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托馬斯·梅勒
一年半，兩年，兩年半，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發病三次，每次時間不等，雙向情感障礙偷走了他六年時間。最後一次發病時，他35歲，可是他說自己的身體是53歲。疾病加快了身體的損耗，藥物的副作用使他發胖、脫髮。但藥物治療終歸救了他的命，他已經八九年沒有再發病了。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位德國作家把發病時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寫入了小說《背向世界》。
托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鬱症。在臨床領域以及越來越多的日常應用中，它以“雙向情感障礙”命名並劃分出類型。他得的是雙相I型，躁鬱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無論是躁狂症還是抑鬱症，都特徵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進行，且病程漫長，往往要持續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強烈，抑鬱症就越是頑強。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托馬斯·梅勒
一年半，兩年，兩年半，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發病三次，每次時間不等，雙向情感障礙偷走了他六年時間。最後一次發病時，他35歲，可是他說自己的身體是53歲。疾病加快了身體的損耗，藥物的副作用使他發胖、脫髮。但藥物治療終歸救了他的命，他已經八九年沒有再發病了。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位德國作家把發病時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寫入了小說《背向世界》。
托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鬱症。在臨床領域以及越來越多的日常應用中，它以“雙向情感障礙”命名並劃分出類型。他得的是雙相I型，躁鬱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無論是躁狂症還是抑鬱症，都特徵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進行，且病程漫長，往往要持續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強烈，抑鬱症就越是頑強。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發病的時候，我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毀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鏡》週刊的採訪時這樣說。躁狂症讓人滿懷巨大的活力，智力上異想天開，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為放蕩不羈，喜歡極大的浪費，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開始酗酒，想盡辦法揮霍錢財，而後負債累累，他在城市裡狂奔，對人大打出手。“這就好比是一個腦子燒壞了的小丑在滿世界瘋跑，四處闖禍。”
嚴重的是，他還伴有幻覺——和麥當娜做愛，把紅酒潑到畢加索的身上，在麥當勞遇到正啃著一個巨無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發病，他形容那些幻覺建立在一種濫俗的、妄想式的彌賽亞情節之上，他覺得整個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湧來，他能從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獻資料中發現各種蛛絲馬跡，它們都在暗示他，有一個人將在世紀之交出現，世界的本質會在他身上得以體現，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斷裂並重組成未知的樣子，處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躁狂過後必將迎來抑鬱。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變得失望、麻木、冷漠、絕望，任憑世界上的一切都喪失意義，時間被抽走，人處在一切空間之外和世界斷了聯繫。以自殺結束抑鬱症的人，並不鮮見，梅勒就曾試圖自殺過兩次。
他用“房間裡的大象”形容過自己的疾病和周圍的人對待它的態度——你不可能視而不見，然而誰也不會去談論它。他說自己並沒有因為躁鬱症受到過嚴重的歧視，或許是因為得病前他已經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寫作戲劇、小說，關注邊緣人的生存狀態，作品不止一次入圍德國圖書獎，並攬獲過諸多文學獎項。但是他知道，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見的。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托馬斯·梅勒
一年半，兩年，兩年半，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發病三次，每次時間不等，雙向情感障礙偷走了他六年時間。最後一次發病時，他35歲，可是他說自己的身體是53歲。疾病加快了身體的損耗，藥物的副作用使他發胖、脫髮。但藥物治療終歸救了他的命，他已經八九年沒有再發病了。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位德國作家把發病時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寫入了小說《背向世界》。
托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鬱症。在臨床領域以及越來越多的日常應用中，它以“雙向情感障礙”命名並劃分出類型。他得的是雙相I型，躁鬱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無論是躁狂症還是抑鬱症，都特徵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進行，且病程漫長，往往要持續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強烈，抑鬱症就越是頑強。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發病的時候，我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毀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鏡》週刊的採訪時這樣說。躁狂症讓人滿懷巨大的活力，智力上異想天開，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為放蕩不羈，喜歡極大的浪費，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開始酗酒，想盡辦法揮霍錢財，而後負債累累，他在城市裡狂奔，對人大打出手。“這就好比是一個腦子燒壞了的小丑在滿世界瘋跑，四處闖禍。”
嚴重的是，他還伴有幻覺——和麥當娜做愛，把紅酒潑到畢加索的身上，在麥當勞遇到正啃著一個巨無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發病，他形容那些幻覺建立在一種濫俗的、妄想式的彌賽亞情節之上，他覺得整個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湧來，他能從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獻資料中發現各種蛛絲馬跡，它們都在暗示他，有一個人將在世紀之交出現，世界的本質會在他身上得以體現，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斷裂並重組成未知的樣子，處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躁狂過後必將迎來抑鬱。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變得失望、麻木、冷漠、絕望，任憑世界上的一切都喪失意義，時間被抽走，人處在一切空間之外和世界斷了聯繫。以自殺結束抑鬱症的人，並不鮮見，梅勒就曾試圖自殺過兩次。
他用“房間裡的大象”形容過自己的疾病和周圍的人對待它的態度——你不可能視而不見，然而誰也不會去談論它。他說自己並沒有因為躁鬱症受到過嚴重的歧視，或許是因為得病前他已經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寫作戲劇、小說，關注邊緣人的生存狀態，作品不止一次入圍德國圖書獎，並攬獲過諸多文學獎項。但是他知道，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見的。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即便如此，他還是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來講述自己被疾病纏身的過程。“一個瘋子該如何講述自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以一種“觀看舞臺上的自己表演自己”的姿態和能夠接近疾病本身的瘋狂及殘酷的語言，暴露他曾經的糟糕、狼狽乃至幻覺，公開給自己打上躁鬱症的烙印。“天啊，現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病了！”剛寫完，他也有點兒擔憂。但他非常希望將那些擊碎他生活的東西以一種固定的形式存在下來，讓他能更加理解自己。“那一行行文字猶如祈禱。”
幸運的是，《背向世界》真的就像為他建立了一道防火牆，使他至今免於復發。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托馬斯·梅勒
一年半，兩年，兩年半，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發病三次，每次時間不等，雙向情感障礙偷走了他六年時間。最後一次發病時，他35歲，可是他說自己的身體是53歲。疾病加快了身體的損耗，藥物的副作用使他發胖、脫髮。但藥物治療終歸救了他的命，他已經八九年沒有再發病了。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位德國作家把發病時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寫入了小說《背向世界》。
托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鬱症。在臨床領域以及越來越多的日常應用中，它以“雙向情感障礙”命名並劃分出類型。他得的是雙相I型，躁鬱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無論是躁狂症還是抑鬱症，都特徵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進行，且病程漫長，往往要持續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強烈，抑鬱症就越是頑強。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發病的時候，我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毀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鏡》週刊的採訪時這樣說。躁狂症讓人滿懷巨大的活力，智力上異想天開，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為放蕩不羈，喜歡極大的浪費，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開始酗酒，想盡辦法揮霍錢財，而後負債累累，他在城市裡狂奔，對人大打出手。“這就好比是一個腦子燒壞了的小丑在滿世界瘋跑，四處闖禍。”
嚴重的是，他還伴有幻覺——和麥當娜做愛，把紅酒潑到畢加索的身上，在麥當勞遇到正啃著一個巨無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發病，他形容那些幻覺建立在一種濫俗的、妄想式的彌賽亞情節之上，他覺得整個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湧來，他能從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獻資料中發現各種蛛絲馬跡，它們都在暗示他，有一個人將在世紀之交出現，世界的本質會在他身上得以體現，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斷裂並重組成未知的樣子，處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躁狂過後必將迎來抑鬱。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變得失望、麻木、冷漠、絕望，任憑世界上的一切都喪失意義，時間被抽走，人處在一切空間之外和世界斷了聯繫。以自殺結束抑鬱症的人，並不鮮見，梅勒就曾試圖自殺過兩次。
他用“房間裡的大象”形容過自己的疾病和周圍的人對待它的態度——你不可能視而不見，然而誰也不會去談論它。他說自己並沒有因為躁鬱症受到過嚴重的歧視，或許是因為得病前他已經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寫作戲劇、小說，關注邊緣人的生存狀態，作品不止一次入圍德國圖書獎，並攬獲過諸多文學獎項。但是他知道，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見的。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即便如此，他還是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來講述自己被疾病纏身的過程。“一個瘋子該如何講述自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以一種“觀看舞臺上的自己表演自己”的姿態和能夠接近疾病本身的瘋狂及殘酷的語言，暴露他曾經的糟糕、狼狽乃至幻覺，公開給自己打上躁鬱症的烙印。“天啊，現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病了！”剛寫完，他也有點兒擔憂。但他非常希望將那些擊碎他生活的東西以一種固定的形式存在下來，讓他能更加理解自己。“那一行行文字猶如祈禱。”
幸運的是，《背向世界》真的就像為他建立了一道防火牆，使他至今免於復發。
《背向世界》
2018年，托馬斯·梅勒作為德國當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應邀參加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30週年的慶祝活動，本刊對他進行了專訪。
三聯生活週刊：如果我們因為這本自傳體小說聊到你的病情，你會介意嗎？
托馬斯·梅勒：在寫這本書之前，我確實會對此感到介意。但是寫這本書就像是一個釋放身心的過程，現在我已經可以談論這些了。當然，如果像治療師那樣的提問，我可能還是會介意，有些問題還是感到忌諱。
三聯生活週刊：你說寫作是一個釋放身心的過程。對病情的回憶，不會讓你再次陷入痛苦嗎？怎麼避開那種“危險”，找到一個適合的敘述方式？
托馬斯·梅勒：你說得有一定道理。我都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寫作的，每次都在我的病過去幾年之後，不是發病之後馬上就寫，所以還是有一定距離感的。每次回憶過去時，我都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演員，那種感覺就像是觀看自己在舞臺上扮演自己，我試圖用一個外人的眼光把自己稍微剝離開，看那個“我”是誰。自己和角色之間是有距離的，因此就像是在內心建立起一個保護層，不會完全陷入到過去的情緒當中。我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描述。對我來說，寫作等於給過去的情感找到了一種載體，把它固定在這種書面的形式上很重要。如果不用文字記錄，對我的病反而沒有好處。
三聯生活週刊：依靠回憶的寫作可靠嗎？畢竟生病時不只有情緒的波動、瘋狂的行為，還有幻覺。
托馬斯·梅勒：這種病其實是很有哲理性的，其中有很多問題是辯證的。在德語裡有兩個詞，一個是真實，一個是真理。在我度過了躁狂期，回顧它的時候，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那段時間曾有過些什麼亂七八糟想法、說過些什麼話、經歷了什麼，以及哪些東西是扭曲的。當時的想法是真實的，做過的事情也是真的，但犯病的時候我並不清醒，不能區分事情的真假。你說得很對，我怎麼能保證回憶裡有多少東西是真實的，多少不是呢？
三聯生活週刊：書裡有誇張和杜撰的成分嗎？或者相反，有沒有刻意地節制？
托馬斯·梅勒：我所寫的事情都是我經歷過的，都是真實的。但是人在回憶自己的時候難免會稍微有些杜撰的成分，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我在清醒的時候，特別想了解自己的病，所以看了很多醫學方面的書，做了很多調查，希望能用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來寫作。既然是在描述一種疾病，我就傾向於描述它真實的樣子。這不是在寫其他人，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有所壓抑。
三聯生活週刊：能不能描述一下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托馬斯·梅勒：首先就是很舒服。通過敘述這個疾病我找到了一種表達它的形式。就像是面對一條巨龍，它很凶，但當我知道如何把它畫下來，就找到了一個跟它交流的方式。所以感覺很好，終於有一個形式可以將這個內容固定下來了。
寫作其實是有個過程的，剛開始時，我經常不太確定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寫完之後，雖然已經寫完了，但當時心裡還是有點擔憂的，心想，天啊，現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病了，我給自己打上了一個這樣的烙印。不知道在中國怎麼樣，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病患者還是有偏見的。
直到書真正出版，得到了讀者的反饋，我才突然覺得沒有想象的那麼糟糕。不過不管怎麼樣，我以後不想再寫關於這個話題的東西了，想要稍微拉開一點距離。自從我的書翻譯成了各種語言，我到世界各個國家，人們都要和我談論這個，這讓我經常感覺，天吶，又來了！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48期，原文標題《一個“瘋子”如何講述自己？》
文/孫若茜
托馬斯·梅勒
一年半，兩年，兩年半，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發病三次，每次時間不等，雙向情感障礙偷走了他六年時間。最後一次發病時，他35歲，可是他說自己的身體是53歲。疾病加快了身體的損耗，藥物的副作用使他發胖、脫髮。但藥物治療終歸救了他的命，他已經八九年沒有再發病了。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位德國作家把發病時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寫入了小說《背向世界》。
托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鬱症。在臨床領域以及越來越多的日常應用中，它以“雙向情感障礙”命名並劃分出類型。他得的是雙相I型，躁鬱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無論是躁狂症還是抑鬱症，都特徵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進行，且病程漫長，往往要持續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強烈，抑鬱症就越是頑強。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發病的時候，我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毀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鏡》週刊的採訪時這樣說。躁狂症讓人滿懷巨大的活力，智力上異想天開，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為放蕩不羈，喜歡極大的浪費，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開始酗酒，想盡辦法揮霍錢財，而後負債累累，他在城市裡狂奔，對人大打出手。“這就好比是一個腦子燒壞了的小丑在滿世界瘋跑，四處闖禍。”
嚴重的是，他還伴有幻覺——和麥當娜做愛，把紅酒潑到畢加索的身上，在麥當勞遇到正啃著一個巨無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發病，他形容那些幻覺建立在一種濫俗的、妄想式的彌賽亞情節之上，他覺得整個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湧來，他能從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獻資料中發現各種蛛絲馬跡，它們都在暗示他，有一個人將在世紀之交出現，世界的本質會在他身上得以體現，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斷裂並重組成未知的樣子，處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躁狂過後必將迎來抑鬱。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變得失望、麻木、冷漠、絕望，任憑世界上的一切都喪失意義，時間被抽走，人處在一切空間之外和世界斷了聯繫。以自殺結束抑鬱症的人，並不鮮見，梅勒就曾試圖自殺過兩次。
他用“房間裡的大象”形容過自己的疾病和周圍的人對待它的態度——你不可能視而不見，然而誰也不會去談論它。他說自己並沒有因為躁鬱症受到過嚴重的歧視，或許是因為得病前他已經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寫作戲劇、小說，關注邊緣人的生存狀態，作品不止一次入圍德國圖書獎，並攬獲過諸多文學獎項。但是他知道，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見的。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即便如此，他還是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來講述自己被疾病纏身的過程。“一個瘋子該如何講述自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以一種“觀看舞臺上的自己表演自己”的姿態和能夠接近疾病本身的瘋狂及殘酷的語言，暴露他曾經的糟糕、狼狽乃至幻覺，公開給自己打上躁鬱症的烙印。“天啊，現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病了！”剛寫完，他也有點兒擔憂。但他非常希望將那些擊碎他生活的東西以一種固定的形式存在下來，讓他能更加理解自己。“那一行行文字猶如祈禱。”
幸運的是，《背向世界》真的就像為他建立了一道防火牆，使他至今免於復發。
《背向世界》
2018年，托馬斯·梅勒作為德國當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應邀參加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30週年的慶祝活動，本刊對他進行了專訪。
三聯生活週刊：如果我們因為這本自傳體小說聊到你的病情，你會介意嗎？
托馬斯·梅勒：在寫這本書之前，我確實會對此感到介意。但是寫這本書就像是一個釋放身心的過程，現在我已經可以談論這些了。當然，如果像治療師那樣的提問，我可能還是會介意，有些問題還是感到忌諱。
三聯生活週刊：你說寫作是一個釋放身心的過程。對病情的回憶，不會讓你再次陷入痛苦嗎？怎麼避開那種“危險”，找到一個適合的敘述方式？
托馬斯·梅勒：你說得有一定道理。我都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寫作的，每次都在我的病過去幾年之後，不是發病之後馬上就寫，所以還是有一定距離感的。每次回憶過去時，我都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演員，那種感覺就像是觀看自己在舞臺上扮演自己，我試圖用一個外人的眼光把自己稍微剝離開，看那個“我”是誰。自己和角色之間是有距離的，因此就像是在內心建立起一個保護層，不會完全陷入到過去的情緒當中。我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描述。對我來說，寫作等於給過去的情感找到了一種載體，把它固定在這種書面的形式上很重要。如果不用文字記錄，對我的病反而沒有好處。
三聯生活週刊：依靠回憶的寫作可靠嗎？畢竟生病時不只有情緒的波動、瘋狂的行為，還有幻覺。
托馬斯·梅勒：這種病其實是很有哲理性的，其中有很多問題是辯證的。在德語裡有兩個詞，一個是真實，一個是真理。在我度過了躁狂期，回顧它的時候，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那段時間曾有過些什麼亂七八糟想法、說過些什麼話、經歷了什麼，以及哪些東西是扭曲的。當時的想法是真實的，做過的事情也是真的，但犯病的時候我並不清醒，不能區分事情的真假。你說得很對，我怎麼能保證回憶裡有多少東西是真實的，多少不是呢？
三聯生活週刊：書裡有誇張和杜撰的成分嗎？或者相反，有沒有刻意地節制？
托馬斯·梅勒：我所寫的事情都是我經歷過的，都是真實的。但是人在回憶自己的時候難免會稍微有些杜撰的成分，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我在清醒的時候，特別想了解自己的病，所以看了很多醫學方面的書，做了很多調查，希望能用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來寫作。既然是在描述一種疾病，我就傾向於描述它真實的樣子。這不是在寫其他人，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有所壓抑。
三聯生活週刊：能不能描述一下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托馬斯·梅勒：首先就是很舒服。通過敘述這個疾病我找到了一種表達它的形式。就像是面對一條巨龍，它很凶，但當我知道如何把它畫下來，就找到了一個跟它交流的方式。所以感覺很好，終於有一個形式可以將這個內容固定下來了。
寫作其實是有個過程的，剛開始時，我經常不太確定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寫完之後，雖然已經寫完了，但當時心裡還是有點擔憂的，心想，天啊，現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個精神病了，我給自己打上了一個這樣的烙印。不知道在中國怎麼樣，在德國，人們對精神病患者還是有偏見的。
直到書真正出版，得到了讀者的反饋，我才突然覺得沒有想象的那麼糟糕。不過不管怎麼樣，我以後不想再寫關於這個話題的東西了，想要稍微拉開一點距離。自從我的書翻譯成了各種語言，我到世界各個國家，人們都要和我談論這個，這讓我經常感覺，天吶，又來了！
電影《一念無明》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你親身感受到了那些偏見，或者說遭遇過歧視嗎？
托馬斯·梅勒：其實我並沒有太受到什麼歧視，因為發病之前我已經是個有些名氣的作家了，這本書只不過讓我成了更有名的作家。我周圍的很多朋友不太理解，怎麼生病了的人反而成了知名作家。
我不知道在中國有沒有雙向情感障礙的人，在德國，很多人不願意正視自己的病情。我一共發病三次，第二次的時候才開始正視它，接受自己有這種病，並且認識到這種病可能會伴隨我的一生，我得面對，但這其實很難。當然，我現在很好，八九年以來我都沒有犯過病了。寫作這本書就像是建立了一個防火牆，幫我把病擋住了。
三聯生活週刊：你得到的讀者反饋是什麼樣的？
托馬斯·梅勒：特別好。從文學寫作的角度，我獲了很多獎，得到了很多業內人士的稱讚。在普通讀者中，我遇到了很多對我的作品感同身受的人，他們或多或少地也受到躁鬱症困擾，很多人給我寫信，說自己特別感動。收到的信太多了，我當時簡直有點兒慌了，因為沒辦法全部回覆。
三聯生活週刊：生病對你的寫作而言，除了提供素材之外，還帶來了其他什麼嗎？
托馬斯·梅勒：從素材來講，確實是這樣。事情發生了，就在那，我拿來就行。另外一方面，生病之後我看很多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了，如果說以前看得比較正，那現在就比較歪，更容易發現別人看不到的非正常的一面。換句話說，對於非正常的東西，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三聯生活週刊：比如呢？
托馬斯·梅勒：比如說，以前我也是讀經典長大的，像福樓拜這樣的人的名著。寫作也受到經典的影響。但是自從生病，我開始不再害怕使用非經典的敘述方式，不再喜歡循規蹈矩，而是使用比較直接甚至有點兒粗糙的語言，不懼怕寫得瘋狂。過去不會用的語言風格，我現在都敢寫了。
生病之後，我的寫作也有了一些哲學性。以前，寫作基於的東西是穩定的，但是生過病之後，看到任何事都在分辨“是”還是“不是”，覺得所有的事情都無法篤定，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這使我的寫作變得辯證。
這種病滲透到我生活的各個方面，讓生活改變了很多。所以，現在能有一個病情穩定期，讓我很高興，也很感謝。儘管發病時的狀況一塌糊塗，但是病後能重新收拾自己打起精神，再次進入寫作，這個反覆的過程就像在不斷增加我的抵抗力。
三聯生活週刊：人們似乎總覺得藝術和瘋狂之間有一些必然的聯繫，你怎麼看？
托馬斯·梅勒：我知道有這樣的偏見存在，要麼天才，要麼瘋狂，或者天才一定瘋狂，有人在這兩個概念之間跳躍得特別快。但我並不很認同這個看法，放在我自己身上，我並不覺得如此。
三聯生活週刊：你現在的創作中關注什麼話題？
托馬斯·梅勒：這本書寫完之後，我寫了各種各樣的話題戲劇，比如在寄宿學校被虐待的年輕人、有點兒心理疾病的教師形象、房地產市場的風雲等等。現在正準備寫一個關於性的長篇小說，我希望用一種很傳統的寫作方式，而不是寫一些瘋狂、雜亂的關係。
三聯生活週刊：生病之後，你的閱讀趣味改變了嗎？
托馬斯·梅勒：以前我會去讀一些很深沉的書。如果用色彩來說，是深藍色的。但我現在喜歡讀一些淺藍色的，色彩明亮、輕鬆愉快點兒的。那些經典的，比如說福樓拜的書，也覺得可以再重讀。
三聯生活週刊：什麼書讓你再也不想去讀了？
托馬斯·梅勒：伯恩哈德，我以前覺得這個人很棒，現在覺得很單一，不想看了。
三聯生活週刊：你出現幻覺的時候，還遇見過他？
托馬斯·梅勒：對，在麥當勞。那是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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