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視的時候，經常會遇到熱情的媒體記者隨機採訪外國友人，動不動都是問對中國的印象。基本上每一位外國友人都對這樣的問題心領神會，答案也是千篇一律，不外乎說中國是個漂亮的國家，我很喜歡中國的文化和美食之類的。聽到國際友人的讚揚，記者朋友彷彿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笑語盈盈，滿意而歸。當然，這樣的回答是當不得真的，國際友人如何評價中國各不相同，至少在面對採訪時候，基本的禮貌回答也不會批評直言。考慮到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估計大多數外國友人都有這種機敏的應對，算是皆大歡喜。但是想要真正搞清楚西方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就絕非你走到大街上隨即採訪幾個路人這麼簡單，各個國家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複雜利益關係，幾乎每個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態度都會不盡相同。
這幾天讀德國專欄作家弗朗克·澤林的《中國衝擊》一書，想起另外一位英國專欄作家馬丁·雅克，他也寫過一本關於中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這兩位外國友人屬於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但卻是從不同的國家和角度來分析中國崛起的原因。馬丁·雅克在他的書中總結了對中國崛起的三種典型反應：第一種是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種典型的經濟決定一切的崇拜心理，認為只要經濟發展能夠趕得西方發展的步伐，中國將自然而然容易西方社會，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大多數；其二是懷疑中國是否能夠真正崛起，考慮到蘇聯解體的影響，這種論調認為中國如果不遵循西方發展的套路與模式，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終；第三種觀點是馬丁·雅克在那本書中作出的總結，他認為現代性模式絕非西方一種，而是有很多種，中國崛起雖然是從西方吸取現代性的經驗，但是歸根結底需要調動本土資源，把它看作是發展的基礎，並進行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這三種論點其實都不新鮮，我們相信任何一個新型國家的崛起，尤其是可以影響到世界發展格局的國家的崛起，都會引起別人的猜疑和恐慌，關於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也一直都存有爭議。當然，我們無法用一種事實的觀點去印證他們的猜測，我們只能試著理解他們考慮問題的思路，理解他們複雜難描的心態。就如同馬丁·雅克認為西方人總是用一種很複雜的心態看待中國的崛起，基本源於一種傲慢的心態。因為歐洲和美國先後主導了過去的兩個世紀，西方世界已經形成一種西方中心論的心態：西方是全部智慧的源泉。這種優越感讓他們目中無人，從未考慮過中國能超過美國。落後，缺乏民主，缺少啟蒙主義思想，不是西方的產物，是非常另類歷史的產物。所以它怎能超越呢？西方是普世典範，任何其他人如想成功就必須接受西方的模式。現代化成功的唯一模式就是西化。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失敗：其發展計劃是不可持續的，“執意透過西方的多稜鏡看中國，我們拒絕從他們的角度理解中國。我們的傲慢造成無知：我們甚至不屑於去理解他們。”馬丁·雅克是這樣認為的。
而弗朗克在《中國衝擊》這本中國問題著作中，與西方大多數人半信半疑的態度不同，因為長期生活在中國，1994年之後定居北京，弗朗克得以親身經歷中國的系列變革，對“中國崛起”這個宏大的議題有著切身的體會，他習慣用一種德國人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問題，站在了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看待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他既不質疑，也不完全贊同，他只是嘗試著理解：到底是中國在改變世界，還是世界在改變中國？
收錄到《中國衝擊》中文章，有著鮮明的特點，比如他經常喜歡用遊記和評述的方式書寫自己的觀察和體會，他筆下的場景不是由枯燥的數據分析組成，而是一幕幕有著鮮活的生活畫面，他體驗著，生活著，並且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描述著這種變化對我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以及整個世界發展的影響。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單篇的主題，他切入問題意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從香港與世界、中國與蒙古、中國與非洲、中國與安哥拉、中國與尼日利亞、中國與蘇丹、中國與伊朗等等，這些不同國家與中國發展的關係切入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的影響，逐漸形成一幅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全景畫。
在現如今中國與西方的微妙關係中，西方對中國崛起存有很大的爭議的一點就是，我們是否僅憑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就可以斷定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或者從反面思考問題，如果不能單憑經濟方面衡量的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那些問題的指責是否意味著中國崛起只是一種幻覺？比如在第一章《中國震驚》中，弗朗克就以印度與中國的不同進行比較，前者是民主體制國家，但卻有大量的貧困人口，而後者雖然是威權政治體制，但貧困人口相對較少。如果要批評的話，那種制度才更應該受到批評呢？弗朗克因此評價說：“如果說言論自由比讀書識字更為重要，如果民主價值比一日三餐更重要，那麼這些崛起中的國家難免會產生懷疑：你所關心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人的疾苦；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對失去這一地位的恐懼。”你很難去反駁這種觀點的存在，因為經濟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而價值觀念的影響總是隱而不彰。但是這個弔詭的問題其實是偷換了概念，我們當然反對那些利用觀念的不同來指責中國崛起中的不完美，但是我們同樣警惕那些以經濟發展為由，為存在的問題進行開脫和辯解。其實這兩者本沒有輕重緩急之別，他們之間應該是等同與平衡發展的態勢。改革開放初期的，一部人先富裕起來的理念現如今已經給我們暴露了很多問題，發展市場經濟並沒有讓我們在意識和思想上解放自己，反而讓我們墜入了一種公共道德墮落、信仰真空、見利忘義、誠信缺失，乃至人心冷漠的道德困境。換句話說，中國崛起中的成功與問題是並存的，如何正視問題的存在才是主要的。
很顯然，在弗朗克的這本書中，他站在了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打量中國，而且從他的觀察中我們不免看到了一種以經濟發展來衡量中國崛起的分析模式，他稱之為“大膽媽媽經濟”，即這種經濟模式並非以某種政治革命方案作為基礎，而是藉助各種有利因素和偶然的巧合，“掀起一場為時持久、使全球貧富水平趨向平衡的強大浪潮，而站在這一潮流頂端的正是中國”。這樣的分析多少有些勉強，因為經濟發展絕非唯一重要的因素，到目前為止，西方基本上一致地把中國的歷程當做一種經濟的歷程來加以表述。這樣明顯是欠缺的，因為中國的崛起也將包括文化和其它種類的影響，這些分支最起碼將和經濟影響變得一樣重要。沒人提起這些影響是因為西方仍然相信中國最終將和西方同質化，變成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施行西式的法律條文，成為一個西式的社會。這樣的觀點逐漸被證明不可靠，正如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因為反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東方和中國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革命和文化的歷史有著本質的特異性，要把它當做不同於西方社會的一種獨特的現象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