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列儂：我不為披頭士感到羞愧，但在成為巨星的道路上，我們經歷了些烏七八糟的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約翰·列儂書信集>：來自一個熱愛新舊世界的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好吧，我算老幾。我曾經愛國，曾經得過帝國勳章，曾經是個披頭士，曾經……再見吧。隨便怎麼樣吧。”
記者/宋詩婷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約翰·列儂書信集>：來自一個熱愛新舊世界的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好吧，我算老幾。我曾經愛國，曾經得過帝國勳章，曾經是個披頭士，曾經……再見吧。隨便怎麼樣吧。”
記者/宋詩婷
約翰·列儂（視覺中國供圖）
親密的，疏離的
1958年，一位叫辛西婭的就讀於利物浦藝術學院的女孩收到一張手繪聖誕賀卡，在這共八頁，不過幾百字的賀卡里，“愛你”兩個字出現39次。“我對聖誕全部的渴望就是你，早點出現吧。”顯然，寫信的傻小子著了魔。
十八年之後，這位叫辛西婭的13歲男孩的母親又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信：“我們都知道，在我嘗試迷幻藥或者遇到洋子之前，我們的婚姻早就結束了，這是事實！客氣點說，你的腦子壞掉了。”
這是從僅存的兩三封信件中可以窺見的一場愛情的開始和結局，來自辛西婭和她“著名的前夫”——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
閱讀這位搖滾明星的書信手稿是令人抓狂，同時也容易讓你愛上他的事。在《約翰·列儂書信集》裡，在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手稿裡，到處是落筆就反悔的塗塗抹抹，到處是幾十年都沒有半點長進的拼寫錯誤，他過於熱衷用標點表達情緒，歎號和省略號如他在舞臺上的表演一般，於信紙上飛揚跋扈。
一個如此不擅長書寫的人，卻偏偏信奉“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書信集》的作者，同時也是披頭士樂隊傳記的作者亨特·戴維斯說，列儂對絕大多數事的反應是把它們寫下來，不只是信件，還有郵寄出去或自己留存的寫給家人、朋友、歌迷、陌生人、媒體的明信片，寫給洗衣店、傭人、司機的便條，甚至還有演唱會的歌單。
類似“你的腦子壞掉了”一類的發洩，的確讓人反感。但這些長篇大論或信手塗鴉裡，我們的確得以走近一個更真實，也更生動的列儂，尤其是將他在信件中的表達與他真實的人生經歷相對照之後。
與大兒子朱麗安之間的隔閡早已成為列儂的一個黑料，從他早年的信件來看，這位放浪不羈愛自由的大明星對親情的態度一向不穩定，時而渴望，時而疏遠。“他是我生命中實實在在的一部分，他是朱麗安，是我的一切，我等不及想看到他，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想念他——我慢慢地找到了一個真正的父親的感覺。”在1965年寫給辛西婭的信裡，列儂突然自我檢討，“那些愚蠢的日子裡，他和我在一個房間裡，而我只顧埋頭讀報或其他什麼事，我現在知道我全錯了。”然而，在這場懺悔之後，列儂依然對家庭疏於關照，直到朱麗安成年，他都認為，自己的父親是個大明星，卻從不是個好爸爸。
這種糟糕的親子關係或許可以從列儂的成長經歷上找到原因。父母早早離婚，且雙雙不靠譜，列儂不得不投靠中產階級的姨媽“瑪麗咪咪”，這父母雙雙缺失的童年讓他一生對親情的態度很擰巴，同時，有著無可救藥的戀母情結。
他不是沒有嘗試過重建家庭關係，1967年，他曾回信給缺席自己成長時光的父親回信，“讀到你的上封信，我第一次覺得不那麼陌生了，所以我現在給你回信。”“我知道我們頭幾次見面會有些尷尬，不過我們有希望。”而事實是，在那之後的歲月裡，列儂多次資助父親，兩人也曾幾次見面，但多數時候都相處困難，甚至不歡而散。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尤其是有了和小野洋子的孩子之後，列儂變溫和了，他曾投入大量精力在維繫與大家庭的關係上（至少從現存信件的數量上來看是如此）。比如與各位姨母，以及他們的子女通信，提供房子給他們住，給他們各種物質和資金援助。但卻極少見面，那是一種禮貌、積極融入，卻始終有些疏遠的關係。
列儂或許是真不擅長處理關係，親情如此，友誼也一樣。2016年，在波士頓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封約翰·列儂怒斥保羅·麥卡特尼（披頭士樂隊成員）的書信，拍出了近三萬美元的高價。
那封信還不是寫給老朋友保羅的，而是寫給對方的妻子琳達。在那封長信裡，列儂毫不客氣地駁斥了琳達在信件中的指責，用的是他慣有的咄咄逼人的表達方式。但和指責相比，信件中他流露的自己對披頭士樂隊的評價和反思更有價值，“你真的認為是因為披頭士才有了今天的藝術嗎？——我不覺得你會如此瘋狂吧？——保羅——你相信這個嗎？當你不再這麼相信的時候，你就覺醒了！”
列儂一手建立了披頭士，但在他早期的信件中就會發現，他對當時搖滾樂隊不斷的、內容重複的演出厭倦不已，“我累了”這樣的字眼兒常常出現在他給親人、朋友的信件和明信片中。在一封他寫給歌迷的信裡，正在演出途中的列儂甚至畫了一幅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小畫，像是受難的耶穌，“希望那是我……”他為小畫配文。
“我不為披頭士感到羞愧——（是我發起了這支樂隊）——但是在我們成為巨星的道路上，我們經歷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我原以為我們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同樣的感覺——顯然不是這樣。”一個個破折號，似乎推導出列儂為何最終遠離了披頭士，不管客觀事實如何，後人如何評價，他自己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依戀的，捍衛的
除了列儂自己，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小野洋子的出現是更重要的導致披頭士解體的原因。我也是抱著看愛情八卦的心態翻開這本書信集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些信件和明信片裡偏偏沒有寫給愛人小野洋子的。
按洋子和傳記作者戴維斯的說法，他們之間本就很少通信，“因為他們幾乎形影不離”。當他們不在一起時，一天會通二十次電話。洋子手上僅有的幾封信件和便條在過去幾十年中也不見了——很可能是被人在幫忙的過程中順手牽羊拿走了。
雖然沒有寫給洋子的信，但兩人在一起之後，列儂的每封信裡幾乎都有這位一生摯愛。有時候，她出現在信件中的小插畫裡。列儂從小喜歡畫畫，很多信件裡，他都會畫上有自己形象的小畫，簡單勾勒幾筆，卻極為傳神。洋子出現後，這些小插畫變成了戴眼鏡的列儂和頭髮亂哄哄的洋子。“約翰、洋子”，“約翰和洋子”，“愛你的約翰和洋子”，“約翰和洋子·列儂主義”……1968年，兩人正式在一起後，列儂在幾乎每封信的落款裡，都加上了洋子的名字。
更能展現列儂濃烈愛意的是那些正面提到洋子的給別人的信件。在給哈里特姨媽的信裡，列儂極力維護和介紹這位愛人：“我希望你們見見洋子——她跟我一樣聰明，也是自從萊拉表姐以來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女孩子。雖然報紙上有人胡說八道，她其實很漂亮——她看起來有點像我和母親混合的長相——她也有一樣的幽默感！”
為了洋子，他跟各種評論家，媒體公開論戰。當年，列儂和洋子合作的那些前衛專輯、藝術展常常受到詬病，評論家的座標常常是十九世紀藝術，或披頭士時期的約翰·列儂。在這些指責裡，小野洋子被視作罪魁禍首，列儂是可憐的被帶跑的他們的搖滾明星。
1971年10月7日，在寫公開信給“寫噱頭藝術的筆桿子”時，列儂提到：“作為藝術家，我們可以告訴你，‘藝術世界’不是指十九世紀，這個世紀的藝術家們奮起反擊的正是那些只欣賞已故藝術家的‘灰色人群’傳播的油嘴滑舌的謠言。我可以告訴你，我和洋子從不會屈從。”
在另一封寫給《標準郵報》的藝術評論家馬里奧·羅索的回信裡，他重申自己和洋子的藝術觀念，落款是“來自兩個熱愛新舊世界的人”。
從列儂所有的書信裡，你很難找到他正面闡述個人音樂或藝術理念的文字，他不是那種知識分子或者作家。若一定要找，他在寫給校友斯蒂芬·貝雷的信裡倒是有一些相關字句：
“我所有的寫作（包括這首隱士佛雷德）都是為了開心，高興，或者你隨便怎麼稱呼。”
“任何人寫的書，‘創作’，藝術，詩歌，歌曲，等等，都是如此——我們得把各種藝術形式周圍環境的神祕感一類亂七八糟的東西砸個粉碎——用如今的潮流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
藝術主張不多，政治信念和立場倒是表達得很充分。和小野洋子以創作組合的身份出現後，列儂幾乎不再是一個搖滾明星，他轉而融入洋子的世界，成為一位當代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反越戰”“愛與和平”，這些成為上世紀70年代之後列儂的政治信仰。
1969年3月20日，約翰和洋子在直布羅陀悄悄結了婚，然後決定舉辦一個公開的蜜月之旅，請全世界進入他們的臥室參觀。列儂如此評價這場“臥室和平”行為藝術：“如果能有些用處，我和洋子願意成為世界的小丑。”
這一時期，列儂寫了很多在媒體上發表的公開信。其中一封寫給激進雜誌《黑侏儒》的專欄作者約翰·霍蘭德。在那之前，霍蘭德在寫給列儂的公開信裡調侃他的歌詞“不比《戴爾太太的日記》更革命。”（《戴爾太太的日記》是英國廣播電臺關於一箇中產階級醫生太太的廣播劇節目，十分保守。）
“我來告訴你世界錯在哪裡——是人出了錯——那麼你想把人摧毀嗎？毫不留情？除非你或我們改頭換面，這是沒有出路的。”在附註部分，列儂還留下了經典名言：“你打碎的世界，我把它重建起來。”
“我僅有的私生活是在自己家裡，或者朋友家裡，走出大門，我就變成了公共財產。我不喜歡這樣……但是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必須堅持下去！！”1975年，列儂在給最親近的表姐萊拉的信裡寫到自己對“明星”身份的認知。他糾結過，但當時已經釋然了。
五年之後，這個“公共財產”在經歷了六個小時的錄音師工作後走出大樓，來自夏威夷的男青年馬克·大衛·查普曼從大樓的陰影中走出，朝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搖滾歌手”連開五槍。一槍打空，另外四槍足夠讓約翰·列儂永遠地倒下。
約翰·列儂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封信”是給歌迷瑞芭的簽名：
給瑞芭，
愛你的
約翰·列儂
小野洋子
1980年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約翰·列儂書信集>：來自一個熱愛新舊世界的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好吧，我算老幾。我曾經愛國，曾經得過帝國勳章，曾經是個披頭士，曾經……再見吧。隨便怎麼樣吧。”
記者/宋詩婷
約翰·列儂（視覺中國供圖）
親密的，疏離的
1958年，一位叫辛西婭的就讀於利物浦藝術學院的女孩收到一張手繪聖誕賀卡，在這共八頁，不過幾百字的賀卡里，“愛你”兩個字出現39次。“我對聖誕全部的渴望就是你，早點出現吧。”顯然，寫信的傻小子著了魔。
十八年之後，這位叫辛西婭的13歲男孩的母親又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信：“我們都知道，在我嘗試迷幻藥或者遇到洋子之前，我們的婚姻早就結束了，這是事實！客氣點說，你的腦子壞掉了。”
這是從僅存的兩三封信件中可以窺見的一場愛情的開始和結局，來自辛西婭和她“著名的前夫”——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
閱讀這位搖滾明星的書信手稿是令人抓狂，同時也容易讓你愛上他的事。在《約翰·列儂書信集》裡，在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手稿裡，到處是落筆就反悔的塗塗抹抹，到處是幾十年都沒有半點長進的拼寫錯誤，他過於熱衷用標點表達情緒，歎號和省略號如他在舞臺上的表演一般，於信紙上飛揚跋扈。
一個如此不擅長書寫的人，卻偏偏信奉“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書信集》的作者，同時也是披頭士樂隊傳記的作者亨特·戴維斯說，列儂對絕大多數事的反應是把它們寫下來，不只是信件，還有郵寄出去或自己留存的寫給家人、朋友、歌迷、陌生人、媒體的明信片，寫給洗衣店、傭人、司機的便條，甚至還有演唱會的歌單。
類似“你的腦子壞掉了”一類的發洩，的確讓人反感。但這些長篇大論或信手塗鴉裡，我們的確得以走近一個更真實，也更生動的列儂，尤其是將他在信件中的表達與他真實的人生經歷相對照之後。
與大兒子朱麗安之間的隔閡早已成為列儂的一個黑料，從他早年的信件來看，這位放浪不羈愛自由的大明星對親情的態度一向不穩定，時而渴望，時而疏遠。“他是我生命中實實在在的一部分，他是朱麗安，是我的一切，我等不及想看到他，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想念他——我慢慢地找到了一個真正的父親的感覺。”在1965年寫給辛西婭的信裡，列儂突然自我檢討，“那些愚蠢的日子裡，他和我在一個房間裡，而我只顧埋頭讀報或其他什麼事，我現在知道我全錯了。”然而，在這場懺悔之後，列儂依然對家庭疏於關照，直到朱麗安成年，他都認為，自己的父親是個大明星，卻從不是個好爸爸。
這種糟糕的親子關係或許可以從列儂的成長經歷上找到原因。父母早早離婚，且雙雙不靠譜，列儂不得不投靠中產階級的姨媽“瑪麗咪咪”，這父母雙雙缺失的童年讓他一生對親情的態度很擰巴，同時，有著無可救藥的戀母情結。
他不是沒有嘗試過重建家庭關係，1967年，他曾回信給缺席自己成長時光的父親回信，“讀到你的上封信，我第一次覺得不那麼陌生了，所以我現在給你回信。”“我知道我們頭幾次見面會有些尷尬，不過我們有希望。”而事實是，在那之後的歲月裡，列儂多次資助父親，兩人也曾幾次見面，但多數時候都相處困難，甚至不歡而散。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尤其是有了和小野洋子的孩子之後，列儂變溫和了，他曾投入大量精力在維繫與大家庭的關係上（至少從現存信件的數量上來看是如此）。比如與各位姨母，以及他們的子女通信，提供房子給他們住，給他們各種物質和資金援助。但卻極少見面，那是一種禮貌、積極融入，卻始終有些疏遠的關係。
列儂或許是真不擅長處理關係，親情如此，友誼也一樣。2016年，在波士頓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封約翰·列儂怒斥保羅·麥卡特尼（披頭士樂隊成員）的書信，拍出了近三萬美元的高價。
那封信還不是寫給老朋友保羅的，而是寫給對方的妻子琳達。在那封長信裡，列儂毫不客氣地駁斥了琳達在信件中的指責，用的是他慣有的咄咄逼人的表達方式。但和指責相比，信件中他流露的自己對披頭士樂隊的評價和反思更有價值，“你真的認為是因為披頭士才有了今天的藝術嗎？——我不覺得你會如此瘋狂吧？——保羅——你相信這個嗎？當你不再這麼相信的時候，你就覺醒了！”
列儂一手建立了披頭士，但在他早期的信件中就會發現，他對當時搖滾樂隊不斷的、內容重複的演出厭倦不已，“我累了”這樣的字眼兒常常出現在他給親人、朋友的信件和明信片中。在一封他寫給歌迷的信裡，正在演出途中的列儂甚至畫了一幅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小畫，像是受難的耶穌，“希望那是我……”他為小畫配文。
“我不為披頭士感到羞愧——（是我發起了這支樂隊）——但是在我們成為巨星的道路上，我們經歷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我原以為我們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同樣的感覺——顯然不是這樣。”一個個破折號，似乎推導出列儂為何最終遠離了披頭士，不管客觀事實如何，後人如何評價，他自己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依戀的，捍衛的
除了列儂自己，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小野洋子的出現是更重要的導致披頭士解體的原因。我也是抱著看愛情八卦的心態翻開這本書信集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些信件和明信片裡偏偏沒有寫給愛人小野洋子的。
按洋子和傳記作者戴維斯的說法，他們之間本就很少通信，“因為他們幾乎形影不離”。當他們不在一起時，一天會通二十次電話。洋子手上僅有的幾封信件和便條在過去幾十年中也不見了——很可能是被人在幫忙的過程中順手牽羊拿走了。
雖然沒有寫給洋子的信，但兩人在一起之後，列儂的每封信裡幾乎都有這位一生摯愛。有時候，她出現在信件中的小插畫裡。列儂從小喜歡畫畫，很多信件裡，他都會畫上有自己形象的小畫，簡單勾勒幾筆，卻極為傳神。洋子出現後，這些小插畫變成了戴眼鏡的列儂和頭髮亂哄哄的洋子。“約翰、洋子”，“約翰和洋子”，“愛你的約翰和洋子”，“約翰和洋子·列儂主義”……1968年，兩人正式在一起後，列儂在幾乎每封信的落款裡，都加上了洋子的名字。
更能展現列儂濃烈愛意的是那些正面提到洋子的給別人的信件。在給哈里特姨媽的信裡，列儂極力維護和介紹這位愛人：“我希望你們見見洋子——她跟我一樣聰明，也是自從萊拉表姐以來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女孩子。雖然報紙上有人胡說八道，她其實很漂亮——她看起來有點像我和母親混合的長相——她也有一樣的幽默感！”
為了洋子，他跟各種評論家，媒體公開論戰。當年，列儂和洋子合作的那些前衛專輯、藝術展常常受到詬病，評論家的座標常常是十九世紀藝術，或披頭士時期的約翰·列儂。在這些指責裡，小野洋子被視作罪魁禍首，列儂是可憐的被帶跑的他們的搖滾明星。
1971年10月7日，在寫公開信給“寫噱頭藝術的筆桿子”時，列儂提到：“作為藝術家，我們可以告訴你，‘藝術世界’不是指十九世紀，這個世紀的藝術家們奮起反擊的正是那些只欣賞已故藝術家的‘灰色人群’傳播的油嘴滑舌的謠言。我可以告訴你，我和洋子從不會屈從。”
在另一封寫給《標準郵報》的藝術評論家馬里奧·羅索的回信裡，他重申自己和洋子的藝術觀念，落款是“來自兩個熱愛新舊世界的人”。
從列儂所有的書信裡，你很難找到他正面闡述個人音樂或藝術理念的文字，他不是那種知識分子或者作家。若一定要找，他在寫給校友斯蒂芬·貝雷的信裡倒是有一些相關字句：
“我所有的寫作（包括這首隱士佛雷德）都是為了開心，高興，或者你隨便怎麼稱呼。”
“任何人寫的書，‘創作’，藝術，詩歌，歌曲，等等，都是如此——我們得把各種藝術形式周圍環境的神祕感一類亂七八糟的東西砸個粉碎——用如今的潮流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
藝術主張不多，政治信念和立場倒是表達得很充分。和小野洋子以創作組合的身份出現後，列儂幾乎不再是一個搖滾明星，他轉而融入洋子的世界，成為一位當代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反越戰”“愛與和平”，這些成為上世紀70年代之後列儂的政治信仰。
1969年3月20日，約翰和洋子在直布羅陀悄悄結了婚，然後決定舉辦一個公開的蜜月之旅，請全世界進入他們的臥室參觀。列儂如此評價這場“臥室和平”行為藝術：“如果能有些用處，我和洋子願意成為世界的小丑。”
這一時期，列儂寫了很多在媒體上發表的公開信。其中一封寫給激進雜誌《黑侏儒》的專欄作者約翰·霍蘭德。在那之前，霍蘭德在寫給列儂的公開信裡調侃他的歌詞“不比《戴爾太太的日記》更革命。”（《戴爾太太的日記》是英國廣播電臺關於一箇中產階級醫生太太的廣播劇節目，十分保守。）
“我來告訴你世界錯在哪裡——是人出了錯——那麼你想把人摧毀嗎？毫不留情？除非你或我們改頭換面，這是沒有出路的。”在附註部分，列儂還留下了經典名言：“你打碎的世界，我把它重建起來。”
“我僅有的私生活是在自己家裡，或者朋友家裡，走出大門，我就變成了公共財產。我不喜歡這樣……但是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必須堅持下去！！”1975年，列儂在給最親近的表姐萊拉的信裡寫到自己對“明星”身份的認知。他糾結過，但當時已經釋然了。
五年之後，這個“公共財產”在經歷了六個小時的錄音師工作後走出大樓，來自夏威夷的男青年馬克·大衛·查普曼從大樓的陰影中走出，朝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搖滾歌手”連開五槍。一槍打空，另外四槍足夠讓約翰·列儂永遠地倒下。
約翰·列儂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封信”是給歌迷瑞芭的簽名：
給瑞芭，
愛你的
約翰·列儂
小野洋子
1980年
《約翰·列儂書信集》
作者：[英]亨特·戴維斯 編
譯者：遇晨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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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頭士》[英]亨特·戴維斯，林東翰譯，中信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