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峰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1933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是最強大的根據地之一，他們在這裡收集和貯藏食物和金錢”；為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向士紳和商人收稅，“毛澤東的那個軍要求1個月收5萬，他們毫不費力地收上來了”；“裝備的來源是敵人”，槍支是通過打勝仗後繳獲的；醫療問題因為“沒有藥品”而變得十分嚴重，“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紅軍療養院建立起來了”。在根據地中農民成為紅軍的堅強後盾，“朱德和毛澤東那個軍以及其他正規部隊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發展壯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毀，是因為它依靠農民運動中奮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務的廣大群眾。”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就更是讚賞了。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裡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因為軍隊中黨的工作開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澤東的軍團是團結的和完全有戰鬥力的”，比其他紅軍的戰鬥力要強。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同樣讚揚“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軍團中有黨組織，這些組織在開展真正的黨的工作。”
由於各項工作得力，所以共產國際得出結論：“無疑，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處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長征途中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由於堅持“左”傾路線錯誤，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是在長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採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動，行動遲緩。於是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
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佔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面，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應該來說，在當時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時期，“三人團”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也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於是中央紅軍在新的領導核心指揮下，採取靈活的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敵人合圍的困境。受黨內委託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不是大權獨攬，而是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也充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1933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是最強大的根據地之一，他們在這裡收集和貯藏食物和金錢”；為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向士紳和商人收稅，“毛澤東的那個軍要求1個月收5萬，他們毫不費力地收上來了”；“裝備的來源是敵人”，槍支是通過打勝仗後繳獲的；醫療問題因為“沒有藥品”而變得十分嚴重，“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紅軍療養院建立起來了”。在根據地中農民成為紅軍的堅強後盾，“朱德和毛澤東那個軍以及其他正規部隊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發展壯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毀，是因為它依靠農民運動中奮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務的廣大群眾。”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就更是讚賞了。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裡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因為軍隊中黨的工作開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澤東的軍團是團結的和完全有戰鬥力的”，比其他紅軍的戰鬥力要強。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同樣讚揚“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軍團中有黨組織，這些組織在開展真正的黨的工作。”
由於各項工作得力，所以共產國際得出結論：“無疑，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處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長征途中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由於堅持“左”傾路線錯誤，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是在長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採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動，行動遲緩。於是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
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佔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面，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應該來說，在當時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時期，“三人團”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也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於是中央紅軍在新的領導核心指揮下，採取靈活的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敵人合圍的困境。受黨內委託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不是大權獨攬，而是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也充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但是不久，波瀾再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先後決定任命其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委員。繼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兒蓋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將混編成左、右路軍在中央指揮下統一行動後，8月19日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鑑於周恩來當時病重，決定毛澤東負責長征中的主要軍事工作。
在張國燾無視黨的組織紀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為避免紅軍內部衝突，毛澤東在同張聞天、博古等商議後，率右路軍中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肅哈達鋪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並率領部隊於10月19日勝利抵達陝北吳起鎮。在吳起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調整常委的分工，已痊癒的周恩來堅持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自己協助。11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鑑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於是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實現勝利會師，長征結束。於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再次調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仍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
五、在延安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批准下來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致辭中盛讚其為“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共9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和項英。為順利召開七大，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
王明在當時具有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地位頗高，所以他的講話很有市場。可是他不僅沒有做到謙虛謹慎，而是屢次在未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或以毛澤東的名義對外發表講話或聲明，甚至隨意就修改毛澤東等人的文章，頗有凌駕中央之上的意味。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1933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是最強大的根據地之一，他們在這裡收集和貯藏食物和金錢”；為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向士紳和商人收稅，“毛澤東的那個軍要求1個月收5萬，他們毫不費力地收上來了”；“裝備的來源是敵人”，槍支是通過打勝仗後繳獲的；醫療問題因為“沒有藥品”而變得十分嚴重，“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紅軍療養院建立起來了”。在根據地中農民成為紅軍的堅強後盾，“朱德和毛澤東那個軍以及其他正規部隊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發展壯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毀，是因為它依靠農民運動中奮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務的廣大群眾。”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就更是讚賞了。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裡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因為軍隊中黨的工作開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澤東的軍團是團結的和完全有戰鬥力的”，比其他紅軍的戰鬥力要強。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同樣讚揚“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軍團中有黨組織，這些組織在開展真正的黨的工作。”
由於各項工作得力，所以共產國際得出結論：“無疑，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處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長征途中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由於堅持“左”傾路線錯誤，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是在長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採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動，行動遲緩。於是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
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佔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面，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應該來說，在當時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時期，“三人團”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也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於是中央紅軍在新的領導核心指揮下，採取靈活的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敵人合圍的困境。受黨內委託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不是大權獨攬，而是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也充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但是不久，波瀾再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先後決定任命其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委員。繼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兒蓋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將混編成左、右路軍在中央指揮下統一行動後，8月19日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鑑於周恩來當時病重，決定毛澤東負責長征中的主要軍事工作。
在張國燾無視黨的組織紀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為避免紅軍內部衝突，毛澤東在同張聞天、博古等商議後，率右路軍中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肅哈達鋪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並率領部隊於10月19日勝利抵達陝北吳起鎮。在吳起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調整常委的分工，已痊癒的周恩來堅持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自己協助。11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鑑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於是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實現勝利會師，長征結束。於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再次調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仍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
五、在延安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批准下來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致辭中盛讚其為“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共9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和項英。為順利召開七大，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
王明在當時具有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地位頗高，所以他的講話很有市場。可是他不僅沒有做到謙虛謹慎，而是屢次在未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或以毛澤東的名義對外發表講話或聲明，甚至隨意就修改毛澤東等人的文章，頗有凌駕中央之上的意味。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1937年12月23日，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成立了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為書記。此時的王明更是全然不顧在延安的中央，肆意妄為。根據李德的看法，王明幾乎將長江局辦成了“第二政治局”。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季米特洛夫很清楚當時黨內的紛爭，瞭解在“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因此再次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戰線的關鍵。統—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當前形勢下，“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了。”王稼祥對共產國際精神的傳達對於解決黨內的紛爭和實現黨內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1933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是最強大的根據地之一，他們在這裡收集和貯藏食物和金錢”；為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向士紳和商人收稅，“毛澤東的那個軍要求1個月收5萬，他們毫不費力地收上來了”；“裝備的來源是敵人”，槍支是通過打勝仗後繳獲的；醫療問題因為“沒有藥品”而變得十分嚴重，“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紅軍療養院建立起來了”。在根據地中農民成為紅軍的堅強後盾，“朱德和毛澤東那個軍以及其他正規部隊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發展壯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毀，是因為它依靠農民運動中奮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務的廣大群眾。”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就更是讚賞了。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裡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因為軍隊中黨的工作開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澤東的軍團是團結的和完全有戰鬥力的”，比其他紅軍的戰鬥力要強。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同樣讚揚“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軍團中有黨組織，這些組織在開展真正的黨的工作。”
由於各項工作得力，所以共產國際得出結論：“無疑，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處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長征途中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由於堅持“左”傾路線錯誤，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是在長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採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動，行動遲緩。於是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
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佔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面，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應該來說，在當時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時期，“三人團”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也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於是中央紅軍在新的領導核心指揮下，採取靈活的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敵人合圍的困境。受黨內委託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不是大權獨攬，而是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也充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但是不久，波瀾再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先後決定任命其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委員。繼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兒蓋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將混編成左、右路軍在中央指揮下統一行動後，8月19日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鑑於周恩來當時病重，決定毛澤東負責長征中的主要軍事工作。
在張國燾無視黨的組織紀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為避免紅軍內部衝突，毛澤東在同張聞天、博古等商議後，率右路軍中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肅哈達鋪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並率領部隊於10月19日勝利抵達陝北吳起鎮。在吳起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調整常委的分工，已痊癒的周恩來堅持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自己協助。11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鑑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於是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實現勝利會師，長征結束。於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再次調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仍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
五、在延安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批准下來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致辭中盛讚其為“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共9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和項英。為順利召開七大，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
王明在當時具有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地位頗高，所以他的講話很有市場。可是他不僅沒有做到謙虛謹慎，而是屢次在未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或以毛澤東的名義對外發表講話或聲明，甚至隨意就修改毛澤東等人的文章，頗有凌駕中央之上的意味。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1937年12月23日，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成立了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為書記。此時的王明更是全然不顧在延安的中央，肆意妄為。根據李德的看法，王明幾乎將長江局辦成了“第二政治局”。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季米特洛夫很清楚當時黨內的紛爭，瞭解在“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因此再次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戰線的關鍵。統—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當前形勢下，“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了。”王稼祥對共產國際精神的傳達對於解決黨內的紛爭和實現黨內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報告。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規定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
歷時11個月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自1944年5月21日召開，時斷時續，於1945年4月20日結束。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通過了劉少奇提議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同時決定在會議舉行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全黨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下，勝利召開中共七大創造了思想條件。
文/劉峰
在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前六次大會中，毛澤東只參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和五大，其餘的三次代表大會則沒有參加。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4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長的一次相隔了17年。這樣的歷史，也正是毛澤東同志坎坷的領袖之路的真實寫照。
一、大革命前夕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抵達上海後，首先與李達、李漢俊等取得了聯繫。馬林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毛澤東在接到會議通知後，便即刻做好準備。6月29日下午，他與何叔衡一同登上了小火輪，從長沙出發前往上海。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紮紮實實地開展革命工作。他大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並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卓然的成績。
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那樣一個大而無當的破爛不堪的國民黨並不感興趣。”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合作就持反對意見，對於馬林提議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我們現在從馬林關於討論國共合作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對於有些同志擔心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普通工人思想的實際狀態。毛澤東之所以支持馬林的意見，也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黨的實際力量。當時中共只有黨員幾十人，且多為知識分子，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大力組建統一戰線。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後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祕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祕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工作方法欠妥，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的同志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也就是中共四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因病回湖南老家去了。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脫離了繁忙的辦公室事務的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二、土地革命初期屢遭批判的革命家
1927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為了商討對策，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8月9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9月9日，秋收起義從破壞鐵路開始發動。但是起義遭到了比自己力量強得多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同時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的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並得到了多數前敵委員會委員的支持。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並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但是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可笑的是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澤東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極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彙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當年12月下旬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建黨建軍原則問題，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同時，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逐步得到恢復，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因素。在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之後，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盲目樂觀的李立三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佔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指揮。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站立者為毛澤東。
但是此時中央被王明“左”傾路線把持。王明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米夫推上臺，藉著“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實際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口號。後由於白色恐怖，黨在上海的組織遭到破壞，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能是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等在蘇區工作的部分同志支持毛澤東，但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培養的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對“左”傾路線進行抵制的幹部認為是“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被看成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採取靈活戰術的也被指責為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於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於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三、差點被送蘇聯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領導人
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於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倒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幹部處分的處分，批鬥的批鬥。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博古曾誠懇地檢討：“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毛澤東此時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只能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中央又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但是博古等仍不滿意，想將其一腳從中央蘇區踢開。3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在上海的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並補充說“他已停止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於4月3日在聽取此電報後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月9日，共產國際指示其駐上海遠東局的代表埃韋特，通報了4月3日的會議決議，認為出於旅途安全考慮，不讓毛澤東來莫斯科，只有當沒辦法醫治的時候才同意來。
共產國際反對將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的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如1930年4月15日關於中國的工作報告中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軍事工作“做得很對。他們把部隊改編為正規軍，基本上採取了過去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這些編制是適合戰區的條件的……毛澤東的部隊有6到9個團。1個團大約有1000到1200人。團除了有步兵外，還有機槍擲彈筒分隊，即與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一樣。”兵源“通過農民組織吸收農民參軍”，“物質待遇方面，指揮員與士兵是一樣的，他們每天的伙食費是15個銅板。如果有錢，就發3到5元餉，如果沒有錢，就不發”；他們把“繳獲的裝備分給農民”，武裝赤衛隊，“一旦需要，農民就會發起暴動”。
◆1933年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是最強大的根據地之一，他們在這裡收集和貯藏食物和金錢”；為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向士紳和商人收稅，“毛澤東的那個軍要求1個月收5萬，他們毫不費力地收上來了”；“裝備的來源是敵人”，槍支是通過打勝仗後繳獲的；醫療問題因為“沒有藥品”而變得十分嚴重，“但他們還是把這些紅軍療養院建立起來了”。在根據地中農民成為紅軍的堅強後盾，“朱德和毛澤東那個軍以及其他正規部隊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發展壯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毀，是因為它依靠農民運動中奮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務的廣大群眾。”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就更是讚賞了。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裡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因為軍隊中黨的工作開展有序，所以“朱德和毛澤東的軍團是團結的和完全有戰鬥力的”，比其他紅軍的戰鬥力要強。1931年2月20日，在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同樣讚揚“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軍團中有黨組織，這些組織在開展真正的黨的工作。”
由於各項工作得力，所以共產國際得出結論：“無疑，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處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四、長征途中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由於堅持“左”傾路線錯誤，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是在長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採用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動，行動遲緩。於是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
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佔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面，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應該來說，在當時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時期，“三人團”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也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於是中央紅軍在新的領導核心指揮下，採取靈活的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敵人合圍的困境。受黨內委託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不是大權獨攬，而是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也充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但是不久，波瀾再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先後決定任命其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委員。繼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兒蓋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將混編成左、右路軍在中央指揮下統一行動後，8月19日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鑑於周恩來當時病重，決定毛澤東負責長征中的主要軍事工作。
在張國燾無視黨的組織紀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為避免紅軍內部衝突，毛澤東在同張聞天、博古等商議後，率右路軍中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肅哈達鋪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並率領部隊於10月19日勝利抵達陝北吳起鎮。在吳起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調整常委的分工，已痊癒的周恩來堅持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自己協助。11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鑑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於是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實現勝利會師，長征結束。於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再次調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仍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
五、在延安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批准下來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致辭中盛讚其為“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共9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和項英。為順利召開七大，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
王明在當時具有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地位頗高，所以他的講話很有市場。可是他不僅沒有做到謙虛謹慎，而是屢次在未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或以毛澤東的名義對外發表講話或聲明，甚至隨意就修改毛澤東等人的文章，頗有凌駕中央之上的意味。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1937年12月23日，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成立了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為書記。此時的王明更是全然不顧在延安的中央，肆意妄為。根據李德的看法，王明幾乎將長江局辦成了“第二政治局”。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季米特洛夫很清楚當時黨內的紛爭，瞭解在“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因此再次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戰線的關鍵。統—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當前形勢下，“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了。”王稼祥對共產國際精神的傳達對於解決黨內的紛爭和實現黨內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報告。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規定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
歷時11個月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自1944年5月21日召開，時斷時續，於1945年4月20日結束。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通過了劉少奇提議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同時決定在會議舉行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全黨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下，勝利召開中共七大創造了思想條件。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報告。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歷時50天。會議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6 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在閉幕詞中高度評價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中共七大的勝利閉幕，為迎接全面抗戰的勝利，為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有堅忍不拔之志。”毛澤東同志亦經歷了人生道路上的起起落落，且多次受到不合理的批判。然而在每一次考驗到來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總能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廣博的胸懷、平和的心態去面對，這也是他最終成長為中國革命領導集體核心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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