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我跟毛主席學習進行調查研究的若干情況和體會'

作者：李成瑞 來源：八角樓的燈光

導讀 調查研究是對偽裝的馬克思主義、偽裝的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有力武器。

正文>

（一）在革命戰爭時期進行過的若干典型調查。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工作。1941年，延安出版了毛主席的《農村調查》一書，書中有毛主席寫的重要“序言”和“跋”。我們對這本書認真地進行了學習。1942年毛主席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強調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我和許多同志一樣，以毛主席的農村調查為榜樣到基層進行調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先後在十幾個村莊進行過比較詳細的典型調查，可惜大部分材料散佚了。現在保存下來的比較完整的只有四個典型村莊的調查報告，時間在1944——1947年。當時我22—27歲，年齡和今天在座的許多青年同志差不多。

1、日寇碉堡下的報告（一）——一個初步形成的隱蔽的遊擊根據地（河北省曲陽縣羅莊村）

2、日寇碉堡下的報告（二）——一個鞏固的隱蔽的遊擊根據地（河北省曲陽縣東邸村）

3、一個新解放村莊的社會經濟情況與群眾的翻身鬥爭（山西省陽高縣西靳家窪村）

4、關於完成土地改革後農業稅徵收辦法應當如何修訂的調查報告（河北省定縣吳家莊）

上述的調查報告中，前兩篇調查都是日寇建立炮樓（碉堡），駐有日偽軍和特務的村莊。在這樣的村莊，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建立了“抗日兩面政權”，白天以合法面目與敵特相周旋，晚上發動群眾支援八路軍、貫徹抗日政府各項政策，成為敵人“鼻子尖下”的隱蔽的抗日遊擊根據地。這可以說是中外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觀。它是在敵人具有相對的軍事優勢、我們具有絕對的政治優勢（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階級階層一致團結抗日）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特殊鬥爭形式。這種鬥爭形式不同於一般的黨的“地下工作”。“地下工作”只與特定的上級黨組織相聯繫，對敵人、對群眾完全是祕密的；而“抗日兩面政權”，對敵人是祕密的，對廣大群眾則是公開的。所以，如果有人向敵偽告密，有關的幹部和群眾就有隨時被捕犧牲的危險。所以當時人們常說這些村莊的群眾特別是幹部是“腦袋掖在腰裡幹革命”。

我當時是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應當到最危險、鬥爭最殘酷的地方去，所以多次到這樣的地區做調查研究和實際工作。

有一次，我到“炮樓村”去做調查，在安排住處時，村支書（當時黨組織不公開，支書多用工會主任等名義）問我：“你是膽大呢，還是膽小呢？”我笑著說：“如果膽小，我就不來這裡了。”於是他把我安排在離敵人炮樓很近的一戶農民家裡，炮樓上敵人的大聲吆喝有時也能聽見。支書說：“這裡可能最安全。不過也要說明，我們這裡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在調查中，我把其中最機密的材料集中寫在一張小紙片上，如遇緊急情況就把它吃下去。我們住在這裡，首先必須同房東和有關群眾搞好關係，因為必須依靠他們嚴密地掩護才不致被敵人發覺。好在我們住的房間裡有地道口。如果敵人來搜捕，可以下地道隱藏轉移。

我在這兩個村莊調查的重點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鞏固抗日兩面政權，加強對敵鬥爭的（以反勒索、反派夫和加強民兵、圍困敵堡為重點）；一是如何貫徹黨的減租減息政策和合理負擔政策。

前者是民族鬥爭；後者是j級鬥爭，即處理好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之間的關係，既要使廣大勞動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並樹立起他們的政治優勢，作為抗日的依靠和中堅力量，又要團結地主、富農，共同抗日。

上述兩個重點問題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我在這兩個村，各“蹲”了半個月，寫成較為詳細的調查報告，供邊區領導機關決策參考。這兩次調查都是在1944年進行的。到2005年，即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我對調查報告的原稿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每篇約兩萬字，先後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主編）2005年第一、二期全文發表。

上述的第三篇調查報告，是關於一個新解放區村莊的情況和群眾翻身鬥爭的過程。

1945年夏，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遵照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的指示，挺進外長城，收復了山西省東北部被日偽長期統治的大片地區。當時，我被派往新解放的陽高縣西靳家窪村（在山西省大同市東60公里）從事調查研究和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工作。這個調查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記述該村政治經濟情況，主要是日寇和偽政權長期殘酷壓榨造成的階級兩極分化和群眾生活困苦的情況；第二部分記述群眾翻身鬥爭和民主政權的建立的曲折過程。

當時翻身鬥爭的矛頭集中在漢jian惡霸地主（“大灰鬼”）身上。在這裡，經受多年殘酷壓迫的群眾中蘊藏的巨大革命積極性，一經放手發動，就很快迸發出來。

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建立起以一個羊倌（僱工）為村長的民主政權。在鬥爭中，顯示出群眾高度的智慧和創造性。村裡的農民歌手還編了一個《打倒灰鬼王尚清》的小調（借用當地流行的《調兵》曲調填上新詞），來鼓舞群眾鬥志。這個小調很快在村中傳唱開來，並引起附近村莊群眾的矚目。靳家窪的老鄉到別村去，站崗查路條的人要他們唱一唱《打倒灰鬼王尚清》才肯放行。這次的調查報告曾於1945年9月在《晉察冀日報》發表。

當時正值日寇投降之後，此文引起新解放區許多幹部的注意。在過了六十年之後，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3期重新全文發表。

上述的第四篇調查報告，是1947年在華北老解放區一個村莊，圍繞土地改革完成後如何改進農業稅徵收辦法進行的一次調查。土地改革前，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和收入有較大差別，所以農業稅實行的是累進稅制。土地改革後，土地基本上平分了，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時期，解放戰爭進入了高潮，軍需開支大大增加。

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稅徵收辦法應當如何修訂？我當時作為晉察冀邊區政府的農業稅科長，奉命帶領一個工作組到河北省定縣吳家莊進行調查和徵求群眾意見。辦法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土改後中農與貧農之間以及原來的地主、富農之間的關係。

經過群眾提出幾種方案，按各階級、階層典型戶試算列榜公佈，大家反覆評議，最後總結出絕大多數群眾滿意的新方案，即將累進稅制改為有免徵點的比例稅制的方案。這次調查的結果，得到了邊區財經辦事處領導同志的肯定。隨後又在邊區的12個專區分別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論大體相同。邊區政府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新的農業稅徵收辦法，於1945年5月在全邊區開始施行。

全國解放後，這次調查的回憶錄，曾於1961年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印的《紅旗飄飄》第四集發表（題目為《農村調查的一段回憶》）；1962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印的《星火燎原》第九集轉載（加正題《生產長一寸》）。

（二）在新中國建立後，堅持“做什麼，學什麼，調研什麼，寫什麼”。

我的實際學歷是高中一年級，後來在敵後根據地上過華北聯合大學第一期，只有三個月，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在我的一生中，主要是按上述原則圍繞工作任務從四個方面來學：向馬、恩、列、斯、毛學，向群眾學，向實踐學，向一切有長處的人學。頭一個方面是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武裝頭腦，掌握思想武器；後三個方面可以說是廣義的調查研究。這樣，逐步成長為一個能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革命幹部，並被一些高校聘為兼職教授。

現在我面對當前的許多新問題，深感所知太少，仍在努力學習，努力調研（以蒐集和分析間接材料為主）。活到老，學到老，調研到老。

調查研究的成果，要寫成調查報告。這個寫作過程，也是使資料條理化、使認識深化和提高的過程。多年來，我把積累的調查報告和工作經驗，加以整理提煉，編寫成書。

從革命戰爭時期到現在，圍繞自己曾經做過的農業稅工作、經濟工作、統計工作、人口普查和人口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共出版了20本書（其中9本是與人合寫的），約500多萬字。

對這些書，這裡不必一一介紹。現在只談不久前出版的《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複雜性分析》（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年出版）。近20多年我國的生產關係、階級關係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但國家統計部門調查公佈的有關資料很少。我就利用工商管理局、全國工商聯和一些科研單位提供的調查或登記資料，結合統計部門某些有關資料，加以分析、調整和綜合，進行深入研究。

2007年5月，北京大學趙光武教授邀我去講有關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課程，我就從20萬字的資料中抽出5萬字，作為講稿。事後交有關出版社出版了這本《大變化》。書中用事實和數字說明了近20年在GDP大幅度增長的同時，社會經濟結構出現瞭如下重大變化：

1，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zai；

2，收入分配已形成了fen化的格局；

3，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型，新zi產階級迅速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

4，國民經濟發展中過高的環境資源代價，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並影響人民生活質量；

5，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過gao，並面臨日趨fu庸化的嚴重危險。

這本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寫成的小冊子，說明了事實的真相，發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三）我的幾點體會。

第一，調查研究——是革命和建設者的基本功。70多年來，我做過宣傳工作、農業稅工作、經濟工作、統計工作，一般都能取得一些成績，雖有缺點，但沒有犯過大的錯誤。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拿農業稅徵收政策來說，從抗日時期以來，大體經歷了減租減息前、減租減息後、老區土改後、新區土改後和集體化這五個階段。在第一、二個階段，我參與了制定徵收辦法的調查研究，第二、三階段，我主持了有關的調查研究和在此基礎上起草徵收辦法的工作。實踐證明，這些徵收辦法是基本符合客觀實際的。

又比如，1983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是我國第一次運用電子計算機、普查項目較為詳細的現代化人口普查，缺乏現成經驗。我率團到國外考察回來，就一頭扎進無錫縣進行試點，我和同來的各省統計局長一起都當普查員，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登記，親身經歷每一個細節，歷時一個多月，最後根據實踐經驗擬訂了14項保證普查各個環節質量的工作細則；再經各省試點修訂後，在全國普遍實施。有人把這套辦法稱為“群眾路線+現代計算技術”的有中國特點的普查辦法。普查結果，得到了國內外各方的肯定和好評。

第二，調查研究——是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必由之路。我在調查研究中，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有時還同勞動，跟他們成了知心朋友，樂工農之樂，憂工農之憂。這就使我從馬列主義著作裡學到的大道理，在自己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鞏固了我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永遠不忘工農。

現在，我成了高級幹部，生活水平遠遠高於工農大眾，心中常有不安。特別是看到有些群眾生活困苦的現象，覺得對不起犧牲的戰友，“夜夢亡友愧心寒”。我十分警惕：自己在意識形態上不要變成“工人貴族”！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貴族是xz主義的社會基礎。毛主席也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始終與工農結合，“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組織，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今天，革命導師的這些警語都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有些曾經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竟然肆意否定我國的革命歷史，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完全站在工農群眾的對立面。為了捍衛工農群眾的利益，捍衛社會主義祖國，我將與他們鬥爭到底。

第三，調查研究——是毛主席留給我們的傳家寶，是辨別是非真偽的銳利精神武器。古人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毛主席通過他的著作和行動，不僅把捕到的“魚”給我們吃，而且教給我們“捕魚”的方法。他倡導的調查研究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實際結合、解決實際問題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也是識破各種假象的照妖鏡。調查研究是對偽裝的馬克思主義、偽裝的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有力武器。