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那場席捲全國的“賣戶口”風潮，將幾百上千萬的農民捲入其中。
他們在失去了土地，甚至宅基地後，大部分卻沒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他們非城、非農，進退失據，處境尷尬。最後，連農村裡遲到的那一些微薄福利，也與他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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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初，為響應上面“建設新農村”號召，我們村決定把村中心那些已經空心化了的老房子都推了。但在如何處置這些舊有的宅基地上，村委會一班人卻為難了。
按照原計劃，這片空地擬建一條十字街道和一片花園。但就像以往幾乎所有事情一樣，具體到挨家挨戶協商時，就卡住了。一些村民趁機提出要求：必須重分宅基地，一個要求既要位置好，面積還要增大……諸如種種，氣得村委一班人甩手不幹了：“你們愛咋咋地。要蓋房子，行啊，你們就還在原址上蓋吧，我們不管了！”
在這些人當中，有幾戶人家尤顯急切。他們並沒有提出什麼額外要求，僅僅是因為擔心——如果重新劃分宅基地的話，村裡可能會把他們的名字除掉——因此，儘管多年來都不在村裡居住，他們卻率先在推倒的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房子。
之所以有這樣的擔心，則是因為在90年代那場“農轉非”風潮裡，這幾戶全部買了城鎮戶口。
50來歲的炳生，是這幾家裡最早起房子的。
一別20多年，炳生一直在市區生活，這次重回村裡，好多年輕一輩都已經不認識他了。作為村裡最早買戶口的那批人之一，當年，大家都認為他那筆錢沒白花。
“那時候，可不叫什麼‘買戶口’，政府管這個叫‘農轉非’，農業戶口轉非農業戶口，你知道這有多誘人嗎？
“這麼跟你說吧，在90年代以前，我們國家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了，但很多地方，還是計劃經濟。比如商品糧這個東西，雖然是我們農民種的，但你要是農業戶口，就得花高價去國營糧油店買，而如果是城鎮戶口，反而是低價。還有商品油、商品布什麼的，都一樣。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城鎮戶口，進‘單位’那就更方便了。有了鐵飯碗，生老病死、吃飯住宿、小孩讀書等等，就全都被政府安排好了……”
1992年翻過年沒多久，“農轉非”政策就放開了，只要花錢人人都能成為“城裡人”的消息，無異於是在寂靜的山野中扔下一顆炮彈。
最初，“農轉非”政策還設置了一些附加條件，比如“必須是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村委會證明蓋章”等等。事隔多年，提起這事，炳生依然記憶猶新，“家裡這邊開了證明後，還要不停地往鎮政府、派出所、公安局、銀行、信用社、財政所來回跑，求人、賠笑臉、給紅包，足足花了1個多月，才拿到紅本子（當時的城鎮戶口本外皮是紅色的）。”
“那花了多少錢？”
“我是最早辦的，光戶口就花了8000塊，再加上請人辦事的花銷，9000出頭了。”
這個數字讓我吃了一驚。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年，我的初中數學老師對我們說，他的工資是一個月158元。我連忙說道：“看不出啊，那時候你就是萬元戶了。真是真人不露相。”
炳生苦笑了一下，“鬼……我家和你家還不是一樣，都是種田的。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借的。”
頓了一會兒，炳生又說：“結果高興了不到幾個月，買戶口的價格就下來了，6000、5000，到了年底，三四千就可以了，也沒那麼多條條框框了，小孩子都可以買了。喏，”炳生指了下隔壁同樣正在蓋房的那戶，“他家建華就是那年年底買的，才3歲。”
建華的父親叫九根，是村裡最早的糧販子，當年算是村裡的“首富”，買戶口時自然也很隨意：“不就幾千塊錢嘛，管它有用沒用，先備著。以後要沒用，就當這錢丟了。”後來，建華果然沒用上這紅本子。
“我跟他家不一樣。買了這個戶口後，我不僅什麼好處都沒撈到，而且光是還債就還了好幾年。”最後，炳生嘆了口氣。
炳生是家中的老細（排行最小），從小就身體不好，他的老父親當時給誰都說，他這樣，就是長大了也幹不了農活，“估計要養一輩子”。直到20歲之前，炳生都不受父親待見。
好在炳生有一個好姐夫。姐夫是鄰村的一個木匠，叫宋傑，打的一手好傢俱，加上為人實在，處事機敏，賺了不少錢。炳生16歲上完初中，就跟著姐夫學起了手藝。
1989年，宋傑經人介紹，結識了市建築總公司裝潢部的劉經理。劉經理說自己需要一批熟練的木工師傅，如果宋傑願意，並能帶一幫人馬的話，可以分給他一部分工程。就這樣，19歲的炳生跟著姐夫進了城。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進城，寬闊平整的馬路、尾巴冒著煙的汽車、高大氣派樓房，無一不深深吸引著他。
宋傑共帶了5個人來，3個師傅2個徒弟。按照舊式規矩，做徒弟的是沒有工錢的，但出門在外，宋傑還是會每月給每個徒弟發50塊錢生活費。
按照公司的要求和進度，師徒幾人起早摸黑、認真勤勉地幹了大半年，劉經理很滿意，但結完工錢後卻告訴宋傑，這批工程趕完，暫時就沒什麼活幹了。
第一次“進城上班”就這麼結束了，宋傑只得打道回府，但炳生卻不願再回去了。他執意要留在城裡，“哪怕做小工，也不回去”。
原來，由於前不久炳生沒有回家幫農忙，父親就與他大吵了一架。最後，父親罵他：“不要以為你到城裡上了幾天班，就是個城裡人了，我呸！你不回來種田，照樣餓死！”
炳生不甘示弱：“我還就不回來了，看看會餓死麼！”
那時，炳生手裡已經攢了差不多千把塊錢，還有一全套在他出師時姐夫送他的木工裝備。他在市中心租了間一個月30塊的單間，每天與那些攬活的板車工一起，舉著一塊寫有“木工”的木牌，站在十字路口旁，等著主顧上門。那時候，炳生在街上接到的活，大部分都是些個人家庭的小活，打幾個凳子、做張飯桌什麼的。
一直到1992年之前，炳生一直這樣過活。儘管工作極不穩定，還經常被市場管理人員趕得到處亂跑，但好歹，他在這個城市“活”了下來。
回憶起這段日子，炳生說：“最難忘的，不是賺錢的不易，而是戶口身份給我帶來的刺激。”
“最開始在建築公司裝潢部做事的時候，每天干完了，我們就和其他正式工人一起也到食堂去吃飯。同樣的飯菜，那些正式工有飯票菜票，價格只有我們的一半。到了節假日，他們可以休息，單位還會發些米麵，而我們卻什麼都沒有。”
1991年，市建築總公司的裝潢部從總公司剝離出來後，獨立成了一家新公司，劉經理依然是一把手。獨立後裝潢公司有過一次招工，炳生聽說了，興高采烈地趕過去，找到劉經理。劉經理雖然還記得他，卻也無可奈何——招工條件有一項：必須是城鎮戶口。
炳生再一次感受到“戶口”對他的無形壓力。
那年下半年，姐夫宋傑也重新回到了城裡。在村裡做了幾年之後，宋傑還是覺得城裡的錢好賺——在裝潢公司的那大半年，宋傑賺了6000多塊，回到家幾年都沒掙得上這麼多。
等到1992年，宋傑從一個在政府機關上班的朋友處，得到了一個“絕密信息”：“農轉非”政策放開了，人人都能買城鎮戶口了。
炳生太高興了，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鄉下的父母。可父親卻表示有心無力：“有錢你就買，沒錢就算了，別指望我——你哥哥嫂子都盯著呢。”
最後還是炳生的大姐覺得這個小弟實在不是一個莊稼人的料，在關鍵時刻拉了他一把。
但親兄弟明算帳，大姐告訴炳生，這個錢，算是你姐夫借你，以後賺了錢可是要還的。炳生連連應下。
紅本子終於拿到手上後，炳生興奮得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雖然生活看似並沒有任何變化，但炳生相信，自己的好日子馬上就要開始了。
當務之急，就是進一個“單位”——只要有了“單位”，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城裡人；沒有“單位”，就還是農民，甚至是“盲流”。
偌大的一個城市，在90年代，雖然各方面都不太發達，但星星點點的招工用人廣告還是經常有的，只是基本都是一些私營企業或店面的，炳生看不上。他每日只細細留心著那些“國營單位”的招聘信息，這一等，一年多就過去了。
1993年5月份，炳生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市商業總公司下屬的廣告分公司，公開面向社會招工，招聘有裝修、裝潢、安裝等專長的人員。憑藉多年的木工手藝和在市裝潢公司的經歷，炳生一下就應聘上了。
但正式上班時，炳生卻發現自己的“性質”卻只是個“合同工”，他忙問是怎麼回事，經理就給他解釋：“我們這個部門，一共就四五個編制。後面招進來的，都是合同工。當然，你以後只要幹得好，還是有可能轉成正式工的。”
先好好幹吧，其它事以後再說。炳生心想。
不得不說，進入“單位”後，炳生的好運還真來了。那一年，炳生22歲，二姐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姑娘是隔壁村裡的，身材高挑、幹活麻利，配炳生真是綽綽有餘。
姑娘在見到炳生之前，炳生的二姐就已經把自己的弟弟好好吹噓了一番：城市戶口，街上吃“商品糧”的，有手藝、有單位、拿工資，每月200多塊……等見了面，雖然對炳生的相貌不是很中意，但看在他的條件以及老實本份的份上，姑娘還是一口答應了。
提到這事，炳生哈哈大笑：“當年花的那冤枉錢啊，也就在娶老婆這事上起到了作用。”
結婚之後，炳生工作更賣力了，有空的時候還會去外面接點零活。只是一年之後兒子出生，他還是力不從心起來——單位並沒有給合同工辦理社保與醫保，老婆在城裡也沒有工作。雖然可以憑自己的戶口買到一些優惠的商品，但對於一個三口之家來說，這實在是杯水車薪。
但就是這種優惠，也在慢慢消失：商場、合作社漸漸不再有商品糧油供應了。自然，那些票證也取消了。所有的人都開始用現金直接購買，而且根本沒有差價。
與此同時，隨著市第一紡織廠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原來在國營單位上班的人們，也開始討論著類似“倒閉”、“下崗”、“買斷”這樣的詞彙。終於在1996年8月，廣告公司的上級單位——市商業總公司也在這股洪流中倒下了——而炳生作為一位合同工，只是多發了一個月的工資，就“下崗”了。
如此折騰一番，炳生反倒平靜了下來，“那些年，不要說是合同工，就是多少大公司大廠裡的正式工，也一樣下崗了。跟那些人比起來，我還算幸運的，至少我還有手藝在身上……”
往後幾年，炳生又回到了四處打零工的日子。等戶口政策放鬆後，他便就把老婆孩子的戶口一併遷到了市裡，“從村裡出來的那天，我就沒想著要回去。”
話雖這麼說，但眼下他又不這麼認為了。
“那你現在回來蓋這房子幹嘛？”我笑問。
“這事……唉。你說我，一買戶口，戶口就降價，城市戶口的優惠也取消了；等到後面我好不容易把老婆小孩的戶口也搞過來，種田又不用交稅了，還有補貼，農村戶口現在也比以前更值錢了。很多地方搞土地流轉，都可以坐著收錢了，我們這估計早晚也會這樣。好多人都想遷回來，我呢，遷是不會遷回來了，但好歹在村裡，還是得有個落腳之地吧。以後的事，誰說得準呢……”
和我聊完，炳生匆匆忙忙又去看他那座已經完成了主體結構的新房了。而他的鄰居九根，還在打“地樑（地基）”，不時有人上前大聲跟他打招呼：“九根，你兒子都當上公務員了，在市裡有房有車，還會回家住你這鄉下房子？”
村裡人都知道，九根的兒子建華大學一畢業，就考上了市環保局，成了的一名光榮的公務員，早就在市裡成家落戶，只有逢年過節才偶爾回一趟老家。
“為什麼要他住，我住不可以啊？”九根反駁。眾人哈哈大笑——作為村裡的“前首富”，他現在住的那套大房子，才剛蓋好沒幾年。
九根一直屬於村裡頭腦活絡的那一類，家庭也殷實。1992年買戶口的風吹到鄉下時，一得到消息，他就動了心——在農村，如果一戶人家有錢但又不需要辦什麼大事，很容易就會被親戚好友惦記上，九根也一樣，幾個兄弟無論是娶老婆還是蓋房子，都來找過他。那時候，他正想盡快把家裡存攢的錢，公開地花出去一筆。
等到農忙結束，已是秋後，戶口的價格也從8000降到4000，九根喜出望外，又等了一會兒，找了個熟人，花了3000就把兒子的城鎮戶口給辦下來了——當然，對外他還是說一共花了四五千塊錢。
辦好之後，那個紅本子就被他鎖進家裡的五斗櫃裡。兒子那時候才3歲，實在太小，也用不著，搞到後來他自己都差點忘了這回事。直到村裡要按各家戶口簿上登記的人口，開始重新劃分田地，九根這才發現，自己的戶口簿上農業戶口那一欄，只有他與老婆二人。所以最後分得的田地，也就只有兩個人的份，九根這才苦笑起來。
而這個時候，城市戶口也早已不再吃香，當年九根一句“以後要沒用，就當這錢丟了”的話，已然成了真。
相比炳生、九根家大張旗鼓地蓋房進程相比，德文家就顯得低調多了。
一直以來，德文看起來都不像個農民——他身材魁梧，臉也四正方圓，眼睛不大，卻自有一絲威嚴，加上走路不徐不急，為人言語不多，頗有一幅“官相”。事實上，90年代初，他確實擔任過我們村的村主任。而他的上一任，就是我的父親。
我長大後，父親和我講起當年他當村官時的難處：不管事，人家罵你佔著茅坑不拉屎；管事吧，總會得罪些人。因此，最後無論做什麼，背後都是一句話：“不曉得又貪了多少錢。”
這種費力不討好，讓父親幹了兩年不到就心生退意。當時，德文還是村裡的一個小組長，與我父親關係不錯，父親便向上推薦了他。
德文一干就是5年，無論村裡多少風雲變幻，他自屹立不動。“他確實比我有本事。平時他除了搞好和上面的關係，其他什麼時候都不管——什麼都不管，自然就不會得罪人。至於村裡人的閒話，他才不在乎呢——等到有求於他的時候，照樣不還是一口一個‘主任’地喊，喊得比親爹還親。”父親笑道。
當時誰都不知道，1992年那年，德文已悄悄給自己辦理了“農轉非”。他最大的目標，就是跳出農村，到鎮上去工作。
但後來，無論他怎樣使出渾身解數，都無法再向前一步了。在村委主任這個位置上待了5年後，德文迎來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一個不到30歲、退伍兵出身的民兵營長。在敢說敢做、朝氣蓬勃的年輕人面前，德文很快就敗下了陣。
那年春節一過完，德生就帶著一家人離開了村裡，投奔了早就嫁到城裡的妹妹德芳。
然而，德芳剛安排完哥哥一家的住宿之後就犯了愁——那是1996年，“城鎮戶口”早已貶值，就連她——堂堂一個供電局工人的妻子，都還沒找到一個“正式工”工作——何況剛從農村過來的哥哥嫂子。
好在兩個侄女均已初中畢業，德芳就和哥哥商量了一下，決定讓大女兒先找一份工作，小女兒還小，就幫她報一個電腦培訓班，學好了，再相互教一教，這樣以後兩姐妹找工作都容易。
而對於哥嫂倆人，德芳就直說了：“想吃商品糧拿國家工資，就不要指望了——我都不指望。你們買的那個戶口，根本沒用了。要是放得開，還是能找到事做的，要是放不開，就只能在家坐著了。”
德文忙說：“現在不在村裡了，也沒人認識我，我不挑事的。”
“衛華（德芳丈夫）他們單位，正好在招兩個搞清潔的，你願意去的話，明天就過去看看。”
就這樣，德文進了供電局。
雖然一開始對妹妹講自己不挑事，但等到真正上班了，穿上公司專門的保潔服，拿著一把掃帚，在每個樓道里彎腰打掃的時候，公司裡每一個過往的人，要麼就視他如空氣，要麼就對他吆三喝四——這與他之前當村主任時處處感受到的優越相比，落差實在太大。但確實已別無選擇了。
好在幾個月之後，小女兒培訓班學完，順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壓力稍一減輕，德文就說，想換份工作。
雖然德芳說那個城鎮戶口已經沒什麼用了，但德文還是不死心。在辭掉工作後，他經常買來一摞報紙，研究上面刊登的招工啟事，只期望能找到一份對口“城鎮戶口”的正式工工作。但看得多了，德文終於還是失望了。報紙上那些他夢寐以求的工作，隨便一個什麼文憑、技術要求，都會把他擋在門外——他這才發現，那個花了幾千塊買來的戶口，真的一點用也沒有了。
再往後，德文送過報、送過牛奶，還蹬過三輪車、擺過地攤、賣過水果……但大部分他沒有超過一年。當然，他也不是隻做過這些零工，1999年，他在街上碰到一個老朋友——當年鄰村的李主任，倆人相見都頗為驚喜，老朋友問他的近況，德文就說，想找個事做。
鄰村主任一拍巴掌：“哎呀你當年多有本事一個人，不能委屈了。走，到我兒子那去，讓他給你安排個差事。”這時德文才知道，李主任早不當村官了，目前在兒子家養老。他的兒子李福在市裡開了一家綜合商場。
見了德文，李福馬上就答應了：“剛好商場缺個保安，最近日用品區經常丟東西。叔，你就每天在日用品區轉轉就行，這事可以吧？”
剛開始，德文還是蠻盡心的，上班一刻也不敢放鬆，生怕有商品丟失。後來，李主任就時不時來找他，一起抽上兩支菸，這讓商場裡的其他員工也對德文刮目相看起來，時間一長，德文就飄飄然起來。
沒過多久，日用品區連丟了好幾次東西，李福說了他幾句，李主任也不再找他抽菸了。於是，在領完當月工資之後，德文也識趣地辭職不幹了。
除了繼續打零工，德文真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什麼了——他是個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回農村這事兒他實在做不到。
直到2010年，靠著已結婚多年的兩個女兒的支持，德文夫婦終於在市區買了一套六七十平米的兩居室，才結束了長達15年的租房生涯。
在此之前，德文曾打聽到城鎮的貧困戶可以向政府申請廉租房的事，特地跑去打聽。工作人員在瞭解了他的情況後告訴他，需要分戶才能申請——可當時他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如何分戶？最終還是隻能買房。
2015年，德文患上胃癌，一場手術下來，蒼老了很多。更令他鬱悶的是，因為他是城鎮戶口，卻從沒上過城市醫保，而農村的新農合又不能辦理。所以，醫療費只能全部由自己負擔。
如今的德文，雖然身板骨還在那兒，形態氣勢還有當年做主任時的些許風釆，但滿臉的皺紋和蒼蒼的白髮，還是昭告了他已垂垂老矣。我想，如果不是這次村裡強行推倒所有的老房子，他應該是不會回來的。
後記
1992年那場席捲全國的“賣戶口”風潮，將幾百上千萬的農民捲入其中。他們在失去了土地，甚至宅基地後，大部分卻沒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他們非城非農，進退失據，處境尷尬。最後，連農村裡遲到的那一些微薄福利，也與他們無關。
大概過不了多久，就沒有人會再關心他們，也沒有人會記得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