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
作者 | 石燦
編輯 | 鐵林
你隨便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三里屯、國貿、華貿、酒仙橋和各種SOHO建築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體人，或蹲在樓下抽菸，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體行業從公眾號圖文階段演進到短視頻平臺霸王時代，他們隨著媒介變化自我成長，90後已經是這個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話說得妙，後廠村要是中國互聯網的硅谷，朝陽區肯定是亞洲新媒體產業大高地。
沒錯，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統戰部在4月公佈過一個數字，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北京市約有83.3萬新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應景，網上有段子說，隨便丟一塊磚，都能在朝陽區地界砸中一個新媒體從業者。
他們每天生產、運營各種內容，再上傳到不同平臺，推送給無數等著賬號內容更新的消費者們。
見面互相稱呼媒體老師，被“你是抄的吧”輕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寫得真好”輕易歡喜。
他們把自己展現給外人時，大多光鮮亮麗，自信滿滿，甚至有分析把這類人群定義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們會有職場危機嗎？如果有，具體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
作者 | 石燦
編輯 | 鐵林
你隨便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三里屯、國貿、華貿、酒仙橋和各種SOHO建築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體人，或蹲在樓下抽菸，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體行業從公眾號圖文階段演進到短視頻平臺霸王時代，他們隨著媒介變化自我成長，90後已經是這個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話說得妙，後廠村要是中國互聯網的硅谷，朝陽區肯定是亞洲新媒體產業大高地。
沒錯，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統戰部在4月公佈過一個數字，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北京市約有83.3萬新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應景，網上有段子說，隨便丟一塊磚，都能在朝陽區地界砸中一個新媒體從業者。
他們每天生產、運營各種內容，再上傳到不同平臺，推送給無數等著賬號內容更新的消費者們。
見面互相稱呼媒體老師，被“你是抄的吧”輕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寫得真好”輕易歡喜。
他們把自己展現給外人時，大多光鮮亮麗，自信滿滿，甚至有分析把這類人群定義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們會有職場危機嗎？如果有，具體是什麼呢？
從入職到離職9個月，老闆沒正常發過工資
薛登山最終還是拿到了趙權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資。此前，薛登山從趙權的新媒體公司離職，趙權一直沒發放薛登山後兩個月的工資。薛登山沒辦法，只能向第三方維權機構提起對趙權的仲裁，調解欠薪問題。
趙權曾試圖以公司開除薛登山的方式，解決自己被前員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後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兩個月工資。最後，趙權失敗了。失敗原因是趙權沒有和薛登山籤勞動合同，他連反向訴訟的權利都沒有。
從2018年12月離職到拿到原本屬於他的工資，經歷了三個月。那三個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時間，離職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學業務。那裡不愁生源，生意興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覺得沒奔頭。很多家長只認那份工作，而不認是誰在做那份工作，平時能結識很多學生，但不認識他們的家長，並沒覺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觸到一些孩子，他們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媽是高校老師，寫個名字都膽戰心驚，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輩子，也不可能達到他們那種高度，後來就另尋出路了。”薛登山說。
2017年9月左右，一個朋友約薛登山吃飯聊到加密貨幣，“我恰好之前瞭解過，也有些興趣，”朋友邀他入夥一家做區塊鏈行業報道的新媒體機構。“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團隊了，BP也給我看了，我就說，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譯，把國外的一些資訊轉譯到國內來。” 好景不長，“幣圈94事件”隨即到來，央行聯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為非法融資行為，國內交易所也被關閉。以區塊鏈為核心的媒體圈也發生大動盪，薛登山還沒入職，那個項目就被擱置了，直到半年後，那個項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說現在又準備做起來。”那位朋友還說，公司準備融資，場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緒，就差人了，“問我願不願意來，我說來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職那家區塊鏈媒體的員工，最開始只有薛登山、趙權和趙權助理三人，主要收入來源是做活動。薛登山負責每天的早報。早上起來，把前一天晚上外網發佈的區塊鏈新聞消息整理好，轉錄發佈到他們的公眾號上，白天只要跟蹤一些實時動態就行，不用寫稿。
薛登山一直這樣待到了6月份，後面陸陸續續加入了其他編輯和作者，他才開始動筆寫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連，上大學時選擇會計專業，在國外待過兩年，英文翻譯能力還不錯。但在從事這份工作以前，從沒寫過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裡的一家會計所做審計工作，太安分了，覺得沒什麼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東二環，“我在總部樓下等領導，看到中國銀行總部之類的高樓大廈，就覺得太牛逼了，秋高氣爽，想來北京工作，就來了。”
薛登山對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掙到錢，在家我掙不到錢。”“來北京要體驗互聯網嘛，找一家融資融好幾個億，燒錢燒都燒沒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種帶有史詩般的壯舉的體驗，在現實面前變得蒼白乏力。
從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個月的時間裡都沒拿到融資。進入公司後，從來沒有正常發過工資，他得主動去找老闆要。“我還問過老闆有沒有具體日期發工資，他說有，就沒了。過了好幾天我再問一遍，他才會發。”薛登山曾想，“這次不是要搞一個大公司嗎？不應該正規一些嗎？但沒有。”
日常生活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飯，兜裡的錢越來越少，有時還銀行信用卡，都得從女朋友那裡拿錢。他很難受。
他女朋友偶爾還埋怨說，一天到晚上班連錢都沒拿到，還上班幹嘛？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會給他壓力，吵架的點都在於，薛登山覺得他老闆不是一個不發工資的人，老闆應該是太忙了，給忘了。但女朋友的觀點是，沒有這樣的老闆，老闆是不會經常忘了給一個員工發工資的，老闆就是故意不發。
在那家公司的9個月裡，薛登山最開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職兩個多月後了。
6月，一個編輯從另外一家財經媒體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體。他開始嘗試寫稿子，寫著寫著發現有人願意看，“起碼編輯的反饋是可以的，在我看來她就是權威，她覺得好，那我覺得就有戲，起碼沒有受到過文字薰陶的我，句子主謂賓是對的，能讓其他人看得懂，這是個好事兒，說明可以繼續幹下去。”
到了11月，他實在待不下去了，決定12月辭職。也就是在最後的那個月裡，他才知道，一家媒體應該有主編，才知道什麼叫通稿、什麼叫選題會、怎麼寫稿子才能讓讀者往下看、正常的內容生產過程是什麼。提出辭職的最後一個月，是他在那家區塊鏈媒體收穫最多的一個月。
12月離開時，“也沒提工資的事兒，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還不結嗎？但是也不結。”
離職後，薛登山入職的新公司都發工資了，前老闆還沒給他結算工資。他給前老闆打過電話、發過信息詢問工資的事兒，但對方一直在打太極。直到今年2月，“不想鬧僵，但我受不了了”，他決定去第三方維權機構立案仲裁。調解員告訴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幾個月時間。他等不了，最終同意了另一個解決方案：調解。
調解那天，趙權沒到場，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員去和薛登山見的面。他氣得不行。好在最後拿到拖欠許久的工資。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東家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科技大V轉了，他開心得不得了。“職業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時候，就現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認可的，你寫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轉過，好歹也是個承認。”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
作者 | 石燦
編輯 | 鐵林
你隨便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三里屯、國貿、華貿、酒仙橋和各種SOHO建築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體人，或蹲在樓下抽菸，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體行業從公眾號圖文階段演進到短視頻平臺霸王時代，他們隨著媒介變化自我成長，90後已經是這個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話說得妙，後廠村要是中國互聯網的硅谷，朝陽區肯定是亞洲新媒體產業大高地。
沒錯，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統戰部在4月公佈過一個數字，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北京市約有83.3萬新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應景，網上有段子說，隨便丟一塊磚，都能在朝陽區地界砸中一個新媒體從業者。
他們每天生產、運營各種內容，再上傳到不同平臺，推送給無數等著賬號內容更新的消費者們。
見面互相稱呼媒體老師，被“你是抄的吧”輕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寫得真好”輕易歡喜。
他們把自己展現給外人時，大多光鮮亮麗，自信滿滿，甚至有分析把這類人群定義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們會有職場危機嗎？如果有，具體是什麼呢？
從入職到離職9個月，老闆沒正常發過工資
薛登山最終還是拿到了趙權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資。此前，薛登山從趙權的新媒體公司離職，趙權一直沒發放薛登山後兩個月的工資。薛登山沒辦法，只能向第三方維權機構提起對趙權的仲裁，調解欠薪問題。
趙權曾試圖以公司開除薛登山的方式，解決自己被前員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後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兩個月工資。最後，趙權失敗了。失敗原因是趙權沒有和薛登山籤勞動合同，他連反向訴訟的權利都沒有。
從2018年12月離職到拿到原本屬於他的工資，經歷了三個月。那三個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時間，離職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學業務。那裡不愁生源，生意興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覺得沒奔頭。很多家長只認那份工作，而不認是誰在做那份工作，平時能結識很多學生，但不認識他們的家長，並沒覺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觸到一些孩子，他們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媽是高校老師，寫個名字都膽戰心驚，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輩子，也不可能達到他們那種高度，後來就另尋出路了。”薛登山說。
2017年9月左右，一個朋友約薛登山吃飯聊到加密貨幣，“我恰好之前瞭解過，也有些興趣，”朋友邀他入夥一家做區塊鏈行業報道的新媒體機構。“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團隊了，BP也給我看了，我就說，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譯，把國外的一些資訊轉譯到國內來。” 好景不長，“幣圈94事件”隨即到來，央行聯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為非法融資行為，國內交易所也被關閉。以區塊鏈為核心的媒體圈也發生大動盪，薛登山還沒入職，那個項目就被擱置了，直到半年後，那個項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說現在又準備做起來。”那位朋友還說，公司準備融資，場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緒，就差人了，“問我願不願意來，我說來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職那家區塊鏈媒體的員工，最開始只有薛登山、趙權和趙權助理三人，主要收入來源是做活動。薛登山負責每天的早報。早上起來，把前一天晚上外網發佈的區塊鏈新聞消息整理好，轉錄發佈到他們的公眾號上，白天只要跟蹤一些實時動態就行，不用寫稿。
薛登山一直這樣待到了6月份，後面陸陸續續加入了其他編輯和作者，他才開始動筆寫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連，上大學時選擇會計專業，在國外待過兩年，英文翻譯能力還不錯。但在從事這份工作以前，從沒寫過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裡的一家會計所做審計工作，太安分了，覺得沒什麼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東二環，“我在總部樓下等領導，看到中國銀行總部之類的高樓大廈，就覺得太牛逼了，秋高氣爽，想來北京工作，就來了。”
薛登山對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掙到錢，在家我掙不到錢。”“來北京要體驗互聯網嘛，找一家融資融好幾個億，燒錢燒都燒沒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種帶有史詩般的壯舉的體驗，在現實面前變得蒼白乏力。
從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個月的時間裡都沒拿到融資。進入公司後，從來沒有正常發過工資，他得主動去找老闆要。“我還問過老闆有沒有具體日期發工資，他說有，就沒了。過了好幾天我再問一遍，他才會發。”薛登山曾想，“這次不是要搞一個大公司嗎？不應該正規一些嗎？但沒有。”
日常生活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飯，兜裡的錢越來越少，有時還銀行信用卡，都得從女朋友那裡拿錢。他很難受。
他女朋友偶爾還埋怨說，一天到晚上班連錢都沒拿到，還上班幹嘛？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會給他壓力，吵架的點都在於，薛登山覺得他老闆不是一個不發工資的人，老闆應該是太忙了，給忘了。但女朋友的觀點是，沒有這樣的老闆，老闆是不會經常忘了給一個員工發工資的，老闆就是故意不發。
在那家公司的9個月裡，薛登山最開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職兩個多月後了。
6月，一個編輯從另外一家財經媒體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體。他開始嘗試寫稿子，寫著寫著發現有人願意看，“起碼編輯的反饋是可以的，在我看來她就是權威，她覺得好，那我覺得就有戲，起碼沒有受到過文字薰陶的我，句子主謂賓是對的，能讓其他人看得懂，這是個好事兒，說明可以繼續幹下去。”
到了11月，他實在待不下去了，決定12月辭職。也就是在最後的那個月裡，他才知道，一家媒體應該有主編，才知道什麼叫通稿、什麼叫選題會、怎麼寫稿子才能讓讀者往下看、正常的內容生產過程是什麼。提出辭職的最後一個月，是他在那家區塊鏈媒體收穫最多的一個月。
12月離開時，“也沒提工資的事兒，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還不結嗎？但是也不結。”
離職後，薛登山入職的新公司都發工資了，前老闆還沒給他結算工資。他給前老闆打過電話、發過信息詢問工資的事兒，但對方一直在打太極。直到今年2月，“不想鬧僵，但我受不了了”，他決定去第三方維權機構立案仲裁。調解員告訴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幾個月時間。他等不了，最終同意了另一個解決方案：調解。
調解那天，趙權沒到場，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員去和薛登山見的面。他氣得不行。好在最後拿到拖欠許久的工資。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東家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科技大V轉了，他開心得不得了。“職業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時候，就現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認可的，你寫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轉過，好歹也是個承認。”
裁員後，她被失落感“感染”
有個人就沒那麼幸運了。2018年12月31日，黃蕾距離從一家國內頭部內容公司轉正就差一週，也就是那天，早上，她去上班，忽然接到通知，自己被裁了。“剛開始我被裁還覺得無所謂啊，反正是拿到錢了，而且不用上班。”
但才過幾天，裁員後勁兒就侵襲到黃蕾頭上了，“失落感。”
她是這樣被這種感覺染上的。前同事會拍視頻發抖音，也會在朋友圈發佈關於公司的動態，被裁後，她一直在刷朋友圈和抖音，慢慢地，看到前同事發佈了關於公司的動態，她才意識到，“我被裁了，我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北京，如果你太閒，會被當成是異類，即便別人不把你當成異類，你也會覺得你不應該那樣閒著。這座城市太匆忙了，似乎每個人手頭都有做不完的事兒，每個人都脫不開時間去和別人聚會。
過完年回到北京，黃蕾每天睡到快中午，起床後，刷一遍各家招聘網站平臺，問一問身邊的人有沒有坑推薦。那段時間經濟環境欠佳，互聯網公司對外投放的招聘職位不多，黃蕾說，她還要和那些從滴滴出行、美團那種大公司出來的人競爭，壓力特別大。
她看了兩三天，都沒投出去幾個簡歷，這意味著她沒有機會面試。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有適合的崗位出現。剛開始她還和朋友約出去玩，到後來她不敢出去和朋友見面了，別人都有工作，只有她沒有，聊起天來，很不爽快，自己會變得尷尬。為了省錢，她總是自己做飯吃。
到了晚上就玩手機，刷抖音，一直玩到凌晨3點，“那段時間我刷抖音刷得可多了”。當時還立志做一個抖音視頻博主，後來失敗了。她拍了兩三個視頻一直沒人給她點贊，也沒播放量。她自己還花錢給自己拍的視頻刷了一撥流量，想帶動一下，萬一上熱門了呢？最後一點用也沒有，直接放棄了。
每天就那樣熬著。日積月累，很多空洞的焦慮變得愈加具體和顯而易見，很多想法都指向了“我什麼時候找到工作”這一件事情上，“我都開始信命了，我怎麼可能想到裁員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完全沒有想到。”
黃蕾大學畢業兩年，最開始在北京一家新媒體創業公司做市場運營。那家公司讓她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太雜亂了，“如果你到一個體制完整的大公司，它不會要求你什麼都會，它要你精通某一項技能。”正因為如此，她去了上一家公司，“體驗了從一個初創公司到一個還算完整的公司的過程，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對接設計、技術、運營、法務、財務，不再是一個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團隊配合才是應該做的。”
至今她還記得第一天去上班發生的事情。“忽然就被拉去開一個立項會，技術和設計都在說話。我一臉懵逼。就很慫你知道嗎？我什麼都不懂，作為一個公司新人，有些怯場。”
她在工作效率和準確度上對自己要求很高，但也犯過錯。一次，他們和一個電影宣發公司有合作，他們要在電影主視覺上加上他們公司的元素，但他們是乙方，既要對內又要對外。在內部溝通的過程中沒能處理好關係，導致她和一位設計師同事的關係弄得比較緊張。
“之後每次和美術老大溝通我就很慫。他們對接我們其實不是他們最核心的業務，還要來配合我們，工作不上心，也很正常。”黃蕾習慣從自己身上挑毛病，遇事兒，她不是甩鍋俠。
她在上一家公司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有了很多不一樣的體驗，之前只對接老闆、運營、作者，現在她有了更多的嘗試，工作不只是說你的業務能力，還有溝通能力、對外能力，甚至你需要一些資源。“不管你去的那家公司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其實每段經歷都是有好處的。”這些都很重要。
解決黃蕾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找到一個新工作，讓自己忙起來，忙起來，一切就好了。
三月初，黃蕾在boss直聘投簡歷時一眼看中了一家媒體集團新媒體運營的職位，之前在那家初創公司時就經常和那家媒體集團有來往，特別瞭解他們。投了簡歷沒多久她就拿到了面試機會。
但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她看重的那個職位和她預期中的職位完全不一樣。她有些遲疑。但她室友勸她，去看一看。面試過程很順利，黃蕾的部門負責人對她很滿意，只是，部門負責人剛剛負責那個部門，在組建團隊和開拓業務的過程中，有很多不順手的地方。
現在，黃蕾做的事情與之前又不一樣了。此前，她的工種大多負責執行，現在她要先有策劃，才去執行。剛開始幾周她壓力很大，現在正和新的項目抗爭。
她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說，一個人的職業瓶頸大多是從一個執行者變成一個管理者開始，不同角色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之前做很多事情有條有理，但現在角色定位一變，要是處理得不好，那種狀態就會成為你的瓶頸。
在新工作裡，黃蕾經常反思，“我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太好，我是不是過不了試用期？”室友提到了自己的經驗，新領導的要求和之前會不一樣，要適應新的環境。黃蕾最後的結論是她的個人能力不夠，要去磨合。
“我的工作經驗雖然才有兩年，但我已經不能再去做一個小兵小將了。”和室友聊完之後，黃蕾感覺通透了許多。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
作者 | 石燦
編輯 | 鐵林
你隨便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三里屯、國貿、華貿、酒仙橋和各種SOHO建築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體人，或蹲在樓下抽菸，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體行業從公眾號圖文階段演進到短視頻平臺霸王時代，他們隨著媒介變化自我成長，90後已經是這個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話說得妙，後廠村要是中國互聯網的硅谷，朝陽區肯定是亞洲新媒體產業大高地。
沒錯，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統戰部在4月公佈過一個數字，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北京市約有83.3萬新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應景，網上有段子說，隨便丟一塊磚，都能在朝陽區地界砸中一個新媒體從業者。
他們每天生產、運營各種內容，再上傳到不同平臺，推送給無數等著賬號內容更新的消費者們。
見面互相稱呼媒體老師，被“你是抄的吧”輕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寫得真好”輕易歡喜。
他們把自己展現給外人時，大多光鮮亮麗，自信滿滿，甚至有分析把這類人群定義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們會有職場危機嗎？如果有，具體是什麼呢？
從入職到離職9個月，老闆沒正常發過工資
薛登山最終還是拿到了趙權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資。此前，薛登山從趙權的新媒體公司離職，趙權一直沒發放薛登山後兩個月的工資。薛登山沒辦法，只能向第三方維權機構提起對趙權的仲裁，調解欠薪問題。
趙權曾試圖以公司開除薛登山的方式，解決自己被前員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後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兩個月工資。最後，趙權失敗了。失敗原因是趙權沒有和薛登山籤勞動合同，他連反向訴訟的權利都沒有。
從2018年12月離職到拿到原本屬於他的工資，經歷了三個月。那三個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時間，離職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學業務。那裡不愁生源，生意興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覺得沒奔頭。很多家長只認那份工作，而不認是誰在做那份工作，平時能結識很多學生，但不認識他們的家長，並沒覺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觸到一些孩子，他們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媽是高校老師，寫個名字都膽戰心驚，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輩子，也不可能達到他們那種高度，後來就另尋出路了。”薛登山說。
2017年9月左右，一個朋友約薛登山吃飯聊到加密貨幣，“我恰好之前瞭解過，也有些興趣，”朋友邀他入夥一家做區塊鏈行業報道的新媒體機構。“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團隊了，BP也給我看了，我就說，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譯，把國外的一些資訊轉譯到國內來。” 好景不長，“幣圈94事件”隨即到來，央行聯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為非法融資行為，國內交易所也被關閉。以區塊鏈為核心的媒體圈也發生大動盪，薛登山還沒入職，那個項目就被擱置了，直到半年後，那個項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說現在又準備做起來。”那位朋友還說，公司準備融資，場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緒，就差人了，“問我願不願意來，我說來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職那家區塊鏈媒體的員工，最開始只有薛登山、趙權和趙權助理三人，主要收入來源是做活動。薛登山負責每天的早報。早上起來，把前一天晚上外網發佈的區塊鏈新聞消息整理好，轉錄發佈到他們的公眾號上，白天只要跟蹤一些實時動態就行，不用寫稿。
薛登山一直這樣待到了6月份，後面陸陸續續加入了其他編輯和作者，他才開始動筆寫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連，上大學時選擇會計專業，在國外待過兩年，英文翻譯能力還不錯。但在從事這份工作以前，從沒寫過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裡的一家會計所做審計工作，太安分了，覺得沒什麼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東二環，“我在總部樓下等領導，看到中國銀行總部之類的高樓大廈，就覺得太牛逼了，秋高氣爽，想來北京工作，就來了。”
薛登山對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掙到錢，在家我掙不到錢。”“來北京要體驗互聯網嘛，找一家融資融好幾個億，燒錢燒都燒沒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種帶有史詩般的壯舉的體驗，在現實面前變得蒼白乏力。
從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個月的時間裡都沒拿到融資。進入公司後，從來沒有正常發過工資，他得主動去找老闆要。“我還問過老闆有沒有具體日期發工資，他說有，就沒了。過了好幾天我再問一遍，他才會發。”薛登山曾想，“這次不是要搞一個大公司嗎？不應該正規一些嗎？但沒有。”
日常生活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飯，兜裡的錢越來越少，有時還銀行信用卡，都得從女朋友那裡拿錢。他很難受。
他女朋友偶爾還埋怨說，一天到晚上班連錢都沒拿到，還上班幹嘛？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會給他壓力，吵架的點都在於，薛登山覺得他老闆不是一個不發工資的人，老闆應該是太忙了，給忘了。但女朋友的觀點是，沒有這樣的老闆，老闆是不會經常忘了給一個員工發工資的，老闆就是故意不發。
在那家公司的9個月裡，薛登山最開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職兩個多月後了。
6月，一個編輯從另外一家財經媒體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體。他開始嘗試寫稿子，寫著寫著發現有人願意看，“起碼編輯的反饋是可以的，在我看來她就是權威，她覺得好，那我覺得就有戲，起碼沒有受到過文字薰陶的我，句子主謂賓是對的，能讓其他人看得懂，這是個好事兒，說明可以繼續幹下去。”
到了11月，他實在待不下去了，決定12月辭職。也就是在最後的那個月裡，他才知道，一家媒體應該有主編，才知道什麼叫通稿、什麼叫選題會、怎麼寫稿子才能讓讀者往下看、正常的內容生產過程是什麼。提出辭職的最後一個月，是他在那家區塊鏈媒體收穫最多的一個月。
12月離開時，“也沒提工資的事兒，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還不結嗎？但是也不結。”
離職後，薛登山入職的新公司都發工資了，前老闆還沒給他結算工資。他給前老闆打過電話、發過信息詢問工資的事兒，但對方一直在打太極。直到今年2月，“不想鬧僵，但我受不了了”，他決定去第三方維權機構立案仲裁。調解員告訴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幾個月時間。他等不了，最終同意了另一個解決方案：調解。
調解那天，趙權沒到場，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員去和薛登山見的面。他氣得不行。好在最後拿到拖欠許久的工資。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東家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科技大V轉了，他開心得不得了。“職業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時候，就現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認可的，你寫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轉過，好歹也是個承認。”
裁員後，她被失落感“感染”
有個人就沒那麼幸運了。2018年12月31日，黃蕾距離從一家國內頭部內容公司轉正就差一週，也就是那天，早上，她去上班，忽然接到通知，自己被裁了。“剛開始我被裁還覺得無所謂啊，反正是拿到錢了，而且不用上班。”
但才過幾天，裁員後勁兒就侵襲到黃蕾頭上了，“失落感。”
她是這樣被這種感覺染上的。前同事會拍視頻發抖音，也會在朋友圈發佈關於公司的動態，被裁後，她一直在刷朋友圈和抖音，慢慢地，看到前同事發佈了關於公司的動態，她才意識到，“我被裁了，我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北京，如果你太閒，會被當成是異類，即便別人不把你當成異類，你也會覺得你不應該那樣閒著。這座城市太匆忙了，似乎每個人手頭都有做不完的事兒，每個人都脫不開時間去和別人聚會。
過完年回到北京，黃蕾每天睡到快中午，起床後，刷一遍各家招聘網站平臺，問一問身邊的人有沒有坑推薦。那段時間經濟環境欠佳，互聯網公司對外投放的招聘職位不多，黃蕾說，她還要和那些從滴滴出行、美團那種大公司出來的人競爭，壓力特別大。
她看了兩三天，都沒投出去幾個簡歷，這意味著她沒有機會面試。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有適合的崗位出現。剛開始她還和朋友約出去玩，到後來她不敢出去和朋友見面了，別人都有工作，只有她沒有，聊起天來，很不爽快，自己會變得尷尬。為了省錢，她總是自己做飯吃。
到了晚上就玩手機，刷抖音，一直玩到凌晨3點，“那段時間我刷抖音刷得可多了”。當時還立志做一個抖音視頻博主，後來失敗了。她拍了兩三個視頻一直沒人給她點贊，也沒播放量。她自己還花錢給自己拍的視頻刷了一撥流量，想帶動一下，萬一上熱門了呢？最後一點用也沒有，直接放棄了。
每天就那樣熬著。日積月累，很多空洞的焦慮變得愈加具體和顯而易見，很多想法都指向了“我什麼時候找到工作”這一件事情上，“我都開始信命了，我怎麼可能想到裁員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完全沒有想到。”
黃蕾大學畢業兩年，最開始在北京一家新媒體創業公司做市場運營。那家公司讓她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太雜亂了，“如果你到一個體制完整的大公司，它不會要求你什麼都會，它要你精通某一項技能。”正因為如此，她去了上一家公司，“體驗了從一個初創公司到一個還算完整的公司的過程，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對接設計、技術、運營、法務、財務，不再是一個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團隊配合才是應該做的。”
至今她還記得第一天去上班發生的事情。“忽然就被拉去開一個立項會，技術和設計都在說話。我一臉懵逼。就很慫你知道嗎？我什麼都不懂，作為一個公司新人，有些怯場。”
她在工作效率和準確度上對自己要求很高，但也犯過錯。一次，他們和一個電影宣發公司有合作，他們要在電影主視覺上加上他們公司的元素，但他們是乙方，既要對內又要對外。在內部溝通的過程中沒能處理好關係，導致她和一位設計師同事的關係弄得比較緊張。
“之後每次和美術老大溝通我就很慫。他們對接我們其實不是他們最核心的業務，還要來配合我們，工作不上心，也很正常。”黃蕾習慣從自己身上挑毛病，遇事兒，她不是甩鍋俠。
她在上一家公司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有了很多不一樣的體驗，之前只對接老闆、運營、作者，現在她有了更多的嘗試，工作不只是說你的業務能力，還有溝通能力、對外能力，甚至你需要一些資源。“不管你去的那家公司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其實每段經歷都是有好處的。”這些都很重要。
解決黃蕾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找到一個新工作，讓自己忙起來，忙起來，一切就好了。
三月初，黃蕾在boss直聘投簡歷時一眼看中了一家媒體集團新媒體運營的職位，之前在那家初創公司時就經常和那家媒體集團有來往，特別瞭解他們。投了簡歷沒多久她就拿到了面試機會。
但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她看重的那個職位和她預期中的職位完全不一樣。她有些遲疑。但她室友勸她，去看一看。面試過程很順利，黃蕾的部門負責人對她很滿意，只是，部門負責人剛剛負責那個部門，在組建團隊和開拓業務的過程中，有很多不順手的地方。
現在，黃蕾做的事情與之前又不一樣了。此前，她的工種大多負責執行，現在她要先有策劃，才去執行。剛開始幾周她壓力很大，現在正和新的項目抗爭。
她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說，一個人的職業瓶頸大多是從一個執行者變成一個管理者開始，不同角色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之前做很多事情有條有理，但現在角色定位一變，要是處理得不好，那種狀態就會成為你的瓶頸。
在新工作裡，黃蕾經常反思，“我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太好，我是不是過不了試用期？”室友提到了自己的經驗，新領導的要求和之前會不一樣，要適應新的環境。黃蕾最後的結論是她的個人能力不夠，要去磨合。
“我的工作經驗雖然才有兩年，但我已經不能再去做一個小兵小將了。”和室友聊完之後，黃蕾感覺通透了許多。
厭倦原來的工作，想要自由呼吸
白柔寫稿子特別仰仗興趣和所在媒體的價值觀。最後想了一下還是選擇離開，挺累的，雖然掙得不少，成長空間很大，但沒辦法說服自己。每段時間都過得很辛苦，最後那段時間沒辦法在辦公室待了，看到同事在討論選題，自己就不開心，每天下午6點就下班走掉了。要是放在其他時間，晚上7點才走。
大學時，她在國內一家頂級紙媒孵化的一個新媒體實習，那家媒體給了她一個轉正名額，不過不是記者，而是內容運營。“我就想著只要有工作就行，讓我有一份工作，我做什麼都可以。”
在內容運營崗服務了一年半，2018年下半年她有機會轉到記者崗，開始自己著手寫新聞報道。按照官方給出的界定，她屬於採編人員，負責媒體內容的策劃、創作、傳播，如記者、編輯、推送人員等。其他三類新媒體從業人員分別是新媒體企業出資人、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
白柔轉崗後KPI壓力很大，每個月要寫8篇深度報道，編輯部要求他們儘量去採訪很多很多人，拿很多獨家的料，想要他們努力去做好，“其實還蠻難的”。如果要寫一家公司，起碼要認識幾十號人，如果要參加一個活動，編輯部希望她加上那個公司的高管，以後在他們身上拿料。這是一件很消耗人的事情。
久而久之，她感到厭倦。很多事情她都會從職業視角出發，加一個人，她的第一反應是，“他這個人有什麼利用價值，你能拓展他的人脈圈到哪一個地步，你跟他的交往會不會給以後你拿料做好鋪墊？”
“我真的不想這樣做。我是一個很直很率真很隨性的人，東北大妞。前天有個很好玩的段子說，你拿我當朋友，我把你當私域流量。”白柔覺得這一切都太難了，公司想要的東西，她太難給到了，“它影響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不是外在的衝擊，而是內在的壓力。”
白柔這樣比喻她的狀態。有的壓力是在讓人爬一個坡，如果你願意去爬那個坡，你就去，但是你越往上爬，你就越缺氧越難受。這個時候你是要成功和勝利，還是要往下折返，尋找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她選擇自由呼吸。
“我身邊的朋友總是勸我，要慢慢來，不要太急。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公司裡，不可能不急，因為領導比你還急。給公司提供價值，需要你快速成長。沒有人願意養閒人，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試錯成本不知道是高是低，公司也不會給你一個很長的試錯時間，如果你一個禮拜狀態不好，你對公司來說就是一個負擔。”她對那樣的狀態感到無奈，而這卻是北京大多數新媒體公司的現狀。
白柔的狀態越來越不好，她去找主編同步自己的狀態信息，主編說，她最近的狀態確實很不好，沒能全心投入。
“我就在想，我為什麼要全心投入？我願意在10個小時內去處理工作，其他時間讓我去做其他事情。”白柔說，“但我連其他時間都沒能去做自己的事情，我連睡覺都是崩潰的。”
辭職前一天，她仍然保持著正常的工作狀態。“在家睡覺，在公司寫稿，在別的地方和採訪對象聊天，在飯桌上和潛在的採訪對象聊天。”
做記者幾個月後，她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培養自己和別人聊天的能力，現在，她和任何人聊天都不懼怕，和別人聊天反而令她特別開心。白柔確實是一個很開朗的女孩兒，但寫稿就很痛苦，和領導聊天就很痛苦。
今年上半年，一檔樂隊綜藝節目很火，有一次白柔去跟訪一支樂隊，她特別興奮，那天她從早上10點穿著高跟鞋站著到晚上12點，都沒覺得特別辛苦。她後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可能真的只有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才會興奮。
此前，白柔和同事去辦活動，能接觸到很多商業大佬，“採訪各種人我完全沒有興奮點，就覺得這只是一個採訪，我覺得一個人為了完成任務，和你熱愛這個東西，你付出的東西、完成度、喜悅程度都會差很多。”
她從小就喜歡看臺灣偶像劇，大學還去臺灣交換了半年，深受臺灣文娛文化影響，她給過自己期許，長大後做娛樂領域的內容。只是到了大學她碰上了另一個觀念，才有了之前的商業媒體經歷。
大學時，很多人說做娛樂內容沒有門檻，很低級，好像大家都能做，這種東西就屬於小孩子，如果她自己去做的話，會被人認為還不長大，但如果去做商業經濟領域的內容，別人可能就會高看你，覺得你做的事情“很大人”。
但後來做得久了，發現其實不是這樣。“你喜歡最重要，別管別人怎麼去看。並且娛樂這個東西也可以做得很有門檻，不要流於表面。有時候你喜歡就是一種價值。這種門檻就是一種價值。”
8月3日，白柔已經從原單位離職了，早上5點多踏出家門奔向機場，前往西南地區一帶遊玩，希望能放鬆心情。那一刻，她沒有對即將開始的旅行抱有任何憧憬，“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可她還是想去給自己放個假，去給自己的興趣謀求一些更大的空間。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
作者 | 石燦
編輯 | 鐵林
你隨便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三里屯、國貿、華貿、酒仙橋和各種SOHO建築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體人，或蹲在樓下抽菸，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體行業從公眾號圖文階段演進到短視頻平臺霸王時代，他們隨著媒介變化自我成長，90後已經是這個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話說得妙，後廠村要是中國互聯網的硅谷，朝陽區肯定是亞洲新媒體產業大高地。
沒錯，我告訴你一個數據，朝陽區統戰部在4月公佈過一個數字，朝陽區有新媒體從業人員約22.5萬，佔北京市新媒體從業人員總人數的27%。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北京市約有83.3萬新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應景，網上有段子說，隨便丟一塊磚，都能在朝陽區地界砸中一個新媒體從業者。
他們每天生產、運營各種內容，再上傳到不同平臺，推送給無數等著賬號內容更新的消費者們。
見面互相稱呼媒體老師，被“你是抄的吧”輕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寫得真好”輕易歡喜。
他們把自己展現給外人時，大多光鮮亮麗，自信滿滿，甚至有分析把這類人群定義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們會有職場危機嗎？如果有，具體是什麼呢？
從入職到離職9個月，老闆沒正常發過工資
薛登山最終還是拿到了趙權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資。此前，薛登山從趙權的新媒體公司離職，趙權一直沒發放薛登山後兩個月的工資。薛登山沒辦法，只能向第三方維權機構提起對趙權的仲裁，調解欠薪問題。
趙權曾試圖以公司開除薛登山的方式，解決自己被前員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後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兩個月工資。最後，趙權失敗了。失敗原因是趙權沒有和薛登山籤勞動合同，他連反向訴訟的權利都沒有。
從2018年12月離職到拿到原本屬於他的工資，經歷了三個月。那三個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時間，離職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學業務。那裡不愁生源，生意興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覺得沒奔頭。很多家長只認那份工作，而不認是誰在做那份工作，平時能結識很多學生，但不認識他們的家長，並沒覺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觸到一些孩子，他們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媽是高校老師，寫個名字都膽戰心驚，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輩子，也不可能達到他們那種高度，後來就另尋出路了。”薛登山說。
2017年9月左右，一個朋友約薛登山吃飯聊到加密貨幣，“我恰好之前瞭解過，也有些興趣，”朋友邀他入夥一家做區塊鏈行業報道的新媒體機構。“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團隊了，BP也給我看了，我就說，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譯，把國外的一些資訊轉譯到國內來。” 好景不長，“幣圈94事件”隨即到來，央行聯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為非法融資行為，國內交易所也被關閉。以區塊鏈為核心的媒體圈也發生大動盪，薛登山還沒入職，那個項目就被擱置了，直到半年後，那個項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說現在又準備做起來。”那位朋友還說，公司準備融資，場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緒，就差人了，“問我願不願意來，我說來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職那家區塊鏈媒體的員工，最開始只有薛登山、趙權和趙權助理三人，主要收入來源是做活動。薛登山負責每天的早報。早上起來，把前一天晚上外網發佈的區塊鏈新聞消息整理好，轉錄發佈到他們的公眾號上，白天只要跟蹤一些實時動態就行，不用寫稿。
薛登山一直這樣待到了6月份，後面陸陸續續加入了其他編輯和作者，他才開始動筆寫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連，上大學時選擇會計專業，在國外待過兩年，英文翻譯能力還不錯。但在從事這份工作以前，從沒寫過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裡的一家會計所做審計工作，太安分了，覺得沒什麼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東二環，“我在總部樓下等領導，看到中國銀行總部之類的高樓大廈，就覺得太牛逼了，秋高氣爽，想來北京工作，就來了。”
薛登山對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掙到錢，在家我掙不到錢。”“來北京要體驗互聯網嘛，找一家融資融好幾個億，燒錢燒都燒沒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種帶有史詩般的壯舉的體驗，在現實面前變得蒼白乏力。
從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個月的時間裡都沒拿到融資。進入公司後，從來沒有正常發過工資，他得主動去找老闆要。“我還問過老闆有沒有具體日期發工資，他說有，就沒了。過了好幾天我再問一遍，他才會發。”薛登山曾想，“這次不是要搞一個大公司嗎？不應該正規一些嗎？但沒有。”
日常生活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飯，兜裡的錢越來越少，有時還銀行信用卡，都得從女朋友那裡拿錢。他很難受。
他女朋友偶爾還埋怨說，一天到晚上班連錢都沒拿到，還上班幹嘛？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會給他壓力，吵架的點都在於，薛登山覺得他老闆不是一個不發工資的人，老闆應該是太忙了，給忘了。但女朋友的觀點是，沒有這樣的老闆，老闆是不會經常忘了給一個員工發工資的，老闆就是故意不發。
在那家公司的9個月裡，薛登山最開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職兩個多月後了。
6月，一個編輯從另外一家財經媒體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體。他開始嘗試寫稿子，寫著寫著發現有人願意看，“起碼編輯的反饋是可以的，在我看來她就是權威，她覺得好，那我覺得就有戲，起碼沒有受到過文字薰陶的我，句子主謂賓是對的，能讓其他人看得懂，這是個好事兒，說明可以繼續幹下去。”
到了11月，他實在待不下去了，決定12月辭職。也就是在最後的那個月裡，他才知道，一家媒體應該有主編，才知道什麼叫通稿、什麼叫選題會、怎麼寫稿子才能讓讀者往下看、正常的內容生產過程是什麼。提出辭職的最後一個月，是他在那家區塊鏈媒體收穫最多的一個月。
12月離開時，“也沒提工資的事兒，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還不結嗎？但是也不結。”
離職後，薛登山入職的新公司都發工資了，前老闆還沒給他結算工資。他給前老闆打過電話、發過信息詢問工資的事兒，但對方一直在打太極。直到今年2月，“不想鬧僵，但我受不了了”，他決定去第三方維權機構立案仲裁。調解員告訴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幾個月時間。他等不了，最終同意了另一個解決方案：調解。
調解那天，趙權沒到場，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員去和薛登山見的面。他氣得不行。好在最後拿到拖欠許久的工資。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東家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科技大V轉了，他開心得不得了。“職業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時候，就現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認可的，你寫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轉過，好歹也是個承認。”
裁員後，她被失落感“感染”
有個人就沒那麼幸運了。2018年12月31日，黃蕾距離從一家國內頭部內容公司轉正就差一週，也就是那天，早上，她去上班，忽然接到通知，自己被裁了。“剛開始我被裁還覺得無所謂啊，反正是拿到錢了，而且不用上班。”
但才過幾天，裁員後勁兒就侵襲到黃蕾頭上了，“失落感。”
她是這樣被這種感覺染上的。前同事會拍視頻發抖音，也會在朋友圈發佈關於公司的動態，被裁後，她一直在刷朋友圈和抖音，慢慢地，看到前同事發佈了關於公司的動態，她才意識到，“我被裁了，我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北京，如果你太閒，會被當成是異類，即便別人不把你當成異類，你也會覺得你不應該那樣閒著。這座城市太匆忙了，似乎每個人手頭都有做不完的事兒，每個人都脫不開時間去和別人聚會。
過完年回到北京，黃蕾每天睡到快中午，起床後，刷一遍各家招聘網站平臺，問一問身邊的人有沒有坑推薦。那段時間經濟環境欠佳，互聯網公司對外投放的招聘職位不多，黃蕾說，她還要和那些從滴滴出行、美團那種大公司出來的人競爭，壓力特別大。
她看了兩三天，都沒投出去幾個簡歷，這意味著她沒有機會面試。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有適合的崗位出現。剛開始她還和朋友約出去玩，到後來她不敢出去和朋友見面了，別人都有工作，只有她沒有，聊起天來，很不爽快，自己會變得尷尬。為了省錢，她總是自己做飯吃。
到了晚上就玩手機，刷抖音，一直玩到凌晨3點，“那段時間我刷抖音刷得可多了”。當時還立志做一個抖音視頻博主，後來失敗了。她拍了兩三個視頻一直沒人給她點贊，也沒播放量。她自己還花錢給自己拍的視頻刷了一撥流量，想帶動一下，萬一上熱門了呢？最後一點用也沒有，直接放棄了。
每天就那樣熬著。日積月累，很多空洞的焦慮變得愈加具體和顯而易見，很多想法都指向了“我什麼時候找到工作”這一件事情上，“我都開始信命了，我怎麼可能想到裁員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完全沒有想到。”
黃蕾大學畢業兩年，最開始在北京一家新媒體創業公司做市場運營。那家公司讓她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太雜亂了，“如果你到一個體制完整的大公司，它不會要求你什麼都會，它要你精通某一項技能。”正因為如此，她去了上一家公司，“體驗了從一個初創公司到一個還算完整的公司的過程，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對接設計、技術、運營、法務、財務，不再是一個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團隊配合才是應該做的。”
至今她還記得第一天去上班發生的事情。“忽然就被拉去開一個立項會，技術和設計都在說話。我一臉懵逼。就很慫你知道嗎？我什麼都不懂，作為一個公司新人，有些怯場。”
她在工作效率和準確度上對自己要求很高，但也犯過錯。一次，他們和一個電影宣發公司有合作，他們要在電影主視覺上加上他們公司的元素，但他們是乙方，既要對內又要對外。在內部溝通的過程中沒能處理好關係，導致她和一位設計師同事的關係弄得比較緊張。
“之後每次和美術老大溝通我就很慫。他們對接我們其實不是他們最核心的業務，還要來配合我們，工作不上心，也很正常。”黃蕾習慣從自己身上挑毛病，遇事兒，她不是甩鍋俠。
她在上一家公司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有了很多不一樣的體驗，之前只對接老闆、運營、作者，現在她有了更多的嘗試，工作不只是說你的業務能力，還有溝通能力、對外能力，甚至你需要一些資源。“不管你去的那家公司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其實每段經歷都是有好處的。”這些都很重要。
解決黃蕾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找到一個新工作，讓自己忙起來，忙起來，一切就好了。
三月初，黃蕾在boss直聘投簡歷時一眼看中了一家媒體集團新媒體運營的職位，之前在那家初創公司時就經常和那家媒體集團有來往，特別瞭解他們。投了簡歷沒多久她就拿到了面試機會。
但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順利。她看重的那個職位和她預期中的職位完全不一樣。她有些遲疑。但她室友勸她，去看一看。面試過程很順利，黃蕾的部門負責人對她很滿意，只是，部門負責人剛剛負責那個部門，在組建團隊和開拓業務的過程中，有很多不順手的地方。
現在，黃蕾做的事情與之前又不一樣了。此前，她的工種大多負責執行，現在她要先有策劃，才去執行。剛開始幾周她壓力很大，現在正和新的項目抗爭。
她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說，一個人的職業瓶頸大多是從一個執行者變成一個管理者開始，不同角色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之前做很多事情有條有理，但現在角色定位一變，要是處理得不好，那種狀態就會成為你的瓶頸。
在新工作裡，黃蕾經常反思，“我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太好，我是不是過不了試用期？”室友提到了自己的經驗，新領導的要求和之前會不一樣，要適應新的環境。黃蕾最後的結論是她的個人能力不夠，要去磨合。
“我的工作經驗雖然才有兩年，但我已經不能再去做一個小兵小將了。”和室友聊完之後，黃蕾感覺通透了許多。
厭倦原來的工作，想要自由呼吸
白柔寫稿子特別仰仗興趣和所在媒體的價值觀。最後想了一下還是選擇離開，挺累的，雖然掙得不少，成長空間很大，但沒辦法說服自己。每段時間都過得很辛苦，最後那段時間沒辦法在辦公室待了，看到同事在討論選題，自己就不開心，每天下午6點就下班走掉了。要是放在其他時間，晚上7點才走。
大學時，她在國內一家頂級紙媒孵化的一個新媒體實習，那家媒體給了她一個轉正名額，不過不是記者，而是內容運營。“我就想著只要有工作就行，讓我有一份工作，我做什麼都可以。”
在內容運營崗服務了一年半，2018年下半年她有機會轉到記者崗，開始自己著手寫新聞報道。按照官方給出的界定，她屬於採編人員，負責媒體內容的策劃、創作、傳播，如記者、編輯、推送人員等。其他三類新媒體從業人員分別是新媒體企業出資人、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
白柔轉崗後KPI壓力很大，每個月要寫8篇深度報道，編輯部要求他們儘量去採訪很多很多人，拿很多獨家的料，想要他們努力去做好，“其實還蠻難的”。如果要寫一家公司，起碼要認識幾十號人，如果要參加一個活動，編輯部希望她加上那個公司的高管，以後在他們身上拿料。這是一件很消耗人的事情。
久而久之，她感到厭倦。很多事情她都會從職業視角出發，加一個人，她的第一反應是，“他這個人有什麼利用價值，你能拓展他的人脈圈到哪一個地步，你跟他的交往會不會給以後你拿料做好鋪墊？”
“我真的不想這樣做。我是一個很直很率真很隨性的人，東北大妞。前天有個很好玩的段子說，你拿我當朋友，我把你當私域流量。”白柔覺得這一切都太難了，公司想要的東西，她太難給到了，“它影響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不是外在的衝擊，而是內在的壓力。”
白柔這樣比喻她的狀態。有的壓力是在讓人爬一個坡，如果你願意去爬那個坡，你就去，但是你越往上爬，你就越缺氧越難受。這個時候你是要成功和勝利，還是要往下折返，尋找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她選擇自由呼吸。
“我身邊的朋友總是勸我，要慢慢來，不要太急。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公司裡，不可能不急，因為領導比你還急。給公司提供價值，需要你快速成長。沒有人願意養閒人，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試錯成本不知道是高是低，公司也不會給你一個很長的試錯時間，如果你一個禮拜狀態不好，你對公司來說就是一個負擔。”她對那樣的狀態感到無奈，而這卻是北京大多數新媒體公司的現狀。
白柔的狀態越來越不好，她去找主編同步自己的狀態信息，主編說，她最近的狀態確實很不好，沒能全心投入。
“我就在想，我為什麼要全心投入？我願意在10個小時內去處理工作，其他時間讓我去做其他事情。”白柔說，“但我連其他時間都沒能去做自己的事情，我連睡覺都是崩潰的。”
辭職前一天，她仍然保持著正常的工作狀態。“在家睡覺，在公司寫稿，在別的地方和採訪對象聊天，在飯桌上和潛在的採訪對象聊天。”
做記者幾個月後，她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培養自己和別人聊天的能力，現在，她和任何人聊天都不懼怕，和別人聊天反而令她特別開心。白柔確實是一個很開朗的女孩兒，但寫稿就很痛苦，和領導聊天就很痛苦。
今年上半年，一檔樂隊綜藝節目很火，有一次白柔去跟訪一支樂隊，她特別興奮，那天她從早上10點穿著高跟鞋站著到晚上12點，都沒覺得特別辛苦。她後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可能真的只有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才會興奮。
此前，白柔和同事去辦活動，能接觸到很多商業大佬，“採訪各種人我完全沒有興奮點，就覺得這只是一個採訪，我覺得一個人為了完成任務，和你熱愛這個東西，你付出的東西、完成度、喜悅程度都會差很多。”
她從小就喜歡看臺灣偶像劇，大學還去臺灣交換了半年，深受臺灣文娛文化影響，她給過自己期許，長大後做娛樂領域的內容。只是到了大學她碰上了另一個觀念，才有了之前的商業媒體經歷。
大學時，很多人說做娛樂內容沒有門檻，很低級，好像大家都能做，這種東西就屬於小孩子，如果她自己去做的話，會被人認為還不長大，但如果去做商業經濟領域的內容，別人可能就會高看你，覺得你做的事情“很大人”。
但後來做得久了，發現其實不是這樣。“你喜歡最重要，別管別人怎麼去看。並且娛樂這個東西也可以做得很有門檻，不要流於表面。有時候你喜歡就是一種價值。這種門檻就是一種價值。”
8月3日，白柔已經從原單位離職了，早上5點多踏出家門奔向機場，前往西南地區一帶遊玩，希望能放鬆心情。那一刻，她沒有對即將開始的旅行抱有任何憧憬，“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可她還是想去給自己放個假，去給自己的興趣謀求一些更大的空間。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反而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情
一切東西都向前走時，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過程，當一個人停滯了，斷檔了，跟不上節奏了，就會覺得很吃虧。 龐磊覺得這和北京整個大環境有關，各種因素，整個節奏很快，如果是別的行業從業者，到了週末，可能什麼都不管，就跑出門去玩，“但是我們這個行業不這樣，要是週末突然有一個什麼新聞，還是要做。”
龐磊現在在一家自媒體機構主要做內容作者，偶爾做編輯。他與薛登山、黃蕾、白柔遭遇過的職場危機不同，他是我約訪的幾個人中看起來最輕鬆、對工作最得心應手的人。
他覺得現在做的東西多了很有成就感，“你寫得很好的稿子，你寫得很滿意的稿子，出去後，別人也會誇你，閱讀量也不錯，還是來自於旁人對你的認可。”
生活和工作都放在了北京，他會覺得比較有壓力，這個行業變動的速度、行業出產的概念更迭太快，它們出現的速度一直在刷新自己的認知。也是因為有了這種外部壓力，讓他覺得自己成熟了許多，可以獨立應付很多事情。一直循環的正反饋能讓一個人變得積極起來，龐磊享受到了這種循環帶來的心理慰藉。
大學畢業跑來北京工作，在一家媒體機構一待就是三年，最大的迷茫期有三個。2016年最開始跑音樂領域的選題，後來發現這個領域太傳統了，沒啥可寫的；2017年知識付費火了，他一邊寫音樂領域，一邊寫知識付費，沒過多久，這個領域又不火了；到了2018年，他盯上了短視頻這個賽道，開始在這裡大施拳腳。
跟著領域做選題對一個內容作者來說很被動，得看天吃飯，領域變動大，選題就多，領域變動小，選題就少。龐磊後來反思，他應該主動出擊，自己去站在更為宏觀的視角去做一些選題。像他這樣的想法和執行力，一般出現在一個人進入這個行業一兩年後才能擁有，不是說你不行，而是你得擁有一定的人脈資源、公司資源和行業資源，才能去支配資源。
張楚在一家新媒體機構任職，負責第一輪面試。他們公司的招聘啟事上寫著內容作者必須兩年以上經驗，但他收到的大多簡歷都寫著應屆畢業生，連工作一年的人都很少。
“在這個行業裡，工作一年，基本上已經算是老人了，大家換工作的頻率其實很高，如果你能在一家新媒體公司待上兩三年，你起碼得是管理層了。”張楚最開始招人會放鬆工作限制，越到後來，他越覺得吃虧，“培養成本確實有點高，而且你得等那個人的心智、業務能力、思辨能力都成長起來，那已經過去半年了。如果半年後他不想在這兒待了咋辦？”
這是一個無法確定的因素，招人成了很多新媒體機構管理層頭疼的事兒，找不到合適的，合適的可能看不上你這兒。但也有一個好處，每一個人的成長速度都非常快。張楚說，在北京半年接受的事物變化和信息密度，相當於中國二三線城市起碼一年，有一種“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錯覺。
大多數北漂都在壓縮式成長，也是因為這種狀態，讓他們暫時不敢去觸碰一切東西，比如愛情。一家直播平臺的運營主管告訴我，有一次去團建，她兩個女同事在同一天分手了，原因都是工作太忙，誰都顧不上誰。
過於理性的工作機制，讓他們變得太過獨立，失去了對愛情的興奮感，有人這樣分享了自己關於婚姻的思考：“現在工作越久，越來越感覺對女人沒興趣，每天加班寫代碼就好了，我要不要離婚呢？感覺一個人也挺好。”有些都市人也有過這樣的分享：單身久了之後真的會發現一個問題，就覺得好像誰都可以，又好像誰都不行，真的是因為單身太久了，你的眼光變高了，你會不停反思戀愛中犯過的錯誤，也會不停的思考你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一個人，真的單身非常久，然後再談戀愛的話，那真的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有些人一直在培養自己“愛人的能力”，愛別人，也愛自己。他們看電影會哭、看綜藝會笑、自己做飯吃會滿足、去逛菜市場會幸福、在健身房裡會興奮……在一些細微之處瞭解自己。
北京媒體圈不算大，只要不離開這個圈子，很多人都在互相認識的媒體機構流動，抬頭不見低頭見。剛開始有些人可能不太願意去面對前同事或者前東家，到後來也就覺得無所謂了。有一種說法是，這就是一個正常的人事變動過程，它是這個職場社會運轉體系裡的一個環節，沒必要上升到誰欠誰的境地。
但也有離職撕破臉的，薛登山的一個前同事，和趙權要工資沒要到，在社交媒體公佈了欠薪信息，鬧得很僵。通常來說，一家自媒體機構有員工離職，原因通常有四個：錢給的不到位、一起工作的同事是個傻子、你不喜歡那份工作、你覺得你做的事情無意義。
年輕人處於職業上升期，大多可以忍受“錢給的不到位”，用愛發電，只要身邊有優秀的共事者與他一同從事他喜歡的工作，且他們都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年輕人們一般都能夠容忍當前處境。
“我曾在一家我很喜歡的公司做實習生，有轉正機會，工作內容我也很喜歡，但我媽覺得在北京一個月拿2000塊太扯淡，就讓我從那家公司離開了。”孫冉現在在找一份內容作者的工作，但找了很多家都沒找到。
“我太喜歡換工作了吧，2017年畢業至今，我已經換了三份工作了。”三個月前，她從一家內容公司離職，去了一家報社做實習生，兩個月後，她就走了，“就想去那裡學學傳統媒體那套內容生產流程”。
在剛剛結束的一次面試中，她沒能進入二面，原因和她此前頻繁換工作有關，也和她的慾望有關。在第一輪面試過程中，面試官問她想要什麼，她想了一會兒，她沒能答上來，她不知道她想要什麼。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有時確實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