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基層群眾在想什麼、盼什麼、做什麼？自今年3月始，浙江杭州在全市範圍內開展“聯百鄉結千村訪萬戶”蹲點調研活動。市縣鄉三級聯動，安排4.3萬名黨員幹部以群眾為師，為自己“補課”。用腳步丈量民情，深入3089個村或社區摸實情、強基礎、聚民心、解難題、促發展。
蹲點調研中，不少機關幹部經歷了從“張不開口、找不到人”到同農民難捨難分的轉變。他們感到，貫徹“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既要在物理上走“近”基層，更要在心理上走“進”群眾，真正紮下為民之根，密切同群眾的血肉聯繫。
找準機關幹部缺什麼
“當前不少機關幹部對農村並不瞭解。有的幹部雖出生在農村，但因離開多年，對農村並不瞭解；有的幹部雖然過去曾在農村工作過，但並不見得了解今天的農村，不能憑著老經驗應對發展的新問題。”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趙一德說，“比如，現在不少農村反映停車難，沒有停車場。機關幹部如果不下鄉，恐怕是想不到的。”
今年一季度，杭州市第十二次黨代會召開，從市級到各區縣（市）換屆工作順利結束，村級換屆工作開始。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包括趙一德在內的全市各級領導幹部走出機關，帶著“組織一次黨代會精神宣講、開展一次集中入戶入企走訪、深入分析一次村情選情”等“十個一”任務到農村蹲點調研。蹲點幹部有的住在農家樂，有的住在農民家。
杭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仲燦介紹，這項活動是宣講黨代會精神、加強換屆後領導班子建設、摸清村情選情、錘鍊幹部隊伍的重要抓手。其中市直單位和處級以上幹部、年輕幹部是重點。
到桐廬縣分水鎮蹲點的杭州市衛計委組織人事處處長孫軍棟說，有的幹部剛到村裡時，不知道該如何同農民對話，甚至拿著訪談提綱張不開口。“我一直在想，同基層幹部相比，機關幹部究竟缺什麼？這次蹲點以群眾為師，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及時的大課。”
“不經過親身歷練，有的幹部下村後可能連人也找不到。”杭州市民政局局長徐小林說。市民政局90多名幹部分成八組，到淳安縣界首鄉13個村蹲點。徐小林記得，白天在村中走訪，村民很少在家，後來才知道大夥出門幹活去了。住村的第一個晚上，他們先後到三戶村民家中夜訪，沒想到農村睡覺早，三戶人家都睡覺了。有了這些教訓，調研組根據農民作息規律調整走訪時間，創新“早晚工作法”，抓住黃金走訪時間，第一週就把走訪率提高到了93%。
錘鍊80後、90後幹部
杭州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國妹介紹，蹲點調研活動的參加對象以處級以上幹部為主體，延伸到機關年輕幹部。
在臨安昌化鎮蹲點的杭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戴建平基層經驗豐富。他帶領年輕幹部到大山裡的農民家走訪時，特別囑咐大家不要光顧著訪談，還要把農戶家的櫥櫃打開，看看裡面都有什麼菜；揭開鍋蓋，看看正在做什麼飯；多繞著房前屋後瞅一瞅。“80後、90後正逐漸走向幹事創業的前臺。要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幹、提能力、強素質。”戴建平說。
到蕭山區河上鎮蹲點的杭州市市場監管局副處長沈耀平是個80後。他自小在農村生活，但一直從家門到校門，再到走出國門學習，回國進入機關工作。對真正的農村情況和農村工作，多是聽長輩講的，自己同村民面對面開展工作還是頭一回。“農村是一本生活和工作的大字典，這堂課補得很及時。”他說。
在淳安縣山村中蹲點的杭州市發改委高新產業處處長王霞說，他們部署走訪時，特別安排了一批80後、90後幹部，鼓勵他們白天走到田間、茶園同農民交流，夜晚生起火盆、圍坐一圈向農民宣講政策，回杭州後撰寫蹲點日記。這些幹部中，最年輕的是1994年出生的。
杭州市規劃局黨組書記鄭書文介紹，到建德市大慈巖鎮蹲點的百餘名市規劃局幹部中，20%是處級幹部，其餘是80後，不少後備幹部被推到了一線。“規劃部門幹部學歷高，但下基層少。我們注意鍛鍊年輕幹部，給他們壓擔子。下鄉蹲點，這些年輕人排隊吃大鍋飯，撰寫村情報告。有的同農民打成一片，還接了很多活兒。”
“把村裡的事記了個底朝天”
地處皖浙交界的淳安縣王埠鄉，平均海拔700～1400米，18個村的1.7萬人散佈于山谷和山頂，很多村只能步行進入。到這裡蹲點的杭州市直機關工委副書記趙慈傑和幾十位同事分散住進農民家中。“我們天天晚上和蟲子‘搏鬥’，我第一天晚上就打死20多隻蟲子。”
趙慈傑和同事們最初下村時，有的人怕狗，就帶著網購的防狗設備。有的人提前學習地方土話，便於交流。大家克服住宿條件差、語言交流障礙、怕狗的心理，硬是在十天內把18個村全部走了個遍，農戶走訪了五分之三。“第一批蹲點結束時，狗看到我們都不叫了，很多村民以為我們是鄉幹部。”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看到，這些幹部下鄉或自駕車，或拼車；或住農家樂，或住農民家。市建委主任丁狄剛介紹，他們白天走訪，夜裡整理素材，常常很晚才睡。當時是初春時節，山裡很冷，有的幹部半夜被凍醒，把毛衣套在身上才能入睡。“村民看到我們半夜三更寫稿，第二天燒飯時就要給我們加菜、做夜宵。慢慢地，大家就像一家人那樣親。”
“下鄉幹部逢人就聊，邊問邊記。進家裡聊，在涼亭裡聊，在茶園裡邊幫著採茶邊聊，認真得不得了。”富陽區新登鎮湘溪村的村民王菊華說。村黨支部書記王金明說，從村民收入怎麼樣、毛竹一畝增產多少，到老宅如何維修、村裡有沒有後備幹部、下鄉幹部，“把村裡的事記了個底朝天”。
杭州市提出，要把這項活動貫穿全年。截至目前，全市通過蹲點共收集各類民生問題和建議3.2萬件，已解決2.2萬件。
基層幹群一心向黨
“在我蹲點的富陽區新桐鄉新桐村，處處能感受到村民們對黨的真情、對國家的熱愛。”杭州市環保局組織人事處處長陳珊萍說，“村裡多是留守老人。當知道我們是來了解民情、幫助解決問題時，趙花仙等多位老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最好的世道，這是最好的社會’。”
在新桐村，村民有失地保險、醫療保險，70歲以上的老人都有養老金。村裡還有老年食堂，每頓飯2元錢。走進包雲楊老人家，映入眼簾的是牆上掛著的“我心向黨”掛曆。包雲楊86歲，有63年黨齡，是第一批參加抗美援朝的志願軍。見陳珊萍來了，包雲楊趕緊讓老伴幫忙戴好助聽器，拄起柺杖蹣跚走來，一再感謝黨和國家沒有忘了他們，讓老兩口衣食無憂，安享晚年。
“農民對黨的熱愛，讓我印象深刻。”到淳安縣王埠鄉調研的趙慈傑說。王埠鄉是欠發達山區鄉，交通建設落後，全鄉沒有一家企業，18個村的村集體經濟都很薄弱。由於土質不好，山核桃等農副產品成活率低。但當地村民沒有怨言，對黨、對村兩委班子充滿信心。趙慈傑瞭解到，今年王埠鄉新發展黨員名額只有7個，但很多農民積極要求入黨。
杭州市城管委主任翁文傑說，在餘杭區黃湖鎮清波村蹲點時，不管是上門走訪的農戶、田間偶遇的村民，還是沿途路過開店設攤的商戶，一聽說市裡的調研組來了，都熱情打開“話匣子”。有的村民還端出自己做的乾果、青團等食品，讓調研組有種“回家”的感覺。“這裡環境優美、民風淳樸、幹群團結、心齊勁足、生機勃勃。在一張張燦爛的笑臉上，可以感到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真情擁護。”翁文傑說。
農村發展呼喚“領頭雁”
“和農民打交道並不難。”多位下鄉蹲點幹部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說。走訪中，群眾雖反映了不少問題，但幾乎很少聽到夾帶私利、單純吐槽抱怨的，多是建設性的意見或建議。
杭州市政府辦公廳涉外經濟處處長李鵬在建德市壽昌鎮農村調研時，遇到一位剛剛病癒出院的老人，老人對農村政策提出不少建議。交談中，李鵬瞭解到，老人的兩個孫子分別患了尿毒症和肝病，“但老人閉口不提孫子患病治療困難的事。最後我們主動提出，要幫助聯繫治療，並幫助解決他家因病返貧的問題，老人還是表示不想給政府添麻煩，讓我們很感動。”李鵬說。
在建德市大洋鎮上源村原學校舊址，上下兩層住了近十戶人家，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是支持臨金高速和金建鐵路建設、在此過渡的拆遷戶。杭州市市區河道整治建設中心文化發展處處長朱宇捷到此調研時，沒有聽到抱怨，而是收集到了“修建村文化禮堂，為老年人提供活動場所”的建議。“村民們提出的問題，大多是公事。”朱宇捷說。
走訪中，許多幹部感受到了農民越來越強的發展意願。在富陽區新桐鄉新桐村，不少村民對村莊改造、新區規劃提出建議，還有的村民看到別的村在辦“桃花節”，提出要把本村的“油菜花節”辦起來，吸引遊客觀光旅遊，推動村裡經濟發展。在海拔上千米深山裡的淳安縣王埠鄉一個小山村，蹲點幹部看到建起了農村電商網點，村幹部和村民正想方設法把茶葉、山核桃賣出大山。在淳安縣大墅鎮，有的農民表達了迫切想同杭州市大企業合作發展特色種植的意願。有的村幹部希望調研組幫助對接相關單位，把分佈式光伏發電鋪到農戶家屋頂上。
在強烈的發展願望背後，基層幹部發現，當前在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缺乏兩方面的發展要素。一是缺乏後備幹部。村裡的年輕人多在外打工，多個村都存在幹部“斷檔”問題。有的村支書幹了近20年，一直退不下來。在淳安縣姜家鎮雙溪村，村幹部基本上都超過了60歲。
二是缺乏穩定的集體經濟支撐。近年來，隨著環境保護要求提高，小養殖場、小磚瓦廠都關閉了，很多村缺乏“造血”功能。有的村集體積累僅靠著每年幾萬元的房屋租金支撐。
不少幹部認為，無論是缺乏後備幹部，還是缺乏穩定的集體經濟支撐，歸根結底都是因為缺乏引領農村發展的“領頭雁”。建議可考慮從四類人中遴選：一是在農村工作兩三年的大學生村官；二是從正向農村迴流的商業資本中，選擇年輕的黨員能人，作為產生村兩委幹部的重要來源之一；三是從國有企業退休回鄉的老黨員中，推薦有管理經驗和經營手段的人挑起擔子；四是通過政策鼓勵，把優秀的年輕幹部自上而下地派到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