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容庚“被迫南下”'
容庚（1894-1983）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11日《南方週末》）
《容庚北平日記》（夏和順整理，中華書局，2019年5月版）起於1925年1月，迄於1946年2月26日。最後兩天的日記如下：
2月25日，星期一，“抄《畫目》。下午訪顧正容、孫海波。接顧通知，二十七日上午七時半與白崇禧同航班往重慶。饒引之請晚飯。”
2月26日，星期二，“早訪喬振興、顧正容、徐宗元、朱鼎榮、孫海波、林志鈞。收拾行李。”
次日，容庚離開了寓居24年的北平。
容肇祖所撰《容庚傳》這樣解釋容庚離開北平：“容庚在抗戰勝利後，因發表‘萬言書’，抨擊國民黨政策，表示自己的愛國熱情，致一度受到大學的停聘，被迫南下。”（載《容庚雜著集》，曾憲通編，中西書局，2014年10月）說得籠統而含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9月份當局便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當時還在美國，由傅斯年代理校長。“傅斯年的政策是將所有在‘偽北大’時期積極服務的教員驅逐出北大。”（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三聯書店，2012年5月）傅斯年1946年1月7日給太太的信中說：“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轉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編》第五冊1923頁，聯經版）
根據容庚《頌齋自訂年譜》，他和弟弟容肇祖於1922年6月到北京，1926年接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至1941年底日美宣戰，日本憲兵接收燕京大學。1942年4月21日由北京大學聘為教授，講授甲骨文、金石學、文字學概要、說文四門課程（《容庚雜著集》，37頁）。按傅斯年的政策，容庚自然也在被驅逐出北大之列。《容庚北平日記》記得非常簡單，這一段時期並沒有在日記中明確提及“被驅逐”事，1945年10月24日，“下午至北大授課，學生屬為《新生命》月刊作文。歸草《與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25日“續寫前信”，26日“早寫前信”，“下午訪徐宗元，同訪王桐齡，託其將信轉與《華北日報》發表”。30日又“早訪錢稻孫，屬代致傅斯年信”。11月7日，“《正報》登載餘《與傅斯年一封公開信》。”
容肇祖說的“萬言書”應該就是這封公開信。這封信最先收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1979年5月），附在全漢升1946年1月15日給胡適的信裡，說是他“近日接到國內友人寄來兩篇有趣的文字”。上世紀80年代末，鄧雲鄉先生就推薦我讀了這封信。信中有這麼幾句至今印象深刻：
淪陷區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
雲鄉先生正是“偽北大”的學生，“曾受教於先生一年”，說當年讀了容庚的這封“仗義執言”的信，大家都深為感動。後來在《文化古城舊事》一書中回憶容庚，提到這封信，還說“駁得傅氏無言以對”（中華書局1995年版，284頁）。
事實上，傅斯年完全沒有被說動。王汎森說：“容庚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請願書，呼籲對曾在日本人控制的北大服務過的教員實行寬大處理。傅斯年馬上發表了兩個聲明捍衛他的政策，指出北大在1937年已經制定了一項政策，鼓勵全體教員遷移到南方。而且，幾乎所有的‘偽北大’教員最初都不在北大教書，所以聘請他們是完全錯誤的。此外，傅斯年更相信，他的責任是堅定維持忠誠原則，以此為後代樹立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205頁）
從日記看，容庚他們還擬過一份“宣言”。1945年11月5日，“早至學校，未授課。開各院校教職會聯合會議，推餘為《宣言》起草員。下午起草《宣言》，底稿傅仲濤所作。”6日，“攜《宣言》至校，訪瞿兌之，屬其潤色。”7日，“至學校，開起草《宣言》委員會，通過發表，餘所作者十之七，傅、瞿所作者十之三。”8日，“早至學校，商《宣言》排印事。”但這之後，日記中不見提及《宣言》事，不知詳情如何。
"容庚（1894-1983）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11日《南方週末》）
《容庚北平日記》（夏和順整理，中華書局，2019年5月版）起於1925年1月，迄於1946年2月26日。最後兩天的日記如下：
2月25日，星期一，“抄《畫目》。下午訪顧正容、孫海波。接顧通知，二十七日上午七時半與白崇禧同航班往重慶。饒引之請晚飯。”
2月26日，星期二，“早訪喬振興、顧正容、徐宗元、朱鼎榮、孫海波、林志鈞。收拾行李。”
次日，容庚離開了寓居24年的北平。
容肇祖所撰《容庚傳》這樣解釋容庚離開北平：“容庚在抗戰勝利後，因發表‘萬言書’，抨擊國民黨政策，表示自己的愛國熱情，致一度受到大學的停聘，被迫南下。”（載《容庚雜著集》，曾憲通編，中西書局，2014年10月）說得籠統而含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9月份當局便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當時還在美國，由傅斯年代理校長。“傅斯年的政策是將所有在‘偽北大’時期積極服務的教員驅逐出北大。”（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三聯書店，2012年5月）傅斯年1946年1月7日給太太的信中說：“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轉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編》第五冊1923頁，聯經版）
根據容庚《頌齋自訂年譜》，他和弟弟容肇祖於1922年6月到北京，1926年接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至1941年底日美宣戰，日本憲兵接收燕京大學。1942年4月21日由北京大學聘為教授，講授甲骨文、金石學、文字學概要、說文四門課程（《容庚雜著集》，37頁）。按傅斯年的政策，容庚自然也在被驅逐出北大之列。《容庚北平日記》記得非常簡單，這一段時期並沒有在日記中明確提及“被驅逐”事，1945年10月24日，“下午至北大授課，學生屬為《新生命》月刊作文。歸草《與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25日“續寫前信”，26日“早寫前信”，“下午訪徐宗元，同訪王桐齡，託其將信轉與《華北日報》發表”。30日又“早訪錢稻孫，屬代致傅斯年信”。11月7日，“《正報》登載餘《與傅斯年一封公開信》。”
容肇祖說的“萬言書”應該就是這封公開信。這封信最先收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1979年5月），附在全漢升1946年1月15日給胡適的信裡，說是他“近日接到國內友人寄來兩篇有趣的文字”。上世紀80年代末，鄧雲鄉先生就推薦我讀了這封信。信中有這麼幾句至今印象深刻：
淪陷區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
雲鄉先生正是“偽北大”的學生，“曾受教於先生一年”，說當年讀了容庚的這封“仗義執言”的信，大家都深為感動。後來在《文化古城舊事》一書中回憶容庚，提到這封信，還說“駁得傅氏無言以對”（中華書局1995年版，284頁）。
事實上，傅斯年完全沒有被說動。王汎森說：“容庚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請願書，呼籲對曾在日本人控制的北大服務過的教員實行寬大處理。傅斯年馬上發表了兩個聲明捍衛他的政策，指出北大在1937年已經制定了一項政策，鼓勵全體教員遷移到南方。而且，幾乎所有的‘偽北大’教員最初都不在北大教書，所以聘請他們是完全錯誤的。此外，傅斯年更相信，他的責任是堅定維持忠誠原則，以此為後代樹立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205頁）
從日記看，容庚他們還擬過一份“宣言”。1945年11月5日，“早至學校，未授課。開各院校教職會聯合會議，推餘為《宣言》起草員。下午起草《宣言》，底稿傅仲濤所作。”6日，“攜《宣言》至校，訪瞿兌之，屬其潤色。”7日，“至學校，開起草《宣言》委員會，通過發表，餘所作者十之七，傅、瞿所作者十之三。”8日，“早至學校，商《宣言》排印事。”但這之後，日記中不見提及《宣言》事，不知詳情如何。
《容庚北平日記》 （資料圖/圖）
《夏鼐日記》1947年10月16日後，有一段1982年3月6日的補記：“抗戰勝利後，北大復員，凡任職偽北大者皆解職，學生要加甄審後始分發。容氏不服，草《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但傅氏仍堅持原議……”（《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卷四，150頁）
可見，當時容庚在這件事情上比較投入。這前後，他還寫過一篇《論氣節》，11月11日，“三時起，寫《論氣節》一文”。12日，“早寫定《論氣節》一文”，“晚至《正報》訪王鍾麟，言吾文不能再登，蓋於七日登吾《與傅孟真信》大受責備也。”13日，“早鈔《論氣節》文二份，擬寄重慶《大公報》，未寄。”
1945年12月3日，“早往北大，討論傅斯年謂北大教職員為附逆不能再用事”。12月5日，“早與教職員代表訪李宗仁行營主任，約下午三時相見。下午復去，由參議董某先接見，態度甚誠懇。”6日，“攬鏡自照，消瘦得多，決自今日起擺脫學校一切事務，除上課外不復多管閒事矣。”就在這一天，戴笠奉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之命，逮捕了王克敏等敵偽高級官員，周作人也在家中被捕。
當年12月30日日記中有“雖失去北大教席”的話，顯然所有的努力都沒起作用。1946年1月16日，“至北大，支遣散薪兩月，聯幣五萬○二百元”。隨後，“由李宗仁介紹至廣西大學任教授”，日記中多有記載，最後在2月27日離開北平，先飛重慶。
容庚到重慶的第二天就去見了傅斯年。《夏鼐日記》1946年2月28日，“往謁傅先生，適容希白亦在座，傅先生以其附逆，大加責備。”（《夏鼐日記》卷四，27頁）
當年態度和傅斯年一般激進不放過容庚的還有羅常培，他在1946年4月24日給胡適的信中說：“聽說容庚已到廣西大學教書，我們倒要問他：‘日寇已敗，何勞跋涉’？可謂無恥已極！現狀如此，難怪孟真嫌太寬容，將來叫北大怎麼辦？”（《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容庚給傅斯年的公開信中有“庚獨戀於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所以羅常培有“日寇已敗，何勞跋涉”之責問。他說太寬容，可能指鄭天挺和陳雪屏，他們倆受教育部委託，前往北平接收大學。羅常培在給胡適寫信的同時，也給鄭天挺寫信了。鄭天挺1946年4月27日日記說：“作書致莘田（即羅常培），日前來函以聞偽文學院教員徐祖正、容庚、鄭騫留用，責雪屏及餘過於寬大，誚讓甚厲，遂以來時無人相助，不能不參用舊人，徐因趙光賢言其在班上攻擊日本，鄭則因餘讓之言其學問尚好，故均留用之故告之。……”（《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1169頁）
作為北大校長，胡適對這件事什麼態度，似乎未見記載。陳之藩先生曾跟我說過，當年有人去胡適那裡抱怨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的偏激政策，胡適沒表態，而是擼起袖子，讓客人看他的很細的手臂。客人也就不忍心再打擾他了。
容庚1946年4月到廣西，“後因校務停頓，無課可上，乃離桂林。7月4日廣州嶺南大學送聘書來，應聘為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頌齋自訂年譜》）。
1947年10月，中央研究院討論院士名單，16日“首討論及參加偽北大者是否除名，以僅容庚一人，故決定不放進”（《夏鼐日記》卷四，150頁）。
陸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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