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的這句話和題圖，均來自唐·麥卡林。對這位被公認為仍在世的最傑出的戰地記者、攝影師，不知各位瞭解多少？
先抄幾則名人名言：
唐·麥卡林是我們不能閉上的雙眼。——約翰·伯格
我對唐·麥卡林英雄般的征程敬仰已久，他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十餘年中，走遍世上苦難最為深重的地方。——蘇珊·桑塔格
對唐·麥卡林，我只有一個詞：戈雅。——亨利·卡蒂埃-佈列鬆
臺灣作家、攝影家吳明益的一句話同樣讓人印象深刻：我被麥卡林的戰地照片震動甚過羅伯特·卡帕，他唯一不夠傳奇的，就是沒有像其他的戰地記者一樣死在戰場上。
他用影像把苦難帶出黑暗，攤在陽光與人心之前，而他的自傳《不合理的行為》，則可以看做這些見證苦難的偉大作品的詳細註解和延伸，讓人們看到大半個世紀，人性可以惡到什麼程度。本書幾年前由理想國出版，豆瓣評分高達8.8（602人評價），此次新版增加7篇文章、5萬字內容，更新攝影作品40餘張。
不合理的行為
文：周仰
圖：唐·麥卡林
紀錄片《戰地攝影師》（War Photographer）開頭第15分鐘，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緩緩道來，讓他做出決定成為戰地攝影師的是來自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越南戰爭的影像，其中就包括唐·麥卡林（Don McCullin）1968年2月在順化拍的一幅大兵的肖像。
這是一幅半身像，大兵手握槍管、頭戴鋼盔，眼神流露出驚恐。這雙驚恐的眼睛正從第二版麥卡林的自傳《不合理的行為》（Unreasonable Behaviour）封面望著讀者。
麥卡林在1965年第一次被派往越南戰場，在那之前一年，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葬身於此。如果說，從1854年羅傑·芬頓（Roger Fenton）以溼版火膠綿工藝（wet-collodion process）拍攝克里米亞戰場開始的對戰爭的攝影報道是一場接力跑，那麼我們大概可以想象麥卡林算得上是那位傳奇的接班人。
不過麥卡林的自傳並不是從“受到卡帕拍攝的二戰影像”開始，當然他確實在開頭提到了卡帕，他描述自己十二三歲與同齡男孩們玩戰爭遊戲並樂於表演陣亡，而當時他們這些人當中“應該沒有任何人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幅在西班牙內戰時期拍攝的名為《共和國戰士之死》的驚人作品，但那是我們最喜歡的陣亡模樣”。
共和國戰士之死
恐怕沒有第二個戰地攝影師的自傳會從自己苦哈哈的工人階級童年開始，卡帕在《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一開頭就確立了他那種英勇又玩世不恭的“賭徒”形象，納切威則在傳記片中陳述自己如何受到前輩們影像的感召，這些無疑是最適合戰地攝影師形象的出場，就好像從石縫裡蹦出來，直接投身火線。
左：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右：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
只有麥卡林會從五歲前開始寫，描述倫敦遭到轟炸時，自己和妹妹被迫疏散到鄉間避難的經歷，妹妹被送到村中最富裕的人家，而麥卡林則被送到政府公屋（council house），他描述三次被疏散的痛苦經歷，捱揍，被遺棄的感覺，患上閱讀障礙……然後立刻以心理醫生的冷靜總結道，“疏散經驗使我終生喜歡靠近遭迫害的人。我知道被烙上野蠻、骯髒、危害社會的標記是什麼滋味。”
唐·麥卡林，1936年
唐·麥卡林的父母，芬斯伯裡公園，倫敦，1947年
麥卡林與妹妹瑪莉，芬斯伯裡公園，倫敦，1940年代
唐·麥卡林（前排最左），班級合影，1947年
麥卡林的自傳第一版書寫於20世紀80年代末，他剛剛經歷了成年後最低落的時期。他供職十八年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易主，遠離現實苦難而傾向於所謂“生活方式”的報道方針最終導致了麥卡林與報社新高層的劇烈衝突。中年的麥卡林失業了。其實可以說，在那個貨幣主義盛行的年代，新聞攝影被非正式地宣告死亡。
私人生活中，愛妻因癌症去世，情人也提出分手——他在自傳中坦白得如此徹底，甚至連他描述為自己“所做過最卑劣得惡行之一”的婚外情都沒有被有意遺漏，簡直像是對著神父懺悔，儘管他從來都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
那段時間麥卡林陷入全然的孤獨，退到了薩默塞特鄉間，整理過去的六萬多張底片和五千多張照片，練習拍攝冬日的風景，把英國的自然風景當作面對幾重生活打擊的心理治療師；之後，出版人喬納森·開普（Jonathan Cape）邀請他動筆寫自傳，這一過程中，麥卡林重新梳理過去在戰地的生活，書寫順理成章也成了他的自我療愈。
而在自傳出版四分之一世紀後，2014年，麥卡林又增添了新的回憶，在第二版新增的篇章中，我們則看到他逐漸恢復了活力，雖然戰爭的陰影不可能從他生活中消失（即便終將告別戰場，他也不得不繼續與自己拍攝的戰爭影像為伴），但書的結尾總算不似第一版的絕望。
唐·麥卡林和弟弟邁克爾，倫敦，1947年
唐·麥卡林，牛津郡，1954年
穿著英國皇家空軍制服的麥卡林，在芬斯伯裡公園的家裡用第一臺祿來相機自拍，倫敦，1955年
然而對習慣於龍頭裡流淌的熱水、乾淨床單和空調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不適合茶餘飯後的消遣式閱讀。如同擁有羅琳女士想象中巫師校長的冥想盆，麥卡林將我們拽入他幾十年的戰場回憶中，讓我們有如親臨那個時空，體驗他所有的震驚、疑問和悲慟，而桌子上，當下的消息還在湧入手機，卻似來自另一個世界。當然，我們作為讀者體驗到的穿梭於兩種時空的分裂感，實則不及他那些“精神分裂的旅途”的萬分之一。
他寫道，“你沒辦法把眼前的一切拿來和生命中的其他事情相提並論。如果你已見識過真實世界的白色床單、舒適及和平，你會發現自己活得像下水道里分不清黑夜白天得老鼠，你無法將兩個世界放在一起。真實世界裡得判斷沒一樣拍得上用場。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戰爭，什麼是死亡，什麼是活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你不知道答案。你直視活著，若你可以，就活過一天，再一天。”
斯坦利維爾（今基桑加尼），剛果，1964年11月
斯坦利維爾（今基桑加尼），剛果，1964年11月
剛果，1967年夏
人們常常以為攝影這一媒介具有捕捉無限細節的能力，底片上所記錄的甚至比攝影師在曝光時所見到的更多，然而麥卡林對他所經歷的戰地的文字描述甚至比他的照片具有更多細節。
報道越南順化之戰期間，他連續很多天睡在野外一間鐵皮棚屋內，某個早上出門時他換了方向走，便在棚子另一側“發現一個死掉的北越士兵。他的嘴中了槍，子彈打穿了他的後腦勺，和我幾乎是頭靠頭隔著鐵皮一起躺了好幾天……你會找到屍骸或斷肢。有一次我跑到路邊去撿一樣東西，卻發現那是一隻被坦克壓扁的腳。”讀了這樣的段落，我甚至覺得他的照片竟顯得溫和許多。
當然，這並不是說麥卡林的戰地照片力量不夠。時至今日，我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攝影最擅長的並非陳述事實，而是暗示——某人、某物曾經存在過。因此，麥卡林最動人的作品（如果“作品”一詞配得上戰地攝影的話）總是那些有人直視鏡頭的，比如順化那位被嚇呆的美國大兵，比如尼日利亞內戰中因饑荒而奄奄一息的兒童，比如貝魯特遭以色列炮擊後的精神病醫院，留守的護士抱著患病的孩子，直直看著鏡頭。這些眼睛讓看過的人無法忘記，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問出那個或許他們不敢問的問題：人為什麼能如此殘忍地對待同類？
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順化，南越，1968年2月
受傷的海軍陸戰隊員，順化，南越，1968年2月
送往戰地醫院，順化，南越，1968年2月
擲彈的士兵，順化，南越，1968年2月
北越士兵和他的隨身遺物，順化，南越，1968年2月
麥卡林不但問了這個問題，還問了許多其他問題，而最主要則是問他自己，有什麼權利呆在他人的痛苦面前。以我對《失焦》模糊的印象，我不記得卡帕問過這樣的問題；納切威在紀錄片《戰地攝影師》的旁白中如此自問自答：“為什麼拍攝戰爭？是否有可能，通過攝影這一手段，來終結這種有史以來一直存在的人類行為？這一概念無異於螳臂當車，荒唐可笑，然而正是這種想法激勵了我……某種程度上，如果某一個體自願承擔這樣的風險，將自己置身戰火之中並向外界傳遞真實發生的事情，他就是在試圖促成和平……”
這樣的話聽起來理想主義，但恐怕如我這樣新聞系出身的人，十有八九會受到強烈的鼓動，恨不能立刻拿起相機衝入戰場。但比納切威年長十幾年的麥卡林已經褪去了理想主義，或者將它深深藏起，他一邊回憶，一邊將戰爭給自己心靈造成的傷害敞開來供人檢視：他的暴躁，他無意中對身邊人的傷害，他作為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缺席。
如果說卡帕寫下自己在戰火之外的風流軼事增添了其完美偶像的魅力，那麼麥卡林在家庭生活中的“瑕疵”細節構成了戰地攝影師英勇形象的腳註，我們不會被他的文字煽動起一顆渴望冒險的心，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接近真實的衝突——這種衝突不僅是指戰場，也是他內心的矛盾。
因內戰導致的饑荒，尼日利亞，1969年12月
麥卡林隨比亞法拉士兵撤退，法國記者吉爾·卡隆拍攝
油料短缺的救護車，比亞法拉，尼日利亞，1969年4月
陣亡的比亞法拉士兵，比亞法拉，尼日利亞，1969年4月
白化症兒童，比亞法拉，尼日利亞，1969年12月
一位16歲的伊博族少女，比亞法拉，尼日利亞，1969年12月
“我常懷疑，對我這樣的沙場老馬而言，何處才是家。”麥卡林這樣寫到，“當我離家躲在那些地獄般的恐怖坑洞中，我渴望回家和家人團聚；而我回到家，在赫特福德郡農舍旁的小屋敲敲打打時，又心癢難耐想離家道國外。”
沒有一個戰地攝影師會熱愛戰爭——如果他們愛的是戰爭，手裡的相機便會換成真槍——但就像是癮君子對可卡因的矛盾情感，戰場終究成了他們痛恨卻又離不開的東西。
哀悼死於戰場的小女孩，波蘿勉省，柬埔寨，1970年4月
快要嚥氣的柬埔寨士兵，1970年4月
2012年末，心臟搭橋手術康復後七十七歲的麥卡林踏上敘利亞的土地，去拍攝他的最後一場戰爭。在北部城市阿勒頗（Aleppo）停留一個星期，他一如既往地關注戰爭對平民的傷害，不過，他也坦誠這一次的攝影比過去最好的作品遜色許多（時間太短無疑對拍攝沒有幫助），但就個人而言，他“比以前更清醒地發覺自己還活著”。
活著，並能以某種方法“堅持前進”（哪怕真的告別了戰地，麥卡林也還在繼續拍攝英國的風景，為自傳增添了新章節，並整理新的攝影集、規劃新展覽，甚至計劃一次印度旅行），大概是這個年輕時親眼見證了許多死亡且習慣不斷有朋友死於戰場、年老時竟不知如何處理老朋友相繼離世的倖存者，從生命中所獲的最嚴厲的懲罰也是最大的恩典。
回到扉頁，或許也終於可以理解這本書為何沒有獻給某個個體，而是“獻給未能活下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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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行為（增訂版)》 唐·麥卡林 著
理想國，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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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世界著名戰地攝影師唐·麥卡林的自傳時隔25年首度增訂重版。
書中，麥卡林回憶少時生活，生於紛飛戰火，長於叢林街頭。攝影發掘其天賦，成為安身立命。卸下戎裝，他攜相機深入生死前線，幾乎經歷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所有的戰爭與重要地區衝突。
作為同羅伯特•卡帕、拉里•伯羅斯齊名的戰地攝影師，麥卡林並未“實現”戰地攝影師的理想——將生命獻給事業。他的作品在給自己帶來聲望的同時，也成為其拷問世間荒謬，洞穿人性黑暗的工具。檔案櫃中的底片如同孤魂，不斷攪動著他的思緒。
增訂版補充了作者晚年深入蘇丹、敘利亞戰場，追蹤“ISIS”的經歷，以及私密的家庭生活。全書更新了40餘張攝影作品，包括麥卡林親友的照片和新創作的英格蘭鄉村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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