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帝制時代，皇帝與皇儲的關係多處於一種微妙的緊張感之中。考慮到最高權力的獨佔性與嗜血性，權力邏輯壓倒父子關係也是此種政治競爭的必然結果。
不過，在皇帝與皇儲的“鬥爭史”中，除了權力之爭，也還有一種相對的小概率狀況：政見不合。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動的事情，在赤裸裸的權力關係之外，政治理念之爭竟然可以成為一股清流式的存在。
作為中國最早的皇儲，扶蘇在政見上顯然站在了秦始皇的對立面。面對父親不惜民力與打壓儒家的剛猛執政風格，扶蘇多次諫言反對，“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犯顏直諫的後果是，扶蘇被逐出京城，“發配”到北方與蒙恬一起守邊疆。最終，遠離權力核心不僅讓扶蘇喪失了接班的機會，還被趙高胡亥矯詔賜死。
漢朝更是出現了兩對政見不合的帝王父子。最具悲劇性的自然是漢武帝與太子劉據之間發生的“巫蠱之禍”。
與雄圖大略卻也窮兵黷武折騰成性的父親相比，《資治通鑑》形容劉據“性仁恕溫謹”，“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總之，用漢武帝自己說的話就是，劉據不類己，是“守文之主”。
武帝與太子“政見不合”也就罷了，關鍵朝中大臣也圍繞皇帝與太子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兩派，理念之爭逐漸夾雜了更為凶險的權力之爭。據陳蘇鎮先生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的分析，“帝黨大臣為了自身的安全，為了避免日後遭受的新君的打擊，而要設法消滅太子黨，也是情理之事”。
而後，“巫蠱之禍”爆發，遭帝黨大臣陷害而被迫發動政變的劉據兵敗被殺，太子一邊的“守文派”也幾乎被一網打盡。
巫蠱之禍爆發時，劉據的孫子劉詢剛出生。這位打小就進了監獄的苦孩子在十餘年後，機緣巧合之下登基成為了漢宣帝。但這位開創了“孝宣之治”的偉大君王顯然不太像自己的祖父劉據，而是更接近曾祖父漢武帝，在政治路線上是一個理性版（低配版）的漢武帝。
漢宣帝與太子劉奭曾有過一次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對話，據說還曾上過高考歷史考卷。劉奭的政治光譜是“柔仁好儒”（《漢書·元帝紀》），看不慣父親用法家那一套治國（“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便以儒家代言人的身份諫言漢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漢宣帝勃然大怒，教訓兒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宣帝的意思非常明白，本朝的執政理念是法家的法治（霸道）結合儒家的仁政（王道），且霸道在王道之前。而像太子這樣頗具儒家原教旨主義者氣質，在政治生活中光玩儒家這一套是絕對不可行的。漢宣帝還給他認為被儒家洗腦的太子劉奭下了一個非常負面的定性：“亂我家者，太子也”。
截止目前，這些父子政見之爭的過程，都基本遵循了秦始皇父子之爭與漢武帝父子之爭的套路。漢宣帝也的確動了換太子的心思，畢竟，父子在政治理念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對立。但最終劉奭的運氣要比扶蘇和劉據好得多，熬過了這一次政治危機，最終成為了漢元帝。而箇中原因多少顯得有點無厘頭，漢宣帝不想對不起劉奭的母親許皇后。
到了元朝，又一次父子政見之爭爆發了，這次輪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從政見上看，忽必烈比較像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只是這個霸道可能不是法家那一套，更是蒙古式的“馬上治天下”，其中還夾雜了很多色目人式的“聚斂”理財觀念。
忽必烈
而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則又是一顆儒家下的蛋。這個蒙古人已經高度漢化特別是儒化，對於儒家的痴迷與漢元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身邊則又像劉據一樣團結了一大批漢人儒臣。
這場政見之爭的結果雖未必血腥，但也充滿悲劇色彩。真金那邊的儒臣派心急之下犯了一個致命錯誤，某位御史竟然上書要求年屆七十的忽必烈禪位，“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對於權欲仍盛的忽必烈而言，這自然是無法容忍的。
故事的結果本應是光明的，忽必烈最後大度的決定對此事不了了之，但真金卻在驚懼之下被嚇死了。真金死後，他身邊的儒臣派也隨之勢力大減，元帝國的漢化改革也由此希望破滅。
到了朱元璋時代，一個類似忽必烈父子的故事又發生了一次，只是更接近傳說罷了。在政治理念上，朱元璋倒也未必就怎麼反儒家了，但他的屢興大獄和濫殺功臣，顯然與以寬仁著稱的太子朱標理念不合。
朱元璋
在正史中，早逝的朱標是正常死亡，並未與父親發生大的政治鬥爭。但根據一些諸如《名山藏》這樣野史的記載，朱標曾多次為了濫殺功臣與禮法之事與朱元璋爭吵，最終的死因也是因爭吵導致精神壓力過大，鬱悶而死。
在以上這五次（說前四次可能更準確）帝王父子的政見之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雖然在幕後，但卻始終躍動的政治身影：儒家。
無論是扶蘇，還是劉據、劉奭、真金，儘管這些太子們之間的歷史距離最遠長達千餘年，但他們與父皇產生政見之爭的原因都是因為儒家，更準確的說，他們同情儒家，或多或少都是儒家的代言人，為了維護儒家的政治利益與父親交惡。
而他們的父皇呢？除了秦始皇這個歷史上著名的反儒家者，法家政治理論的忠實信徒以外，其他三位皇帝倒真的未必站在儒家的對立面上。事實上，正是漢武帝一朝開創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新局面，在某種意義上漢武帝算是儒家的恩主；漢宣帝在強調“霸道”時也並不排斥儒家的“王道”，在歷史上還有“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的名聲；元世祖忽必烈不僅確立了“以漢法治漢地”的政治方針，還大量起用儒臣，曾被元好問等人尊為“儒教大宗師”。
從根本上說，漢武帝漢宣帝元世祖與各自太子的政見分歧並不在於支持還是反對儒家政治理論，而是如何在政治生活中運用儒家理論的分歧。從本質上說，三位皇帝都是“大有為”的一代強主，都是“霸王道雜之”的現實主義者，他們越是想有所作為，越對於儒家的態度若即若離，越對儒家政治理論在某些方面的不切實際以及烏托邦會始終保持警惕性。在本質上，儒家是一個“小政府主義者”，其輕徭薄賦的政治理念與輕視權謀是無法支撐一個偉大帝王的拓邊夢想的，或者說，在儒家的政治框架下，是無法產生漢武帝此種意義上的偉大帝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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