餘於病者當悉心診治，不因貧富而歧視，並當盡瘁科學，隨其進化而深造，以期造福於人群。”“餘於正當診金之外，絕不接受不義之財。”這兩條被他標黑加粗。他說，當醫生，在社會上收入不低，這就是“正當診金”，夠了。
這位被世界醫學界譽為“癌症誘導分化第一人”、名噪國內外血液學領域的學者，客廳裡掛著一幅《清貧的牡丹》。
“我認為這幅畫表達的是清靜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斷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種正確對待榮譽和自我約束的要求。”對於這幅畫的理解，印證了王振義為學、為人、為醫、為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揭示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學科學家的成功之道。他說：“我相信做人最本質的東西：胸膺填壯志，榮華視流水。”
記者手記
愛、勇氣與希望
熟悉王振義的人都曉得，他像極了“老頑童”，不會說“假大空”的話，喜歡調侃別人，也調侃自己。比如，他常說，自己這一生是“反”的。
他的理由很有意思：當年，美國人用13-順維甲酸治療APL，對個別患者有效，也發表了論文，但這條路最終還是沒走通；而他在國內，當時沒有13-順，卻有一種全反式的維甲酸，化學式完全相反，結果他卻走通“誘導分化”治療這條路，成為“人類癌症治療史上應用誘導分化療法獲得成功的第一人”。
老先生說得雲淡風輕，“反式思維”背後包裹著突破常規的意思，也有“偶然所得”的幸運感，但偶然中少不了必然，那就是始終沒有放棄探索。
疾病尤其是癌症是可怕的，在人類與癌症的對抗史上，治療與認識這兩條線索從來就是不斷糾纏交錯的。王振義團隊的故事印證了這點，他們不是第一個走到“誘導分化”這條道路上的，前人來過好幾批了，沒走通。王振義團隊在“誘導分化”治療這條路上，起初也沒走通，歷經八年摸索，幾經挫敗，最終看見治療的曙光，轟動了世界。
現代醫學文明的進程何嘗不是這樣一個過程：總有一些人前赴後繼地在漫長而黑暗的摸索中，積攢著對自然和對自身的認識，最終走出治療的蠻荒地帶，不斷創造出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不斷擴展我們對生命的認識。當然，這一切基於一個重要的前提，愛、勇氣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