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能順利當上皇帝，也是多虧了老祖宗朱元璋

明神宗朱翊鈞（公元1563—1620年），公元1572年六月即位，即位初期依靠張居正從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有所振興。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朱翊鈞親政後，追奪張居正官階，逐步廢止其改革措施。他晏處深宮，不常視朝，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

朱翊鈞

其在位期間，圍繞立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明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以致後人評論：明代亡國始自朱翊鈞。

“國本之爭”是歷朝歷代都可能出現的極為正常的現象。但是，像明神宗朱翊鈞朝代長達30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在歷史上卻是空前絕後的。

明神宗朱翊鈞既違背祖訓，又優柔寡斷，昏庸無能，致使“國本之爭”持續太久，遺禍整個家族，導致了大明江山從根基上徹底垮塌。

“國本”，就是太子；“爭國本”就是萬曆年間圍繞解決立太子的問題而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從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到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的“爭國本”鬥爭歷時近30年。

明神宗的王皇后無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鄭貴妃生子朱常洵（後來的福王）。朱常洛年長，按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

但萬曆皇帝極寵愛鄭貴妃，準備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甚至和鄭貴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把肆言寫在紙上，放在玉盒裡，交由鄭貴妃保管。但另一方面，廢長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擔心群臣反對。朝臣果然依據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據理力爭。

首輔申時行於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上《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拉開了長達近30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的序幕。申時行的奏請立即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共鳴。各部府司道諸衙門都紛紛上章奏請。戶部給事中姜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刑部山西主事孫如法、河南道御史楊紹程等人的奏章言辭尤為激烈。萬曆一怒之下，將這四人嚴厲降處。

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時行、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朱縹、吏部尚書于慎行等人除了繼續陳請早行冊立之外，還請陳神宗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

朱常洛

這個“預教”，其實只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神宗無奈，不得不表態：第二年就舉行建儲典禮。但一年過去了，明神宗仍找各種藉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幼。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神宗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擬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王錫爵逐即疏請令皇后撫育長子朱常洛，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卻告諭禮官，同時將三人封王。這個諭旨一下，立即遭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接二連三，總數上百本。

當年閏十一月，經過群臣反覆執爭，神宗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明神宗迫於群臣的強大壓力，被迫放棄了“三王並封”的諭旨，但又抱著“待嫡”之說不放。

後來直至皇太后施加壓力，才在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朱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

按照太祖洪武皇帝的遺訓，藩王被封后，必須立即就藩之國。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卻一直留在京師。福王不就藩，太子的地位就不穩定。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朝廷大臣奏請福王就藩之國的奏章不斷，萬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萬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為期，但又同時提出條件，福王莊田要達到4萬頃。然而，當時無法湊足4萬頃之數。朝廷大臣，特別是東林黨人上疏反對，萬曆皇帝被迫讓步，減為2萬頃。

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二月，皇太后臨死前再度施加壓力，加之皇長孫朱由校（朱常洛之子）也已9歲，神宗看廢長立幼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才將朱常洵封國洛陽，滿朝文武這才如釋重負。

從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為了使朱常洛能夠冊立為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護衛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萬，才得以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並終於繼承了皇位。

但萬曆為躲避國本之爭隱入皇宮，不理國事，不處理天災帶來的後遺症，對邊防缺乏必要的關心和整治，使得國家出現了數以萬計的流民，社會矛盾激化，邊防懈怠。而一代梟雄努爾哈赤卻在不斷 地蓄積實力和成長，終成為明王朝大患。“國本之爭”也因此加快了朱家天下滅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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