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確實算得上大臣對皇帝進行死諫最多的朝代。明朝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大事件，都是大臣多次死諫而皇帝不聽納諫，從而造成大臣和皇帝嚴重對抗的結果。比如嘉靖皇帝上臺後的“大禮議”之爭。再比如萬曆皇帝和大臣之間的立儲之爭，這也直接導致了萬曆皇帝賭氣似的三十年不上朝。而明朝末年滅亡的時候，依然是大臣們不斷地死諫，崇禎皇帝不斷地殺人。給人的感覺，明朝就是這麼吵嚷著過來的，直到滅亡。
（萬曆皇帝畫像）
與明朝對比強烈的是，清朝的大臣們一向對皇帝唯唯諾諾，不斷去猜測皇帝的心思，很少對皇帝進行勸諫。有時候猜錯了，他們也常常是自認倒黴。比如當康熙廢黜太子胤礽後，又想重新把胤礽立為太子。但是大臣們猜錯了康熙的心思，以為他是想立八皇子胤禩為太子，於是眾口一詞地推薦胤禩。結果惹得康熙大發脾氣。如果按照明朝大臣和萬曆皇帝爭執的先例，大臣們就該持續不斷地死諫下去，但是卻沒有大臣這麼做。
那麼，為什麼明朝的大臣們敢於向皇帝死諫，而清朝的大臣們卻不敢這樣做呢？我覺得，最關鍵的是，明朝朝廷和清朝朝廷所奉行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明朝朝廷奉行的是漢人文化，清朝朝廷主要奉行的則是滿人文化。
在漢人文化中，對大臣的人格定位就是“文死諫，武死戰”。
按照這樣的文化，大臣向皇帝死諫是自己的天職，也是自己內心的道德要求和人格情操。
（魏徵與唐太宗）
其實，不只是明朝，歷史上的宋朝、唐朝、漢朝包括夏商周三朝等等，都有大臣向皇帝死諫的傳統。商朝的比干，因為向商紂王死諫被殺，這讓比干成為忠臣的典範，被後世廣為傳頌。魏徵因為善於勸諫而唐太宗因為善於納諫，讓這一對君臣千古揚名。包拯在勸諫的時候，唾沫星子都噴在宋仁宗臉上，而宋仁宗依然不惱，也讓宋仁宗和包拯成為又一對在歷史上留下令名的君臣。
由於有以上的文化傳統。因此，無論皇帝，還是大臣，都是很認可大臣死諫這樣一種方式的，不會輕易否定大臣的進諫。武則天殺人如麻，但她對狄仁傑卻一直很尊敬，就是因為狄仁傑是一個敢於直言進諫的大臣。海瑞抬著棺材上朝廷進諫，儘管嘉靖皇帝對海瑞的行為極為不滿，但是，他依然認可海瑞這種忠直進諫的行為，說“此人可與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紂王”，最終並沒有殺海瑞，因為殺海瑞便意味著自己是“商紂王”，嘉靖皇帝是有這個認識的。
在漢人朝廷中，敢於進諫的大臣，有個非常好聽的名字，叫做“直臣”。
（清朝大臣）
但是清朝的朝堂情況卻不一樣。清朝初期和中期的朝堂，大臣主要以滿人大臣為主，漢人大臣是要低一個等級的。滿人是從農奴社會，入主中原後，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在農奴社會裡，大臣也就是奴才，皇帝也就是主子，大臣和皇帝之間，是一種人生依附關係。大臣因為沒有獨立人格，因此他們對作為主子的皇帝就唯有服從，皇帝說什麼，自己執行就是了，向皇帝直言進諫，那是反對皇帝的表現，是會受到懲罰的。
漢人大臣雖然受到的是漢人文化的影響，但因為皇帝是滿人皇帝，還只能按照滿人的規矩來。同時，由於漢人大臣低人一等，因此，在朝堂之上，他們更加不敢直言進諫了。否則，他們的命運將更加悲慘。
雖說後來，滿清越來越漢化，直到晚清的時候，朝中重臣主要是漢人大臣。但對皇帝的話絕對執行，不準提反對意見，已經形成傳統，形成新的文化。因此，向皇帝直言進諫就更加少了。
（參考資料：《明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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