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京官雖然在天子跟前辦事，有極大的晉升空間，但與地方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狀況不同，大多數京官的生計十分窘迫。曾國藩早年在京為官時，便深刻體會到“京城偌大，居住不易”的道理。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高中進士，後又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這個操著一口湘鄉方言的農家子弟，一下子變成了極有投資價值的政治潛力股。
曾國藩並未讓人失望，在10年內升遷7次。道光二十七年時，他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的官銜，躋身於卿貳之列。咸豐二年（1852年），他以侍郎身份外放江西鄉試主考時，已經是湖南籍官員中的領袖人物。但窮困一直伴隨著他，甚至到咸豐九年，已經貴為兩江總督、統兵數年的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中說：“餘往年所欠京債，今冬擬拖寄雲還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單否？可於此次寄來。”同治三年（1864年），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仍寫道：“因從徽商吳惇成茶行匯兌湘紋銀一千兩，函囑沛之約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由此可見，當年寓居京城的曾國藩債臺高築，生活水平斷然不會太高。
曾國藩是道光二十年初進京的，此時距他高中進士已經過去一年多。這一年中，曾國藩到處打秋風。曾國藩作為政治潛力股，自然無人願意得罪，但一年多下來，他攜帶的2000兩銀子仍是所剩無幾。
曾國藩在京13年，一直租房居住。道光二十年，房子年租達160兩，而他當時的年俸才124兩，必然在京借債。隨著曾國藩官位日升，所租的房子也越發體面，房租自然水漲船高。曾國藩又極好交友，除了與朋僚往來，還熱情接待入京的湖南子弟。除了這些場面功夫，還有衣食住行等日常開支。可想而知，曾國藩入不敷出。
即使如此，一心想做聖人的曾國藩卻從未因五斗米而折腰，那麼改變窘困之境的辦法除了借貸就是謀求出京外放為鄉試考官，因為得到一次主考機會就能“合法”收入幾千兩白銀。
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得到四川鄉試主考官的差事，這次收入6000兩左右，有效解決了他在京的財政困境，甚至還有餘錢寄回老家改善生活。13年下來，曾國藩一共得到兩次鄉試主考的機會。第二次就是前邊提到的外放江西鄉試主考，這次曾國藩滿心歡喜地認為可再次緩解財政壓力，還能從江西順道回鄉。不幸的是，曾國藩剛到安徽太和就收到母親離世的消息，只能按禮制辭官守孝，也失去了一大筆收入。
一方面開支巨大而收入微薄，另一方面是官至侍郎的身份所帶來的壓力，讓曾國藩如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因為拮据而被僕人奚落了一番，甚至寫下《傲奴》一詩以自嘲。
曾國藩久為京官，親人認為他一定能改善家族生活，但實際上他並未能對親人進行太多資助，甚至很少歸家，並非因為無暇，而是路費太貴。就連他為母奔喪的路費，都是靠朋友弔唁的份子錢湊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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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六藝之學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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