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馬雲選擇在美國上市而不是香港？而小米卻選擇香港上市？'
劉強東擁有京東的股份只有15%左右，但是他的投票權卻佔到了總票數的85%。創始人要對於公司有絕對的控制權，在中國尤其如此，創始人的基因就是公司的基因，如果不是擁有絕對控制權，京東當年自建物流恐怕很難通過，因為不盈利，但是如今卻成為了京東的護城河。
而已經上市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持股比例達到了50.7%，說明拼多多並沒有經過太多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權沒有被太多的稀釋，也看出來目前的互聯網公司成長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成立三年就赴美上市了，很可能是為了去融更多的資金，企業的經營風險估計不小。
互聯網科技公司經營節奏快，依靠提供差異化服務，依賴專業化的技術，對人才更加偏重。因此，這類公司普遍喜歡雙重股權結構，創始團隊和股東話語權更大，其專長對公司成長更有利。
除了谷歌、阿里，FaceBook、京東等一批公司也採用AB股這樣的雙股權結構。就連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也是如此，1990年時A股是B股的200倍，2000年時是1000倍。
允許雙重股權結構是重視創始團隊的決策權，不允許是重視股東平等的權利，各有利弊。但目前是資本追逐項目、人才的時代，創始團隊在管理、經營上應該有更大的話語權，應該享受到權利溢價。
像巴菲特之於伯克希爾，馬雲之於阿里，扎克伯格之於臉譜，都是資本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是資本對他們的需求極大，是他們的才華容易被資本佔便宜。
因此在看似不平等的股權結構後面，是對人才的補償和供需的動態平穩，但證監部門也要對雙重股權結構建立門檻、進行約束，以免這種權利氾濫。
劉強東擁有京東的股份只有15%左右，但是他的投票權卻佔到了總票數的85%。創始人要對於公司有絕對的控制權，在中國尤其如此，創始人的基因就是公司的基因，如果不是擁有絕對控制權，京東當年自建物流恐怕很難通過，因為不盈利，但是如今卻成為了京東的護城河。
而已經上市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持股比例達到了50.7%，說明拼多多並沒有經過太多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權沒有被太多的稀釋，也看出來目前的互聯網公司成長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成立三年就赴美上市了，很可能是為了去融更多的資金，企業的經營風險估計不小。
互聯網科技公司經營節奏快，依靠提供差異化服務，依賴專業化的技術，對人才更加偏重。因此，這類公司普遍喜歡雙重股權結構，創始團隊和股東話語權更大，其專長對公司成長更有利。
除了谷歌、阿里，FaceBook、京東等一批公司也採用AB股這樣的雙股權結構。就連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也是如此，1990年時A股是B股的200倍，2000年時是1000倍。
允許雙重股權結構是重視創始團隊的決策權，不允許是重視股東平等的權利，各有利弊。但目前是資本追逐項目、人才的時代，創始團隊在管理、經營上應該有更大的話語權，應該享受到權利溢價。
像巴菲特之於伯克希爾，馬雲之於阿里，扎克伯格之於臉譜，都是資本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是資本對他們的需求極大，是他們的才華容易被資本佔便宜。
因此在看似不平等的股權結構後面，是對人才的補償和供需的動態平穩，但證監部門也要對雙重股權結構建立門檻、進行約束，以免這種權利氾濫。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正式開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小米成為了港交所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
說到“同股不同權”，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另外一家公司的上市歷程，這家公司就是阿里。
阿里一開始是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但在2012年就退市了。
後來馬雲決定再上市的時候，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香港上市，一個是在美國上市。
美國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的估值普遍沒有香港那麼高，據說馬雲當時是很想在香港上市的，但因為港交所堅持的一個制度而作罷，這個制度就是“同股同權”。
什麼是同股同權？
就是你擁有公司1%的股份，那你就擁有公司1%的決策權；你擁有50%股份，就有50%的決策權。
公司法規定，重大的決策需要多數人同意，所謂的多數人不是指人數，而是指股份，也就是51%以上的決策權。
而一些特別重大的決定，需要三分之二，也就是67%以上的決策權。所以就有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股份臨界點，一個是51%，一個是67%。
在同股同權的邏輯下，馬雲想要控制公司，就必須在上市時，持有至少51%的股份。
但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份不斷被攤薄，到上市時，創始人持有的股份幾乎不可能超過51%。
所以在阿里上市時，即便不持有51%以上的股份，馬雲還是想堅持擁有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這就是所謂的“同股不同權”。
但這個時候資本方就很擔心了，尤其在香港這個資本市場，他們擔心什麼呢？
他們擔心，如果你只持有小部分股份，但擁有絕對控制權，萬一有一天你不勝任CEO了怎麼辦？萬一有一天遇到利益衝突，你不站在資本這一邊怎麼辦？這時候你就把資本方置於風險當中了，這在當時的香港市場是絕對不允許的。
最終在2014年，馬雲選擇在美國上市。
劉強東擁有京東的股份只有15%左右，但是他的投票權卻佔到了總票數的85%。創始人要對於公司有絕對的控制權，在中國尤其如此，創始人的基因就是公司的基因，如果不是擁有絕對控制權，京東當年自建物流恐怕很難通過，因為不盈利，但是如今卻成為了京東的護城河。
而已經上市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持股比例達到了50.7%，說明拼多多並沒有經過太多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權沒有被太多的稀釋，也看出來目前的互聯網公司成長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成立三年就赴美上市了，很可能是為了去融更多的資金，企業的經營風險估計不小。
互聯網科技公司經營節奏快，依靠提供差異化服務，依賴專業化的技術，對人才更加偏重。因此，這類公司普遍喜歡雙重股權結構，創始團隊和股東話語權更大，其專長對公司成長更有利。
除了谷歌、阿里，FaceBook、京東等一批公司也採用AB股這樣的雙股權結構。就連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也是如此，1990年時A股是B股的200倍，2000年時是1000倍。
允許雙重股權結構是重視創始團隊的決策權，不允許是重視股東平等的權利，各有利弊。但目前是資本追逐項目、人才的時代，創始團隊在管理、經營上應該有更大的話語權，應該享受到權利溢價。
像巴菲特之於伯克希爾，馬雲之於阿里，扎克伯格之於臉譜，都是資本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是資本對他們的需求極大，是他們的才華容易被資本佔便宜。
因此在看似不平等的股權結構後面，是對人才的補償和供需的動態平穩，但證監部門也要對雙重股權結構建立門檻、進行約束，以免這種權利氾濫。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正式開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小米成為了港交所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
說到“同股不同權”，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另外一家公司的上市歷程，這家公司就是阿里。
阿里一開始是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但在2012年就退市了。
後來馬雲決定再上市的時候，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香港上市，一個是在美國上市。
美國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的估值普遍沒有香港那麼高，據說馬雲當時是很想在香港上市的，但因為港交所堅持的一個制度而作罷，這個制度就是“同股同權”。
什麼是同股同權？
就是你擁有公司1%的股份，那你就擁有公司1%的決策權；你擁有50%股份，就有50%的決策權。
公司法規定，重大的決策需要多數人同意，所謂的多數人不是指人數，而是指股份，也就是51%以上的決策權。
而一些特別重大的決定，需要三分之二，也就是67%以上的決策權。所以就有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股份臨界點，一個是51%，一個是67%。
在同股同權的邏輯下，馬雲想要控制公司，就必須在上市時，持有至少51%的股份。
但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份不斷被攤薄，到上市時，創始人持有的股份幾乎不可能超過51%。
所以在阿里上市時，即便不持有51%以上的股份，馬雲還是想堅持擁有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這就是所謂的“同股不同權”。
但這個時候資本方就很擔心了，尤其在香港這個資本市場，他們擔心什麼呢？
他們擔心，如果你只持有小部分股份，但擁有絕對控制權，萬一有一天你不勝任CEO了怎麼辦？萬一有一天遇到利益衝突，你不站在資本這一邊怎麼辦？這時候你就把資本方置於風險當中了，這在當時的香港市場是絕對不允許的。
最終在2014年，馬雲選擇在美國上市。
那美國的資本市場就允許“同股不同權”嗎？還真的允許，而且馬雲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要求的。
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谷歌，在美國上市時採用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叫做AB股。
具體來說，就是我發行兩種股票，A股和B股，B股的投票權是A股的10倍，谷歌的創始人們持有B股，向證券市場公開發行的是A股。這意味著創始人們只要持有6.7%的B股，就擁有了公司的絕對控制權。
阿里巴巴在上市時，沒有采用AB股，但也是“同股不同權”的邏輯。
它的招股書裡有個規定，要求董事會成員必須由阿里的合夥人來指定。阿里的合夥人是一個組織，有二三十個人，都是阿里的創始人和重要員工。
因為公司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董事會投票的，所以控制了董事會席位，就控制了這個公司的決策權。
從“同股同權”到“同股不同權”的轉變，其實就意味著，公司能做什麼決定，不再是由資本說了算，而是由公司的創始人說了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劉強東擁有京東的股份只有15%左右，但是他的投票權卻佔到了總票數的85%。創始人要對於公司有絕對的控制權，在中國尤其如此，創始人的基因就是公司的基因，如果不是擁有絕對控制權，京東當年自建物流恐怕很難通過，因為不盈利，但是如今卻成為了京東的護城河。
而已經上市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持股比例達到了50.7%，說明拼多多並沒有經過太多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權沒有被太多的稀釋，也看出來目前的互聯網公司成長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成立三年就赴美上市了，很可能是為了去融更多的資金，企業的經營風險估計不小。
互聯網科技公司經營節奏快，依靠提供差異化服務，依賴專業化的技術，對人才更加偏重。因此，這類公司普遍喜歡雙重股權結構，創始團隊和股東話語權更大，其專長對公司成長更有利。
除了谷歌、阿里，FaceBook、京東等一批公司也採用AB股這樣的雙股權結構。就連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也是如此，1990年時A股是B股的200倍，2000年時是1000倍。
允許雙重股權結構是重視創始團隊的決策權，不允許是重視股東平等的權利，各有利弊。但目前是資本追逐項目、人才的時代，創始團隊在管理、經營上應該有更大的話語權，應該享受到權利溢價。
像巴菲特之於伯克希爾，馬雲之於阿里，扎克伯格之於臉譜，都是資本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是資本對他們的需求極大，是他們的才華容易被資本佔便宜。
因此在看似不平等的股權結構後面，是對人才的補償和供需的動態平穩，但證監部門也要對雙重股權結構建立門檻、進行約束，以免這種權利氾濫。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正式開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小米成為了港交所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
說到“同股不同權”，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另外一家公司的上市歷程，這家公司就是阿里。
阿里一開始是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但在2012年就退市了。
後來馬雲決定再上市的時候，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香港上市，一個是在美國上市。
美國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的估值普遍沒有香港那麼高，據說馬雲當時是很想在香港上市的，但因為港交所堅持的一個制度而作罷，這個制度就是“同股同權”。
什麼是同股同權？
就是你擁有公司1%的股份，那你就擁有公司1%的決策權；你擁有50%股份，就有50%的決策權。
公司法規定，重大的決策需要多數人同意，所謂的多數人不是指人數，而是指股份，也就是51%以上的決策權。
而一些特別重大的決定，需要三分之二，也就是67%以上的決策權。所以就有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股份臨界點，一個是51%，一個是67%。
在同股同權的邏輯下，馬雲想要控制公司，就必須在上市時，持有至少51%的股份。
但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份不斷被攤薄，到上市時，創始人持有的股份幾乎不可能超過51%。
所以在阿里上市時，即便不持有51%以上的股份，馬雲還是想堅持擁有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這就是所謂的“同股不同權”。
但這個時候資本方就很擔心了，尤其在香港這個資本市場，他們擔心什麼呢？
他們擔心，如果你只持有小部分股份，但擁有絕對控制權，萬一有一天你不勝任CEO了怎麼辦？萬一有一天遇到利益衝突，你不站在資本這一邊怎麼辦？這時候你就把資本方置於風險當中了，這在當時的香港市場是絕對不允許的。
最終在2014年，馬雲選擇在美國上市。
那美國的資本市場就允許“同股不同權”嗎？還真的允許，而且馬雲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要求的。
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谷歌，在美國上市時採用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叫做AB股。
具體來說，就是我發行兩種股票，A股和B股，B股的投票權是A股的10倍，谷歌的創始人們持有B股，向證券市場公開發行的是A股。這意味著創始人們只要持有6.7%的B股，就擁有了公司的絕對控制權。
阿里巴巴在上市時，沒有采用AB股，但也是“同股不同權”的邏輯。
它的招股書裡有個規定，要求董事會成員必須由阿里的合夥人來指定。阿里的合夥人是一個組織，有二三十個人，都是阿里的創始人和重要員工。
因為公司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董事會投票的，所以控制了董事會席位，就控制了這個公司的決策權。
從“同股同權”到“同股不同權”的轉變，其實就意味著，公司能做什麼決定，不再是由資本說了算，而是由公司的創始人說了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商業世界中一直有一條線索，就是資本和人才之間的博弈。
公司到底是資本的，還是人才的，一直是管理學界爭論的話題。工業化時代，因為要買廠房，買流水線，買原材料等生產資料，所以資本似乎更重要，甚至人才，也只是資本購買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生產資料而已。
但是，到了信息時代，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在價值創造中，人才越來越變成決定性因素。資本和人才的博弈，正在不斷往人才傾斜。
在馬雲們的邏輯裡，公司是我的，甚至資本也是我僱傭來的，我來給你分配應得的收益。
人才慢慢開始變得比資本更重要，資本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美國資本市場也相應出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
馬雲到美國去上市，這件事也給香港資本市場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
這些年我們看到大陸一些優秀的互聯網公司，都跑去美國上市了，也是因為美國資本市場，對人才和資本間的關係更加包容。
而今天，香港資本市場也開始允許“同股不同權”了，小米成為了香港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這對香港市場來說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革，香港資本市場因此變得更有競爭力，也更加生機勃勃。
將這種股權制度發揮到極致的是巴菲特。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有兩種股票，第一種是五十年代發行的最原始的伯克希爾股票，叫做A股；另一種是1990年發行的B股。
B股發行的時候，它的投票權只有A股的1/200。此外，巴菲特還在公司章程裡面做了一些規定，比如說A股可以轉為B股，B股不能轉成A股。
另外，A股永不分拆，B股是可以分拆的。像2000年之後，B股就按照1：50的比例進行了一次分拆。那麼這樣一來，A/B股的投票權就變成了1：10000，真的是“一票抵一萬票”。”
劉強東擁有京東的股份只有15%左右，但是他的投票權卻佔到了總票數的85%。創始人要對於公司有絕對的控制權，在中國尤其如此，創始人的基因就是公司的基因，如果不是擁有絕對控制權，京東當年自建物流恐怕很難通過，因為不盈利，但是如今卻成為了京東的護城河。
而已經上市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持股比例達到了50.7%，說明拼多多並沒有經過太多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權沒有被太多的稀釋，也看出來目前的互聯網公司成長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成立三年就赴美上市了，很可能是為了去融更多的資金，企業的經營風險估計不小。
互聯網科技公司經營節奏快，依靠提供差異化服務，依賴專業化的技術，對人才更加偏重。因此，這類公司普遍喜歡雙重股權結構，創始團隊和股東話語權更大，其專長對公司成長更有利。
除了谷歌、阿里，FaceBook、京東等一批公司也採用AB股這樣的雙股權結構。就連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也是如此，1990年時A股是B股的200倍，2000年時是1000倍。
允許雙重股權結構是重視創始團隊的決策權，不允許是重視股東平等的權利，各有利弊。但目前是資本追逐項目、人才的時代，創始團隊在管理、經營上應該有更大的話語權，應該享受到權利溢價。
像巴菲特之於伯克希爾，馬雲之於阿里，扎克伯格之於臉譜，都是資本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是資本對他們的需求極大，是他們的才華容易被資本佔便宜。
因此在看似不平等的股權結構後面，是對人才的補償和供需的動態平穩，但證監部門也要對雙重股權結構建立門檻、進行約束，以免這種權利氾濫。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正式開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小米成為了港交所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
說到“同股不同權”，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另外一家公司的上市歷程，這家公司就是阿里。
阿里一開始是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但在2012年就退市了。
後來馬雲決定再上市的時候，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香港上市，一個是在美國上市。
美國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的估值普遍沒有香港那麼高，據說馬雲當時是很想在香港上市的，但因為港交所堅持的一個制度而作罷，這個制度就是“同股同權”。
什麼是同股同權？
就是你擁有公司1%的股份，那你就擁有公司1%的決策權；你擁有50%股份，就有50%的決策權。
公司法規定，重大的決策需要多數人同意，所謂的多數人不是指人數，而是指股份，也就是51%以上的決策權。
而一些特別重大的決定，需要三分之二，也就是67%以上的決策權。所以就有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股份臨界點，一個是51%，一個是67%。
在同股同權的邏輯下，馬雲想要控制公司，就必須在上市時，持有至少51%的股份。
但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融資，創始人的股份不斷被攤薄，到上市時，創始人持有的股份幾乎不可能超過51%。
所以在阿里上市時，即便不持有51%以上的股份，馬雲還是想堅持擁有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這就是所謂的“同股不同權”。
但這個時候資本方就很擔心了，尤其在香港這個資本市場，他們擔心什麼呢？
他們擔心，如果你只持有小部分股份，但擁有絕對控制權，萬一有一天你不勝任CEO了怎麼辦？萬一有一天遇到利益衝突，你不站在資本這一邊怎麼辦？這時候你就把資本方置於風險當中了，這在當時的香港市場是絕對不允許的。
最終在2014年，馬雲選擇在美國上市。
那美國的資本市場就允許“同股不同權”嗎？還真的允許，而且馬雲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要求的。
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谷歌，在美國上市時採用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叫做AB股。
具體來說，就是我發行兩種股票，A股和B股，B股的投票權是A股的10倍，谷歌的創始人們持有B股，向證券市場公開發行的是A股。這意味著創始人們只要持有6.7%的B股，就擁有了公司的絕對控制權。
阿里巴巴在上市時，沒有采用AB股，但也是“同股不同權”的邏輯。
它的招股書裡有個規定，要求董事會成員必須由阿里的合夥人來指定。阿里的合夥人是一個組織，有二三十個人，都是阿里的創始人和重要員工。
因為公司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董事會投票的，所以控制了董事會席位，就控制了這個公司的決策權。
從“同股同權”到“同股不同權”的轉變，其實就意味著，公司能做什麼決定，不再是由資本說了算，而是由公司的創始人說了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商業世界中一直有一條線索，就是資本和人才之間的博弈。
公司到底是資本的，還是人才的，一直是管理學界爭論的話題。工業化時代，因為要買廠房，買流水線，買原材料等生產資料，所以資本似乎更重要，甚至人才，也只是資本購買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生產資料而已。
但是，到了信息時代，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在價值創造中，人才越來越變成決定性因素。資本和人才的博弈，正在不斷往人才傾斜。
在馬雲們的邏輯裡，公司是我的，甚至資本也是我僱傭來的，我來給你分配應得的收益。
人才慢慢開始變得比資本更重要，資本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美國資本市場也相應出現了“同股不同權”的制度。
馬雲到美國去上市，這件事也給香港資本市場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
這些年我們看到大陸一些優秀的互聯網公司，都跑去美國上市了，也是因為美國資本市場，對人才和資本間的關係更加包容。
而今天，香港資本市場也開始允許“同股不同權”了，小米成為了香港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這對香港市場來說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革，香港資本市場因此變得更有競爭力，也更加生機勃勃。
將這種股權制度發揮到極致的是巴菲特。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有兩種股票，第一種是五十年代發行的最原始的伯克希爾股票，叫做A股；另一種是1990年發行的B股。
B股發行的時候，它的投票權只有A股的1/200。此外，巴菲特還在公司章程裡面做了一些規定，比如說A股可以轉為B股，B股不能轉成A股。
另外，A股永不分拆，B股是可以分拆的。像2000年之後，B股就按照1：50的比例進行了一次分拆。那麼這樣一來，A/B股的投票權就變成了1：10000，真的是“一票抵一萬票”。”
同股不同權，在一些中小型公司中也有類似的制度。
比如說我的一位朋友與好友一起創業，很不幸地選擇了“均分”的股權分配方式，但其實他的貢獻遠大於另外兩位合夥人，為此他很苦惱，但大家都是多年的朋友，他又不好意思說，他可以接受平均分紅，但希望重大決策自己能說得算。
有一次喝酒他和我說了這件事，我說這個好辦，就給他出了兩個主意：
1、提高他作為總經理的獎金，這是先於分紅的，以薪水的形式將收入與另外兩位差別開來；
2、同股不同權，他的股權一股有二股投票權，這樣他就有50%的股票權，然後修改章程，股東意見相異時（50%：50%），總經理有決定權，這樣就把他的問題解決了。
因為這個公司的確是離開他轉不了，其他兩個合夥人很爽快就答應了，有一次喝酒，這兩個夥計說，這麼安排他們也鬆了一口氣，要不不一直擔心會散夥。
其實是相同股份，具有不同的投票權，但其收益權還是一樣的。這樣的制度設計，充分肯定了創始人等人才資源的重要價值，更有利於企業的穩定運營，不因股權變動而被打斷經營節奏。
而對於大部分投資人來說，它們更多在乎的是財務回報，並不想爭奪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所以同股不同權無疑是一種巧妙又合理的制度設計。
不僅對於上市公司有同股不同權的設計，很多未上市但又潛力巨大的企業在接受融資時，創始人也會提出類似的制度安排，而風投機構由於投資意願強烈，也不得不同意。
這其實進一步反映了在這個市場上，優質人才是核心資源，資本越來越謙卑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