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在國營南京無線電廠調研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面對新時代新使命，我們應該與時俱進地掌握調查研究的方法，繼承這一優良傳統，夯實這一謀事之基，光大這一成事之道。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鬥爭的第一步，就是先了解中國國情並據此提出革命路線圖。這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並勇敢承擔起來的工作。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不同時期，都留下了很多調查研究的經典論述和案例。比如，在大革命前後和土地革命時期，他用大量時間對農村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興國調查》《尋烏調查》等。毛澤東在《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在思想理論上闡明瞭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提出了兩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一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二是“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當然，探索之路從來不是一片坦途、一帆風順。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於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隨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為此，毛澤東呼籲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他帶頭提倡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同志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為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堅實的基礎，而國民經濟調整又成為推動調查研究廣泛深入發展的強大動力，兩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動作用。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調查研究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是探求真理的過程，也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他還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調查研究離開了實事求是原則或者實事求是不夠，就會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願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指出，過去工作中犯錯誤正是由於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而我們所要爭取的主動權，恰恰“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1961年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指出：“調查研究，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認識總是有侷限性的，要擺脫侷限性、片面性，必須進行比較、綜合、分析。”
不做“走馬觀花”式的考察
加強調查研究與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相輔相成的。毛澤東在談到他作尋烏調查的情況時說：“找了幾個中下級幹部，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還有一個窮秀才，此外就是尋烏縣的縣委書記。我們幾個人，談了好幾天。”他自己既主持會議又親自記錄，調查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地理位置、歷史沿革、行政區劃、人口成分、土地關係、階級狀況、剝削方式、土地鬥爭等等。在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由此為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與此相反，1958年毛澤東雖視察了大江南北不少省份，但多是“走馬觀花”式的考察，很少召開尋烏調查時的那種座談會。事後他說：“不做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這一反思深刻而到位。
（轉自《中國組織人事報》2019年9月2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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