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人和亞洲人的思維方式不同，原因竟在於農作物'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還有2010年（托馬斯·塔爾海姆研究的三個年份），中國水稻種植省份的離婚率比小麥種植省份低差不多50%。這個差距過於懸殊，不能僅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來解釋。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還有2010年（托馬斯·塔爾海姆研究的三個年份），中國水稻種植省份的離婚率比小麥種植省份低差不多50%。這個差距過於懸殊，不能僅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來解釋。
為了完成自己論證，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設計了一個極為別緻的實驗：他在分佈於中國幾個特大型城市中的12家星巴克連鎖店（其標準化環境保證了相對穩定的實驗背景）裡，以椅子為障礙物測試了344名顧客的反應。
“改變環境來方便自己，這是具有個人主義文化的人身上的另一個特徵。”托馬斯·塔爾海姆介紹說。實驗結果與研究者的假設相符。在位於傳統小麥種植區的北京，將近20%的人自作主張挪開了椅子，相反，這個比例在水稻種植區的香港或廣州，只有4%。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還有2010年（托馬斯·塔爾海姆研究的三個年份），中國水稻種植省份的離婚率比小麥種植省份低差不多50%。這個差距過於懸殊，不能僅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來解釋。
為了完成自己論證，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設計了一個極為別緻的實驗：他在分佈於中國幾個特大型城市中的12家星巴克連鎖店（其標準化環境保證了相對穩定的實驗背景）裡，以椅子為障礙物測試了344名顧客的反應。
“改變環境來方便自己，這是具有個人主義文化的人身上的另一個特徵。”托馬斯·塔爾海姆介紹說。實驗結果與研究者的假設相符。在位於傳統小麥種植區的北京，將近20%的人自作主張挪開了椅子，相反，這個比例在水稻種植區的香港或廣州，只有4%。
這還不是全部。托馬斯·塔爾海姆還探索了中國學生或分析或整體的思維方式。
一個辨識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經典辦法，是讓受試從三個詞——諸如“兔子”、“胡蘿蔔”、“狗”——中尋找不同項。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還有2010年（托馬斯·塔爾海姆研究的三個年份），中國水稻種植省份的離婚率比小麥種植省份低差不多50%。這個差距過於懸殊，不能僅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來解釋。
為了完成自己論證，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設計了一個極為別緻的實驗：他在分佈於中國幾個特大型城市中的12家星巴克連鎖店（其標準化環境保證了相對穩定的實驗背景）裡，以椅子為障礙物測試了344名顧客的反應。
“改變環境來方便自己，這是具有個人主義文化的人身上的另一個特徵。”托馬斯·塔爾海姆介紹說。實驗結果與研究者的假設相符。在位於傳統小麥種植區的北京，將近20%的人自作主張挪開了椅子，相反，這個比例在水稻種植區的香港或廣州，只有4%。
這還不是全部。托馬斯·塔爾海姆還探索了中國學生或分析或整體的思維方式。
一個辨識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經典辦法，是讓受試從三個詞——諸如“兔子”、“胡蘿蔔”、“狗”——中尋找不同項。
西方分析式的心靈傾向於根據相關事物的類別進行篩選（狗和兔子都是動物，所以不同項是胡蘿蔔），而遠東的整體性思維卻從功能性的角度出發在事物中建立聯繫（兔子吃胡蘿蔔，所以不同項是狗）。
可貴的研究方向
對漢族學生的測試結果表明：受試的原籍越是以小麥文化為特色，給出分析式回答的概率就越高！而來自水稻種植區的學生，情況則正相反。
在印度進行的這個實驗顯示出更為明顯的區別。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考慮不久以後在尼日利亞也重複這個實驗。
他還研究了另一個與思維方式有關的指標：註冊專利的數量。
美國197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分析的心靈更容易發現日常物品的新用途。而在1992年，另一項研究表明，國內生產總值相當的情況下，世界上33個國家的人均專利數與個人主義價值觀在該國的主導程度正相關。
托馬斯·塔爾海姆在1996和2000年（2010年除外）的記錄中發現，在中國種植小麥的地區，人均專利註冊的數量比水稻種植省份高出將近30%。
Elsa Abdoun 新發現雜誌 1月9日
這完全是一股預期之外的認知原動力！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思考方式也許都受到我們祖先種植的穀物類型——水稻或小麥——的影響。
為什麼歐美人和亞洲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為什麼前者傾向於個人主義，並且慣於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屬性或者更為基本的成分解構每一個事物），而後者絕大多數呈現出一種集體主義，並且習慣從整體角度思維（把每件事物想成整體的一部分）？
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人們曾從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尋找答案。
今天，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博士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
這些彼此差別的文化，部分來源於滋養它們的穀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小麥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和水稻種植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盛行，可能持續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並且在兩種情況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
以水稻種植為例，它要求農民之間通力合作。巴黎高等農藝科學學院（Agro Paris-Tech）農業系的奧利維耶·杜古爾提歐（Olivier Ducourtieux）解釋說：“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農民之間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達成一致，以避免這家排水澇了那家的地。”
集體思維還是個體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會促進該地區集體主義價值的增長。“當人們需要別人幫他獲得‘每日的麵包’時，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別人，並且學著妥協。”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化心理學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總結說。
相反，小麥文化從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輔助耕種，並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間這樣的合作。於是這種農業方式允許更為個人主義的價值萌芽，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超越個人的農業行為，發展成為文化準則，傳遞給一代又一代人。
這些相對立的價值接下來導引出歐美人與亞洲人之間的第二項區別，這一次涉及到思維方式。
歐美人這邊，個人主義助長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將屬性歸於物體，以便將它們從背景中整理出來，分門別類。而東亞這邊，集體主義推進了更為整體的思考方式的發展，也就是說，“圍繞關係而非類別、圍繞系統而非物體組織起來的一種思考方式，表現出對背景的更多關注”，理查德·尼斯貝特描述道。
一個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和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有何聯繫？
“如果有人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他是這個背景中相互依賴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例子中那樣），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周遭的物體和事件。”黑茲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於1991年在《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釋道。與之相對，個人主義傾向於發展出另一種思維方式，將物體獨立於環境，強調其專有屬性。
但以上都是理論假說，糧食文化和心理、認知特性之間的這種關係仍需通過科學方法證明。
正是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塔爾海姆的工作體現出其價值。事實上，他想出了一種既巧妙又非常嚴密的方法。
與其比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東西方民族，他將目光投向一個語言、宗教背景等更為同質的群體：數百名中國漢族學生……他們之間唯一的明顯區別是：有些來自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有些則來自小麥種植區。
巧妙的方法
“這非常聰明。”理查德·尼斯貝特分析說。因為整個系列的心理測試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在學生們相似的外表和態度背後，隱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有著顯著的區別。
這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經典論題，各種測試都表明西方人在總體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個人主義。他們尤其“為個人觀點的表達賦予了更大的價值，而集體主義文化更喜歡團體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進化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主任馬克·夏樂（Marc Schaller）強調。
舉個例子看看？2009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邀請受試用圖表顯示他們的朋友網絡：用球體表示每個人，並用直線將它們連接起來。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美國人用來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歐洲人則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卻相反，代表自己的球體比代表朋友的要小。
這顯示出西方人有一種狂妄自大的傾向，這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徵。
托馬斯·塔爾海姆對一組漢族學生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學生畫出的代表自己的球體直徑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則把自己的球體畫得比朋友小，直徑平均短了0.03毫米。
還不夠有說服力？另一個觀察個人主義傾向的經典方式，是看一個人在給予獎賞或懲罰時，迴護朋友的傾向性。
“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對待自己所屬群體內的人和群體之外的人區別更為明顯。”馬克·夏樂解釋說，因為他們趨向於更加看重自己所屬的群體（家庭、鄉村、企業……）。
2011年的一項實驗揭示了這個現象。受試須想象與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結果，面對陌生人時，新加坡受試和美國受試態度一樣，但面對朋友時，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馬斯·塔爾海姆以漢族學生為對象進行了該實驗。結果，來自水稻種植省份的學生中有88%更照顧他們的群體成員，而來自小麥種植省份這一比例只有61%。
還是將信將疑？托馬斯·塔爾海姆又搬出另一個與個人主義相關的指標：離婚率。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前提下，更為個人主義的國家擁有更高的離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還有2010年（托馬斯·塔爾海姆研究的三個年份），中國水稻種植省份的離婚率比小麥種植省份低差不多50%。這個差距過於懸殊，不能僅用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來解釋。
為了完成自己論證，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設計了一個極為別緻的實驗：他在分佈於中國幾個特大型城市中的12家星巴克連鎖店（其標準化環境保證了相對穩定的實驗背景）裡，以椅子為障礙物測試了344名顧客的反應。
“改變環境來方便自己，這是具有個人主義文化的人身上的另一個特徵。”托馬斯·塔爾海姆介紹說。實驗結果與研究者的假設相符。在位於傳統小麥種植區的北京，將近20%的人自作主張挪開了椅子，相反，這個比例在水稻種植區的香港或廣州，只有4%。
這還不是全部。托馬斯·塔爾海姆還探索了中國學生或分析或整體的思維方式。
一個辨識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經典辦法，是讓受試從三個詞——諸如“兔子”、“胡蘿蔔”、“狗”——中尋找不同項。
西方分析式的心靈傾向於根據相關事物的類別進行篩選（狗和兔子都是動物，所以不同項是胡蘿蔔），而遠東的整體性思維卻從功能性的角度出發在事物中建立聯繫（兔子吃胡蘿蔔，所以不同項是狗）。
可貴的研究方向
對漢族學生的測試結果表明：受試的原籍越是以小麥文化為特色，給出分析式回答的概率就越高！而來自水稻種植區的學生，情況則正相反。
在印度進行的這個實驗顯示出更為明顯的區別。托馬斯·塔爾海姆還考慮不久以後在尼日利亞也重複這個實驗。
他還研究了另一個與思維方式有關的指標：註冊專利的數量。
美國197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分析的心靈更容易發現日常物品的新用途。而在1992年，另一項研究表明，國內生產總值相當的情況下，世界上33個國家的人均專利數與個人主義價值觀在該國的主導程度正相關。
托馬斯·塔爾海姆在1996和2000年（2010年除外）的記錄中發現，在中國種植小麥的地區，人均專利註冊的數量比水稻種植省份高出將近30%。
儘管實驗忽略了以玉米和黃米為主食的南美和非洲，儘管托馬斯·塔爾海姆也承認，“影響個人主義程度的極有可能還有很多其他變量”，他的理論還是受到了研究者的歡迎。“試圖理解文化差異起源的其他解釋不如這個好。”約瑟夫·亨裡奇（Joseph Henrich）評論道。“這個因素確實應納入考慮。”馬克·夏樂對此表示肯定。
這個理論再次將文化與自然之間的深刻關係擺在我們面前。因為正是自然決定了糧食作物，乃至我們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麥，人類心靈也是大地的果實。
撰文 Elsa Abdoun
編譯 王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