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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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該專輯的第四篇原創文章，全文 5767 字，閱讀需要 18 分鐘，相關音頻聆聽時間為 24 分鐘。

當日本已經初步完成了戰爭動員之時，急不可待的政治家們便開始遐想和架構未來東亞的格局。大致上，日本對外擴張的策略分為北進派與南進派，他們兩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在進行一系列的實踐，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話題。

我今天要探討兩大方向分別是，一、日本全面入侵中國，二、日本與蘇聯的局部熱戰。其中，日蘇之間的局部熱戰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促使了日本做出了未來戰略方向的最終選擇，也就是部分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日本的最終選擇已經代表了它的戰略失誤。

現在，我們將眼光聚焦至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中國東北。那一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一、全面侵華：錯誤的評估與無盡的消耗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以南滿鐵路爆炸案為由，將事件的推手嫁禍給中國，發動了九·一八事變(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我在此只是將侵華戰爭的開端做一些概括性、常識性地討論，而還是把焦點放在這些事件如何進一步地影響日本未來的決策上。九·一八事變後的 9 月 22 日，中國就把這次事件提交給國際聯盟來處理，但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中的各成員國只是口頭上做一些譴責，並沒有實際的行動來真正遏制日本的發展。

▲1931 年 11 月 19 日，日本帝國陸軍第二師團進入齊齊哈爾。日本前排四名士兵正在吹號，周邊的中國民眾插手旁觀。由於早期的“不抵抗政策”，日本軍隊可以在我國東北境內的各地橫衝直撞。

圖源: ww2db.com

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1931 年的世界各國仍然出於經濟危機之中，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出於自保的目的，用口頭譴責的方式迴避與日本的正面衝突。在此時，有一位美國人我覺得有必要提一下，他就是亨利·劉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當中國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並且單獨照會美、英兩國，希望兩國能夠給予日本以各類制裁，當幾乎所有國家都保持沉默而自保時，史汀生則向各界人士宣示了美國政府的立場。這次宣言的核心後來被我們稱為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

當時史汀生是美國第 46 任國務卿，之後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在 1940 年蘇聯趁火打劫，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的時候，在宣示美國政府的立場時，也引用了史汀生主義。總之，史汀生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句話，不法行為不產生權利(Ex injuria jus non oritur)，即任何違反國際法地、以非正義暴力手段獲取的政權或領土，不具備合法性。

▲亨利·劉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是美國胡佛總統在任期間的國務卿，是倫敦海軍會議中美國代表團主席。曾經和妻子在日本京都遊歷過，他深知該城的歷史文化價值，併力排眾議地確保該城免遭原子彈的轟炸。該肖像照攝於1929 年 8 月 8 日

圖源: 美國國會圖書館(U.S. Library of Congress)

官方數碼編號: cph.3b01973

當時，史汀生是唯一一個站出來替中國在口頭上主持公道的人，但是畢竟考慮到美國自身的利益，所以制裁也沒有有效地發生。

現在，我們將視角再度轉回國內局勢。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後，就在東北三省推進迅速。1932 年初，錦州被日本佔領；1933 年初，宋哲元的國民革命軍第 29 軍在長城抗擊日本的侵略，但是隻是獲得了暫時性地戰術勝利，後又退守北京東側的通州。然後，在 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雙方代表簽訂了《塘沽協定》(Tanggu Truce)，以長城為界停止雙方的軍事衝突。

▲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雙方簽訂《塘沽協定》現場。日方談判代表為岡村寧次(Yasuji Okamura)，中方代表為熊斌、徐祖詒。

圖源:河出書房新社出版《滿洲帝國》

至於為什麼要停戰呢？我認為可能日本是出於外交考慮和國內狀況的發展而暫緩攻勢。外交上，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各大列強中開始漸漸孤立；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將佔領的東北三省“和平地建設一番”，以緩解國內人口過剩的問題。但是類似的停戰並沒能持續多久，日本便在 1937 年發動盧溝橋事變(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開始全面入侵中國。南京保衛戰失敗後，國民政府退到漢口，之後再退至重慶，建立“大後方”，整場抗日戰爭漸漸步入僵持階段。

在日本入侵中國之時，日本憑藉著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支援，以及步兵的嚴格訓練，連連擊退中國軍隊。除了在軍事力量方面日軍佔有優勢以外，日方還善於琢磨陰謀詭計。在此，我舉一個例子：天津事件(Tianjin Incident)。這次事件發生在 1939 年 4 月 9 日的夜間。當時，天津海關監督兼華北聯合儲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程錫庚，在英國租界內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時被刺殺。然後，駐天津英國總領事同意日本憲兵參與搜捕刺殺者。結果，在搜捕過程中發現，四名刺殺人員皆為中國人，他們的居住地址都在租界內。於是日本人就以此為藉口，封鎖了英法租界，並稱租界袒護抗日隊伍，且提出了一系列外交上的無理請求。英國方面之後妥協疲軟，便同意憲兵抓捕罪犯，並答應了日本的外交條件。

這個事件的結果便是被稱為東方慕尼黑的有田-克萊琪協定(Craigie-Arita Formula)的簽訂。它是日本外相有田八郎(Hachirō Arita)與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Robert Craigie)共同簽署的。協定規定以下三點：

一、英國“完全承認”日本造成的“中國之實際局勢”

二、英國承認日本在其佔領區內享有“日本軍隊即有各項特殊需要，以保障其安全，並維護其所控制區域之公共秩序”的特權

三、英國允諾“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於日軍之敵人之行動與因素”，英國“均無意加以贊助”

以上的內容刊登在 1939 年 8 月 22 日的新華日報上，等於說英國在日本入侵中國完全採取了綏靖政策，與當時德國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臺德地區(Sudety)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這個事件也被稱為東方慕尼黑。

▲1939 年 6 月，日本帝國陸軍對英法租界的外圍進行封鎖。圖中所示之鐵絲網障礙便為日軍鋪設，鐵絲網後方是租界內的英方守衛部隊。

圖源: Wikipedia

那麼這次事件，是日本人故意製造的，還是在事件發生後被日方嗅到了戰略機遇，我就不得而知了。但總之，美、英兩國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後無所作為，導致中國在侵華戰爭頭幾年中，在國際上沒有任何物質援助。

但是，歷史的規律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日方在侵華戰爭初期的勝利一方面導致了日本人開始輕視對手的作戰能力；另一方面，這些勝利的結果卻使日本不得不付出巨大代價來鞏固在中國的龐大佔領區。游擊隊、民兵的各類襲擾把日本人搞得夠嗆，雖然正面戰場硬拼火力，中國軍隊不是日本人的對手，但是日方要鞏固戰鬥的結果卻也是十分地艱難。因此，從這一方面來講，日本在侵華初期的勝利，導致了它過於深陷中國戰場，速勝的希望渺茫，於是日本大本營就開始想別的辦法來擴張領土以實現東亞共榮。

講到這裡，南進論(Nanshin-ron)與北進論(Hokushin-ron)這兩種策略應該是避不開了。我之前提到過，這兩派的日本高層都希望佔領東北三省來獲取鋼鐵和煤，以及種植水稻。但是，此時的日本仍然希望獲取發動戰爭最寶貴的資源：石油，以獲得未來鬥爭的後勤保障。日本人此時沒有發現大慶油田，而開始覬覦蘇聯的西伯利亞(Siberia)和東南亞荷屬東印度群島(Dutch East Indies)的石油儲備。只是南進派和北進派在對象選擇上沒能達成一致。日本因為在中國戰場上獲得了優越感，並且關東軍(Kwantung Army)是日本陸軍的精銳，於是他們便與蘇聯在遠東地區進行交手。

二、北上受挫：張鼓峰之戰與諾門罕戰役

早在 1932 年，日本扶持偽滿洲國上臺後，便不斷地在滿蒙邊境囤積兵力。蘇聯也在次年 1933 年開始，在邊境地區加大軍事投入。由於外蒙古在蘇聯的支持下 1921 年宣告獨立，因此在外蒙古和偽滿洲國的國境線上佈滿了雙方的陸軍力量。

在 1939 年之前，雙方在邊境地區的局部衝突就發生數百次。一會兒關東軍某個巡邏小隊去驅趕外蒙古的牧民，一會兒蒙古騎兵進行報復性還擊，攻佔某個哨所。類似的小打小鬧層出不窮。但是，邊境爭議地區的衝突並不代表著日本向蘇聯正式宣戰。即使是 1935 年 1 月 8 日發生了哈拉哈廟之戰(Battle of Khalkhyn Temple)，戰鬥雙方的總規模加起來也就 120 人左右，連一個步兵連的規模都不到。但是在 1938 年國際格局發生重大改變時，特別是日本與德國已經正式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以及近衛文磨在國內召開了四相會議後，日本和蘇聯雙方便真正意義上在國境線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爭奪。

▲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日兩國代表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上圖為協議原文，珍藏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圖源: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首先是，1938 年 7 月 30 日發生的張鼓峰作戰(Battle of Lake Khasan 或 Changkufeng Incident)。當天，日方從駐守朝鮮的第 19 師團(IJA 19th Infantry Division)中派遣了了一個大隊的兵力擊退了大約一個連的蘇軍防守，佔領了張鼓峰。8 月 2 日起，蘇軍動用了包括 T-26 坦克在內的裝甲部隊與日本展開正面衝突。8 月 6 日，蘇軍動用空中力量與地面機械化部隊進行協同作戰，但是在面對日本人修築的層層鐵絲網和反坦克攻勢時，傷亡仍然不小。不過，好在蘇聯使用機械化部隊的高速機動優勢，成功切斷了日軍的補給線，並在接下來的三天中不斷孤立日軍，重新奪回了張鼓峰。此次作戰行動以 8 月 10 日，雙方談判代表在停戰書上簽字而畫上了句號。

▲蘇聯士兵在佔領哈桑湖(Lake Khasan)西側高地後後插上紅旗，軍官正在拿望遠鏡偵察周邊敵情。

圖源: 俄羅斯國家影像檔案館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инофотодокументов)

作者: © Темин Виктор Антонович

官方檔案編號: 0-360573

因為日本帝國陸軍在白刃戰方面的訓練非常刻苦，所以在雙方的步兵交手之時，遠東方面的蘇聯士兵傷亡巨大。雖然張鼓峰之戰是以蘇聯順利奪回張鼓峰，逼迫日軍簽署停戰協議而告終，但是這次作戰暴露出了蘇聯遠東方面的部隊訓練鬆散、補給不暢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使得，斯大林在此戰後調整了遠東地區的部隊編制，並且加大了該地區的鐵路建設，改善了物資和人員的吞吐量；另一方面，日軍開始輕視蘇聯軍隊，導致在之後的諾門罕作戰中失利。

其實，日本在張鼓峰作戰之後，仍然認為在遠東方面夾擊蘇聯是具有未來前景的戰略。在 1939 年 5 月 4 日之時，蒙古的邊境警備部隊在哈拉欣河(Khalkhyn Gol)以東放牧，但是遭到了偽滿洲國的邊境警備部隊的還擊。然後雙方不斷在此地囤積兵力，局勢升級，日本也被拉入衝突之中。

這裡要說明的是，諾門罕戰役(Battles of Khalkhin Gol 或 Nomonhan Incident)的導火索之一確實是一次平常的小規模邊境衝突，其本質就是偽滿洲國與蒙古邊境的劃分問題。偽滿洲國認為哈拉欣河以東區域為偽滿洲國領土，而蒙古認為哈拉欣河以東 16 公里處為兩國邊境。但是，從戰略上來講，日本希望與蘇聯進行一次大規模地、試探性進攻，以對未來可能進行的德日夾擊策略做一些鋪墊。所以日本便在此次衝突發生的 10 天后，派遣了大量騎兵部隊和少許空中力量對蒙古部隊進行還擊，接著局勢升級，蘇聯介入。

▲1939 年 7 月，日本帝國陸軍士兵在諾門罕戰役中匍匐在被擊毀的蘇聯坦克前方。

圖源: 同盟通訊社(Dōmei Tsushin)

從此開始一直至整個六月，日本帝國陸軍佔據巨大優勢，但是當 1939 年 8 月蘇聯的朱可夫指揮部隊反攻時，日本帝國陸軍的兩個師團，在蘇軍強大的裝甲部隊和空中力量下被迫突圍，結束了諾門罕戰役。雙方共投入兵力十萬多人，各類坦克裝甲車一千輛以上、作戰飛機一千三百架以上、補給卡車五千輛以上，雙方死傷都非常慘重。

我的重點是要說明這場戰役的影響，因為這會牽扯到日軍的戰略部署問題。而對於戰鬥過程，暫不在這篇音頻中做過多的敘述。同時，我在這裡也不討論具體的統計數據，因為蘇日雙方的具體數字差距懸殊，但是有一點是可以預見的：蘇聯以巨大傷亡迫使日軍撤軍。那麼，這次事件可以被認為是日軍放棄北進計劃的原因之一。請注意，僅僅是之一。我們早些年經常會認為是蘇聯人打的諾門罕戰役讓日軍完全打消了北進的策略，但是我想說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我們在下一節會補充一些其它因素。

三、重心轉移：日本放棄北上進攻計劃的多種原因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諾門罕戰役的結束迫使日本大本營內部重新評估了蘇聯的軍事實力。因為在日本與蘇聯交手的過程中，仍然受到了日俄戰爭勝利的心理影響，日軍的過分自信導致了戰役的失敗。但是，這次戰役並沒有迫使日本完全打消了從遠東進攻蘇聯的企圖。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軍開展巴巴羅薩行動(Opearation Barbarossa)，大舉入侵蘇聯後，日本在 6 月 24 日起草了一份文件，並在 7 月 2 日的御前會議中討論《適應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要綱》(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國國策要綱)。天皇通過了這份文件後，批准執行“關東軍特種演習”(Kantokuen，簡稱“關特演”)。這個特種演習的目的是以“演習”為藉口進行部隊集結與戰前動員，為接下來到來的入侵遠東做好準備。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軍穿越蘇聯國境線附近的橋樑，展開巴巴羅薩計劃。

圖源: 俄羅斯國家影像檔案館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инофотодокументов)

官方檔案編號: 1-37029

此時的日本大本營內部的“南進派”主張北部採取守勢，“北進派”則主張南北等待戰機。所以，也並不是如我們從字面上理解的那樣，“南進派”就是北守南攻，“北進派”就是北攻南守。在《適應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要綱》中，日方清楚地說明“一旦蘇德戰爭進程對帝國有利時，即行使武力解決北方問題”，可見兩派別的爭論仍然是要讓步於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以及如何決策真正對日本有利。

在“演習”集結過程中，國際局勢發生了些許的變化，其中之一便是蘇德戰事的發展。首先，斯大林在巴巴羅薩行動發生後，開始意識到兩個層面的事項：

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說撕就撕，那蘇日中立條約(Japanese–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也不會長久；

二、蘇聯潛伏的間諜理查·佐爾格(Рихард Зорге)在德軍入侵前警告過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並不以為然。巴巴羅薩事件發生後，斯大林開始注重佐爾格關於遠東方面的情報。

▲日本外長松岡洋右(Yōsuke Matsuoka)在簽署《蘇日中立條約》，後排中間分別為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主席斯大林。

圖源: 俄羅斯國家影像檔案館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инофотодокументов)

官方檔案編號: F. 82. Op. 2. D. 1625

從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看到，蘇聯並沒有在此時從遠東撤軍。而隨著德軍在莫斯科戰役中漸漸陷入僵持以及在南線遇到阻力時，日本對德軍是否能夠在短期拿下蘇聯開始產生懷疑。日軍在 1941 年 7 月開始動員部隊在東北邊境集結，完成集結的預定日期在 8 月 8 日。而德軍在 7 月底的閃電戰中已經開始有些力不從心，同時日本大本營內部產生了一份重要報告《以時局為依據的對俄情勢判斷》。這份報告從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徵、蘇聯的政治特徵、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德蘇日三國的軍力對比進行綜合性評判，得出的結論是即使莫斯科失守，德軍也無法在短期內獲勝。東條英機本人給予這份報告非常高的評價。

於此同時，日本大本營也開始意識到，日本帝國陸軍如果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動進攻，且必須還要照顧中國戰場，其日本帝國陸軍必須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維持戰局，日本帝國海軍的優勢則完全無法發揮，這樣的佈局無法最大化輸出日本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蘇聯間諜佐爾格以及尾崎秀實(Hotsumi Ozaki)等人組成的情報網此時還沒有完全暴露。“日本關東軍不會北進”這樣的情報也是在 1941 年 9 月 14 日送出的，而日本早在 1941 年 8 月 9 日就已經放棄了“關東軍特種演習”。所以，當日本在同年 10 月抓到佐爾格後，時間的拖延已經讓日本無法進行北進的嘗試。

▲理查·佐爾格的新聞記者證，1941 年 7 月 4 日拍攝。佐爾格在 1941 年 6 月與 9 月向蘇聯傳送了兩份重要的情報，但不幸於同年 10 月 14 日被日本特高(Tokubetsu Kōtō Keisatsu)逮捕。蘇聯政府在戰爭中拒絕承認佐爾格的間諜身份，因此佐爾格無法以俘虜交換的方式，被蘇聯召回。1944 年 11 月 7 日被處決。

圖源: 『昭和30年史』(毎日新聞社，1955年)

以上所述的各個方面，包括各類報告所提供的決策、蘇德戰場的態勢變化、仍然潛伏在地下的蘇聯間諜等共同因素，促使了日本放棄了北進計劃。並不是我們廣義上理解的那樣：諾門罕戰役的一頓痛揍，就把日軍拖入了太平洋。

由於篇幅限制，我將在下一期中的第一節，從日本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角度來各位討論，南進計劃為什麼能夠被日本大本營採納的原因。接著，我會在下一期節目的第二節開始講述日本海軍航空兵的發展以及偷襲珍珠港作戰行動的實施。這一期節目就到這兒，我們下一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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